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一

    梁启超 饮冰室书跋

    陈庆笙《地名韵语》

    《皇朝直省地名韵语》，新会陈庆笙先生所作也。书自顺天府尹以下，十八行省府州厅县皆编成四言，系以韵语。庆笙先生归道山，余获遗稿，同人索观传钞，不足应之，乃议付剞劂。而原书于东三省及新疆、台湾，编次皆阙。番禺韩君云台，续而纂之，复附各省都会及道里远近于卷末。既成，遂椠诸板，公之天下。癸巳十月刻竟，饮冰主人记。

    叶鞠裳《语石》

    前清乾嘉以降，金石之学特盛。其派别亦三四：王兰泉、孙渊如辈，广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钱竹汀、阮芸台辈专事考释，以补翼经史，此又一派也。翁覃谿、包慎伯辈，特详书势，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颛校存碑之字画石痕，别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其不讲书势，专论碑版属文义例者，亦一派也。此书专博不及诸家，而颇萃诸家之成，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戊午正月二十七日购得，穷一日之力读竟记。

    《巢经巢诗钞》

    郑子尹诗，时流所极宗尚，范伯子、陈散原皆其传衣，吾求之十年不得。兹本乃赵尧生所刻，癸丑入都，印数十以诒朋辈之好郑诗者，此其一焉。时流咸称子尹诗为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以余观之，吾乡黎二樵之俦匹耳。立格选辞，有独到处，惜意境狭。

    《高青丘集》

    明有高青丘，略可比唐之陈子昂。惜后此何、李辈，力薄不堪负荷，故盛唐之盛，遂不可见，抑亦运会升降然耶？此本为二樵先生旧藏，有二樵手批数十则，良可珍秘。中间曾归陶子正，同年邵学吾得之黄晦闻节许，时甲寅三月也。越四年戊午正月，校读一过记之。

    康长素《法国革命史论》

    此南海先生《欧洲十一国游记》之一节也。以其论耸切恳挚，足以为病狂热者之药，故录诸报中。全论凡三万余言，其最博深切明者，为末段论法国不得不革命之原因；而推求我国现在果有此原因与否，此俟续出各号乃能次第录及焉。而右所录诸段，其于法国破坏后不能建设之因果，固已若指诸掌矣。鄙人所以兢兢焉不敢附和激烈派之破坏论者，亦正以此故。本报前诸号，夫既屡言之矣，而论者或为之说曰：建设之目的良，则破坏之现象亦良，建设之目的恶，则破坏之现象亦恶。据此以推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陈迹，谓颠覆政府，乃其破坏之手段，而帝制自为，则其建设之目的。革命之生内乱，非手段使然，而目的使然。于是得一结论焉，谓中国今后之革命，苟使为共和制而无君位之可争，则颠覆政府之后，革命家必不致相争，争夺不生，则内乱必不作云云。其言自以为甚辩，不知此乃不许人反诘之一面的供词而已。吾则还问诸彼，法国大革命时代，其革命党所倡设之目的，良耶否耶？此彼辈所日日讴歌尸祝者也；其破坏之现象，恶耶否耶？彼辈虽有长舌，殆不能举历史上之事实而抹煞之也。夫当时法国诸党，其非若我国历朝鼎革之交诸豪杰之争为帝王，抑章章矣，而何以更迭相屠无一存者？祸且视争帝者倍蓰焉，岂不以群众相集，其利害万不能从同？况以一国之大，品汇万殊，有缘所处之地位而利害绝相反者，不必贵族与平民也，即贫者与富者，乃至此省人与彼省人皆有之，不可悉举。有缘学问见识之悬绝，同此一事，其利害本非相反，而此认为利彼则认为害者。此最普通而最可畏，读者当平心察勘之。故意见无论如何，总不免于冲突，万事付之众议，则其冲突之程度愈甚。而在平时之冲突，则固有之法律及惯习，恒足以制裁之。若在秩序新破坏之时，惯习荡然，旧法律全丧其效力，而新法律未立，即立矣而民未习，效力无自而强。于斯时也，冲突之起，非借腕力无从解决之。质言之，则能杀人者胜，见杀于人者败而已。故欲实行其意见者，非假腕力末由，相屠之祸，所由不能免也。然此犹指彼实心公益无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者言耳。若夫其中有缘托美名以营其私者，又不在此论。夫当破坏时代，啸聚种种社会，其不能无此辈厕于其间，则岂待问矣！故法国大革命之恶结果，乃事所必至，理所固然，非不幸而偶遇之也。谓建设之目的良，则破坏之现象必良者，其何以自解于此？论者又谓诚使今后之中国革命，尽力于民党之调和而避其轧轹，则恐怖时代，可以不复见云云。此语抑谁不能言者，然天下事非言之难而实行之难，法之狄郎的士党，即此文之及伦的党也。吾前译皆通用此名，故今仍之。抑何尝不绞心血以求调和，而功卒不获就者，岂非吾所谓学问识见之悬绝，与夫假美名以营其私者必厕乎其间，而终无有调和之道耶？中国人与法国人，同为人类之普通性，岂其于此而独能免之？善夫！此文之言曰：破坏犹纵火也，不戢将自焚也。纵火之始，所焚者仅欲在此；而大风忽乘之，则将倒焚，无能自主。又曰：谬意纵火，岂能定大风从何方来耶？吾愿世之狂奔于感情者，勿易其言以祸国家也。

    渊实君译《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之关系》

    上文承著者寄稿，自云从东文译出，惟未言原著者为谁氏。以余读之，殆译者十之七八，而译者所自附意见，亦十之二三也。其中所言沿革变迁及其动机，皆深衷事实，推见本原，诚可称我国文学史上一杰构。惟其结论有清一代诗乐衰息之故，而专归咎于异族之篡国，则窃以为未免偏至之论也。夫元之与清，其地位正同，元代法网之密，未见其不如清代，而戏曲反极盛于彼时，是知其原因别有所在。此不足为原因，即为原因，亦不过其小部分之原因，而非全部分之原因，且非重要部分之原因明矣。然则其原因究安在？自唐代以诗赋取士，宋初沿袭之。至王荆公代以经义，然旋兴旋废。宋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自是终宋之世。及元遂以词曲承之，荣途所在，士趋若鹜，故元曲之发达，非直空前，且绝后焉。清承明旧，专用八股，八股之为物，其性质与诗乐最不能相容，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一也。宋代程、朱之学，正衣冠，尊瞻视，以坚苦刻厉，绝欲节性为教，名虽为儒，而实兼采墨、道，吾尝谓宋儒之说理杂儒佛，其制行杂儒墨。故墨学非乐之精，于不知不觉间，相缘而起。乐者乐也，苦行主义与行乐主义，正相反对。然宋学在当时，政府指为伪学而禁之，其势力之在社会者不甚大，逮元代而益微。及夫前明数百年间，朝廷以是为奖励，士夫以是为风尚，其浸润人心者已久。清代学术，虽生反动而学风已成，士夫与乐剧分途，不相杂厕，俨为一种之社会制裁力，莫之敢犯，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二也。与宋学代兴者，为考证笺注之学，而其学干燥无味，与乐剧适成反比例，高才之士，皆趋甲途，则乙途自无复问津者，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三也。宋元明以来，皆有所谓官伎者，而阀阅之家，又咸自蓄声伎，文人学士，莫不有焉，宋明时，文学家虽寒士，亦蓄声伎，见于记载者甚多，不可枚举。及本朝则自雍正七年，改教坊之名，除乐户之籍，无复所谓官伎，而私家自蓄乐户，且为令甲所禁，士夫之文采风流者，仅能为“目的诗”，至若“耳的诗”虽欲从事，其道末由，而音乐一科，遂全委诸俗伶之手，是此学所以衰落之原因四也。综此诸原因，故其退化之程度，每下愈况。然乐也者，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废也。士夫不主持焉，则移风易俗之大权，遂为市井无赖所握。故今后言社会改良者，则雅乐俗剧两方面，其不可偏废也。

    景祐《六壬神定经》二卷

    宋杨维德奉敕撰。《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俱著录，卷首有宋仁宗御制序。据志维德所撰，向有遁甲七曜太一诸书，盖皆奉敕撰也。仁宗号称英主，乃迷信此等术士之言，盖宋诸帝通习矣。然术数一科，在汉时已为七略之一，其源甚古，观此亦可存古术之一斑也。戊午六月。

    《天问阁集》三卷存二卷，其下卷存一条

    明李长祥撰。长祥四川达州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国变后屡思仗义规复，事监国鲁王，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无传，其事迹见全祖望所为行状。祖望称此书丙戌以后作，杭人张南漪得之吴市书肆中云。盖修《明史》时所未见也。卷上为《甲申廷臣传》、《新乐刘文炳传》二篇，卷中有传十篇，皆纪当时死难诸贤，多足补史编之缺。《廷臣传》之末，有论一篇，论思陵失国之由，于廷臣略无恕词，虽黄道周、刘宗周亦有微辞，所见殊多独到处，而独屡袒杨嗣昌、陈新甲，颇与时论异。谢山谓其不免爱憎之见，不知其果尔耶？抑时论有门户，不足凭信也？谢山谓其于文不称作家，然《新乐侯》一传，法度森然，生气远出。吾于明人之文，乃罕见其比。戊午六月读竟记。

    《西藏考》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赵之谦谓雍正初身至其地者，随笔记录之册也。中纪里程颇详核，所录《唐盟碑》全文，尤可宝。《唐盟碑》殆我国与他国为国际上平等条约，传世最古者。戊午六月。

    《读史举正》八卷

    清张熷撰。熷浙江仁和人，字曦亮，号南漪，全谢山为之墓志铭，述其行谊，在卷端。此书盖读史考据之札记，体例与钱竹汀之《考异》、王西庄之《商榷》略同，虽琐碎亦有极精到者。戊午六月。

