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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
《周官》、《冢人》及葬言鸾车象人，注鸾车巾车所设遣车也，亦设鸾旗。郑司农云，象人谓以刍为人。言言问其不如法度者。玄谓言犹语也，语之者告当行若于生存者，于是巾车行之。案郑君之意，以若于生存者五字释象人二字，谓巾车设鸾旗，将行告于柩前如先人时，故不用先郑刍人之说。以为刍人当言刍灵，若以象人为明器之物，则是木人之俑，非周初所有。故下又引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于用生乎，以破先郑刍人之说。《疏》乃谓后郑以上古有刍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故不从先郑说。又谓郑君引《檀弓》文以明古时有涂车刍灵，至周仍存涂车，改刍灵为象人。考《淮南子缪称训》云，鲁以偶人而孔子叹，是用俑始于春秋之末。《檀弓》两载孔子论明器之言，并不分别夏殷周，惟仲宪言于曾子章，有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之文，然曰祭器，并不涉象人。郑君注孔子谓为刍灵者善三句，有云孔子善古而非周，此周字亦指春秋时之衰凋而言。孔冲远《正义》乃谓自虞至殷，皆用刍灵，周初即用偶人，即引《冢人》此文为证。皆由于误会郑注文义，致成附会，而贾《疏》尤为迂曲矣。乾隆《三礼正义》亦斥贾《疏》以始作俑坐周公为悖礼，孔《疏》以夏殷用刍灵周用象人为无据。武虚《三礼义证》亦以《檀弓》注孔子善古而非周为周之季世；又于《春官冢人》亦引《淮南》及《家语》子游之言、《论衡》、《薄葬》篇，以证用偶人始于周季鲁人，惟议《周礼》郑注为失检，则非。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十二月十二日
阅《周礼注疏》。雷学淇《介庵经说》谓天官鳌人共愿赢纸以授醢人，醢人内则俱有纸醢，注以纸为皑子。然鳌人云以时箝取，则非皑子也。其所掌鱼鳖龟蜃愿赢皆水族，不应纸独在陆地。盖纸即《尔雅》、《释鱼》贝属之余<贝氐>，《释文》作余氐，乃{圭黾}贝之小者耳。其说有理。又谓古无纸字，《说文》妄分纸为皑子，氐为{圭虫}名，则谬矣。《说文》以氐{圭虫}为<虫>虿毒虫之属，与{圭黾}黾之{圭黾}字迥异，不得混为一也。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八月二十四日
◎周礼释文（唐陆德明）
阅《周礼释文》，以扰万民，郑音扰，而昭反，此因扰本从忧，故与犬Ａ３之获同音，此音最古，郑君本不作反语，盖相传为郑学者作此读也。又云徐李音寻伦反，则是读作驯，郑注扰犹驯也，是李轨徐邈据注义为音耳。扰向无驯音，未必即改读驯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十一日
◎周礼汉读考（清段玉裁）
阅段氏《周礼汉读孜》。段氏此书义理精深，足为郑学津逮，惜其《仪礼汉读孜》止得一卷。胡墨庄作《仪礼古今文疏证》，虽意在补段，其孜证亦甚精皙，而于郑君之义犹多游移，盖胡氏说经不主高密家法，观其《毛诗后笺》可知矣。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十一月二十一日
◎周礼故书疏证（清宋世荦）
阅临海宋确山县令（世荦）《周礼故书疏证》六卷，《仪礼古今文疏证》两卷，盖未见段茂堂氏之《周礼汉读考》、胡墨庄氏之《仪礼古今文疏义》两书。掇拾补苴，罕所贯通，以视段胡，无能为役。然考核，亦笃好之士矣。其书成于嘉庆戊寅，考段书成于乾隆癸丑，《仪礼汉读考》一卷，成于嘉庆甲戌，宋氏远宦滇南，故不能知。胡书成于道光乙酉，又在其后，益不及见耳。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二十日
◎周官禄田考（清沈彤）
阅《周官禄田考》，其说多与胡氏《仪礼释官》合，而与程易畴《沟洫强理小志》，亦互相发明。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九月初二日
◎仪礼
夜考《仪礼》涪清二字之别。张氏淳、岳氏珂、金氏曰追、卢氏文招、严氏可均、阮氏元、彭氏元瑞诸家校勘，皆未言及，自当以《说文玉篇广韵》有涪无清为断。《经典释文》皆作涪，则唐初本固如是。而《五经文字》云，清从泣下冈，大羹也；涪从泣下日，幽深也。今礼经大羹相承久作下字，或传写久谙，不敢改正，则张氏反以当时本为误，其说自有所本。然张氏不知涪之从水音声，而云从泣下日，其不精小学可见。惟涪下固无羹汁之训，而清从冈泣声，形声皆合，又不敢谓决然古无此事，予疑清即洎也。《左传》去其因而以其洎馈，《说文》洎灌釜也，疑洎之或体为清，传写脱去耳。（卢氏释文考证皆作涪，仪礼注疏校正则云当从官本作清，段氏玉裁胡氏承珙则皆石当作清。）
同治癸西（一八七三）二月二十四日
《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一节，《正义》引了云谓（此宇衍。）昔主（当作注。）要纪，案服问曰云云。此庾即谓庾蔚之，所引者《礼记略解》之文，（旧唐书经籍志礼记略解十卷，庾蔚之撰；隋书经籍志礼记略解十卷，庾氏撰。庾氏即蔚之，此乃隋志文。齐氏召南不加深考，作礼记正义孔颖达序考证，遂谓隋志止载蔚之礼论钞，不载略解矣。）谓昔注要记者，蔚之常注贺循《丧服要纪》也。（隋志丧服要纪十卷，贺循撰，梁有，宋员外常侍庾蔚之注。唐志丧服要纪十卷，贺循举，庾蔚之注。又案隋志别有王萧注丧服要记一卷，蒋琬撰丧服要纪一卷，唐志止有王肃，而别有丧服要记五卷，贺循撰，谢微注。考两志王肃注，注字皆当作撰。）又引卢植云下子孙皆不除，萧望之又云独谓子皆未善也。考《汉书》、《萧望之传》虽有从夏侯胜问礼服之文，然自来无言望之有著述者。庾氏刘宋时人，当必有所本。
光储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初十日
◎仪礼释宫（宋李如圭）
阅《仪礼释宫》，此李氏如圭所著，朱子录之，盖欲取以入《仪礼经传通解》，而后人遂误以为朱子作，编入《文集》。乾隆中开四库馆，据《永乐大典》所载李氏《仪礼集释》诸书及《中兴书目》，知为李作，奉敕更正，又命武英殿以活字版行之。而《钦定三礼义疏》成于乾隆初年，故《仪礼》卷首列是书，尚称为朱子所作。今浙局翻刻《义疏》，仍原本之旧，未及改也。
同治庚午（一八七○）四月初七日
◎仪礼管见（清褚寅亮）
