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样式的解说

    相对于中国的生活，欧洲的生活有独特的过程。巨大的多样性以及持续的变动是其特征。故而该种生活包含各种不同的主要段落，并且许多民族都参与其中；总的来说，重点是由南方向北方的延展；但也一直存在相反方向的影响。其整个历史被划分为古代与现代，以15世纪为分界线。

    古代的人生学说

    在古代欧洲主要的文化民族（Hauptkulturvolk）是希腊人。从自然条件出发，这一片土地展现出一个很丰富的结构，它有许多海湾及岛屿，而且它向着亚洲开放，接纳了从近东传播过来的文化。文化在希腊的土地上相对年轻，但它一直独立地发展着，并在所有个别（einzeln）领域都作出自己的创造。对希腊民族来说，他们特具一种伟大的生命能量以及一种清新的生命乐趣，并且还特具一种在生命之感性面与精神面上维持完全平衡的努力倾向。希腊的特性是紧密地联结着科学思想与艺术形貌；真理与美是这种生活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于希腊人，哲学始自伟大的世界；于此，哲学提供了对于实在的洞见，这种洞见至今仍通过其清晰性和简单性而让研究者赞叹。随后它转向人的生命；如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他给予人们追求反思这一方向，并且也给予生命一种内在的独立性。他在摇摆的个别人类想象与应允给予生命一个卓越内容和一个确定目标的科学概念间作出清楚的区分。这个目标不是向外的成就，而是人与自己的一致，也就是灵魂的健康与和谐；远离所有外在的依顺；并且由此持续地得到一种对于共同生命的深化。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他从苏格拉底以及苏格拉底的概念学说出发，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并清楚地将思想世界从感官世界中分离，以及将思想世界解释为深思熟虑的和标准的世界。由此，所有的目标和标准都被改变了，而人在思想世界中的立脚处也已被其寻探到。并由此出现了柏拉图的观念学说，这种学说将真理领域提升到所有人类意见之上，并且改建成一个独立的世界。因此柏拉图是一位不仅以直观形象来实现生活，而且将一种强大的道德运动带进生活的伟大艺术家。并且诸多宗教，亦即如基督教，也受到他强烈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是柏拉图的一位学生，但他将柏拉图的思想世界更进一步地引向经验世界，并让感官和精神方面相互紧密联结，如此确切地，他以精神方面为主导。亚里士多德的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他以令人惊讶的精力，对实在界的所有领域都彻底研究了一番，并且将他主导性的思想提供给所有范围的物质材料。尤其是他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思想世界的组织，并为身后几千年确立了科学的语言，就这点而论，今天欧洲的生活还遵循着他的轨道而行；亦即说，在中世纪时他是被当作所有有知识者的导师，而且现在他在天主教会中仍旧拥有一个领导性的学术地位。

    希腊的生活亦即是以其高度，也就是通过艺术和科学的精神创作以及政治活动的高度来决定的；这些运动的结合成就了一个绽放得令人惊讶的文化，并因此成为后来时代的模范。然而自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前356——前323）统治以来所完成的这种转向，亦即希腊式的生活得到无限制的扩张，并成功地让它的文化宰制了许多其他民族，因此希腊的影响甚至达至印度；然而，这一所谓古典时代的精神高度并没有稳定地持续下来。虽然希腊人后来在科学和技术上成就突出，但在精神创造方面的高度却沉降了，并且同时，希腊的城邦国家失去了它们的政治自由。这个转变造成个体的作用与实行（das Wirken und Ergehen der Individuen）成了主要的问题。于此，哲学在那给予个别生命一个确定的立足点以及崇高的目标中找到了它的主要目标。这具名地（namentlich）发生在斯多葛派身上（den Stoikern），这派人物在长远的世纪中占有生命上的道德指引。