    孙与人《弟子职注》一卷

    清孙同元撰。同元字与人，浙江仁和人。《弟子职》古代本别行，《汉志》列于孝经类，今惟附《管子》以传耳。清代王元启曾为单行注，同元此注晚出，纠正王注者颇多。同元为孙渊如门人，其学笃守汉师家法也。戊午六月。

    《馀生录》一卷

    明张茂滋撰。茂滋为福建巡抚张肯堂之孙。肯堂号鲵渊，国变后，死守翁洲，谋光复，不克死之。阖门从殉者二十七人，遗命茂滋毋死，以保宗嗣。茂滋出走，濒于九死，而鲵渊门生故吏，及一时好义之士，百计脱之。事定后，茂滋记其崖略为此书。晚明忠义之盛，亘古所无，读此亦使人兴起也。戊午六月。

    杨星吾《留真谱》

    杨君游日本，获见其国秘府及故家所藏唐宋以来写椠古籍，依原书格式，景刊其首叶，残本则景其所残之叶，小本或全景之，如御注《孝经》其有序跋藏记者并景之。凡经部二册九十二种，小学一册五十二种，史部一册四十七种，子部二册七十五种，医部二册六十八种，集部二册七十五种，佛部一册十九种，杂部一册二种，都四百三十种。陈百鼎而各献一脔，亦足餍味也已矣。杨君收藏称当代第一，其遗籍今在国务院，非久恐为大力者负之以趋，惜不复见续编也。戊午六月初六日。

    成容若《渌水亭杂识》

    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其刻《通志堂九经解》，为经学家津逮。此书为随手札记之作。其纪地胜摭史实，多有佳趣；偶评政俗人物，见地亦超绝；诗文评益精到，盖有所自得也。卷末论释老，可谓明通。其言曰一家人相聚，只说得一家话，自许英杰，不自知孤陋也，可谓僧儒辟异端者当头一棒。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且出自满洲，岂不异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须让此君出一头地也。戊午八月，病中读竟记。

    万季野《庚申君遗事》

    庚申君者，元顺帝也。相传实为宋末帝■之子，语似不经。季野先生此书，采《元史·顺帝纪》、《虞集传》及权衡之《庚申外史》、余应之《读庚申诏诗》、袁忠彻《苻台集》之《庚申君遗事》、叶盛《水东日记》之《瀛国公遗事》及何乔新、程敏政、黄训所纪载，凡十二则，谨加考证。知末帝入元，封瀛国公，时年实六岁，其生庚申君时，实五十岁。元之明宗，夺瀛国妻，庚申遂为明宗子。然明宗自言此非己子，元廷君臣，盖共知之。且其遗像不肖元诸帝，而肖宋诸帝，则其为赵氏一块肉，益无可疑。读季野自为书后两篇，盖铁案如山矣。吕嬴牛马之事，前史屡悬疑案。然天道冥漠，实有莫为莫致者，不得径指为遗民快心之谈也。清圣祖与海宁陈氏一公案，颇与此类，惜清代文网密，私家著述可为左证者少，后虽有季野，恐亦等于杞宋之无征也已。戊午八月六日，病榻读一过记此。

    《南宋六陵遗事》

    胡元妖僧杨琏真伽发掘南宋六陵事，为前史未闻之惨剧。世多知唐珏、林景熙两义士掩护之功，而当时主持而先后者，尚大有人在，王修竹也，谢翱也，罗锐也，各有事焉。此书备采诸家记载，会通而证疏之，可谓发潜阐幽也已。戊午八月六日。

    浙江书局覆毕校本《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实类书之祖。后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等，其编纂之方法及体裁，皆本于此。唐宋明存书今佚者，多赖诸类书见其崖略；先秦学说今亡者，多赖此书存其梗概，此亦阳翟大贾之善居奇货也已。

    《吕氏春秋》次序，《史记·吕不韦传》、《十二诸侯年表》，皆云八览六论十二纪，《太史公自序》又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盖始于八览，故亦以览名其书也。今本以十二纪居览论之前，恐非原次。季冬纪之末篇，曰序意篇，首维秦八年岁在涒滩云云，叙述著书之由，实全书总叙也。古书总叙，皆系全书之末，益可证纪本在览论之后也。戊午八月病中点读一过。

    《慎子》（四部丛刊本）

    此书全是明人掇拾诸书所赝造。其中如《孟子》“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其非慎到本甚明，竟牵入之。《战国策》楚襄王之传慎子，亦未即到也。《庄子·天下篇》，称慎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其人必为古代一苦行头陀，安有尔许喋喋耶？守山阁辑本，是否原书已可疑，苟此本者，更不足道矣。外篇摭拾《列子》、《吕览》、《檀弓》等尤可笑。缪氏宝此燕石甚矣，曲士不可以语于学也。庚申除夕。

    梁忠璇《经绎》

    吾宗忠璇公斗辉，著《经绎》九卷，胡石青得之坊肆以归余。谨案《县志》：公花桥亭人，明万历二十五年举人，以榷监罗织下诏狱五年，与冯应京等四十余人，狱中讲学不倦，著《经世实用》、《黄河议》、《荐辟人物考》、《马政书》、《任官考》、《十三经绎》，皆狱中稿也。后遇赦，以天启二年任湖广通城县教谕，擢国子监学正，迁太平府同知，执法不挠，称铁面江防。以事去官，卒年九十。据本书李序，则公之下狱，实由上书争弊政，故以此罹逆罹忌也。书似刻于太平，故发刻人姓氏，多太平僚友。此书不脱明人谭经窠臼，自是时代使然，惟公之大节醇德，藉此以传一二，则吾子孙所宜永宝耳。

    本书自序云：“万历壬寅孟冬识于北寺。”壬寅为万历三十年，距今三百十九年前也。辛酉三月三十日。

    杨仁山《阐教篇》

    石始佛教本纯倡自力，净土一门，像季后起，接引凡机，龙树所以有易行品之作也。我国净宗，已嫌他力气味太重，滋生流弊，日本真宗之拨无圣道，失之益远矣。居士兹作，可谓洞中症结。今国中自托净门者日多，而自力日替此编宁宜久閟耶？十年五月十五日。

    陈兰甫校本《梦溪笔谈》

    民国三年在广州得旧书数十种，此其一焉。顷偶翻读，书中有校识若干条，圈点若干处，其识语一望而辨为东塾先生遗墨，致足宝也。十年十一月。廷灿谨案：此书无藏印。陶福祥刻本附校字记，其中有云，据东塾校本改。所校之字皆与是书相同，然则中间曾藏爱庐耶？

    《曲江集》

    《曲江集》最有研究价值者，为卷八至卷十二所与边将蕃国之敕书。若能细加考证，定有许多关于民族史之良资料。癸亥上元。

    《刘蜕集》

    言之无物，务尖险，晚唐之极敝也。妄自尊大，弥资匿笑耳。癸亥上元。

    元和惠氏旧藏明万历本《路史》

    罗长源《路史》，取司马子长所谓搢绅先生难言者而言之，嗜博而荒之讥，信所不免。然其比类钩索之勤，不可诬也。其国名纪之一部，条贯绵密，实史界创作；且其时《古本竹书纪年》及皇甫士安辈所著书，皆未亡佚，其所取材者，多今日所不及睹，故可宝也。此本为元和惠氏旧藏，每册咸有定宇先生名字小印，全部圈点，且有手批一百六十余条，校补文字十余处，虽未署名，观其考证之精审，与书法之朴茂，则为定宇手泽无疑也。手批有朱墨两种，墨笔亦十余条异书势者，惠家累代传经，或其父子祖孙所经读耶？得此如捧手与二百年前大师晤对，欣幸何极！癸亥二月十五日。

    第一册目录下有稽瑞楼小印，知尝归常熟陈氏。续检《稽瑞楼书目》，云《路史》二十四册，惠半农阅本，然则批点又出定宇前矣。今此本正二十四册，则衬纸亦惠氏之旧也。半农先生提学广东，吾粤人知有汉学，实先生导之。吾家有半农手书立轴，当与此书同宝也。二月十六日再跋。

    《易馀籥录》二十卷

    书为理堂著《易》学三书时，旁涉他学，随手札记之作，言《易》者反甚希也。吾未精读，偶翻卷四论声系，卷十七论曲剧各条，已觉多妙谛。癸亥三月。

    汪容甫《旧学蓄疑》一卷

    分子史评诗杂录四门，著随时札记以作著述资料者。各条下间附刘文淇、成蓉镜及其子喜孙案语。尤有题萱龄者，其姓待考。癸亥三月。

    阮文达撰《焦理堂传》

    此传于理堂《易》学所阐发略尽。其最缺憾者，则于史学不置一词也。

    集中上伊汀州、姚秋农两书，深得治史症结，其识不在谢山下，是不宜简置也。理堂于义理之学，其见地亦不在东原戴氏下，此传所发未尽。又，《剧说》一书，亦理堂绝学之一，不当并书名而不叙也。癸亥三月，启超记于翠微山之奇觚庐。

    陈兰甫《声律通考》

    先生有《复曹葛民书》，叙述著此书之甘苦。末云：“古人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今则无名山可藏，虽有门人数辈，皆为经生，不解音乐，欲传其人而不知谁属也。象州郑小谷见此书，叹曰，有用之书也，君著此书辛苦，我读此书亦辛苦。嗟乎，辛苦著书，吾所乐也，有辛苦读之者，吾愿足矣，若其有用，则吾不及见矣，其在数十年后乎？”启超夙不治此学，虽欲辛苦读之而不能也，顾深信言古乐未能逾先生书者。今国中沿海，西乐学者，既渐有其人，行且返而求诸吾国所固有，则舍先生奚以哉？所谓致用在数十年后者，其悬记决不虚矣。先生复郑小谷书，又言考声律时，购求陈旸《乐书》不得，可见寒士治学之难，难如彼而所成如此，先生益过人远矣。癸亥三月二十五日。