阅褚捂升氏（寅亮）《仪礼管见》，分上中下三卷，而上卷又分为六，中卷又分为五，下卷又分为六，仍如十七卷之数，故诸家序或侪为三卷，或偶为十七卷也。其书专明郑注，务申古谊，于敖继公《集说》之故与郑违而实背经训者，一一订正，先摘录敖之妄改经文者四十二事，又冠以笙诗有声无词辨、拜下解、旅酬考、宫室广修考四第二刚有自序及王西庄序。褚氏于士礼肉贯发梳，精心礼会，可谓专门名家之学，骤读之不能得其要领。其中亦间有舍郑从敖者，尤非党护者比。然如谓大夫士有西房，大夫士无主，庶人妻衣用锦，外加禅谷，其名曰，为文之太著，士妻缁衣衤丹，不为文著，故外加者为景，转取鲜明；笙诗有词，金奏九夏亦有辞，而九夏夫子删之数说，皆鄙意所未安也。（九夏之亡，自以郑君周礼钟师注谓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其说最高。褚氏谓夫子当以无所关系而删之，则孔说无稽。岂有乐之大歌，颂之族类，为祭祀宴飨钟鼓之所奏而其词转无关系者？至谓六笙之诗皆有词，放夫子录之三百篇，至秦以后始亡，非本无词者，是也。）
光绪卒巳（一八八一）十月十五日
◎仪礼古今文疏义（清胡承珙）
阅胡氏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其书胪举郑注，所载古今异文，援据《说文》及古籍故训，诠其通假，辨其正俗，务明郑君取舍之意，致为谨严。自序谓墨守郑学，鬯厥指归，良不诬也。又谓郑注略例，盖有数端，有必用其正字者，取其当文易晓，从瓶不从庑，从盥不从浣之类是也。有即用其借字者，取其经典相承，从辩不从遍，从益不从嗌之类是也。有务以存古者，视为正字，示乃俗误，行之而必从视是。有兼以通今者，升当为登，升则俗误已久，而仍从升是也。有因彼以决此者，则别白而定所从，《乡饮》、《乡射》、《特牲》、《少牢》诸篇是也。有互见而垃存者，可参孜而得其义，《士昏》从古文作枋，《少牢》从今文作柄是也。可谓深明指要者矣。
同治庚午（一八七○）五月初四日
仪礼正义清胡培恽撰
阅胡氏培《仪礼正义》共四十卷。凡分四例：一曰补注，补郑所未及也。一曰申注，申郑义也。一曰附注，兼取众说也。一曰订注，订郑失也。其书包罗古今，兼列众本异同，精博综，诚一时之绝学。其中《大射仪》、《聘礼》、《觐礼》各篇，为其门人江甯杨大所补。前有顺德罗尚书衍叙。板刻于淮上，今藏尚书京邸中。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二十日
◎礼记
授七儿《礼记》，至《郊特牲》、《内则》二篇，课余之余，偶得三条，附记于此。庶于章句，或有一助云。
大夫而飨君非礼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此当从黄氏颜氏说，以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九字连读，杀读降杀之杀，为是。《郊特牲》一篇，礼外无旁及者，此节皆言失礼之始，何得凭空插君杀大夫一句？无论其鲁无杀三桓事也。且三桓之飨君，经传中亦有可旁证者。《左传》定公八年，阳货将飨季氏于蒲圃而杀之。三桓之家臣有飨其主者，则知三桓有飨其君者也。哀公十一年，公至自越，孟武伯叔孙武叔逆于五梧，公宴于五梧，二子迎君于此地而遂设宴，其必出于二子可知也，是尤三桓飨君之明文也。近高邮王伯申氏驳颜氏说，谓如所说，当作大夫强而君杀之故也，不当下义字；而谓此处由三桓始也五字，因涉下文而误衍。予谓《礼记》无之故也三字文法，义即故也，此字盖释非礼二字。言大夫飨君为非礼者，乃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与其臆删经语，何若读杀为去声乎？
胥亲御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下亲之也亲字，当是敬字之误，观下文直接而亲之可知。若如向来诸儒说，则敬字何所承乎？
《内则》遂左还授师子，师辩告诸妇诸母名，二句诸家属读皆误，当以授师子为句方合文法。师辩告句，又与下宰辩告诸男名句相应。郑注，师子师也，知郑本读授师子为句，如从今读，则下明言子师，何烦注乎？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四月二十九日
《乐记》，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史记》、《乐书》亦同。按天子如此四字甚不成语。此段上节有云如此则民治行矣，下节有云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文皆一律，此处不得添出天子二字，当是涉上文天子不怒而衍。此处是广论礼乐之功，推极之于天下大顺，不得忽接此四字，专就天子立言，与上下文义凌犯。孔《疏》谓天子若能使海内如此，则是礼道兴行。又云，《礼》云天子如此，《乐》不云天子者，《乐》既云天子不怒，故略其文，皆是曲说。至陆农师谓天子不怒当曰天下不怒，似亦有理，然与百姓无怒句辞意重复。辅汉卿谓四海之内一句，恐在合字上，是欲读以敬天于为句，义固甚通，但以敬四海之内，即所谓与人敬而无失四海之内犹兄弟也，其义所包甚广，既无左证，而欲颠倒经文以就己见，此宋儒之长技，非经学之通裁，故二说皆未敢从也。（高邮李氏谓当作四海之内以敬天子，亦未可从。）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七月初三日
《礼》、《杂记》云，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郑注，亲丧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丧日月未竟而哀已杀，是以外为服，内为心。孔《疏》云：兄弟谓期服及小功缌也。宋儒长乐黄氏曰：如注说内除，则日月未竟而哀先杀，是不能终其丧也。内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则外虽除而内未除，服轻者则不惟外除而内亦除也。（慈）案兄弟之丧，谓小功以下兄弟之服。郑氏注《仪礼》《丧眼记》云，兄弟犹言族亲也，盖经传皆言昆弟。至此记大大之子于兄弟降一等，乃称兄弟，故郑以族亲明之。期大功中亦有兄弟眼，而昆弟之期，则一体至亲，不得谓之兄弟服。大功则为从父昆弟及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一为旁尊，一为义降，皆不得谓之兄弟服。《丧眼传》云，曾祖父母何以齐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近儒程氏瑶田《丧服足徵记》云：小功以下，率皆兄弟服，故得专兄弟之名。然则言亲丧外除者，谓父母三年之丧，本以再期大祥而止。然二十七月而禅，禅而后除眼，父在为母齐衰期，然必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禅，所谓亲丧外除也。外者，眼制日月之外也。兄弟之丧内除者，谓如小功缌麻，兄弟之亲已杀，故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妇。己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所谓兄弟之丧内除也。内者服制日月之内也。郑君《礼注》，皆精当不易，此条或偶有未尽，黄氏则逞臆求通矣。
同冶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初五日
