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中国文化及世界前途

    一

    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乃以儒家思想为其主要骨干。孔子则是中国儒家之创始人，为此后历代儒家所尊奉。上自唐 虞 三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孔子集其大成。下迄今兹，两千五百年来，人物之薰陶，政治制度之建立，社会风尚之归趋，文学艺术之发皇，人生理想之大目标，凡属中国历史文化中之重要项目，莫非由孔子思想而生根发脉，以至于枝叶繁衍。故孔子思想，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生命活力之所在。

    但严格言之，孔子并不纯为一思想家。与其称孔子为一思想家，不如称孔子为一教育家，更为妥当。但孔子亦不如我们所想像的所谓一般的教育家。因孔子设教，乃是有教而无类。不论男女老幼，各项职业，各项地位，乃至民族之别，时代之异，孔子之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乃以全人类为对象。

    然孔子亦并不如全世界人类中其他之宗教主。儒家亦始终不成一宗教。凡属宗教，必信奉一超乎人类之上之天帝或其他天神。其一切教义，则假托于此天帝或天神而发出。故凡属宗教，必带有一种出世倾向。一切宗教之重心，乃并不在此人类俗世中。佛教虽不信奉一天帝或其他天神，但其创始人释迦牟尼之受其后世佛教徒之崇拜，乃亦相似于其他宗教徒之信奉上帝或天神。抑且佛教徒之出世精神，尤较其他宗教为加强。中国儒家，就宗教目光视之，则尽只是俗人，无信仰，非教徒。而孔子亦只是一俗人。从其出生以至死亡，一切事迹记载甚详，绝无丝毫神话气氛夹杂其中。后人过尊孔子，不免有少许神话成份渗入，但究不为一般儒家所重视，所认许。孔子教义，乃全自人类历史文化传统中提出，上自尧 舜，下至文王、周公，皆属实人实事。孔子教人之主要宗旨，只在教人如何在人群社会中做人。并重在教人如何在其男与女、老与少、知识、职业、家属、国家民族，以及人生种种分别中，各自做一人。后来宋儒称之曰“理一分殊”。就做人的道理言，应该各人各一样，但同时又是大家都一样。

    孔子亦常言天，但孔子所言之天，不如宗教家言上帝之具体而确切。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天不可知，然人乃受天命以生则可知。天命极普泛而广大，人之受于天者有限，然其禀赋之在我者则更亲切而易知。故孔子不教人“知天”，而教人“知天命”。抑且人与人为同类，天之所命于人，与人之所禀赋于天者，在其相互间大体相同。我能由人以反己，又能推己以及人。历史上从古到今之人，莫不有其所同然。而人中有聪明杰出之圣人，知天之所以命人，较之其他人远为深至。圣人以下，又有贤人、善人。我能博观于人，又能择人中之圣人、贤人、善人为师法，则可从“知人”而即以“知天命”。知天之所命，则知人之所当为与所不当为，所可为与所不可为。以人群社会与历史演变之种种祸福成败为证，则我之所知于天之所命者，岂不信而有据，简而易从？故孔子教义，其重要点乃在以人教人，然后由“人”而上合于“天”，从“可知”以达于“不可知”。故孔子之教，乃为一种人文教。与世界其他宗教，有其同而亦有其不相同。

    二

    孔子教义，由后世儒家之推衍引伸，其“天命”之在人者名曰人之“性”。孟子与荀子有人性善恶之争。然如荀子说：人之性恶，不能不有所师法以达于善。故荀子亦主师法圣人。但圣人同亦是人，与其他人为同类。故荀子之说，终不如孟子之说为圆满，更为此后儒家所信奉。故儒家多主人性善。人之所当师法者仍在“人”，而其极则可以不背于天，而与“天”合一。

    人与万物同生天地间，同受天命以生。人有性，物亦有性。不仅有生物各自禀赋一天命之性，即无生物亦复各自禀赋一天命之性。下至宋儒，乃从“人性”推广论及“物性”，而说“性即理”，特地提出一“理”字。故宋学又称“理学”，亦称“性理之学”。物各一性，一性各一理。天地间有万物，即可有万理。万理同出于天命，同存在，同表现于天地间。故万理虽各相异，而有其相同，可以相通而合一。宋儒则称之曰“天理”。“天理”者，即此众理之会归一理。使众理皆消失，此一理亦将不见其存在。故曰“一物一太极，万物一太极”，而“太极”乃是一“无极”。太极实即是一理。一共通之理，同时亦是一分散之理。此理亦可称是一本体。有本体乃有现象。然取消一切现象，则亦无本体可见。天于何见？即由人类与万物之身上见。若没有了人类与一切有生、无生之万物，则天亦无由见。故人当从人类自己身上乃至一切有生、无生之万物身上来见天。主要则应从人类与万物之“性”上见，“理”上见。故宋儒又说“天即理也”。宋儒性理之学，显然仍从孔子教义推衍引伸而来。“天”与“理”乃异名而同实。此非违背了孔子义，乃是阐申了孔子义。