    陈兰甫《切韵考》

    《东塾集》四《与赵子韶书》云：“仆考切韵，无一字漏略，盖专门之学，必须如此；但恐有武断处，如段茂堂之于《说文》耳。仆为此甚辛苦，若有疏误，亦犹亭林先生之古韵，后人因而加密可耳。”读此可见先生著述之阅历甘苦。惟书中即据《广韵》为陆法言《切韵》，盖由《切韵》久佚，先生不获见也。光绪末，《切韵》残卷发见于敦煌石室，其本今有巴黎图书馆王静安影写印布。据称《广韵》部目及其次序，皆与陆韵不同，然则先生所谓此书以明陆氏之学者，其果为陆学与否，尚俟商榷也。吾于兹学未尝用力，不敢有所论列，记之以俟将来。癸亥三月。

    陈子砺《胜朝粤东遗民录》

    东莞陈子砺编修伯陶撰。子砺在晚清，仕至江苏提学使，鼎革后不复出，赁庑九龙，自号九龙真逸，书成于民国四年乙卯。胜朝指前明，子砺为清遗民，宣统犹在，不忍亡清，故目明曰胜朝。晚明风节之盛冠前史，而浙中及吾粤节士又冠他省，浙士得全谢山表章，诵芬不衰，而粤顾暗然，继今以往，且曶没矣，子砺悉心钩考于方志佚集中得二百九十余人，以县为次，自其行谊以至著述目录，靡不具载，搜采至博而断制至严，可谓良史矣。末附陈文忠、张文烈、陈忠愍三行状，忠愍状为独漉撰，文烈状为屈翁山撰，文忠状失撰人名氏，三状之辞，皆多为《明史》所不具者，文烈状尤瑰特，能传其人。癸亥腊不尽十日记。

    吾二十六七年前，习与子砺游。见其人温温若无所试，于帖括外亦不甚治他学，未尝敬之也，不意其晚节皭然不滓如此。且尽力乡邦文献，岿然不愧古作者之林，不读此书，几失吾友矣。又识。

    戴南山《孑遗录》

    《孑遗录》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见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可谓极史家技术之能，无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窃比迁、固也。所志不遂而陷大僇，以子长蚕室校之，岂所谓九渊之下尚有天衢者耶？癸亥腊不尽十日。

    《忆书》六卷

    《焦理堂遗稿》，赵 叔跋而刻之，书中皆琐碎札记，内关于理堂本身传记资料者不少。其余关于当时社会风习，亦有可看者。癸亥十二月。

    南陵徐氏覆小宛堂景宋本《玉台新咏》

    总集之选，贵有范围，否则既失诸泛滥，又失诸挂漏，《隋志》总集百四十七部，今存者《文选》及《玉台新咏》而已。《文心雕龙》亦入总集实不当也。然《文选》之于诗，去取殊不当人意。《新咏》为孝穆承梁简文意旨所编，目的在专提倡一种诗风，即所谓言情绮靡之作是也。其风格固卑卑不足道，其甄录古人之作，尤不免强彼以就我。虽然，能成一家言，欲观六代哀艳之作及其渊源所自，必于是焉。故虽漏略而不为病，且如魏武帝谢康乐诗一首不录，阮诗仅录二首，陶诗仅录一首，然而不能议其隘陋者，彼所宗不在是，譬诸刻桷之匠，则楩楠豫章之合抱者无所用之也。故吾于此二选，宁右孝穆而左昭明，右其善志流别而已。赵氏小宛堂本，据宋刻审校，汰其羼续积余重刻，更并雠诸本，附以札记，盖人间最善本矣。属当草韵文史辄点读一过，记所感焉。甲子十一月二日。

    王荆公选唐诗

    兹选在初唐无王、杨、卢、骆，初盛之际，无陈射洪、张曲江，盛唐无李、杜及摩诘，中唐无韩、柳、元、白及东野，晚唐无长吉、义山、牧之、飞卿，而荆公自序言，欲知唐诗，观此已足者，谓欲知此诸家以外之唐诗耳。不选大家，亦选家之一法，或此法竟是荆公所创也。《全唐诗话》亦无李杜。然荆公别裁甚精，凡所选诸家，皆能尽撷其菁华，吾侪终以其不选大家，不得见其去取为憾耳。书在乾道间，倪跋已恫其沦没，清初宋牧仲得之，喜诧不自胜，委丘迩求重刻，今不及三百年，人间传本又稀如星凤矣。此为丘氏伟萧草堂初印精本，可宝也。甲子十二月十一日。

    《谷音》

    《谷音》二卷，宋遗民杜本所辑，宋元间节士幽人之遗什也。《四库提要》著录，粤雅堂有刻本，盖据毛氏汲古阁本。兹编无毛跋，殆明人手钞在子晋前者，但讹误字不少。

    此编诸诗皆气象俊伟，风遒道上，极可赏，各人小传亦大佳。

    阮仲嘉《瀛舟笔谈》

    《瀛舟笔谈》十二卷，仪征阮仲嘉亨所著，用以纪述其伯兄文达公元事业学术文章行谊家世交游者。文达于嘉庆四年抚浙，十二年奉代入觐，旋移督吾粤。其在浙也，于节署之后园，葺屋三楹，榜曰瀛舟，故仲嘉以名其书焉，其所记亦以文达去浙之年为断。卷一至卷三，记文达平海贼蔡牵事，卷一总叙始末，卷二卷三用日记体，颇多有益之史料。卷四卷五，记文达治浙其他政绩。卷六记文达先德及其夫人事。卷七记文达重要著作，及其与当时诸经师之交谊。卷八卷九卷十，记文达与师友倡和之诗，及当时文界杂事。卷十一录文达所著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卷十二记积古斋中金石。仲嘉以文达为之兄，又师事焦理堂，故其学富于常识，亦颇有别裁，此书实一种别体之年谱。以子弟记其父兄，故纤悉周备，惜所记有年限，文达在粤之遗闻逸事，吾侪所最欲知者，不可得见也。书中记其他掌故，亦多有关系，如顾亭林尝更名圭年，谢蕴山曾辑《史籍考》，（与毕秋帆似不相谋）谈阶平曾著《畴人传》，（文达似未见其书）皆他书所未见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榻上浏览，翌晨记之。

    题《洪范疏证》

    古书中真伪及年代问题，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东晋晚出伪古文公案，历宋明至清中叶，始完全解决。汉代今古文之争，迄清末尚未衷一是，而西汉以来公认为最可信之二十八篇，其编制之年代，亦次第发生疑问。最初为《金縢》，次则《尧典》、《禹贡》，皆在学者分别讨论中。《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子植此文始。刘君推定《洪范》为战国末年作品，其最强之证据，如“皇”字之用例，如“圣肃谋哲乂”五名之袭用《诗·小旻》，如“无偏无党”数语，墨子引作周诗，如东阳耕真之叶韵，与三百篇不相应，凡此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其余诸条，亦多妙解，亟宜公表之，以供学者之论难也。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梁启超记。

    跋刘子植《好大王碑考释》

    高句骊广开士好大王纪功碑，立于晋安帝义熙十年，原文千八百字，在关内汉晋石刻中，文字多至如此者已不概见。若包含史料之丰富，则更无足与比者。晚清光宣以还，学者始稍稍重视而董理之，陆存斋、郑叔问、杨星吾、罗叔韫、刘翰怡诸君，各有校释或跋记，法人沙畹亲至碑下，实测其所在地及高宽度数等，于是此碑年代地点形制皆确定，异文之可读者亦什得八九矣。顾此碑所以为重于学术界者，在其史迹，而碑中所举山水城邑部族之名称逾百，实史迹之骨干，非考知其今所在地及其与中外史传所记述名称之异同沿革，则尚论史迹无下手处，惜前贤举未暇及此也。门人永嘉刘节字子植，承其乡先辈孙氏父子、黄氏父子之学风，善能以核持博，在清华研究院两年，所业益大进，此篇则其今夏毕业成绩，得此而好大王碑之价值增重于畴昔者乃倍蓰矣。夫治史夙以明地理为难，而地理之在藩属四裔者为尤难————旧史所载，什九非由躬历，展转传述，已多影响讹谬，加以舌人重译，音变实繁，时代嬗移，异称踵出，其同地异名、同名异地者比比皆是，未经梳理，棼如乱丝，钩甲稽乙，动辄违迕，自昔读四裔史传者，未有不以此为大苦也。子植所持术，在应用近代学者所发明之音变原则，而以极忠实之态度，准据地望，融通诸史异文，以求其是，例如挹娄之递变为沃沮、夫租、夫馀、玄蒐乃至由沃沮递变为乌稽、渥集、窝集，又别变为勿吉、靺鞨，以今日中土语读之，若甚相远，然细按声变之则，持源以治其委，则其展转异名之由来，一一可指也。子植又善能发见大共名以适用之于专别名————如奄利为大水，其异称有淹、掩■、施掩、淹滞、盬、盐难、鸭绿等，后乃成为鸭绿一大江之专名。如忽本为城邑，其异称有忽、卒本、率宾、恤品乃至纥升骨、喙评等。通此一语，则本国旧传及东史所记载涉类此诸文者皆可解也。子植所以能爬罗极复杂棼乱之地理名称，使之若网在纲者，其操术大略如此。至如今平壤之外别有古平壤，而《括地志》所称高句骊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王险城者，并非今之平壤，如韩与 实为一族，《逸周书》注之寒秽，即碑文之韩秽，如 非靺鞨，东史所记汉魏晋间靺鞨强盛者，以碑文反证，皆乖事实，诸如此类，创见非一。自嘉定钱氏、青浦王氏盛倡以碑补史，以碑正史之论，学者颇矻矻致力，然内地诸碑志，其碑主什九非历史上重要人物，其文虽偶有可补史阙，或是正史之讹误者，率皆末节，不足为轻重于学术界。晚近四裔碑版颇出，若吐蕃会盟，若阙特勤，及此好大王者，皆以一石为一种族兴替唯一之史料，而治之较难，从事者卒少。子植之于此碑，虽未敢谓已尽发其秘，然循此涂以迈进，则金石证史之理想，庶着着可以实现矣。余既未专治此碑，于东史常识且极贫乏，愧不能有以补子植所未及，或匡其舛讹。喜此篇之成，能为金石学界开一新路，故略述其用力及得力处跋之如右。戊辰孟秋新会梁启超。