《礼记》、《中庸》上祀无公，注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也。《正义》云：组绀太王之父，一名诸整。《周本纪》云，亚圉卒，子太公叔颖立；太公卒，子古公父立。又《世本》云：亚圉云生太公组绀诸壁，则叔颖组绀诸整是一人。此云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则先公之中包后稷也。《司服》云享先王则衮冕，先公则惊冕。后稷为周之始祖，拾祭于庙，当同先王用衮，则先公无后稷，故郑注《司服》云，先公不峦至诸煞，若四时常祀，惟后稷及太王王季之等，不得广及先公。《天保》云，礻龠祠蒸尝于公先王，郑《注》先公谓后稷诸垫，是四时常祀，但有后稷及诸整以下，（今本是四时常祀二句，误在郑注上；又后稷下无及字，今皆依文义更正。又案四时上当有文王二字，以天保为歌文王之事也。）此皆望经上下释义故不同，或有至字误也。（此指天保笺或本有作谓后稷至诸整者，故云有至字为误，其文甚明。今本后稷下仍有至，则此语不可解。今仿臧氏琳注疏削繁之例，稍为删正之。）案据此则冲远所见诗《天保》笺作先公谓后稷诸整无至字。今《诗经》注疏本仍有至字，而《正义》申之云，先公谓后稷至诸錾，俗本皆然。定本云诸整至不，疑定本误。《中庸》注云，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司服》注云，先公不至诸整；《天作》笺云，诸整至不。同是先公而注异者，以太王之前皆为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为先公，书传分明，故或通数之或不数之，皆取便通，无义例也。此歌文王之事，又别时祭之名，文王时祭所及先公，不过组绀亚圉后稷而已。《笺》言后稷至诸整者，广举先公之数，不谓时祭尽及先公也。又《天作》序笺云：先公诸熬至不窟，正义申之云，诸整至不，于时并为毁庙，惟拾乃及之。此言祀者，（据序云祀先王先公。）乃是时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笺言之者，因先公之言，责解先公之义，不谓时祭皆及也。时祭先公惟后稷，若直言先公为后稷，嫌此等不为先公，故除去后稷而指此也。案冲远两疏，皆近曲说。《天保》明云プ祠蒸尝，是四时之常祀，安得及先公？郑《笺》后稷下本无至字者是也。盖产时后稷为太祖，亚圉诸整古公季历为四亲庙，正与《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合。郑《笺》不及亚圉者，省言之耳。后人误加至字，定本作诸整至不，则尤误矣。《天作》本为祭之诗，（据疏引或说。故序云祀先王先公，袷亦称祀也。袷者，群主合食于太祖之庙，后稷为太祖，则自在先王之列，故笺于先公不言后稷。若如疏说，则《天保》、《天作》，皆本于不窒等无涉，郑《笺》何必专为先公二字，两处皆横相牵引，以乖经义乎？至《中庸》先公，则自当包后稷言之。后稷虽为太祖配天，未尝追加王号，故仍称先公，而庙正南面之位，配天于南郊，所谓祀以天子之礼也。不以降，皆升合食。《国语》有我先王世后稷，吾先王不及十五王十八王之称，所谓皆祀以天子之礼也。言各有当，不必强为之说。至冲远之疏《中庸》，明知《天保》笺有至字者为误，而《诗疏》复据误本，曲为附会，尤失于检校矣。）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二月十七日
《檀弓》滕伯文为孟虎齐衰，其叔父也，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正义》云，孟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是孟皮叔父，言滕伯上为叔父，下为兄弟之子，皆著齐衰。案《正义》以此经上文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故知其叔父也两句，一指上言，一指下言。然两句同文，古无此例，且郑氏不应无注，疑下其叔父也，本作己叔父也。古书其己多通，《诗》、《郑风》彼其之子，《左传》襄二十七年引作彼己之子。此上句其叔父也，言孟虎是滕伯之叔父也，其字指滕伯；下句己叔父也，言已是孟皮之叔父也，己字指滕伯；文义本自分明。故郑君止注膝伯文殷时滕君也，爵为伯，名为文，（此盖据世本言之，非止以周制诸侯降旁亲，故遂疑为殷人也。）其余不待更注。《正义》虽别自言之，而未言其字当两解。盖唐初本尚不误，今注疏中亦出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句，疑亦后人所转改，内两其字误同，而宋元人若马彦醇（孟）吴幼清等异说遂纷纷矣。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正月二十二日
《礼记正义》、《王制祭法》，皆言天子七庙，舆《谷梁》合，此自为王者之通制，不主文武世室而言。盖《王制》既云三昭三穆，自当连高祖之父祖数之，此周之尚文，以多为贵也。文武世室为特立，当如王肃言，权礼所施，非常庙之数也。世室制与庙别，故经典无九庙之文。惟常制，已祧之主皆入太祖之庙，周以有文武世室，故先公之主，藏后稷之庙；成康以下之主，依昭穆分藏文武世室，自当如郑君说以文武为二祧也。《周礼》、《春官》守祧奄八人，疏以天子七庙，通姜螈为八庙者是也。周公成王时止有后稷文武三庙，而七庙之制早定，故守祧之奄，先设是数，若世室则其时不得豫定也。祧字不见《说文》，《祭法》及《春官》郑注皆曰远庙为祧，盖别乎近庙而言之。祧与庙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故在《周礼》、《春官》曰守祧，曰庙祧；在《仪礼》及《左传》曰先君之祧；《左传》又曰丰氏之祧；此散文不别之证。凡主之已祧者曰祧，庙之将祧者亦曰祧，故郑君曰祧之为言超也，超上者美名也。或据《说文》跳畔也，为四时界祭其中，谓跳即祧。不知跳是兆域字，非祧字，庙安得为四时界以祭？此妄说也。《大戴礼》、《荀子》皆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可知七庙者后王之通制。周以文武功德之盛，又别立两世室，故后世遂有九庙之说，明世室不在七庙中也。祧有四时之享尝，又上而为坛为蝉，则有祷，又上而为鬼，则有荐，（郑君祭法注云，凡鬼者荐而不祭。）袷则皆合食，是虽远而百世未尝不致孝飨也。东汉以后，称宗始滥，至唐而无帝不宗。然亲庙以三昭三穆为限，庙以九为定法，周之文百世而不易者也。（晋至康帝时庙已十一室，而世仍限以七。唐玄宗始准周制为九室，至宣宗时庙已十一室，而昭穆仍各限以三，盖以景帝当后稷为太祖，高祖太宗当文武世室，庙准乎九而世仍限以七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六月十七日