    斯多葛派的基本思想是，有一个世界理性引导着整个实在界，以及作为理性存在者（das vernünftige Wesen）的人拥有掌握这种世界理性并自由顺从于它的能力。这个思想的存在者（Das denkende Wesen）能够对世界采取两种态度，亦即它能够在盲目的强迫下承受所有命运，或是内在地将整体拉向自己，强占世界思想，以及将他的规范转化为自己的行动。必须发生的，未来将会发生；然而不管这种发生是否不由我们且反对我们，抑或是否与我们同步，这完完全全改变了生命的特征，使我们不是成为事物的奴隶就是成为它的主人。在那种自由顺服的行动中，人能够将其所有力量结聚成一个统一体，并将他的生命摆置在这种自身行动中。因此内在生命首先赢得了一种完全的独立性。这种自我知识于此变成人类灵魂境况的一种细心的测试和评量。因此行动的价值被完全安置于这种心意中；相对于德行，所有其他的善行都同样有效；基于此，在欧洲的土地上首次出现了义务以及良知。

    对应于这种生命的内在化的是，将为更早期的古代所陌生的轮廓特征带入一般人群。于今联结人的并不是个别的国家或民众，而是无所不包的理性。这亦即是说，所有人都是兄弟般的相互系属，而且在最卑微的人当中，也必须尊重这种人的本质。作为理性动物，人有一种超越于出生机缘和社会地位的尊严，由此迸发出人性概念的最高目标。这种关于人的意念（humane Gesinnung）也会贯穿在共同的关系中，并且也会越过个别国家的法律构建承认共同且不可变的自然律法。凭借这种思想，斯多葛派有许多成就，它给了人类一个确定的立足点以及一种内在的价值，它造就了更勇敢、更强而有力的人格性。它将生命与一种不断的抗争奋斗相关联，这是一种走向各种不同方向的抗争奋斗；有思想的人必须对他要为事物作错误评价的周遭环境进行抗争奋斗；他必须对一种精致文化的削弱进行抗争奋斗；尤其他必须和他自己以及在他自身本质中的危险性进行抗争奋斗；我们绝不可以对单纯的印象和感受让步，相反地，我们必须将整个生命摆置在一种积极作为的思想（ein tätiges Denken），或说思想行动（Denkhandlung）上。由此，持续的警戒性与不可撼动的勇气便成为主要特质；完全实现德行就是英雄主义。凭借这种思想，斯多葛派的人在一个污浊且混乱的时代中强化了灵魂，并正直地坚持对人的道德力量的信仰。古代的基督教也吸取了许多斯多葛派的伦理学。不过，尤其是现代的启蒙运动，则重新赋予它生命并作了革新。康德（Kant）与费希特（Fichte）本身也从斯多葛派中获益良多，而且即使现今也不缺少斯多葛派良心的同道。

    然而，更进一步的发展揭示出，斯多葛派自身也有着一些严重问题。他们要求强盛的，亦即合于英雄的本性，但他们不能对此无视：这种人是很少的，以及他们并不规定生命的整体情况。再走得更远些，所有对感受的拒绝都被其认为是不可能的。人越来越孤独，由于缺乏一种前进的创造力，因此斯多葛派的生活经常遁入一种疲乏的放弃；当对幸运的要求相对变得越来越高时，那么可以理解，最终就变成一种面向宗教的转变。斯多葛派的影响与思想不能够满足所有的才干，于是其即刻让整体生命陷入摇摆不定，而且也让整个人类堕入一种对生命之幸福与理性的折磨人的焦虑中。

    转向宗教

    宗教在欧洲至今只是民众文化的一个片段，但在古代的没落中，它越来越获得对整体生命的掌控。这是从亚洲开始发生的，并且是依于多种不同的路数而发生的。这由此引发了在不同宗教中的激烈竞争；在这场斗争中，基督教及伊斯兰教最后自我提升为主要的宗教。