    跋程正伯《书舟词》

    程垓正伯《书舟词》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毛氏汲古阁有刻本，《四库全书》采之。杨升庵《词品》云：“程正伯，东坡中表之戚，故盛以词名，独尤尚书以为正伯之文过于词。”毛子晋跋所刻《书舟词》亦云：“正伯与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混苏作。”清代官书皆沿此说，故《历代诗馀》附录词话及词人姓氏，皆置诸北宋苏门四学士之间。《四库提要》以列《山谷词》后，《小山词》前，然《直斋书录》所序次，则后于稼轩，而先于白石，不以厕北宋作者之林也。朱氏《词综》同。余读正伯词，爱其俊宕，其中确有学苏而神似者。然通观全集，终觉不似北宋人语。又怪正伯既东坡戚畹，集中词逾百首，何以无一与元祐诸贤唱和之作，诸贤诗文词集亦无一及之？又王灼《碧鸡漫志》于北宋词人评骘殆遍，尤推重苏门诸子，何以亦无一语及正伯？又集中词题屡称临安，不称杭州，则诸词作于南宋无疑。

    纵谓东坡中表幼弟可以南渡后尚生存，亦太牵强矣。记王文诰《苏诗总案》，于东坡母党诸程考证綦详，检之确无名垓字正伯者，于是益大疑。及细读本集卷首所载绍熙甲寅王称序云：“程正伯以诗词名，乡之人所知也，独尚书尤公以为不然，曰正伯之文过于诗词，今乡人有欲刻正伯歌词，求余书其首，余以此告之，且为言正伯方为当涂诸公以制举论荐，使正伯惟以词名世，岂不小哉……”玩其语气，是王称作序时正伯尚存，且甫被论荐，则正伯乃绍熙间人，上距东坡百余年矣。嗣偶翻《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见有《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一条，文云：“此卷不应携在长安逆旅中，亦非贵人席帽金络马传呼入省时所观，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与山中人共小巢龙鹤菜饭，扫石置风炉煮蒙顶紫茁，然后出此卷共读乃称耳。”案文，明是正伯携卷在临安逆旅中请题者，则正伯与尤延之、陆放翁同时，其决非东坡中表，益信而有征矣。词人姓氏及提要皆谓正伯眉山人，今考集中有“不知家在锦江头”，“且是芙蓉城下水，还送归舟”等语，则为蜀人无疑，是否眉山，尚待考也。杨升庵喜造故实以炫博，偶见正伯与坡公母党同姓，遂信口指为中表，其述尤尚书语亦不过袭王序耳。后人以其以蜀人谈蜀事，遂不复置疑，不知为所欺也。子晋跋谓“其词多混苏作，今悉删正”。今据钞本吴文恪百家词校之，阕数悉同毛刻，所谓删正者又不知何指也？正伯不失为宋词一名家，其年代若错误，则尚论南北宋词风者滋迷惑，故不辞详辨之如右。

    跋四卷本《稼轩词》

    《文献通考》著录《稼轩词》四卷，《宋史·艺文志》同。而引《直斋书录解题》注其下云：“信州本十二卷，视长沙本为多。”或误以为此四卷者即长沙本，实则直斋所著录乃长沙本，只一卷耳，十二卷之信州本，宋刻无传。黄荛夫旧藏之元大德间广信书院本，今归聊城杨氏，而王半塘四印斋据以翻雕者，即彼本也。可见《稼轩词》在宋有三刻，一为长沙一卷本，二为信州十二卷本，三即四卷本。明清以来，传世者惟信州本，毛刻六十一家词亦四卷，实乃割裂信州本以求合《通考》之卷数，毛氏常态如此，不足深怪。而使读者或疑毛王二刻不同源，而毛刻即《通考》与《宋志》之旧，则大不可也。近武进陶氏景印宋元本词集，中有《稼轩词》甲乙丙三集，其编次与毛王本全别，文字亦多异同。余读之颇感兴趣。顾颇怪其何以卷数畸零，与前籍所著录者悉无合也。嗣从直隶图书馆假得明吴文恪讷所辑《唐宋名贤百家词》，其《稼轩集》正采此本，而丁集赫然在焉，乃拍案叫绝，知马贵与所见四卷本固未绝于人间也。甲集卷首有淳熙戊申正月元日门人范开序，称：“开久从公游，暇日裒集冥搜，才逾百首，皆亲得于公者，以近时流布于海内者率多赝本，吾为此惧，故不敢独閟，将以祛传者之惑焉。”范开贯历无考，然信州本有赠送酬和范先之词十首，而此本几先之皆作廓之，盖一人而有两字。开与先与廓义皆相属，疑即是人，诚从公游最久矣。戊申为淳熙十五年，稼轩四十九岁，知甲集所载皆四十八岁以前作，稼轩年寿虽难确考，但六十八岁尚存，则集中有明证，乙丙丁三集所收，则戊申后十余年间作也。其是否并出范开裒录抑他人续辑，下文当更论之。此本最大特色，在含有编年意味，盖信州本以同调名之调汇录一处，长调在先，短调在后，少作晚作，无从甄辨，此本阅数年编集一次，虽每首作年难一一确指，然某集所收为某时期作品，可略推见。考稼轩以二十九岁通判建康府，三十一岁知滁州，三十五岁提点江西刑狱，三十七岁知江陵府，三十八岁移帅隆兴（江西）仅三月被召内用，旋出为湖北转运副使，四十岁移湖南，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四十二三岁之间转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五十间（？）以言者落职，久之主管冲佑观，五十二岁起福建提点刑狱，旋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五十四被召还行在，五十六岁落职家居，五十九岁复职奉祠，六十一二岁间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六十五岁知镇江府，明年乞祠归，六十七岁差知绍兴府又转江陵府，皆辞免，未几遂卒，其生平仕历大略如此。以上所考据本传，参以本集题注等，虽未敢谓十分正确，大致当不谬。此本甲集编成在戊申元旦，明见范序，其所收诸词，皆四十八岁前官建康、滁州、湖北、湖南、江西所作，既极分明，乙集于宦闽时之词一首未见收录，可推定其编辑年当在绍熙二年辛亥以前，所收词以戊申、已酉、庚戌等年为大宗，亦间补收丁未以前之作。丙集自宦闽词起收，其最末一首为辛酉生日，盖壬子至辛酉十年间五十三岁至六十二岁之作，中间强半为落职家居时也。丁集所收词，时代颇广漠难辨，似是杂补前三集之所遗，惟有一点极当注意者，稼轩晚年帅越帅镇江时诸名作如《登会稽蓬莱阁》、《京口北固亭怀古》诸篇皆未收录，《北固亭怀古》词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稼轩于绍兴三十二年，以忠义军掌书记奉表归朝，以嘉泰四年知镇江府，相距恰四十三年。作此词时年六十六，几最晚作矣。此决非弃而不取，实缘编集时尚未有此诸词耳。然则丁集之编，当与丙集略同时，其年虽不能确指，要之四集皆在稼轩生存时已编成，则可断言也。若欲为《稼轩词》编年，凭借兹本，按历年游宦诸地之次第，旁考其来往人物，盖可什得五六。就中江西一事，稼轩家在广信，而数度宦隆兴（南昌），故在江西所作词及赠答江西人之词集中最多，其时代亦最难梳理，略依此本甲乙丙三集所先后收录，画分为数期，而推考其为某期所作，虽未能尽正确，抑亦不远也。惟四集中丙丁集所甄采，似不如甲乙集之精严，其字句间与信州本有异同者，甲乙集多佳胜，丙丁集时或劣误，似非同出一手编辑，若吾所忖度范廓之即范开之说果不谬，则似甲乙集皆范辑，丙丁集则非范辑。盖辛范分携，在绍熙元二年间，廓之赴行在，稼轩起为闽宪，故丙集中即无复与廓之往还之作，廓之既不侍左右，自无从检集箧稿，他人因其旧名而续之，未可知也。信州本共得词五百七十二首，此本四集合计除其复重，共得四百二十七首，但其中却有二十首为信州本所无者。内四首辛敬甫补遗本有之。丙集有《六州歌头》一首，丁集有《西江月》一首，皆谀颂韩平原作。《西江月》之非辛词，《吴礼部诗话》引谢叠山文已明辨之；《六州歌头》当亦是嫁名。本传称：“朱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时稼轩之年亦已六十一矣，其于韩不惮批其逆鳞如此。以生平澹荣利尚气节之人，当垂暮之年，而谓肯作此无聊之媚灶耶？范序谓惧流布者多赝本，此适足证丙丁集之未经范手厘订尔。戊辰中元，新会梁启超。

