前言

    一

    白居易在創作上的主要成就是詩歌。他的許多詩歌，和李白、杜甫同樣真實地反映了所處的歷史時代，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強烈地表達了人民的呼聲與抗議。在思想内容和創作方法上，對當時和後代，國内和國外，都發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同時，他又是一個卓越的文藝理論家，别具風格的散文作者。他所留給後輩的這份珍貴遺産，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鑑。

    二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晚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先世太原人，至曾祖温，移家下邽（今陝西渭南縣東北）；祖鍠，又移居新鄭（今河南新鄭縣），他就出生於新鄭縣的東郭宅。因他父親季庚曾在徐州作官，因此他的家屬又曾有一個時期僑寓在徐州符離縣（在今安徽宿縣符離集）。

    他出生於一個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對於接受封建時代的文化教養有較好的條件。同時因爲“時難年荒世業空”，迫使他不得不從童年開始，就流轉四方。南而蘇、杭、宣、饒、襄樊，北而邯鄲、太行，西而洛陽、長安，都曾印下他的足迹。這種生活，雖然較苦，但對詩人却是一種很好的鍛煉：擴大了他的視野，密切了他和廣大勞動人民思想感情的聯繫，爲爾後寫出大量反映民間疾苦的詩文打下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基礎。

    約與早年流浪同時，詩人生活的另一内容，是努力讀書寫作，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同當時的士大夫子弟一樣，他想通過科舉，登上仕宦途徑，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從二十八歲開始參加鄉貢考試，到二十九歲進士及第，以及三十歲、三十五歲連中户部和尚書省兩次特科考試，一共花去七八年的寶貴時光，從此算是勉強踏上了仕宦途徑。起初作校書郎，後來又作盩厔（今作周至）縣尉，授翰林學士，作左拾遺，當諫官。詩人的政治生活開始了，詩人的創作生活也開始了，而且很快就達到了旺盛時期。

    在創作過程中，由於白氏的筆鋒舌劍，真正刺着了當權者的痛處，使他們“變色”、“扼腕”與“切齒”。因此立即受到對方一系列的排擠與打擊。三年左拾遺任滿，他不能繼續在朝廷立足，只能作一名京兆户曹參軍（爲京兆府掌户口簿籍、催徵租税的官佐），從此詩人離開了可言的諫職，心中的憤慨是不言而喻的。

    母喪休官（當時叫“丁憂”），退居渭上，使他進一步脱離政治生活，置身田園，接近了勞動農民，而且親嘗到封建統治者掠奪老百姓的况味，内心的感觸，是情見乎辭的。

    休官期滿，雖然又算是回到朝廷，可是被任命爲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樣一個閑冷職位，這本來已經够使他失意了，不料，還有更大的挫折在等待着他。

    元和十年，盜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白氏首先上書請求追捕凶犯，當權者以其“越職言事”，懷恨在心，便藉了一個口實，把他趕出朝廷，遠去江州作一名有職無權的司馬。這是統治階級當權派對白氏最沉重的一次打擊，同時也是白氏所經歷的最嚴峻的一次考驗。

    貶江州後，白氏在政治態度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不能不明顯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來。政治鬭争的勇氣銳減，逃避現實的思想上升。佛道兩教成了他的遯世津梁，泉石雲林成了他的寄情樂土。此時的創作，雖仍時露不平之氣，可是往往爲一種沉鬱感傷的情調所籠罩。“閒適”、“感傷”的作品在數量上突然增加，“諷諭詩”在數量上則顯著減少。他的詩作第一次結集於這一年的冬天，總結歷史上和他自己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和經驗的《與元九書》也寫在這一年的冬天，看來都不是偶然的。江州之貶是白氏前後期創作的轉折點。

    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十二月二十日，江州司馬任滿，白氏奉詔改官忠州刺史，於次年三月到任。忠州在當時是個偏僻的山區，生産落後，税役繁重，人民生活困苦。他開始整頓地方行政，寬刑均税，奬勵生産，積極想辦法使人民生活過得好一點。没等任滿，朝廷又調他回京。這時憲宗李純已死，繼位的是穆宗李恒。李恒是個荒淫昏憒的皇帝。面對當時官僚黨争，愈演愈烈；藩鎮叛亂，又若當年；他不是束手無策，就是處置乖方。這次詩人回京，雖然一連幾任京官，也照例上了一些奏摺，對軍國大政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但很少被朝廷採納。於是在長慶二年（八二二）請求外調，至七月十四日，詩人又由中書舍人轉任杭州刺史。

