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义理之展演

    一

    中国人在宋以前，大家都读《五经》，宋以后，大家必读《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关于《四书》义理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四书》的义理，是共通一致的，还是各别相异的呢？在我个人认为，它们间的义理，是共通一致的。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四书》的义理，又是各别不同的。《论语》是《论语》，《孟子》是《孟子》，《大学》《中庸》自是《大学》《中庸》。

    共通一致和各别相异似乎对立，其实不然。《学》《庸》《论》《孟》的义理，是在它们的共同一致下，有其各别相异。大纲领相同，小节目差异。从了解其各别相异之点，去体察其共同一致性，就是我今天讲题的主旨。

    《论语》《孟子》本原是独立成书，《大学》《中庸》则是属于《小戴礼记》中的两篇。虽然唐以前就有人注过《论》《孟》，萧梁以后就有人对《中庸》下过讲解，但把这四书视为一个思想体系而予以表章的，却从宋代二程和朱子开始。他们认为四书是一脉相承的，《论语》属孔子，《大学》属曾子，《中庸》《孟子》分属子思与孟子。

    就成书的早晚来看，《学》《庸》定在《孟子》之后。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论语》《孟子》为记言体裁，一若后代的“语录”。《论语》篇章多短，大都为门弟子所记。《孟子》七篇，也是记言。如《梁惠王篇》，记孟子与梁惠王的问答。大抵七篇为孟子自作。朱子说此书文章一贯，文笔绝佳，他的门人未必写得出。

    《孟子》比《论语》前进了，主要的是《论语》章节短，《孟子》篇幅长。至于《大学》，一起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庸》开宗明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简单扼要地把全书纲领明白提出。论文章体裁，便知《学》《庸》比《孟子》又进一步。老子《道德经》和《大学》、《中庸》同样文体，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也将一书主旨，首先提出。《庄子》也是记言文体，与《论》《孟》相同。不过《论》《孟》是实有此问答，《庄子》则多假托寓言，如鲲与鹪鹩之问答即是。其次，《庄子》每篇都有题目，和后来《荀子》等相似，与《论》《孟》之《学而》《梁惠王》不同。总之，由文体演变来看，《庄子》在《老子》先。议论体的《学》《庸》，该在记言体的《论》《孟》之后。

    二

    兹先讲《论》《孟》，再及《学》《庸》。

    孔、孟讲义理，可说完全相同。但在大的义理之下，亦有其各别之相异处。唐以前人，每以周公、孔子并称。但并不以孔、孟并称。宋以后人，始并称孔、孟。《史记》，孔子有“世家”，孟、荀合列一“传”。战国只以孔、墨齐举。《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除《五经》外，有《论语》《孝经》，小学如《尔雅》等。读书人从小学、《孝经》、《论语》，再上才读《五经》。《五经》中，惟《春秋》是孔子作，但相传孔子删《诗》《书》，订《周易》。《艺文志》“诸子略”首儒家，由曾子、子思而至孟子、荀卿。孔子上承周公，孟、荀同列子部。这是一项极重要的区别。当时《论语》尚未列为一“经”。待经书中列入《论语》时，尚未有《孟子》。此一经过，见孔、孟在宋以前本不受人平等看待。至宋，才以孔、孟并尊。而《十三经》之结聚，乃明代以后事。宋代以《孟子》与《论语》、《学》、《庸》并称《四书》，读书人先读《四书》，后读《五经》，《四书》比《五经》更重要。

    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孔门弟子分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和政事实是同一事。所谓言语，只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活动。文学殿四科之末，始是侧重在书本方面的学问。前三科颜渊、闵子骞等是孔子早年弟子；文学一科，子游、子夏受业在后，是孔子晚年弟子。可见孔子教学生，开头注重在德行、言语、政事三科。德行一科，不是不理会言语、政事，只是能不急求进身，不苟合取容。虽然本身抱有从政才能，但没有施展抱负的正当机会与环境，便不轻求从政。孔子自己博学多能，早年尝为乘田、委吏，中年当过鲁国司寇。晚年返鲁，见道不行，遂著意在典章文籍上教导后进，俾得传之身后。