    吴梦窗年齿与姜石帚

    亡友王静安尝疑《梦窗词》中之姜石帚非姜白石。叩之，亦未能尽其说也。今以《草窗词》证之，知梦窗年代不能上及白石。仪征刘伯山毓崧叙《杜刻草窗词》，考证草窗年代经历极精核，据称草窗与梦窗唱酬，始于景定癸亥春暮，草窗年甫三十有二，梦窗之齿，应长于草窗五十馀岁，时已八十上下。其所以作此推断者，缘《梦窗集》中《惜红衣》调下题注有“余从姜石帚游苕霅间三十五年矣”一语。若石帚即白石，则梦窗从游时虽年仅弱冠，其交草窗时则已八十也，刘氏以谓昔人忘年下交，至可敬佩。考《草窗集》中关涉梦窗之词凡三首：一《玲珑四犯》，二《拜星月慢》，三《玉漏迟》。《玲珑四犯》题为“戏调梦窗”，中有“年少恐负韶华，尽占断艳歌芳酒”，“还约在刘郎归后，凭问柳陌旧莺，人比似垂杨谁瘦？”等语，纵使梦窗忘年，草窗对于先辈，终不能如此谑浪，且此等语以调八十老翁，宁复情理耶？《玉漏迟》题为“题吴梦窗花腴词集”，词云：“老来欢意少。锦鲸仙去紫霞声沓。怕展金奁，依旧故人怀抱。犹想乌丝醉墨，惊俊语香红围绕。闲自笑，与君共是，承平年少。”此是梦窗死后追述旧欢之作。依刘氏所证算，则草窗壮年，梦窗行将就木，安得云共是年少耶？然则二窗年辈，决非甚相悬绝如刘氏所云矣。刘氏因《梦窗集》中与石帚往还诸作，既以证梦窗之忘年下交草窗，又以证白石之忘年下交梦窗。案《白石歌曲》考其踪迹，其寓居苕霅，乃在淳熙丁未至绍熙壬子四五年间，下距景定癸亥七十余年，假定梦窗弱冠时从白石游苕霅，则其交草窗时，已非年逾九十不可，此必无之理也。然则欲考梦窗年齿，必须将其与白石之关系葛藤先行剪断，但石帚之为何如人，则只得付诸阙如矣。

    伯山又推论石帚实白石年齿，谓：“其早年隐居箬坑之丁山，屡经奏荐，因秦桧当国不起。”此说不知何本？记在宋人说部中，曾见。决非伯山臆造，则可断言耳。考白石二十世孙虬绿撰《九真姜氏世系表略》临桂况氏蕙风簃传钞乾隆写本《姜氏家藏白石道人集》附录，见《香东漫笔》卷一。称白石曾祖俊民为绍兴八年进士，父噩为绍兴三十年进士，知汉阳县。秦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其当国时，与白石曾祖、祖父年代略相值，而其父尚未通籍，白石昔游诗序称“早岁孤贫”，其父卒于何年虽无从考，然《探春词慢》自序云，“予自孩幼从先人宦于古沔”，则其父出宰汉阳时白石尚孩可知，安得在秦桧当国中屡荐不起耶？使《梦窗集》中之姜石帚而在秦桧时为已享高名之微士，其人益非寿逾百龄不可矣。伯山又假定姜吴同游苕霅在嘉泰癸亥前后，而梦窗时甫弱冠，则年岁勉可相及。然白石自绍熙癸丑以后，客越客杭，自此终其身踪迹未再到苕霅，此按诸其诗词集显然可稽者，伯山改迟十年，于事实决无合也。然则白石、石帚非一人，当为信谳矣。乾隆写本《白石集》有洪武十四年八世孙福四志略称：“是编白石暮年自删定，录写两本，一付儿子，一诒犹子通，世世宝之。”《世系表》记夔子名琼，官太庙斋郎，琼能宝先人手泽且教率子孙世世勿替，必非俗子，梦窗所交石帚，得毋即其人而增减乃父之号以自号耶？姑书以备再考。

    记《兰畹集》

    读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卷三第十叶《千秋岁》调下注云：“《兰畹》作张子野词。”第十八叶《水调歌头》调下注云：“此词载《兰畹集》第五卷。”欧公《乐府》刻成于庆元二年，知《兰畹》必在其前，惟未审为何时代何人所编。继读南唐二主词《捣练子》令调下注云“出兰畹曲令”，当即《兰畹集》。二主词，王静安已考定为绍兴末年辑本，则《兰畹》又当在其前矣。继又读《碧鸡漫志》卷二，云：“《兰畹曲会》，孔宁极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孔自号滍皋渔父，与侄处度齐名，李方叔诗酒侣也，知其书本名曲会，会即集也，后人用通俗之称改作集，又省去曲字耳。王静安谓二主词注作曲令义较曲会为长，非也。曲即令复举不词，北宋无词名，凡词皆称曲子，或省称曲，曲会犹言词集耳。编者孔方平与李方叔为友，盖元祐间人，此书之成，或当先于《尊前集》，与杨元素之《时贤本事曲子集》时代略同，杨集专收北宋“时贤”，此集盖兼及唐五代，不限年代之词家总集，当以此为首矣。《花间集》亦断代。据欧集注则至少有五卷，卷帙不为不富，庆元时尚存，而此后藏家无复著录，盖佚于宋元之际矣。

    方平盖孔氏之字，其名无考，王颐堂颇称道其词，以与晁次膺、万俟雅言并论列，今传世者惟黄载万《梅苑》中选存一首耳。颐堂又谓其自作之词隐名为鲁逸仲，《词综》有鲁逸仲词一首，然则亦方平作矣。

    《历代诗馀》附录词话引玉茗堂选《花间集序》有“逮及《花间》、《兰畹》，香蔹金荃，作者日盛”语，则汤若士知有此书，是否明末犹存，不可知矣。

    记《时贤本事曲子集》

    读《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二近体乐府二第二十四叶《渔家傲》调下小注引有《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一则，初不知何时何人所著，继读吴文恪《唐宋名贤百家词》之《东坡词》，其调名下小注引杨元素《本事曲集》者两条，《满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满江红》“忧喜相寻风雨过”篇。引《本事集》者两条，《虞美人·买田阳羡》篇，《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篇。凡遗文五条，体裁相同，皆纪北宋中叶词林掌故。又读绍兴间辑本《南唐二主词》蝶恋花调下注云“本事曲以为山东李冠作”。李冠亦北宋中叶之“时贤”也，因此可推定以上所引同一书，其全名为《时贤本事曲子集》，且有前后集，省名则称《本事曲集》，再省则称《本事集》或《本事曲》，著者则杨元素也。欧集所引冠以京本二字，则当时有刻本且不止一本可知。遍考南宋簿录诸书，自《绍兴阙书目》下逮晁《志》、陈《录》、马《考》以至《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惟尤延之《遂初堂书目》载有杨元素《本事曲》，当为本书省名。此后公私藏目皆不复见，知此书南宋尚有传本，入元则全佚矣。考东坡词集中与杨元素赠答唱和之词，多至十三首，交情之亲厚可知。元素名绘，绵竹人，《宋史》有传。神宗时，以侍读学士出知毫州，历应天、杭州。据王文诰《苏诗总案》知其守杭在熙宁五年甲寅七月，时东坡方以同乡为杭倅，故过从尤契密也。本传称有集八十卷，不言有《本事曲子集》，或附全集中耶？今两集俱佚，不可考矣。张子野词《劝金船》调下题云：“流杯堂唱和，翰林主人元素自撰腔。”东坡词亦有《泛金船》一阕，题云“流杯亭和杨元素”，则元素固自能词，且晓畅音律，今张苏词具在，而元素原唱，并不能托严诗编杜集之例，以传于后，甚可慨也。《本事曲子》既有前后集，想卷帙非少，据所存佚文，知其每条于本事之下，具录原曲全文，是实最古之宋词总集，远在端伯花庵草窗诸选本以前，且覙述掌故，亦可称为最古之词话，尤可宝贵，今诸选幸传，而此书乃并书名及撰人名皆在若存若亡之数。东坡词注所引，惟吴本有之，今所存汲古阁本，及四印斋翻元延祐本皆已删去，朱疆村辑《编年东坡乐府》亦未见吴本。吴本旧钞孤行，不绝如缕，非得此与欧集注及遂初目合参，几不复知世间曾有此名著矣。今故亟录佚文五则于左，他日若见他书更有征引，当续录焉。

    《时贤本事曲子集》佚文

    欧阳文忠公，文章之宗师也。其于小词，尤脍炙人口。有十二月词寄《渔家傲》调中，本集亦未尝载，今列之于此。前已有十二篇《鼓子词》，此未知果公作否？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渔家傲》“正月新阳生翠琯”篇。

    子瞻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后相逢于泗上，久留郡中，游南山话旧而作。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漂流江海”篇。

    董义夫名钺，自梓漕得罪归鄱阳，遇东坡于齐安，怪其丰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忧柳氏不能忘怀于进退也，已而欣然同忧患，如处富贵，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满江红》，东坡嗟叹之，次其韵。东坡词《满江红》“忧喜相寻风雨过”篇。

    陈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数月，宴僚佐于有美堂，因请二车苏子瞻赋词，子瞻即席而就，寄《摊破虞美人》。东坡词《虞美人》“买田阳羡”篇。

    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居其上，自名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在凌霄花下。子瞻为郡，一日屏骑从过之，松风骚然，顺指落花觅句，子瞻为赋此词。东坡词《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篇。

    案《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一“西湖处士”目下云：“按杨元素《本事曲》有《点绛唇》一阕，乃和靖草词。”又后集卷三十九“长短句”目下引《本事曲》云：“南唐李国主尝责其臣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盖赵公所撰《谒金门》辞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云云。

    此亦杨氏《本事曲》佚文，梁先生文中未引，兹附见于此。戊辰仲冬赵万里记。

    《静春词》跋

    《静春词》一卷，宋遗民袁易通甫撰。《知不足斋丛书》有《静春堂诗集》四卷，盖本八卷而佚其半。其词集，则《词综》御选《历代诗馀》附录之词人姓氏，及钱补《元史·艺文志》皆著其目，钱《志》诸词集目，一依《历代诗馀》移录，未必皆见原书。《诗馀》又似从《词综》稗贩也。顾传本绝稀。明清以来，官私藏目，无著录者。《词综》选其词二首，《历代诗馀》因之，外此即亦不复见矣。施国祁《礼耕堂丛说》称张讱庵藏有诗集后四卷之佚目，《诗馀》目亦在焉，引以说玉田词，甚自矜诧，则原书之稀见可想。此本凡词三十四首，钞自明吴文恪《唐宋百家词》。《百家词》无刻本者三种，此本并绝于著录，尤珍异矣。通甫，吴人，生宋景定三年，卒元大德十年，年仅四十五。黄溍为作墓志铭，龚■、陆文圭、杨载、虞集等皆为其诗作序。其于晚宋词人，与张玉田交最契，集中与玉田往还之词二首，《山中白云词》与通甫往还者亦三首，词品清空绵眇，亦玉田之亚也。从子廷灿，既手录斯本，乃命并录张词、黄志、陆序附于后，俾知人论世者有所资焉。戊辰初秋，新会梁启超。