殷以前亲庙皆四，后世自晋汔明，开国之君皆立四亲庙，国朝亦止追尊肇兴景显四祖，是固谓百王之成宪不可易也。太祖创业，世祖定鼎，圣祖混壹华夏，故皆称祖。诚以称祖者百世不祧，称宗者亲尽则祧，义万世之成法也。世祖时创定庙制，分中殿为九间九室，圣意渊深，明示世数有定限也。宣宗时以郊坛配位有数，诏以三祖五宗为定，是郊配尚以地限，况庙制一定不可变也。澧时焉大，顺次之，宜次之，今九室已满而祧太宗，所谓时也顺也宜也。太宗既桃而褚则从四祖以配食于前殿，又有陵殿以昭严事，有奉先殿以展孝养，尽礼尽文，何嫌何疑？而朝无知礼，士不通经，妄为揣摹，附会迁就，或请建世室，或请创别庙，务为不根之谈，轻坏大原之礼。而礼官万青藜者，争请分中殿为十一室，百僚群而和之，贻笑千古，可太息矣！（国朝以太祖高皇帝准周后稷为太祖，以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准周文武世室，其后则以三昭三穆为断，率由成宪，无容凝讲者也。）
六月十八闩
《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郑《注》释三妃甚明，而《汉书》、《刘向传》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后汉书》、《赵咨传》云，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张衡传》云，哀二妃之未从兮，翩傧处彼湘濒；此皆作二妃者，以书记相传，多云二女，未必用《檀弓》文也。乃章怀于《赵咨传》、《张衡》传两注、李善《文选》、《思玄赋注》皆引《礼记》作盖二妃未之从也。孜孔氏《正义》申说三妃甚详，岂唐时《礼记》有别本欤？然则《释文》及《正义》何以并不一言。且孔氏方引《山海经》之作二妃，以为不可从，使本经尚有一作二妃之本，岂有不引而驳之者乎＃┲章怀及善注不可信。（宋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亦引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近闻同治乙丑会试次题必得其寿，闱中有用三妃者，房官某翰林怒掷之曰：“舜止二妃，何处得三？”时周星誉御史亦为房官，见之，曰：“三妃似有出处。”某口：“娥皇女英外，更有谁耶？”周不能答，竟黜之。若某者，盖尝见《礼记》别本者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正月三十日
郑志《檀弓》曰祥而缟，是月掸，徙月乐。答赵商曰：祥谓大祥二十五月，谓二十七月，既禅徙月而乐作，礼之正也。孔子五日弹琴，自省哀乐未忘耳。腧月可以歌，皆自省瑜月所为也。案此郑君兼答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之义。趟商必以是经徙月乐，与孔子既祥经文两义为问，而郑答之，今本佚脱耳。《檀弓》是节疏引作自省乐哀未忘耳，其下皆自省作皆自身。今案乐哀二字，当从疏本士，志本误倒耳。此以自省乐为句，谓祥之月，暂县乐以自省习，而不令人作之。《檀弓》孟献子县而不乐，疏云依礼祭暂县省乐而不恒作是也，哀未忘耳为句，皆自省腧月所为者，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亦在祥后腧月。盖丧事先远日，大祥之祭，已在二十五月之末，又十日则腧月矣。笙歌亦自作之乐，非正乐也。疏之身字，误。（郑君以是月二字不连上文为义，是月犹此月也，谓此月者则徙月乐，故云为二十七月，则乐在二十八月矣。孔冲远引论语子于是日哭之是日以证之，谓亦自焉文也，见孟献子节正义。）
古既葬虞而虞主复于寝，不入庙。既练作主迁庙，大祥始于庙。庙则有寝以藏衣冠，陈平生所用器物，此大清礼犹然。尝疑未入庙以先，衣冠器物，设于何所。今读《郑志》答张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殡，又如下室设黍稷曰馈，下室内寝也。本注谢兹云：下室之馈器物几杖如平生，乃知古人制礼之精，无事不尽善也。未葬则殡在正寝，器物在内寝，既葬则几筵在正寝，三年而毕，器物在庙，递迁而毕。此今日士夫家稍有力者皆可以行，而礼久不讲，遂无知之者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二十日
◎礼记集说（宋卫□集）
通志堂本卫正叔《礼记集说》一部，计六函，一百六十卷。此书在南宋人经学中为杰出之本，先儒古义，赖以不坠。惟多载宋人说，为欠持择耳。自元代陋儒陈云庄《集说》出，村塾中争行之，明人不学，遂以取士，而礼学几亡，正叔之书，亦日淹晦。国初万充宗求其书不得，至愤而自为之，非徐健庵纳兰容若为之传钞梓行，则世闲几难复见。然近时钱警石著《曝书杂记》，尚言未见是书，警石生于嘉兴累世藏书之家，又专嗜研经，而所言如是，足见此书之不易得矣。杭堇浦有《续礼记集说》，尚未刊行。警石言杭人有藏其稿者。萧山王兰陔有《皇朝八十一家》、《三礼礼记集说》，亦藏其家。今乱后，皆不知何如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四月初十日
卫氏《礼记集说》，卷首载诸儒名氏，以汉郑氏唐孔氏为首。其下论云，郑氏注虽闲有拘泥，而简严该贯，非后学可及。孔氏《正义》，亦记载翔实，未易轻议。又云：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谨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与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为两事，剖析精诣，前所未有。今观郑注，已具斯旨。案正叔是书上于理宗朝，当道学极盛之时，而能推崇康成如此，其卓识冠世，可谓千金一壶。彼陈汇泽者，岂足为其舆皂。乃世人知有陈氏集说而不知有卫，可悲也夫！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五月初八日
◎礼学邑言（清孔广森）
阅孔拜轩氏《礼学邑言》，共六卷，精奥通博，多出名解。其卷二《礼服释名》，推明周礼冕服之制，理董众说，据义必坚。卷六《周礼郑注蒙案》，俱摘郑君所引汉法，以史传证明之，补贾《疏》所未及，后有自跋，深以治经者不通史籍为病，诚通儒之言也。羿轩卒时，年仅三十五，而经学之外，尤明律算，凡所著录，皆由心得。其《公羊通义》、《大戴补注》二书，谨严简洁，自成名家，真近世之颜子矣。平生颇恶宋儒，此书中论《儒行》云，三代两汉贤者，多失之过，鲜失之不及；宋以后所称贤者，多失之不及，鲜失之过。《儒行》一篇，皆贤者过之之事，宋儒谓非夫子语，岂其然哉。儒行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尝目为时中之至行也。至于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殆亦和之至者欤！见利不亏其义，虽分国如锱铢，殆亦清之至者欤！东汉士君子，于儒行多有其一节；宋以后往往以不肖者之不及，貌为中庸，而其流弊，志行畏葸，识见浅近，遂至去凡人间不能以寸。其言痛快，足以起疴砭废。[B219]轩内行醇正，荐遭家难，遂以毁殁，贤者之过，可谓不负所言。后嗣贵盛，岂非天之报施善人欤！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六月二十九日