    孔子曾说：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他以周公的治平实绩作榜样，想在当身做一番事业。他又说：

    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

    他把文王、周公的实际勋业自任。所以又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文王、周公建业在西周，孔子要在东方再建新周。他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都有实干的准备，不然他决不敢轻言：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之语。孔子把他所长分科教授，所以有四科之前三科。

    孔子又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这里所说的“礼”，并非指婚、丧、士礼如《仪礼》十七篇所载，而是指的治国平天下的大礼。修、齐、治、平之事，在春秋时皆属“礼”，今应称之为广义的大礼。冠、婚、丧、祭乃是一种狭义的小礼。孔子对整个国家社会天下治平之大礼，不仅西周，即夏、商以来三代传统一切大礼，皆所研寻。只因杞、宋两国不够用来证明，孔子只是心知其意，其博大深微处，无法引用与人共见者来作证。其弟子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孔子答道：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殷礼承袭于夏，但有不同。周礼承袭于商，亦复有不同。孔子懂得夏、商、周三代之礼，是在一大传统之下有损有益，有增有减。他了解它们之间的变化，与其所以要变化的道理。从他这一套历史知识来透视此下十世三百年，甚至百世三千年，亦可了如指掌；知其不能越出此一大规范，大准绳。孔子逝世，迄今不到百世三千年。他预知历史必然有变，但有些必然不变。所谓“变”，只是在一大传统下有的增添些，有的减少些。这是孔子一套最伟大的“历史哲学”。用以前学人语，应称之为“历史因革论”。（清代恽子居即曾提出“三代因革论”一名词。）但孔子治史，虽是三代一贯而下，而其精神向往则偏重在周代。所以他只推崇文王、周公，又说：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他并不甚推尊殷代的先王先公。近代有人却说孔子是商民族之后，好像他内心不忘殷商，有意复兴。那真是臆测之谈。但孔子虽说“从周”，也不一意悉遵文王、周公，所以又说“吾其为东周”。他要跟随周代再向前变，却非要上复殷 周之旧。这是明白无疑的。

    再看孔子对颜渊问“为邦”，更知端的。颜渊问为邦，孔子说：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难道只此夏时、殷辂、周冕、舜乐便可包括了国家大政之一切吗？我们又该问为什么历法要用夏代，车制要遵殷代，冠冕用周代，而音乐又要远法虞舜？我们应把此处所举四条会通看。我们今天已距孔子两千五百年之久，当然不能把此四条具体详说。但孔子博采前古，斟酌损益，有因有革，求适当前之意，则显然可见。而其“行夏之时”一项，秦 汉以下终于依照孔子意见，直至于今。可见孔子所谓“损益可知”，是确有历史证验，非同空论。

    我们今天来研究孔子思想，不应该单把眼光全放在所谓忠恕、一贯等上面。孔子六艺之学，四科之教，我们都该注意。孟子则说：“仲尼之徒，无道桓 文之事者。”但《论语》孔子极称管仲，人所尽知。孔子又说：“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若我们细读《左传》，便知孔子对桓、文此一批评，乃是恰中要害。《孟子》七篇中讲身心、讲义理，所讲可谓与孔子并无二致，有些处讲得格外详尽，更加邃密。但孟子讲学，似乎偏重在此，所以在他门下，便无四科可分。其论及为邦治国之处，也像是只及其大概。滕文公问为国，孟子虽亦告以三代制度，但孟子自说：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子。

    他学生问“周室班爵禄，如之何？”孟子答道：

    其详不可得闻。

    这和孔子能言夏礼、殷礼，详略精粗，显有不同。谈到民生问题，孟子只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

    谈到如何统一天下，孟子只说：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这就是孔、孟讲学显有不同处。故孔子卒后，其学生为诸侯所争用，就连再传弟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也是极受时君重视；孟子学生像万章、公孙丑辈，皆不能在实际政治上有所表现。这当然因时代不同，事变相异，不能一一拘泥比论；但亦可反映出孟子讲学与孔子有不同。

    三

    孟子以后有荀子。荀子著书极重视“礼”。他书中讲究富国强兵，也多具体说话。他...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