    詩人在杭州，“鰥惸心所念，簡牘手自操”；並注意興修西湖水利，疏浚李泌六井；充分利用地方官的有限職權興利除弊，爲人民做些好事。長慶四年（八二四）五月任滿，以太子左庶子被詔回京。可是先於是年正月，穆宗李恒死去，敬宗李湛嗣位，年僅一十六歲。愚蠢貪玩，不理政事，朝政完全被一些貪暴官吏所把持。因此白氏不願入京，到洛陽就停了下來。

    敬宗寶曆元年（八二五）三月，白氏又解除庶子分司職務，出任蘇州刺史，以是年五月五日到任。白氏這回再次出任地方官，也和從前在忠、杭兩州一樣，爲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因此當他第二年離任的時候，“蘇州十萬户，盡作小兒啼”（劉禹錫《白太守行》），老百姓對他戀戀不捨。

    白氏北上途中，敬宗李湛爲宦官所殺；文宗李昂繼位。從此以後，白氏雖又連續受任西京長安、東都洛陽幾次官職，但均非愜意，政治生活可以説是基本結束。倒是他在武宗李瀍的會昌二年（八四二）以刑部尚書致仕（退休）以後，特意施散家財，協助當地人民，開鑿洛陽龍門八節灘以利漕運，可以算是詩人晚年差足引以自慰的一樁義舉。

    會昌六年（八四六）八月，詩人病逝，終年七十五歲。遺命葬於洛陽龍門山，李商隱爲作墓碑。

    三

    白居易生於大詩人杜甫死（七七〇）後二年，卒於王仙芝、黄巢等農民大起義（八七四——八七五）前近三十年，他的主要創作活動時期正處於這兩者之間。這正是唐朝自從“安史之亂”以後，社會諸矛盾繼續深入、擴大，全國規模的農民大起義正在醖釀、成長的時代。這一歷史時代的特點是：社會上的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由統治階級内部分化出來的部分人士所發起的“永貞革新”（順宗）和“甘露之變”（文宗），一次比一次失敗得快，一次比一次失敗得慘。這一時期的歷史情景，正如許渾的著名詩句“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那樣，怕人的死寂，窒息的低壓，不諧和地結合在一起，在在預示暴風雨的即將來臨。但另一面，貞元、元和之際，唐代文化又出現一個豐富多彩的繁榮局面：小説有傳奇的興起，詩歌有詞體的創始，古文有韓柳的提倡。這些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大事。而白氏適逢其會，他既爲時代風氣所薰陶，又以自己傑出的創作，引導着當時的詩壇，把他們納入“裨補時闕（缺）”的軌道，這就是一般人所説的白氏所領導的“新樂府運動”的實質。前乎白氏，“新樂府”作者代不乏人，但目的並不一定都在“裨補時闕”；有的詩人雖然作到這點，但是還没有來得及把創作經驗加以總結，使它上升爲理論。白氏則不僅僅有相當豐碩的創作成果，而且有比較完整的創作綱領和創作理論，分别系統地闡明在他的名著《與元九書》以及其他一些散文當中，而且也直接標舉在詩歌的正文和序引裏面。

    作者在《與元九書》裏，對作家創作明確地提出了“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戰鬥任務，十分具體地提出了“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響亮口號。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理論綱領，是從我國古代詩歌創作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總結出來的。這個綱領，這種理論，既批判了六朝以來逃避現實的“田園派”、“山水派”的陶、謝詩風，也突破了三代以下詩人藉口“言志”而搞自我吹噓自我陶醉的狹隘傳統。過去《文心雕龍》、《詩品》反對江左頽風，但很不徹底；陳子昂、元結思革六朝餘習，而語焉不詳。白居易比起他的前輩，則顯然向前大大跨進了一步。所以對於這些論述應當給以足够的重視。