◎礼笺礼说（清金榜）
阅金辅之《礼笺》，古义湛深，研究不尽。国朝状元通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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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冢人》及葬言鸾车象人，注鸾车巾车所设遣车也，亦设鸾旗。郑司农云，象人谓以刍为人。言言问其不如法度者。玄谓言犹语也，语之者告当行若于生存者，于是巾车行之。案郑君之意，以若于生存者五字释象人二字，谓巾车设鸾旗，将行告于柩前如先人时，故不用先郑刍人之说。以为刍人当言刍灵，若以象人为明器之物，则是木人之俑，非周初所有。故下又引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于用生乎，以破先郑刍人之说。《疏》乃谓后郑以上古有刍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故不从先郑说。又谓郑君引《檀弓》文以明古时有涂车刍灵，至周仍存涂车，改刍灵为象人。考《淮南子缪称训》云，鲁以偶人而孔子叹，是用俑始于春秋之末。《檀弓》两载孔子论明器之言，并不分别夏殷周，惟仲宪言于曾子章，有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之文，然曰祭器，并不涉象人。郑君注孔子谓为刍灵者善三句，有云孔子善古而非周，此周字亦指春秋时之衰凋而言。孔冲远《正义》乃谓自虞至殷，皆用刍灵，周初即用偶人，即引《冢人》此文为证。皆由于误会郑注文义，致成附会，而贾《疏》尤为迂曲矣。乾隆《三礼正义》亦斥贾《疏》以始作俑坐周公为悖礼，孔《疏》以夏殷用刍灵周用象人为无据。武虚《三礼义证》亦以《檀弓》注孔子善古而非周为周之季世；又于《春官冢人》亦引《淮南》及《家语》子游之言、《论衡》、《薄葬》篇，以证用偶人始于周季鲁人，惟议《周礼》郑注为失检，则非。
光绪乙亥（一八七五）十二月十二日
阅《周礼注疏》。雷学淇《介庵经说》谓天官鳌人共愿赢纸以授醢人，醢人内则俱有纸醢，注以纸为皑子。然鳌人云以时箝取，则非皑子也。其所掌鱼鳖龟蜃愿赢皆水族，不应纸独在陆地。盖纸即《尔雅》、《释鱼》贝属之余<贝氐>，《释文》作余氐，乃{圭黾}贝之小者耳。其说有理。又谓古无纸字，《说文》妄分纸为皑子，氐为{圭虫}名，则谬矣。《说文》以氐{圭虫}为<虫>虿毒虫之属，与{圭黾}黾之{圭黾}字迥异，不得混为一也。
光绪壬午（一八八二）八月二十四日
◎周礼释文（唐陆德明）
阅《周礼释文》，以扰万民，郑音扰，而昭反，此因扰本从忧，故与犬Ａ３之获同音，此音最古，郑君本不作反语，盖相传为郑学者作此读也。又云徐李音寻伦反，则是读作驯，郑注扰犹驯也，是李轨徐邈据注义为音耳。扰向无驯音，未必即改读驯也。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十一日
◎周礼汉读考（清段玉裁）
阅段氏《周礼汉读孜》。段氏此书义理精深，足为郑学津逮，惜其《仪礼汉读孜》止得一卷。胡墨庄作《仪礼古今文疏证》，虽意在补段，其孜证亦甚精皙，而于郑君之义犹多游移，盖胡氏说经不主高密家法，观其《毛诗后笺》可知矣。
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十一月二十一日
◎周礼故书疏证（清宋世荦）
阅临海宋确山县令（世荦）《周礼故书疏证》六卷，《仪礼古今文疏证》两卷，盖未见段茂堂氏之《周礼汉读考》、胡墨庄氏之《仪礼古今文疏义》两书。掇拾补苴，罕所贯通，以视段胡，无能为役。然考核，亦笃好之士矣。其书成于嘉庆戊寅，考段书成于乾隆癸丑，《仪礼汉读考》一卷，成于嘉庆甲戌，宋氏远宦滇南，故不能知。胡书成于道光乙酉，又在其后，益不及见耳。
光绪己卯（一八七九）十二月二十日
◎周官禄田考（清沈彤）
阅《周官禄田考》，其说多与胡氏《仪礼释官》合，而与程易畴《沟洫强理小志》，亦互相发明。
同治壬申（一八七二）九月初二日
◎仪礼
夜考《仪礼》涪清二字之别。张氏淳、岳氏珂、金氏曰追、卢氏文招、严氏可均、阮氏元、彭氏元瑞诸家校勘，皆未言及，自当以《说文玉篇广韵》有涪无清为断。《经典释文》皆作涪，则唐初本固如是。而《五经文字》云，清从泣下冈，大羹也；涪从泣下日，幽深也。今礼经大羹相承久作下字，或传写久谙，不敢改正，则张氏反以当时本为误，其说自有所本。然张氏不知涪之从水音声，而云从泣下日，其不精小学可见。惟涪下固无羹汁之训，而清从冈泣声，形声皆合，又不敢谓决然古无此事，予疑清即洎也。《左传》去其因而以其洎馈，《说文》洎灌釜也，疑洎之或体为清，传写脱去耳。（卢氏释文考证皆作涪，仪礼注疏校正则云当从官本作清，段氏玉裁胡氏承珙则皆石当作清。）
同治癸西（一八七三）二月二十四日
《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一节，《正义》引了云谓（此宇衍。）昔主（当作注。）要纪，案服问曰云云。此庾即谓庾蔚之，所引者《礼记略解》之文，（旧唐书经籍志礼记略解十卷，庾蔚之撰；隋书经籍志礼记略解十卷，庾氏撰。庾氏即蔚之，此乃隋志文。齐氏召南不加深考，作礼记正义孔颖达序考证，遂谓隋志止载蔚之礼论钞，不载略解矣。）谓昔注要记者，蔚之常注贺循《丧服要纪》也。（隋志丧服要纪十卷，贺循撰，梁有，宋员外常侍庾蔚之注。唐志丧服要纪十卷，贺循举，庾蔚之注。又案隋志别有王萧注丧服要记一卷，蒋琬撰丧服要纪一卷，唐志止有王肃，而别有丧服要记五卷，贺循撰，谢微注。考两志王肃注，注字皆当作撰。）又引卢植云下子孙皆不除，萧望之又云独谓子皆未善也。考《汉书》、《萧望之传》虽有从夏侯胜问礼服之文，然自来无言望之有著述者。庾氏刘宋时人，当必有所本。
光储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初十日
◎仪礼释宫（宋李如圭）
阅《仪礼释宫》，此李氏如圭所著，朱子录之，盖欲取以入《仪礼经传通解》，而后人遂误以为朱子作，编入《文集》。乾隆中开四库馆，据《永乐大典》所载李氏《仪礼集释》诸书及《中兴书目》，知为李作，奉敕更正，又命武英殿以活字版行之。而《钦定三礼义疏》成于乾隆初年，故《仪礼》卷首列是书，尚称为朱子所作。今浙局翻刻《义疏》，仍原本之旧，未及改也。
同治庚午（一八七○）四月初七日
◎仪礼管见（清褚寅亮）