    远从上面所说，可见中国 孔子乃及此下儒家教义，不仅涵有一种宗教精神，并亦涵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精神。在中国儒家则称此为“格物之学”。在《易经·系辞传》中，凡能“开物成务”者，皆是“圣人”。开始结绳为网罟，以作渔猎之用。斫木为耜，揉木为耒，以作耕稼之用。造为货币，以供商业之用。制为衣裳之制，以供政礼之用。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以供交通之用。重门击柝，以供防暴之用。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以供食用。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供战争之用。上栋下宇，创造宫室，以供居住之用。发明棺椁，以供埋葬死者之用。创造文字，以供人文社会一切之用。凡属古人在历史文化上之一切进步，其有关于物质制造，乃至社会习俗上之种种创兴发明，远从包牺、神农氏起，皆由人类中不断有杰出圣人之不断贡献。凡属“圣人”，则必上通天志，下达物宜，以善尽人情。随时随地，以起变化。上则效法天象，下则制作器用，而人道乃由此光明而畅遂。故在中国儒家教义中，“宗教”与“科学”乃能相通会合，一以贯之，而其主要枢纽则在“人”。此即观于上所称引《易经·系辞传》之一节而显然可见。

    人道中最主要者在于“尽性”。《中庸》上说：“尽己之性而后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性工夫应分此三步骤。近代自然科学，主要偏重在能“尽物性”。但须有一先决条件：求“尽物性”，必求其于人类为有利，不能求其于人类为有害。故尽物性，必求其合于人性者而尽之，不当尽其与人性不合者。故尽物性，必先懂得“尽人性”。如何了解人性？则莫如先了解己性。己之性即是人之性。自己了解自己性情，其事为易。若自己不先了解自己性情，如何能了解到人类全体之性情？先了解己之性，与人之性，而求能有以尽之；更进而了解到物之性，而亦求有以尽之；此则人性、物性、己性可以相通合一。由“知性”而“尽性”，即可以由人而达天，故曰“尽性知命”，亦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由是观之，可见中国儒家本亦由一种宗教精神为基本；及其推衍引伸，乃可以发展出一种科学精神；再由此种科学精神回头来充实圆满其宗教精神。以儒家原来语说之，可谓由“尽性知命”推衍到“格物穷理”。而“格物穷理”亦即所以完成其“尽性知命”之理想。此二者，如环无端，可以相贯而相成。

    三

    再讲到如何来尽性知命，格物穷理？其工夫则全在人心上用。故《孟子》曰：“尽心以知性，尽性以知天。”“心”与“性”与“天”之三者，有其层累而上之阶次。自孔 孟以下，至于宋儒，莫不最看重人之“心”。故宋儒性理之学，又可称为“心性之学”。其实孔子以下中国儒家之最大贡献，即在此心性学上。近代西方心理学，有智、情、意三分说。在孔子早以知、仁、勇为三德。“知”即是此心之理智部分，“仁”则是此心之情感部分，“勇”则是此心之意志部分。但孔子教义，著重在全人生之全心体上。人生之主要主宰在其“心”。孔子之主要教义，乃从全心体来主宰全人生，由全人生来参悟天命真理。孔子主张以人参天，因心见性，并不单一从此心之纯理智方面来推寻真理。故孔子思想，乃与西方一般偏重纯思辨、纯理智之哲学家有不同。

    中国儒家，每以“性情”二字连举并说，亦常以“心情”二字连举并说。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家思想，则更看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看重“理智”的部分。我们只能说由理智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成理智。“情”失其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重“情”“欲”之分辨。人生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若使人生成为一寡情、绝情、无情之人生，此种人生绝对要不得，而且亦无可能。但若使人生成为一多欲或纵欲的人生，此亦绝对要不得。此种人生，不可大，亦不可久。“理智”作用，正在指导人生中“欲”的部分，使欲之要得者求能尽，欲之要不得者求能节。节之又节，求能尽量减少，以至于无。“欲”的部分受指导，则“情”的部分一归于正，乃始可以“尽其性”。

    所谓欲之要得者，孟子称之曰“人之大欲”，如人生中之饮食男女是也。此种“欲”，与生俱来，实即是人之“性”。“情”从“性”出，故人有好生之情，有夫妇之情。饮食男女，亦皆在人之性情中。然若由饮食男女转生出种种人欲来而不知节制，则多欲转成寡情乃至于无情，人生种种大灾祸皆由此起。故宋儒严分“天理”与“人欲”。“天”“人”可以求其相合而为一，“理”“欲”则对立不并存。中国儒家并言“情理”。天人相合，只在“情”上合，不能在“欲”上合。

    宗教家无不主张节欲。但饮食男女之欲，应节而得其分，此即情之所在。若节而过其分，则亦将损伤性情。哲学家太过注重“理智”，不顾到人生中“情感”部分，则其所探求之真理，亦是各偏一方，而不见真理之大全。由科学发明人生种种日用必需品，此是其长处。但亦因科学发达而易于导奖人生向多欲方面发展，此则是其短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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