    白居易特别關懷勞動人民，在他的筆下，勞動人民不僅是辛勤的生活資料生産者（如《觀刈麥》的丁壯，《賣炭翁》的老翁），而且是古代世界最高水平的手工業技藝的熟練的掌握者（如《繚綾》和《紅綫毯》的紡織女工）。因此，他對當時勞動人民寄以深厚的同情，對他們所受的剥削，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表示了強烈的抗議（如《杜陵叟》：“虐人害物即虎狼，何必鈎爪鋸牙食人肉？”《紅綫毯》：“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更加可貴的是：白氏還經常把勞動人民和剥削階級相對比，顯示兩個階級對客觀事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情和愛憎：如在《秦中吟·買花》裏，上面寫長安城裏的有閑階級，對於牡丹迷戀成俗；而下面忽然一轉：“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户中人賦！”就是很能説明問題的例子。最後，白氏還有極其難能可貴的一點，就是他雖身爲官吏，但並不認爲自己高人一等；倒是在農民辛勤勞動面前，想到自己不事農桑而坐食厚禄，不勝慚愧；如大家所極爲熟悉的《觀刈麥》就是這樣。這實際是出身剥削階級的作家的自我批判。這種自我批判的精神，竟能出現於九世紀的作家，應當説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同情勞動人民的同時，白詩有不少篇章（不限於“諷諭詩”），都接觸到婦女問題。

    在封建社會裏，由於男子在家庭中處於絶對支配地位，由於一夫多妻制度的合法存在，即使是貴族婦女，她們絶大多數也無法擺脱年貌盛時被玩弄、衰時被遺棄的悲慘命運。因此在白氏筆下，她們也每是任憑命運擺布的受侮辱、受損害的人。例如《新樂府》裏的《上陽人》、《陵園妾》、《太行路》、《母别子》以及不屬於《新樂府》的《後宫辭》等，就都具有這種性質。但這裏需要附帶説明一下的是：白氏在描寫這些婦女的不幸遭遇時，大多數情况下只是借題發揮，而真正的意圖則在反映朝官的内部傾軋和進步勢力的受打擊和排擠。試看《太行路》的小序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陵園妾》的小序是“託幽閉喻被讒遭黜”，《母别子》的小序是“刺新間舊”，（按“新間舊”，見柳宗元的《六逆論》，是當時統治集團内部新舊黨争的政治口號，詳解請參考原詩注釋。）都屬於這一類，其中只有《上陽人》等少數篇章是例外。但客觀上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妨這樣認爲：白氏既同情被朝廷放逐的政治革新派，又同情那些因遭嫉而被打入冷宫的不幸婦女，現集中有《請揀放後宫人狀》一篇，就是明證。因之上述這些詩篇，所借用的婦女問題的題材本身，就同時具有副主題的性質。

    宫女的身份是奴隸，且有不少人是來自下層人民；因此對她們的不幸遭遇，就不能一律以宫廷貴族婦女的特殊遭遇來看待；而這就是《上陽人》等篇章，也仍然能够吸引廣大讀者同情的原因所在（開元末年，唐明皇李隆基派遣花鳥使從民間選拔宫女，吕向作《美人賦》以諷諫，作者在篇末特别點明這一點，值得注意）。

    白詩寫婦女的名篇是《井底引銀瓶》和《琵琶行》。《井底引銀瓶》塑造一個“感君松柏化爲心，暗合雙鬟逐君去”的大膽少女形象。這個少女不爲封建家庭所容，與封建禮法格格不入，在當時説來，是具有叛逆性格的婦女形象。《琵琶行》的女主人公是一個有高度藝術才能和造詣的女性。她具有特殊的生活經歷，獨立的生活觀點，是屬於市民階層的婦女典型，也是天涯淪落的詩人的藝術化身。

    白氏也没有忘記爲數更多的貧家女。她們雖然没有被打入冷宫的幽閉之苦，却有老大獨居之恨，這在《秦中吟·議婚》一篇中有所反映。

    《婦人苦》這首詩，體現了白氏當時對婦女問題的總認識。其中有兩句是這樣説的：“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這兩句話道盡了封建時代廣大婦女人格上處於依附地位的黑暗社會生活現實。