    首先，这个走向宗教的运动在希腊产生了一个独特的境况。在希腊的全盛时代，精神及感性展示的构成是一种完全的和谐。但世界越来越自我离析，感性展现为一种晦暗及反理性之物的产物，而人则认为那种感性的高超能力已失落了，并且只有一种超于尘世的力量显现才能够将人从这种困境中解放出来。从基督纪元前3至2世纪以来，这个运动已在欧洲初露端倪，但它经过漫长的等待，直至一位第一流的思想家来承接其领导工作。这位思想家是普罗丁（Plotin，204——270），他虽然出生在埃及，但在文化上则彻底自觉为一名希腊人。他是由一种火热的要求鼓动，要去达致人与神合一的。他把一种能够直接让人迁徙到优越世界的神灵的思想看作成此之道，这种与神合一的显示远远跨越了所有已经习惯的生命概念和形式，以将人完完全全地关联到神性的本质中去，乃至为他确保一种完全的喜乐。这是一种经由许多世纪而影响深远的思想方向之源头，亦即是神秘主义（die Mystik）。这个思想方向凭借富有意义的方式丰富了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并且它在今天仍发挥着一种不小的作用。具体地说，这种神秘主义与印度的思想和感觉相关联。

    对于欧洲的生活来说，在宗教与主宰世界的希腊文化间建立一个富有成效的连接这一尝试，是特别重要的；这点首先是由亚力山大城的斐洛［Philo（死于基督之后50年）］在犹太教的土地上作出的。基督教继续延续这条连接两个世界的道路，并且这一连接获得了一个世界史的意义，在今天，这一连接仍在欧洲继续进行着。

    当我们将自己转向基督教时，那么我们首先必须想到，整个古代文明最后是落到了罗马人的统治中。具体地说，罗马人在战事上和国事上具有大才干以及值得让人赞叹的组织能力，由于这种才干和能力，罗马人能够长时间地统治世界，而且罗马人也通过他们的法律对后来的诸多民族作出巨大影响。基督教首先在近东以及希腊赢得了它坚实的基础，并在之后扩展到罗马以及西方。在三百年间，它艰辛地为其存在而战斗，亦即说，这场战斗在第三个世纪中是最剧烈的，并且导致许多人殉难。但在第四个世纪时，它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它给予人类一个确切的立足点以及一种内在的联结。这种思想自内而发地明显不同于希腊的思维类型。于希腊人来说，这是有关感官及精神之思维类型的主要对立命题，但于基督教它是关于道德之善恶的思维类型。生命由此得到一种更为个人的性格，而决定性的思想是，在救赎者的现身中，超越尘世的力量带给迷惘且无助的人一种完全的拯救与喜乐。故而在基督教中，奠基者的人格无可比拟地较诸其他宗教更具意义，同时，世界史成为这种生命的一个主要部分。对于接下来的基督教史————这一历史我于此无法作更贴近的追溯，这时一个伟大的新民族的出现有着很大意义，那就是日耳曼人。基督教令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战斗松懈了，在这场战斗中，日耳曼人于公元476年打败了西罗马帝国，而东罗马帝国则在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继续维持了足足一千年。日耳曼人是强有力且具天赋的，而他们所缺乏的并不是文化，而是没有古代古老又成熟的文化。故而他们接受了罗马的那种文化，同时也接受了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联结决定了所谓中世纪的特征。在这一时期，教会的宗教社团自我提升为更具优势的力量。于是产生了教会与国家、皇帝与教皇间的斗争。并且在13世纪这一中世纪的高点上出现一个紧密联结着文化与宗教的伟大精神组织，宰制被归于宗教，但也给文化一种有限的特殊权力（der Religion die Herrschaft zusprach，aber auch der Kultur eigentümliches Recht begrenzter Art zusprach）。那个时代处于秩序与层级划分思想的统治下。每一种特殊的人才于此拥有他们独特的地位，但他只能从整体出发以及在对整体的统治下才会拥有此地位。生活体制与封建秩序也于此产生。当时，人在精神上整体拥有的，是一种既予的和传留下来的东西；它也缺乏继续进步的思想，并且也缺乏一种完全的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很落后；它无条件地被摆置在宗教及道德的课题之下。