阅褚捂升氏（寅亮）《仪礼管见》，分上中下三卷，而上卷又分为六，中卷又分为五，下卷又分为六，仍如十七卷之数，故诸家序或侪为三卷，或偶为十七卷也。其书专明郑注，务申古谊，于敖继公《集说》之故与郑违而实背经训者，一一订正，先摘录敖之妄改经文者四十二事，又冠以笙诗有声无词辨、拜下解、旅酬考、宫室广修考四第二刚有自序及王西庄序。褚氏于士礼肉贯发梳，精心礼会，可谓专门名家之学，骤读之不能得其要领。其中亦间有舍郑从敖者，尤非党护者比。然如谓大夫士有西房，大夫士无主，庶人妻衣用锦，外加禅谷，其名曰，为文之太著，士妻缁衣衤丹，不为文著，故外加者为景，转取鲜明；笙诗有词，金奏九夏亦有辞，而九夏夫子删之数说，皆鄙意所未安也。（九夏之亡，自以郑君周礼钟师注谓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其说最高。褚氏谓夫子当以无所关系而删之，则孔说无稽。岂有乐之大歌，颂之族类，为祭祀宴飨钟鼓之所奏而其词转无关系者？至谓六笙之诗皆有词，放夫子录之三百篇，至秦以后始亡，非本无词者，是也。）
光绪卒巳（一八八一）十月十五日
◎仪礼古今文疏义（清胡承珙）
阅胡氏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其书胪举郑注，所载古今异文，援据《说文》及古籍故训，诠其通假，辨其正俗，务明郑君取舍之意，致为谨严。自序谓墨守郑学，鬯厥指归，良不诬也。又谓郑注略例，盖有数端，有必用其正字者，取其当文易晓，从瓶不从庑，从盥不从浣之类是也。有即用其借字者，取其经典相承，从辩不从遍，从益不从嗌之类是也。有务以存古者，视为正字，示乃俗误，行之而必从视是。有兼以通今者，升当为登，升则俗误已久，而仍从升是也。有因彼以决此者，则别白而定所从，《乡饮》、《乡射》、《特牲》、《少牢》诸篇是也。有互见而垃存者，可参孜而得其义，《士昏》从古文作枋，《少牢》从今文作柄是也。可谓深明指要者矣。
同治庚午（一八七○）五月初四日
仪礼正义清胡培恽撰
阅胡氏培《仪礼正义》共四十卷。凡分四例：一曰补注，补郑所未及也。一曰申注，申郑义也。一曰附注，兼取众说也。一曰订注，订郑失也。其书包罗古今，兼列众本异同，精博综，诚一时之绝学。其中《大射仪》、《聘礼》、《觐礼》各篇，为其门人江甯杨大所补。前有顺德罗尚书衍叙。板刻于淮上，今藏尚书京邸中。
同治己巳（一八六九）三月二十日
◎礼记
授七儿《礼记》，至《郊特牲》、《内则》二篇，课余之余，偶得三条，附记于此。庶于章句，或有一助云。
大夫而飨君非礼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此当从黄氏颜氏说，以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九字连读，杀读降杀之杀，为是。《郊特牲》一篇，礼外无旁及者，此节皆言失礼之始，何得凭空插君杀大夫一句？无论其鲁无杀三桓事也。且三桓之飨君，经传中亦有可旁证者。《左传》定公八年，阳货将飨季氏于蒲圃而杀之。三桓之家臣有飨其主者，则知三桓有飨其君者也。哀公十一年，公至自越，孟武伯叔孙武叔逆于五梧，公宴于五梧，二子迎君于此地而遂设宴，其必出于二子可知也，是尤三桓飨君之明文也。近高邮王伯申氏驳颜氏说，谓如所说，当作大夫强而君杀之故也，不当下义字；而谓此处由三桓始也五字，因涉下文而误衍。予谓《礼记》无之故也三字文法，义即故也，此字盖释非礼二字。言大夫飨君为非礼者，乃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与其臆删经语，何若读杀为去声乎？
胥亲御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下亲之也亲字，当是敬字之误，观下文直接而亲之可知。若如向来诸儒说，则敬字何所承乎？
《内则》遂左还授师子，师辩告诸妇诸母名，二句诸家属读皆误，当以授师子为句方合文法。师辩告句，又与下宰辩告诸男名句相应。郑注，师子师也，知郑本读授师子为句，如从今读，则下明言子师，何烦注乎？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四月二十九日
《乐记》，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史记》、《乐书》亦同。按天子如此四字甚不成语。此段上节有云如此则民治行矣，下节有云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文皆一律，此处不得添出天子二字，当是涉上文天子不怒而衍。此处是广论礼乐之功，推极之于天下大顺，不得忽接此四字，专就天子立言，与上下文义凌犯。孔《疏》谓天子若能使海内如此，则是礼道兴行。又云，《礼》云天子如此，《乐》不云天子者，《乐》既云天子不怒，故略其文，皆是曲说。至陆农师谓天子不怒当曰天下不怒，似亦有理，然与百姓无怒句辞意重复。辅汉卿谓四海之内一句，恐在合字上，是欲读以敬天于为句，义固甚通，但以敬四海之内，即所谓与人敬而无失四海之内犹兄弟也，其义所包甚广，既无左证，而欲颠倒经文以就己见，此宋儒之长技，非经学之通裁，故二说皆未敢从也。（高邮李氏谓当作四海之内以敬天子，亦未可从。）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七月初三日
《礼》、《杂记》云，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郑注，亲丧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丧日月未竟而哀已杀，是以外为服，内为心。孔《疏》云：兄弟谓期服及小功缌也。宋儒长乐黄氏曰：如注说内除，则日月未竟而哀先杀，是不能终其丧也。内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则外虽除而内未除，服轻者则不惟外除而内亦除也。（慈）案兄弟之丧，谓小功以下兄弟之服。郑氏注《仪礼》《丧眼记》云，兄弟犹言族亲也，盖经传皆言昆弟。至此记大大之子于兄弟降一等，乃称兄弟，故郑以族亲明之。期大功中亦有兄弟眼，而昆弟之期，则一体至亲，不得谓之兄弟服。大功则为从父昆弟及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一为旁尊，一为义降，皆不得谓之兄弟服。《丧眼传》云，曾祖父母何以齐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近儒程氏瑶田《丧服足徵记》云：小功以下，率皆兄弟服，故得专兄弟之名。然则言亲丧外除者，谓父母三年之丧，本以再期大祥而止。然二十七月而禅，禅而后除眼，父在为母齐衰期，然必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禅，所谓亲丧外除也。外者，眼制日月之外也。兄弟之丧内除者，谓如小功缌麻，兄弟之亲已杀，故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妇。己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所谓兄弟之丧内除也。内者服制日月之内也。郑君《礼注》，皆精当不易，此条或偶有未尽，黄氏则逞臆求通矣。
同冶甲子（一八六四）十一月初五日