    此外，白氏還描繪了一些出身寒族的知識分子，如唐衢、張籍等，他們大多數是有成就的詩人，在創作上和白居易的觀點相近，因之這些詩篇，往往體現着作者自己的創作觀點，對硏究白氏的文藝思想，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還有一些在藝術上有特殊造詣的人，如善於畫竹的蕭悅，善吹觱篥的薛童陽陶，也都在他筆下寫得栩栩如生，令人崇敬。這些作品，往往是在描繪藝術家卓越成就的同時，也闡發了詩人對某種藝術創作理論的獨特見解，能給予藝術家們以啓發和指導。

    如上所述，廣大的農民、手工業工人、被壓迫婦女、出身地主階級較低層的詩人以及各種藝術家，是白氏同情、聲援以至歌頌的對象。另一方面，壓在這些人們頭上的是龐大的封建統治集團當權派及其爪牙，上自皇帝、大宦官、宰相、節度使、州刺史、縣令，下至鄉吏、里胥，則都是白氏揭露、批判和鞭撻的對象。皇帝是封建社會最大的剥削者和壓迫者，是廣大勞動人民飢寒交迫的總根源。用白氏的話説，就是：“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策林》二一標題）在他的眼裏，當時的皇帝，特别是德宗李适：荒淫無恥，貪得無厭，橫行無忌，萃於一身（《雜興》三首中的楚、越、吴三國的國王，都是中唐時代“當今皇帝”的化身）。他們爲了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不僅僅是通過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税對老百姓進行敲骨剥髓的掠奪；而且還假手於他們的親信，借“進奉”爲名，對老百姓進行漫無止境的搜括。對此，《舊唐書·食貨志》有怵目驚心的記載。昏君在位，壞人掌權；太監（宦官）專橫跋扈，氣焰薰天（《輕肥》）；官僚紅燭青樓，金迷紙醉（《歌舞》）；州官忙於進羨（《紅綫毯》）；藩鎮只顧殺人（《贈友》第一首）；壞事儘管是奴才幹的，而根源却是主子。因爲“君之命令行於左右（宦官和宰相），左右頒於方鎮（節度使、觀察使等地方大員），方鎮布於州牧（刺史），州牧達於縣宰（縣令），縣宰下於鄉吏，鄉吏傳於村胥……上開一源，下生百端……君好則臣爲，上行則下效……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致）力焉……上益其侈，下成其私……”（《策林》二一）所以在他看來，皇帝貪官，上行下效；要反貪官，必反皇帝；反貪官只是反皇帝的起點，反皇帝才是反貪官的歸宿。從這樣一種基本認識出發，當他對黑暗的社會現實進行揭發和批判的時候，矛頭都不僅僅是指向貪官污吏，而最終必然要刺擊到皇帝：《重賦》篇“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是如此；《輕肥》篇“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内臣。……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鱗（皇帝御賜）”是如此；《歌舞》篇“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皇帝親近）”是如此；此外像《繚綾》篇的“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道州民》篇的“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杜陵叟》篇的“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敕牒榜鄉村；十家租税九家畢，虚受吾君蠲免恩”；也莫不如此。即使下到掠奪炭工的“宫使”，搶劫郊區的暴卒，白氏也是絶不滿足於就事論事，而是一揭到頂。像《賣炭翁》篇的“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宿紫閣山北村》篇的“口稱採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等就是。儘管白氏揭露皇帝，在態度上是有保留的，在手法上是比較隱蔽的；但范圍相當廣泛，鞭責相當有力，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如果我們把這些材料匯合起來，那麽當時端拱深宫的皇帝的累累罪行，就大白於天下了。

    白氏筆下皇帝的爪牙，對主子則拚命討好：“小人知所好，懷寶四方來”（《雜興》第三首）；“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重賦》）；暴露出一副卑鄙下流的奴才相。對人民則盡量欺壓：兇如強盜，行搶劫於京郊（《宿紫閣山北村》：“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的描寫）；壞過流氓，拿窮人開玩笑（《賣炭翁》在宫使劫走燒炭老人的千斤炭後，有關於他們“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值”的細節描寫）。使每一個人讀了，都自然而然會産生一種“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階級義憤，這種階級義憤，也是從人民的思想深處體驗得來的。