    岁晚读书录

    苏彝士运河故道

    同治八年，法人李涉之开苏彝士运河，全世界共诧为不朽之盛业，不知此乃古人之陈迹也。埃及第十九朝第二代之王曰西德者，谋开一运河，以沟通于尼罗河与红海之间，未成而殂。其子拉密士继之，遂卒其业。洎第二十六朝第二代之王匿克时，故道已湮，匿克踵而修之，广深皆过于昔，凡役工徒十二万人，欲使当时之三樯战舰，可以通航，偶因战乱，遂尔中止。后七十余年，波斯王大流士修之，工遂竣。时希腊史家海罗多德目击之，据其所记，则彼运河所在，距今之苏彝士一英里有半，西北行以沟接于尼罗东部之支流，全径九十二英里，其成于人力者六十四英里云。厥后为土砂所淤，至西历纪元后二百年，罗马皇帝沙里查再兴之，亦不久而淤。纪元后六百余年，亚刺伯人征服埃及，其酋阿蛮再兴之，百余年而淤，遂不复开，以迄于李涉。由此言之，今世欧人所诧为掀天震地之伟烈者，数千年前之先民已行之，且不止一再焉，古今人何遽不相及耶？但其地承非洲沙漠之尾闾，淤塞最易，此前代之伟迹，所以不能永其传于后也。即今之苏彝士，亦常以此为患，则李涉之名，能与此河共不朽与否，正未可知耳。今世机器之用大进，人力可以胜天，然则李涉其或遂不朽也。

    民兵与佣兵之得失

    兵制之于人国，亦重矣哉。其兵为义务而战者，兵愈多则愈强，其兵为报酬而战者，兵愈多则愈弱，此可于吾中国唐府兵与彍骑征之，可于近世英德两国陆军之比较征之，可于古代罗马与加达治之胜败征之。而先例之最古而最显著者，尤莫如埃及。埃及自攘斥牧王，光复旧物以后，四征八讨，不戢其武，而服兵役者皆国中望族。当是时，盖常有胜兵五十万，遂孕出武族之一阶级，其位势优异于齐民，论者或以此为埃及固窒之一原因，斯固然也。然埃及之所以伯九有，亦实在是。及第二十六朝以后，当我战国间。希腊人之侨于埃及者日众，埃王广募以为兵，本国武族，不胜愤懑，相率而去国者数万人，埃及遂自兹不复振，展转以夷于附庸。谓希腊军人之资格，不逮埃及耶，彼希人固以此时代电扫三洲，莫之能御矣。然自为战则勇，而为埃及人战则怯，岂有他哉？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

    治具与治道

    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可谓至言。近世之立宪国，学者亦称之为法治国，吾国人慕其名，津津然道之，一若彼国中舍法之外，即无所以为治者。不知法乃其治具，而所以能用此具者，别有其道焉，苟无其道，则虽法如牛毛，亦不过充架之空文而已。故全世界中立宪国以数十计，而其声光烂然日进无疆者，仅数国也。道者何？曰官方，曰士习，曰民风而已。此其言虽若老生常谈，闻者鲜不以为迂，然舍此以外，则实无可以厝国于不拔之途，真欲救国者，可能无急哉！贾子亦曰：“今世以侈靡相竞，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呜呼！是不啻为今日言之矣。

    学问与禄利之路

    太史公作《儒林列传》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读者不得其解，谓是史公叹美当时儒学之盛，此误也。《史记》一书，凡称废书而叹者三。其一则《十二诸侯年表》，称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其二则《孟子荀卿列传》，称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并此文而三，皆以叹息于世运升降之大原也。盖古之学者，为学而学，自广厉学官之制兴，于是学者始为官而学，为官而学，学自此湮矣，故史公既历举六国及楚汉之交齐鲁儒生之抱道自重，复举叔孙通、公孙弘以后，公卿士夫之趋时承流，两两比较，而无限感慨，系于言外。班孟坚深知其意，故直揭曰：“禄利之路然，诚耻之诚伤之也。”日人后藤新平，治台有声，吾尝询以台湾教育之状。答曰：台人非欲仕进者，则不愿就学，欲教育之普及，殊非易易。吾闻其言，而欷歔不能自禁。夫台人此种思想，受诸故国者也。而全国中此等思想，则自汉开禄利之路以后，相传以迄今日，而痼疾中于膏肓者也。故科举一废，而举国几无复向学之人，学堂及外国留学生所以不绝者，恃变形之科举以维持之耳。欧美日本，几于无人不学，而应文官试验者，不及百之一，此正乃学之所以盛也。我中国若不能将学问与禄利分为二事，吾恐学之绝，可计日而待矣。

    不悦学之弊

    《左氏·昭十八年传》：“鲁人有见周原伯者，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无乱乎？”呜呼！何其言之壹似为今日言之也。我国数千年来不悦学之风，殆未有甚于今日者。六经束阁，《论语》当薪，循此更阅十年，则千圣百王之学，精华糟粕，举扫地以尽矣。或曰：今者新学方兴，则旧学之销沉，亦非得已，日本明治初年，其前事也。虽然，日本前此之骛新学，则真能悦之而以所学名其家与传其人者辈出焉。日本之有今日，盖学者之功最高，我则何有？治新学者，以之为应举之敲门砖而已。门辟而砖旋弃，其用恰与前此之帖括无以异。夫前此学子虽罔不困于帖括，而帖括以外，必尚有其所学者，其所学之致用与否勿具论，要之，舍肉欲外，更有此以供精神上之愉快，于以维系士夫之人格，毋使堕落太甚，而国家元气，无形中往往受其赐。今也，旧学则视为无用而唾弃之矣，至其所谓有用之新学，其价值乃仅得比于帖括，吾国需此变形之帖括，何为也哉。《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丧无日矣。”是岂可不为寒心也。

    警偷

    《左氏·文十七年传》：“襄仲如齐……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明年，“齐人杀其君商人”。《昭元年传》：“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刘子曰，子盍远绩禹功，而大庇民？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刘子归，以语王曰，赵孟将死矣，为晋正卿以主诸侯，而侪于隶人，朝不谋夕，弃神人矣。”是年冬，赵孟卒。夫于言语之间，而以悬断人寿命短长之数，其理若甚幽眇不可凭，实乃不然。人之所以托命于天地者，则精神为之君。偷也者，苟且图安于旦夕，而不恤其后者也。后之不恤，其精神哀哉耗矣。精神耗而营魄能存，未之闻也，此心理与生理相属之至道也。岂惟个人心理有之，即社会心理亦然。举国人而有偷食朝不谋夕之心，国未有不亡者也。故吴季札听郑乐而卜其先亡，锡西罗于西罗马之末叶，而决其不可救，亦于其人民之心理察之而已，故孔子以民不偷为贵。今吾国内治之艰巨，外侮之凭陵，壹不足惧，而惟君民上下之习于偷为足惧。苟不思警，其何以十稔。

    雪浪和尚语录二则

    梅长公问和尚，如此世界坏极，人心坏极，佛菩萨以何慈悲方便救济，请明白提出，勿以机锋见示。和尚以手作圆相曰：国初之时，如一锭大元宝相似。长公疾呼曰：开口便妙了，速道速道。和尚曰：这一锭银，十成足色，斩碎来用，却块块是精的，人见其太好，乃过一炉火，搀一分铜，是九成了，九成银也还好用，再过第二手，又搀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后搀到第三第四乃至第七八手，到如今只见得是精铜无银气矣。长公曰：然则如何处置？和尚曰：如此则天厌之，人亦厌之，必须一并付与大炉火烹炼一番，铜铅铁锡销尽了，然后还他十分本色也。长公曰：如此则造物亦须下毒手也。和尚曰：不下毒手，则天地不仁，造化无功，而天地之心，亦几乎息矣。

    和尚尝示诸门弟子曰：天地古今，无空阙之人，无空阙之事，无空阙之理，自古圣人，不违心而择时，舍事而求理，以天下之事是吾本分之事，以古今之事是吾当然之事，所以处治处乱处吉处凶，皆是心王游行大中至正之道，今人动以生不逢时、权不在我为恨，试问你，天当生个甚么时候处你才好，天当付个甚么权与你才好，我道恨时恨权之人，皆是不知自心之人，故有悖天自负之恨，又安知死死生生升升沉沉，皆是自己业力哉？你不知自心业力强弱，不看自己种性福德智慧才力学行造诣机缘还得中正也无，却乃恨世恨时恨人恨事，且道天生你在世间，所作何事，分明分付许多好题目与你做，你没本事，自不能做，如世间庸医，不恨自己学医不精，却恨世人生得病不好，天当生个甚么好病，独留与你医，成你之功，佛祖圣贤，将许多好脉诀好药性好良方好制法留下与你，你自心粗，不能审病诊脉量药裁方，却怪病不好治，岂神圣工巧之医哉。你不能医，则当反诸己，精读此书深造此道，则自然神化也。果能以诚仁信义，勉强力行向上，未有不造到圣贤佛祖地位，向下未有不造到英雄豪杰地位。今人果知此义，则自不敢恨生不逢时、权不在我，自为暴弃之人也。