《礼记》、《中庸》上祀无公，注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也。《正义》云：组绀太王之父，一名诸整。《周本纪》云，亚圉卒，子太公叔颖立；太公卒，子古公父立。又《世本》云：亚圉云生太公组绀诸壁，则叔颖组绀诸整是一人。此云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则先公之中包后稷也。《司服》云享先王则衮冕，先公则惊冕。后稷为周之始祖，拾祭于庙，当同先王用衮，则先公无后稷，故郑注《司服》云，先公不峦至诸煞，若四时常祀，惟后稷及太王王季之等，不得广及先公。《天保》云，礻龠祠蒸尝于公先王，郑《注》先公谓后稷诸垫，是四时常祀，但有后稷及诸整以下，（今本是四时常祀二句，误在郑注上；又后稷下无及字，今皆依文义更正。又案四时上当有文王二字，以天保为歌文王之事也。）此皆望经上下释义故不同，或有至字误也。（此指天保笺或本有作谓后稷至诸整者，故云有至字为误，其文甚明。今本后稷下仍有至，则此语不可解。今仿臧氏琳注疏削繁之例，稍为删正之。）案据此则冲远所见诗《天保》笺作先公谓后稷诸整无至字。今《诗经》注疏本仍有至字，而《正义》申之云，先公谓后稷至诸錾，俗本皆然。定本云诸整至不，疑定本误。《中庸》注云，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司服》注云，先公不至诸整；《天作》笺云，诸整至不。同是先公而注异者，以太王之前皆为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为先公，书传分明，故或通数之或不数之，皆取便通，无义例也。此歌文王之事，又别时祭之名，文王时祭所及先公，不过组绀亚圉后稷而已。《笺》言后稷至诸整者，广举先公之数，不谓时祭尽及先公也。又《天作》序笺云：先公诸熬至不窟，正义申之云，诸整至不，于时并为毁庙，惟拾乃及之。此言祀者，（据序云祀先王先公。）乃是时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笺言之者，因先公之言，责解先公之义，不谓时祭皆及也。时祭先公惟后稷，若直言先公为后稷，嫌此等不为先公，故除去后稷而指此也。案冲远两疏，皆近曲说。《天保》明云プ祠蒸尝，是四时之常祀，安得及先公？郑《笺》后稷下本无至字者是也。盖产时后稷为太祖，亚圉诸整古公季历为四亲庙，正与《王制》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合。郑《笺》不及亚圉者，省言之耳。后人误加至字，定本作诸整至不，则尤误矣。《天作》本为祭之诗，（据疏引或说。故序云祀先王先公，袷亦称祀也。袷者，群主合食于太祖之庙，后稷为太祖，则自在先王之列，故笺于先公不言后稷。若如疏说，则《天保》、《天作》，皆本于不窒等无涉，郑《笺》何必专为先公二字，两处皆横相牵引，以乖经义乎？至《中庸》先公，则自当包后稷言之。后稷虽为太祖配天，未尝追加王号，故仍称先公，而庙正南面之位，配天于南郊，所谓祀以天子之礼也。不以降，皆升合食。《国语》有我先王世后稷，吾先王不及十五王十八王之称，所谓皆祀以天子之礼也。言各有当，不必强为之说。至冲远之疏《中庸》，明知《天保》笺有至字者为误，而《诗疏》复据误本，曲为附会，尤失于检校矣。）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二月十七日
《檀弓》滕伯文为孟虎齐衰，其叔父也，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正义》云，孟虎是滕伯文叔父，滕伯是孟皮叔父，言滕伯上为叔父，下为兄弟之子，皆著齐衰。案《正义》以此经上文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故知其叔父也两句，一指上言，一指下言。然两句同文，古无此例，且郑氏不应无注，疑下其叔父也，本作己叔父也。古书其己多通，《诗》、《郑风》彼其之子，《左传》襄二十七年引作彼己之子。此上句其叔父也，言孟虎是滕伯之叔父也，其字指滕伯；下句己叔父也，言已是孟皮之叔父也，己字指滕伯；文义本自分明。故郑君止注膝伯文殷时滕君也，爵为伯，名为文，（此盖据世本言之，非止以周制诸侯降旁亲，故遂疑为殷人也。）其余不待更注。《正义》虽别自言之，而未言其字当两解。盖唐初本尚不误，今注疏中亦出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句，疑亦后人所转改，内两其字误同，而宋元人若马彦醇（孟）吴幼清等异说遂纷纷矣。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正月二十二日
《礼记正义》、《王制祭法》，皆言天子七庙，舆《谷梁》合，此自为王者之通制，不主文武世室而言。盖《王制》既云三昭三穆，自当连高祖之父祖数之，此周之尚文，以多为贵也。文武世室为特立，当如王肃言，权礼所施，非常庙之数也。世室制与庙别，故经典无九庙之文。惟常制，已祧之主皆入太祖之庙，周以有文武世室，故先公之主，藏后稷之庙；成康以下之主，依昭穆分藏文武世室，自当如郑君说以文武为二祧也。《周礼》、《春官》守祧奄八人，疏以天子七庙，通姜螈为八庙者是也。周公成王时止有后稷文武三庙，而七庙之制早定，故守祧之奄，先设是数，若世室则其时不得豫定也。祧字不见《说文》，《祭法》及《春官》郑注皆曰远庙为祧，盖别乎近庙而言之。祧与庙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故在《周礼》、《春官》曰守祧，曰庙祧；在《仪礼》及《左传》曰先君之祧；《左传》又曰丰氏之祧；此散文不别之证。凡主之已祧者曰祧，庙之将祧者亦曰祧，故郑君曰祧之为言超也，超上者美名也。或据《说文》跳畔也，为四时界祭其中，谓跳即祧。不知跳是兆域字，非祧字，庙安得为四时界以祭？此妄说也。《大戴礼》、《荀子》皆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可知七庙者后王之通制。周以文武功德之盛，又别立两世室，故后世遂有九庙之说，明世室不在七庙中也。祧有四时之享尝，又上而为坛为蝉，则有祷，又上而为鬼，则有荐，（郑君祭法注云，凡鬼者荐而不祭。）袷则皆合食，是虽远而百世未尝不致孝飨也。东汉以后，称宗始滥，至唐而无帝不宗。然亲庙以三昭三穆为限，庙以九为定法，周之文百世而不易者也。（晋至康帝时庙已十一室，而世仍限以七。唐玄宗始准周制为九室，至宣宗时庙已十一室，而昭穆仍各限以三，盖以景帝当后稷为太祖，高祖太宗当文武世室，庙准乎九而世仍限以七也。）
光绪丁丑（一八七七）六月十七日
殷以前亲庙皆四，后世自晋汔明，开国之君皆立四亲庙，国朝亦止追尊肇兴景显四祖，是固谓百王之成宪不可易也。太祖创业，世祖定鼎，圣祖混壹华夏，故皆称祖。诚以称祖者百世不祧，称宗者亲尽则祧，义万世之成法也。世祖时创定庙制，分中殿为九间九室，圣意渊深，明示世数有定限也。宣宗时以郊坛配位有数，诏以三祖五宗为定，是郊配尚以地限，况庙制一定不可变也。澧时焉大，顺次之，宜次之，今九室已满而祧太宗，所谓时也顺也宜也。太宗既桃而褚则从四祖以配食于前殿，又有陵殿以昭严事，有奉先殿以展孝养，尽礼尽文，何嫌何疑？而朝无知礼，士不通经，妄为揣摹，附会迁就，或请建世室，或请创别庙，务为不根之谈，轻坏大原之礼。而礼官万青藜者，争请分中殿为十一室，百僚群而和之，贻笑千古，可太息矣！（国朝以太祖高皇帝准周后稷为太祖，以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准周文武世室，其后则以三昭三穆为断，率由成宪，无容凝讲者也。）