    整個封建統治集團，不僅僅是在物質享受方面，跟老百姓天地懸殊；就是在精神生活方面，跟老百姓也是枘方鑿圓，格格不入。老百姓天寒歲歉，愁吃愁穿，所想的是“身上衣裳口中食”（《賣炭翁》）這些千百萬人急待解决的迫切問題；而他們則“貴有風雪興，富無饑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歌舞》）；内心世界竟是那麽樣的醜惡空虚！不僅如此，遇着亢旱霜凍自然災害十分嚴重的年景，農民面對“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的要命慘景，心急似火，情殷待賑，而“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并見《杜陵叟》），置老百姓生死存亡於不顧，照常急徵暴斂，作爲自己升官的階梯。請看這又是多麽冷酷、狠毒而又卑鄙！除此以外，白氏在《秦中吟·議婚》篇，批評了地主階級在婚姻問題上的嫌貧愛富；在《題岳陽樓》詩裏詛咒了華堂貴人以旁觀者甚至欣賞者的態度看待嚴重危害人民生命財産的水災；在《烏夜啼》裏通過寒鴉與鸚鵡兩種飛禽的不同生活對比，具現了社會上貴與賤、貧與富兩個階級“冷暖不相知”的精神隔閡，類似這樣的例子，在《白氏長慶集》裏，還可以找出不少。

    白居易又是一個愛國的政論家。他不僅寫了五十首《新樂府》這一組詩反映并評議了唐代自武德至元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風尚等多方面的社會現象，而且還寫了七十五道《策林》，抒發他的政治見解，兩者互爲表裏。除此而外，還寫過不少單篇文章，其中《爲人上宰相書》一篇，是寫給“永貞革新”的首要人物之一韋執誼的。書中闡發了我國古代政治上較正派的用人唯賢的優良傳統。《江州司馬廳記》則通過刻畫江州司馬這個官：“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仕禄之優穩者。”從而揭露了唐代官僚制度的腐敗。文筆飛騰，内涵却十分深刻。

    白氏在造就人才的問題上，也有一些比較可取的見解。譬如他在《霓裳羽衣舞歌》裏，對元稹以體型和天才爲選擇青年歌妓的標準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而強調培養和提拔的重要性，這種論點無疑也是進步的。再如，白氏對前輩作家，即使像杜甫那樣偉大，也只肯定其作品中十之三四，類似這種勇於批判的精神，見於《與元九書》中者，雖不爲當時韓愈所喜（見所作《調張籍》），而且評價也未必盡是，但他那不盲目崇拜古人的精神，却仍有值得學習之處。

    下面，我們再談談白氏和當時同後世的俗文學的關係與影響問題。

    中唐以後，城市經濟空前發展，市民階層陡然壯大；市民階層既是俗文學的市場，又是它繁育生長的土壤。白居易際此時會，不能不和當時蔚然興起的俗文學發生關係。《白氏長慶集》有些詩篇，像《長恨歌》、《琵琶行》、《井底引銀瓶》、《燕子樓詩并序》、《龍花寺主家小尼》，題材新穎，風格獨特，大都是受了當時俗文學的影響，而和後世戲曲文學的關係又甚密。例如白樸的《梧桐雨》、《牆頭馬上》，就直接取材於《長恨歌》與《井底引銀瓶》；馬致遠的《青衫淚》，就直接取材於《琵琶行》；王實甫的《西廂記》，雖主要取材於元稹的《會真記》和《會真詩》，但和白氏的《井底引銀瓶》也似乎不無瓜葛。又如《龍花寺主家小尼》，實當視爲後世昆曲《思凡》之祖。又如曹本《録鬼簿》、《今樂考證》諸書，著録侯克中的《燕子樓》、趙善慶的《七德舞》諸雜劇正名，雖原本久佚，但顧名思義，比類而推，不能不是敷演白氏《七德舞》、《燕子樓詩并序》（均未選）所傳史事。白氏這些作品，到了後代，才得到真正的發揚光大。

    另外，《白氏長慶集》還有一些對地方風俗、自然景物的描寫，有助於我們視野的擴大，美感的陶冶，同樣應當加以適當的肯定。

    總之，白氏詩文創作的思想内容十分豐富，還大大有待於我們的硏究和發掘。

    四

    下面我們再談談白氏詩文創作的藝術成就。

    先談詩歌：

    白詩許多篇章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從主流來説，白氏的創作方法是現實主義的，其藝術成就也主要表現在這方面。

    白詩的精華部分是“諷諭詩”，因此我們探討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時候，也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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