    近代

    向一种新生活样式的转向一开始是缓慢但却长期持续着的，直至它赢得一个完全相反的意识；基本上，这个新民族由此就走上了他们自己的路，并因此偏离了传统的目标，这是很好理解的。造成的结果是兴起了一个运动，凭借这个运动打破了整个古代传统。它就是在西方被称为“再生”［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巨大宝藏。生活越来越独立于教会，并且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尘世生活圈。更具意义的是一种关于整体生命之重点的提出。在古代，这个整体世界被认为是一种既予而又封闭的广大领域，在以前的运动中被展示为某种较低的东西，所有追求都服务于一种必要坚持的目标。相对于此，现今的运动被看作较高者，因为它产生更多的力量，并且有无限成长可能。更主动且更根源的生命在稳定的特征下自我提升。这种变化扩及所有领域。就像世界展现为运动的那样，人际关系也越来越被当作流动的和能提升的。随后这也席卷到经济关系。由于人试图在中世纪中建立一个生产与消费间的平衡，因此兴起一个无止境生产的努力。对应于这种运动的方向是一种指向个体的方向，亦即就是指向于人的方向。早先，世界被认为是无条件地纳入考虑的东西。对人来说，所有生活内容都应从这个整体世界来达致。故而国家亦居于个体之上，而且教会也居于个别的信徒之上。不过，于今个体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存在。人应该出于自己的力量来找到一条通往世界的路，他的灵魂应显现为确定的和稳定的东西。社会变得越来越由个体所建立并且屈服于他们的目的。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个体及个体性的意义越来越强化，因此这点紧密地和各民族在现代大地上更明确地相互区分，以及他们的精神特征更有力的模铸相关联。由他们开始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具体地说，他们开展了普世的文化与艺术，而法国人则将生活形式予以细致化并减轻历史的压力；英国人则成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领导者；而德国人则是改革的民族，他们这些人都在其古典文化的高度上创造了一个关于艺术和科学的高贵人文主义。故而，现代生活较诸更早先的时代展示了一种更远为丰富的图像。在这种生活的整体中，接下来各章清楚地出场如下：

    1．文艺复兴，它被视为现代世界的青年时期；2．启蒙时代，这一时代追求一种人类的完全成熟和自我的意识；3．人文主义的和历史的思维方式；4．19世纪的实在论。文艺复兴给予了生命引导一个很具意义的启发，然而它没有创造出封闭的体系；这种体系是借由启蒙运动而发生的。值得注意的个别人物具名如下：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　他在政治学说上放弃一切伦理的探讨并且宣告一种单纯合目的性的政治学，这个学说由意大利人宣扬阐发，其观点是，人为了国家利益亦可进行不道德的行为［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us（Moore），1480——1535］　《乌托邦》（“Utopia”，1516）的作者。其首先要求的是一种经济生活的原理变革，一种私有财产的放弃，一种合于计划的社会组织。