    沧江主人曰：和尚可谓狮子吼也已。其所谓大炉火烹炼一番者，即陆象山所谓激厉奋迅，抉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吾辈心境陷溺既久者，非用此一番工夫，则无以自进于高明，而欲救举世人心之陷溺，舍此亦更无其道。但当用何种手段以行烹炼，则吾至今犹未能得其法耳。其箴流俗恨时恨权之蔽，真乃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今国中顽钝无耻之小人不足责，其号称爱国之士君子，殆莫不以生不逢时、权不在我二语自饰，遂相率委国事于不问。吾以为疾风知劲草，盘错别利器，时势愈艰，则英杰愈当思所以自效，吾侪生此时，天之所以厚我者至矣。若权之云者，则岂必其尸君相之位乃始有之，一介之士，皆可有焉，特其种类及其作用，有不同耳。谓时势地位可以困人，无有是处，其见困者，皆自暴自弃之结果耳。万险万难，皆可拯拔，惟举国人皆自暴自弃，则真无可言者。何也？以其既造此恶业力，则所受之报，未有不与之相应也。难者曰：今既举国人相率以造此恶业力，欲以一二人与之抗，无异捧土以塞孟津，亦何能为？然则谓时势不能困人之说非也。应之曰：佛法最明熏习之义，恶根固能熏善根以随染，善根亦能熏恶根以向净，而凡所熏者，以一部分成为个人所得之业，以一部分成为社会所得之业，而应报之迟速大小，则视其熏力之强弱何如，孰谓一二人不足以易天下也。彼圣贤佛祖，岂并时而斗量车载者哉！就令未能立挽狂流，亦当期效于方来，盖社会之生命赓续而无极者也。自古虽极泯棼之世，未尝无一二仁人君子，自拔流俗，而以其所学风天下，而乾坤之所以不息，吾侪之所以不尽为禽兽，皆赖此一二仁人君子心力之赐也。即国家之事，一切不许我自效，若乃自效于此，则谁能禁之！夫苟能自效于此，则所效者已大矣。是故人生在世，终无可以自暴自弃之时。而凡持厌世主义者，皆社会之罪人，天地之罪人也。

    雪浪和尚者，明季大德，与憨山大师同称法门龙象者也。

    使法必行之法

    《商君书·画策篇》云：“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无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呜呼！何其一似为今日言之也。数年来新颁之法令，亦既如牛毛矣。其法之良否勿论，要之诸法皆有，惟使法必行之法则无之，夫法而可以不必行，是亦等于无法而已。是法治之根本已拨，而枝叶更安丽也。中国而长此不变，则法愈多愈速其乱而已。然则使法必行之法维何，则君民共守之宪法是已，而举其实必赖国会。

    然则专制国遂绝无使法必行之法乎？曰：亦有之。上戴英断之君主，而佐以公忠明察之宰相，则法亦可以使必行，君相苟非其人，而复无国会，则凡百之法，皆益乱者也。

    治治非治乱

    《荀子》曰：“君子治治，非治乱也……然则国乱将不治欤？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不苟篇》呜呼！治道尽于是矣。今中国之言治者，皆案乱而治之者也，数百年来之积弊，皆珍惜保袭之，不肯损其毫末，而日日施行新政不暇给，此犹治病者，未能祛寒热邪感，而贸贸然进以参苓，其死于参苓必矣。董子曰：“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去乱而被之以治之说也。

    君主无责任之学说

    君主无责任，为近世立宪政体之一大义。而我国，周秦诸子实已发明之。《慎子》云：“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无事也，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君无与焉，仰成而已，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务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下不敢与君争善以先君矣，皆称所知以自掩覆，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善尽被下，则下不赡矣。苟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返于人，不赡之道也，是故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民杂篇》《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发蒙篇》《管子》亦云：“心不为五窍，五窍治；君子不为五官，五官治。”《九守篇》又云：“以上及下事谓之矫。”又云：“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俱《君臣篇》今日中国之患，全在有司不任而有所逃其罪，非直逃其罪，乃反责过于君，而其所以致此者，则以君臣同地，而君代下负任蒙劳故也。三子之言，于君主所以必须无责任之故，发挥无余蕴矣。

    所令与所好

    《大学》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弗从。”可谓至言。今之政府，皆所令反其所好者也。盖今所谓立宪，所谓行政改革，乃至所谓一切新政，类无一非政府官吏所深恶痛绝，而顾乃以此令于僚属，以此令于人民，受令者早有以窥其隐矣。故从令者不得赏，不从令者不得罚，不宁惟是，不从令者反得赏，从令者反得罚，往往而见也，以此而欲天下之从之，安可得耶？夫尧舜率天下以仁，固善矣；即桀纣率天下以暴，然犹悬一宗旨以为率，而欲纠正之者犹有其的，反动力之起，犹有因缘也。若所令反其所好，则欲献可而所可者不待人献，欲替否而所否者不胜其替，则末如之何也已矣。鲁子家子曰：呜呼！吾其为无望也夫。

    好修

    《楚辞》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吾比年来所见人士，夙相期许者，往往不及数稔，便尔堕落。其堕落之形态，亦有两途：宦达于时，沉溺于声色货利，以此为天下之至乐，而弃所学所志若敝屣者，一也。潦倒不得志，则嗒然自丧，奄奄无复生人气，若已僵之蚕，旦夕待死者，二也。推原其故岂由性恶，亦曰所以自养者无其具耳。凡人于肉体之外，必更求精神上之愉快，乃可以为养，此即屈子好修之说也。好修之道有二：一曰修德，二曰修学。修德者，从宗教道德上，确有所体验，而自得之于己，则浩然之气，终身不衰，自能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此最上也。但非大豪杰之士，未易臻此造诣，则亦当修学以求自养，无论为旧学为新学，苟吾能入其中而稍有所以自得，则自然相引于弥长，而吾身心别有一系著之处，立于扰扰尘劳之表，则外境界不能以相夺，即稍夺矣，亦不至如空壁逐利者，尽为敌据其本营而进退无据也。其道何由？亦曰好修而已矣。今日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实为数千年来所无。此恶浊社会，正如一大洪炉，金银铜铁砾石，入者无不融化，又如急湍旋涡，入者无不陷溺，吾于芳草之变萧艾者，惟有怜之耳，岂忍责之，且即吾身之能免融化、能免陷溺否，尚不敢自保，又安能责人？惟吾辈正以处此社会之故，其危险之象，不可思议，愈不得不刻刻猛省，而求所以自卫，自卫之道，舍好修无他术矣。夫吾辈一二人之融化陷溺，似不足深惜，而不知国家之命，实托于吾辈少数人之手，溺一个，则国家之元气斫丧一分，而此所斫丧者，皆其不可复者也。嗟嗟吾党，如之何勿惧！屈子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又曰：“人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

    怨天者无志

    《荀子·荣辱篇》云：“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乎哉。”呜呼！君子读此，可以审所自处矣。人之穷也，国之悴也，未有不由自己业力所得者也，欲挽救之，惟努力以造善业耳。荀子于怨天者，不责以他，而直谓之无志，可谓鞭辟近里矣。或曰：既云知命者不怨天，又云怨天者无志，夫命固一定而不易者也，虽有志其奈之何，此二义得无矛盾？应之曰：不然，天亦何能尽人而一一为之定命。命也者，各人以前此业力所自造成者也，既已造成，则应业受报，丝毫无所逃避，无所假借。谓之有定，斯诚然矣，谓之不易，则不可也。何也？造之惟我，易之亦惟我也。故《孟子》亦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明乎立命之义，则荀子之所谓志者可识矣。

    欲恶取舍

    《荀子·不苟篇》云：“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今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惟见可欲可利，而不知其后有可恶可害者存，是得为智者矣乎。

    ◇时务之属

    《经世文新编》序

    《易》曰：“日新之谓盛德。”《书》曰：“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又曰：“作新民。”《中庸》曰：“温故而知新。”新旧者固古今盛衰兴灭之大原哉。故衣服不新则垢，器械不新则窳，车服不新则敝，饮食不新则馁败伤生，血气不新则槁暴立死。天之斡旋也，地之运转也，人之吸呼也，皆取其新而弃其旧也，新相知之乐也，新婚姻之佳儿妇也，新沐浴之舒身体也，及夫追怀故旧，则哀以悲也，人道未有不喜新而厌故者也。矧于抚有广土众民，而为天子，将以焜耀大业，平章百姓者乎？大矣哉！吾孔子之作《春秋》也，立新王之道，凡受命为新王者，布政施教于天下，必有先与民变革焉，立权度量，考文章，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异器械，殊徽号，变牺牲，其大经也，岂圣人好为更张哉，以为不如是不足以新民之耳目，而吾承天意以开新治者丕显，《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文明，王者作新名作新乐，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被之以新政，且日新又新，言以求进乎用九文明之治也。夫是之谓新国。《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夫圣贤之称古昔先民，过于今之所谓守旧之士也远矣。及其论治，则曰新民新国岂亦犹夫人之情欤？且夫不新之国，其君骄以偷，其臣贪以懦，其民愚以弱；其政紊，其事废，其器恶；其气则厌缄老洫；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湫隘嚣尘，沮洳灌莽，卑污迫逼，黄槁惊沙；游瞩其方，则蹙额疾首，不可终日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求新之国，其君明以仁，其臣忠以毅，其民智以雄；其政通，其事精，其器莹；其气则华郁缤纷；其屋室城池郭邑宫府委巷街衢园囿台沼椽采，皆瑰玮丽飞，朱华高骧，平夷洞达，光焰炤烂；裴袌其乡，则心旷神怡，乐以忘返矣，遑问其国之治否之何若矣。夫能新则如此，不能新则如彼，太古之国，今无有存焉，存者亦不可以为国，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且夫泰西富强，甲于五洲，岂天之独眷顾一方民哉。昔尝考之，实自英人培根始也。培根创设奖赏开新之制，于是新法新理，新器新制，新学新政，日出月盛，流沫于各邦，芬芳于大地。诸国效之，舍旧图新，朝更一制，不昕夕而全国之旧法尽变矣。不旬日而全球之旧法尽变矣。无器不变，亦无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泰西以培根立科为重生之日，盖重之也。中国号称文明之古国也，绵暧二千载，涉历廿四朝，政治学俗，若出一轨，负床之孙，已诵大学，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项背相望，熟视无睹，有若可删也。朱注：新者革其旧念之污。因荆公行新法而改为新念。于是二千载哲辟英相，咸以变更成法为戒，无敢言新政者，惟因循积弊，行尸走肉而已。以二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人，乃至学无新理，工无新制，商无新术，农无新具；任彼开新之夺吾利权，割吾土地，抱吾生命，而守旧之徒，且哓哓然曰“彼西法之尚新奇”，中国不当效也。岂知吾之守旧，固为先圣之所深恶痛绝哉。《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昔尝窃取斯旨作《变法通议》以告天下，又欲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以冀吾天子大吏有所择焉。卒卒未暇，未之作也。吾友麦君曼宣过海上，出其《经世文新编》相示。启超已读竟，乃喟然叹曰：其庶几吾孔子新民之义哉！书分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则、邮运、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二十一门中，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启超已慨拘迂之士，俾吾孔子明新之制，暗吻于天下，而致为人役。又喜麦君之书，条理精密，足以开守旧者之耳目，而使之矍然以兴也。故言为国之新旧，关于兴灭，以序其端。