六月十八闩
《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郑《注》释三妃甚明，而《汉书》、《刘向传》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后汉书》、《赵咨传》云，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张衡传》云，哀二妃之未从兮，翩傧处彼湘濒；此皆作二妃者，以书记相传，多云二女，未必用《檀弓》文也。乃章怀于《赵咨传》、《张衡》传两注、李善《文选》、《思玄赋注》皆引《礼记》作盖二妃未之从也。孜孔氏《正义》申说三妃甚详，岂唐时《礼记》有别本欤？然则《释文》及《正义》何以并不一言。且孔氏方引《山海经》之作二妃，以为不可从，使本经尚有一作二妃之本，岂有不引而驳之者乎＃┲章怀及善注不可信。（宋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亦引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近闻同治乙丑会试次题必得其寿，闱中有用三妃者，房官某翰林怒掷之曰：“舜止二妃，何处得三？”时周星誉御史亦为房官，见之，曰：“三妃似有出处。”某口：“娥皇女英外，更有谁耶？”周不能答，竟黜之。若某者，盖尝见《礼记》别本者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正月三十日
郑志《檀弓》曰祥而缟，是月掸，徙月乐。答赵商曰：祥谓大祥二十五月，谓二十七月，既禅徙月而乐作，礼之正也。孔子五日弹琴，自省哀乐未忘耳。腧月可以歌，皆自省瑜月所为也。案此郑君兼答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之义。趟商必以是经徙月乐，与孔子既祥经文两义为问，而郑答之，今本佚脱耳。《檀弓》是节疏引作自省乐哀未忘耳，其下皆自省作皆自身。今案乐哀二字，当从疏本士，志本误倒耳。此以自省乐为句，谓祥之月，暂县乐以自省习，而不令人作之。《檀弓》孟献子县而不乐，疏云依礼祭暂县省乐而不恒作是也，哀未忘耳为句，皆自省腧月所为者，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亦在祥后腧月。盖丧事先远日，大祥之祭，已在二十五月之末，又十日则腧月矣。笙歌亦自作之乐，非正乐也。疏之身字，误。（郑君以是月二字不连上文为义，是月犹此月也，谓此月者则徙月乐，故云为二十七月，则乐在二十八月矣。孔冲远引论语子于是日哭之是日以证之，谓亦自焉文也，见孟献子节正义。）
古既葬虞而虞主复于寝，不入庙。既练作主迁庙，大祥始于庙。庙则有寝以藏衣冠，陈平生所用器物，此大清礼犹然。尝疑未入庙以先，衣冠器物，设于何所。今读《郑志》答张逸云：未葬以脯醢奠于殡，又如下室设黍稷曰馈，下室内寝也。本注谢兹云：下室之馈器物几杖如平生，乃知古人制礼之精，无事不尽善也。未葬则殡在正寝，器物在内寝，既葬则几筵在正寝，三年而毕，器物在庙，递迁而毕。此今日士夫家稍有力者皆可以行，而礼久不讲，遂无知之者矣。
光绪戊寅（一八七八）十一月二十日
◎礼记集说（宋卫□集）
通志堂本卫正叔《礼记集说》一部，计六函，一百六十卷。此书在南宋人经学中为杰出之本，先儒古义，赖以不坠。惟多载宋人说，为欠持择耳。自元代陋儒陈云庄《集说》出，村塾中争行之，明人不学，遂以取士，而礼学几亡，正叔之书，亦日淹晦。国初万充宗求其书不得，至愤而自为之，非徐健庵纳兰容若为之传钞梓行，则世闲几难复见。然近时钱警石著《曝书杂记》，尚言未见是书，警石生于嘉兴累世藏书之家，又专嗜研经，而所言如是，足见此书之不易得矣。杭堇浦有《续礼记集说》，尚未刊行。警石言杭人有藏其稿者。萧山王兰陔有《皇朝八十一家》、《三礼礼记集说》，亦藏其家。今乱后，皆不知何如矣。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四月初十日
卫氏《礼记集说》，卷首载诸儒名氏，以汉郑氏唐孔氏为首。其下论云，郑氏注虽闲有拘泥，而简严该贯，非后学可及。孔氏《正义》，亦记载翔实，未易轻议。又云：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谨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与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为两事，剖析精诣，前所未有。今观郑注，已具斯旨。案正叔是书上于理宗朝，当道学极盛之时，而能推崇康成如此，其卓识冠世，可谓千金一壶。彼陈汇泽者，岂足为其舆皂。乃世人知有陈氏集说而不知有卫，可悲也夫！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五月初八日
◎礼学邑言（清孔广森）
阅孔拜轩氏《礼学邑言》，共六卷，精奥通博，多出名解。其卷二《礼服释名》，推明周礼冕服之制，理董众说，据义必坚。卷六《周礼郑注蒙案》，俱摘郑君所引汉法，以史传证明之，补贾《疏》所未及，后有自跋，深以治经者不通史籍为病，诚通儒之言也。羿轩卒时，年仅三十五，而经学之外，尤明律算，凡所著录，皆由心得。其《公羊通义》、《大戴补注》二书，谨严简洁，自成名家，真近世之颜子矣。平生颇恶宋儒，此书中论《儒行》云，三代两汉贤者，多失之过，鲜失之不及；宋以后所称贤者，多失之不及，鲜失之过。《儒行》一篇，皆贤者过之之事，宋儒谓非夫子语，岂其然哉。儒行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尝目为时中之至行也。至于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殆亦和之至者欤！见利不亏其义，虽分国如锱铢，殆亦清之至者欤！东汉士君子，于儒行多有其一节；宋以后往往以不肖者之不及，貌为中庸，而其流弊，志行畏葸，识见浅近，遂至去凡人间不能以寸。其言痛快，足以起疴砭废。[B219]轩内行醇正，荐遭家难，遂以毁殁，贤者之过，可谓不负所言。后嗣贵盛，岂非天之报施善人欤！
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六月二十九日
◎礼笺礼说（清金榜）
阅金辅之《礼笺》，古义湛深，研究不尽。国朝状元通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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