    培根（Bacon，1561——1626）　培根代表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尽最大可能地割弃所有主观的属人因素（alles subjektiv Menschliche），并且屈服于事物之下。他生硬地与过去作割裂并期待所有的科学进步。他将那种要在确切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巨大金字塔的自然科学视作生命的女王。科学的主要任务是，给予人面对世界的力量。他是科技时代的先知，他曾说出这样的话：知识即力量［Wissen ist Macht（scientia est potentia）］。伟大的发明者因此成为人类的主要造福者。然而科学被认为是全体人类的财产，此方法也被看成某种针对个体进行的思考，亦即消除个体差异的东西，他说：“将杂多搁置一旁，科学就会成长。”培根构建了走向启蒙的通道。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展示了人是如何在一个时代中相互独立地推动具有意义的思想和准则，以及在不同领域将其引领至同样的目标上去。在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爆发了一场巨大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宗教受到压制，但没有被攻击。它主要追求的是去获得一个对事物清楚且具关联性的处置，去合规矩地奠基知识并和它建立妥当的连接。于此最重要的是一种它们要去抓住，对思考理性以及人类能力的坚实信仰。这产生了要由理性来形构法律、道德、宗教、教育等等“自然的”，也就是合乎理性的这样的课题。在这场运动中，所有的权威都受到攻击，相对于历史的境况，现在的人自觉是成熟的。所有传留下来的状况都要细心地以他的律法来做检验，理性成为关于真或假的试金石。出于这种对理性的推崇，紧随其后的是人的平等，但这还需要时间来获取承认。在世界观上，灵魂与自然被作出尖锐的区分，所有灵魂都拒斥自然，然而意识则被特别看作灵魂（Seele）。这种关于自然与灵魂的分割有着重要的结果，亦即所有的魔法活动和巫术活动（Zauberwesen und Hexenwesen）随之消失了。在那个时代，在各个不同国家中出现了一些很具特色的人物，如伽利略（Galilei）可以被标榜为第一个现代科学家，如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是现代国际法（Völkerrecht［s］）的领导人，以及特别是笛卡尔（Descartes）这位第一个在相互关联之整体中抓住现代思想世界的人。特别切合（eingreifend）的是他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影响。由此出发，现代自然科学获得它独特的特性。在较古老的思维方式中，自然似乎出现于感官印象中，并且这些个别部分似乎要直接地在一个整体中来把握。这在过去还没有造成科学与事物的感官图像间的破裂。这个破裂于今经由笛卡尔以及他的同时代人而造成。这个转向通过三个主要层次来完成：首先是通过分析，亦即将印象拆解成细小部分。其次是通过自然法则的发现，亦即精准确立自然之作用的数学法则。这样一种数学法则首先是由德国研究者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天文学中发现的。第三是通过发展。当法则建构起事件发生的基本形式时，它就会变成由此诸细小元素来建构一个关联的任务。这应该是通过发展、通过一种历史运动而发生的。通过这三个基本特征：分析、法则、发展，现代自然科学获得它们独特的精确特征。同时它获得一种技术特征，使它能够对自然作出解析，从人出发来安排这些元素并作出新的联结。以这种方式，人通过他的思想变成自然的主宰者。与古老思想方式的决裂，具体地说，它清晰明了地见于颜色、声响，以及尤其是感官的感受中。颜色与声响对现代思想来说并不切合作为事物的特性，而是灵魂对由外而来之刺激的影响。

    对应于这种新思想方式的是一种新种类的灵魂态度。这种思想方式通过笛卡尔，以及特别是通过启蒙运动而极大地提升了主动性，并且将清楚且明晰的思想变成文化工作的主要承载者。由此产生出一种要通过思想劳动去检测并尽最大可能去改善所有关系的热烈努力。对于教育与教学改革的努力也是在这里出现的。这所有一切的确在缓慢地进展着，并且诸民族都展现出一些偏离。对于民族整体来说，德国人首先关怀教育。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该时代的主要成就在于精确地探究自然以及思想的澄清；主智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该时代的主要特征。然而通过将所有归总，这个努力倾向于充分地去发展人的力量，并尽最大可能提升它。现在我们想要更贴近地来探讨各个民族。

    较早期的法国人：路易十四

    对于法国人的生活来说有一个优势，亦即一个大国首先经由路易十四把握并促进了现代的文化任务。于此一个关于古代及现代生活之不同的明确意识首次出现了，就像“现代的”这个表述，它恰恰通过与古代的对立一样获得了精准的表述。这种法国文化无疑与一种具威胁性的野蛮文化进行对抗，并将更多的秩序与高雅带入生活中来。然而它也有许多浮于表面的东西，只有华丽的东西被拿出来展示，就长远来说，这对法国人自身也是不够的。它一直持续地发生作用，将该时代的法国人带到民族的顶峰。在当时德国正遭受可怕的三十年战争（den furchtbaren 30jährigen Krieg），只能在这种折磨中来缓慢地进行休养。

    德意志的命运

    德国在启蒙运动中落后于其他民族，这主要是因为阻碍国家生活并在最后召来蹂躏性战争的宗教迷乱。不过我们不可以忘记，具体地说，德国由此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精神解放，并将日耳曼世界催逼到新的路径中去。带着路德的英雄形象（Heldengestalt Luthers）的宗教改革（Die Reformation），在一开始是一个宗教行动；它力求一种灵魂与上帝的直接关系，并借此升高进入灵魂的内在以及一种自我负责的意识中去。它为人类解除了所有中世纪体系所责付之努力的压力。这种宗教的变迁对整体文化生活也有不可估量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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