    《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

    《中国工艺商业考》，日本绪方南溟撰。凡分十章：一、中国境域地理要略，二、中国政治，三、外国贸易沿革，四、外国贸易大势，五、中国与日本贸易情形，六、中国工业（上），七、中国工业（下），八、航海业，九、中国各港志（上），十、中国各港志（下），末附中国日本事物名目表。南溟居中国三十余年，自中东事定，归而著此书，故叙述中国情形颇详。其中所论前明之时，上下奢华相竞，故工艺之业反盛；本朝崇尚俭德，政体虽整肃，而工艺实因以渐衰，其言具有精理，与葛履蟋蟀之经义相发明。又云：中国所兴制造之业，徒偏重于造船造兵械造火药等局，糜金甚巨，而无益民业。又言中国制绒织布缫丝炼铁等厂，皆缘官办之故，百弊滋生，即有号称半官半民者，亦皆以官法行之，其真为民业者盖寡，此中国工艺不兴之大原。其言深切著明，洞中窾要。所述各港，只有上海、苏州、杭州、汉口、重庆、宜昌、沙市、九江、芜湖、镇江等处，其他尚不及，盖犹非大备之书。然每港列具情形，并考其所出手业，及各大行厂，莫不记载，其体例盖与《知新报》附印《新译东方商埠述要》相仿佛。特彼书所列较繁博，并不止中国一国耳。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道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

    《近世中国秘史》序

    长夏六月，赤日熛怒，炎炎俯空，自辰达酉，无寸时假借。旱云层叠，汔不成雨，郁蒸瘉增。东南作风晕，披襟欢迎，谓少苏息，乃挟炎沙，针肤熬骨，华氏气候表随风陡腾九十七八度。汗自顶放踵，流续如溜，空气压人，前后喘几不属。蚊虻蝇蚋蜞虱蜰蚤蛾蜮，作联队形，包围上下前后左右，公然对面恣搏噬，欲避不得避。逝将去汝，适太平洋海岸清旷所，赤足散发，被倭服作海水浴，心目一朗。二三素心人，剥毛豆，下麦酒，调冰凌凌然。歌诗声出金石，和之，相与呼曰：此间乐！此间乐！及诵王仲宣“虽信美而非吾土”之句，又未尝不欷歔而反也。反所寓丈室，畴昔种种现象，忽复围绕，相与为缘。吁，吾又安适耶？吾又安适耶？发箧陈海外史乘，孤灯彻夜读。忽歌忽泣，继以起舞，倚枕卧，则梦栩栩然，与彼中伟大人物游。蘧然觉，嗒然曰：是又昨日太平洋岸海水浴之类也。寓邻邦人所设学校，校有图书室，室有图文旧籍杂史别史类百种余，旦夕依架下浏览者半月而强，心目所接者，与其时节及其境界，吁一致已。呜呼！茹荼飧蘖，谁则云乐；憎药讳痼，饮戚滋多。仆本恨人，愿抹几行眼泪，语侬家伤心事，与父兄子弟共其苦辛，不愿掉铜琵绰铁板，过屠门而嚼也。乃最录八篇，无以名之，名之曰《近世中国秘史》，布之云尔。甲辰六月晦扪虱谈虎客自序于日本横滨之扪虱谈虎处。

    《仁学》序

    呜呼！此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亡友浏阳谭君之遗著也。烈士之烈，人人知之；烈士之学，则罕有知之者，亦有自谓知之，而其实未能知者。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呜呼！烈士之可以千古，尚有出乎烈士之外者，余今不言，来者易述焉。乃叙曰：《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今夫众生之大蔽，莫甚乎有我之见存；有我之见存，则因私利而生计较，因计较而生挂碍，因挂碍而生恐怖，驯至一事不敢办，一言不敢发。充其极也，乃至见孺子入井而不怵惕，闻邻榻呻吟而不动心，视同胞国民之糜烂而不加怜，任同体众生之痛痒而不知觉，于是乎大不仁之事起焉。故孔子绝四，终以无我。佛说曰，无我相。今夫世界乃至恒河沙数之星界，如此其广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类，初有生物，乃至前此无量劫，后此无量劫，如此其长；我之一身，数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质，如此其复杂；我之一身，分合七十三原质中之各质组织而成，如此其虚幻；然则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爱之有。既无可私，既无可爱，则毋宁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盖大仁之极，而大勇生焉。顾婆罗门及其他旧教，往往有以身饲蛇虎，或断食，或卧车下辙下求死，而孔佛不尔者，则以吾固有不忍人之心。既曰不忍矣，而洁其身而不思救之，是亦忍也。故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古之神圣哲人，无不现身于五浊恶世，经历千辛万苦者，此又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也。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也久矣。虽然，或为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种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国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为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视之，无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拣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众人而流血也。况有《仁学》一书，以公子天下，为法之灯，为众生之眼，则烈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亦可以无慊于全世界也夫！烈士流血后九十日，同学梁启超叙。

    《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

    丁酉秋，秉三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等同承乏讲席。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西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迄今将三十年，诸札册散佚殆尽，秉三顾辛苦守此卷，几于秦燔后壁中《尚书》矣。卷中诸生，有李虎村炳寰、林述唐圭、田均一邦璿、蔡树珊钟浩，俱从绂丞死于辛亥汉口革命之役。其署名蔡艮寅者，则松坡旧名也，时第一班四十人中，松坡盖最幼焉。启超五十生日，秉三出兹卷为寿，先以付印，而命为之序。呜呼！此固吾国教育界一有价值之史料，而启超揽此，乃不胜山阳闻笛之感也。民国十一年壬戌正月二十六日，新会梁启超。

    《自鉴》序

    我初读演存这部书，正值张丁科玄论战，战得最酣畅的时候。演存是一位造诣极深的自然科学家，我虽不懂自然科学，但向来也好用科学方法做学问，所以非科学的论调，我们当然不敢赞同。虽然，强把科玄分而为二，认为绝不相容，且要把玄学排斥到人类智识以外，那么我们也不能不提出抗议了。人类的智识欲，曾无满足之时，进一步又想进一步。进步的程序怎么样呢？我们的智识，其初不过断片的。东一鳞西一爪，我们不能满足于这种状态，于是把许多鳞爪分类综合起来，从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相关系之间，求出共通的法则，是之谓科学。拿常识的眼光来看科学，许多地方才不是已经“玄之又玄吗”？科学规定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是先以一切事物已经存在为前提。事物是否存在，怎样的会存在，我们为什么能知道他存在？……这些问题，科学家只能安放在常识的假定之上，还他个“存而不论”。夫专门研究一科学，其态度只能如此，且应该如此，这是我们所绝对承认的。然而人类的智识欲，决不能以此自甘，而真理最高的源泉，亦不能不更求诸向上一步。演存这部书所讲“无的境界”和“变的境界”，正是要把狭义的科学家所存而不论者，“论”他一番。所论对不对，另一问题。演存自己已经明白说过：“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思想录，谁也不能证明谁的对不对”了。但我以为，虽然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话一定对，然而谁也应该从这向上一步去，研究以求其渐近于对。演存这部《自鉴》，最少也使人认识这种研究之必要。他自己研究所得的结果，最少也算在古今中外这种研究里头，加上他的努力而添一种光彩，我以为《自鉴》的价值，就在这上头了。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梁启超。

    沈氏《音书》序

    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认字者，不及二十人。虽曰学校未昌，亦何遽悬绝如是乎？吾乡黄君公度之言曰：“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中国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数十撇画，则识字也又难。”《日本国志》三十三。呜呼！华民识字之希，毋亦以此乎？梁启超曰：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质，二曰文。文者，美观而不适用；质者，适用而不美观。中国文字畸于形，宜于通人博士，笺注词章，文家言也。外国文字畸于声，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质家言也。二端对待，不能相非，不能相胜，天之道也。抑今之文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篆文楷草写法小异，不得谓文字之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以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相离之所由起也。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乌在其相离也？孔子在楚，翻十二经，见《庄子·徐无鬼》篇。《诗》、《春秋》、《论语》、《孝经》，齐儒鲁儒，各以其音读之，亦如英法俄德，各以其土音翻切西经，又乌在其相离也？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一宗于古，故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为五洲之冠。然专门之士，或乃穷老尽气，不能通小学，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书者，往往而绝也。是以中国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盖文言相离之为害，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西人既有希腊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复有英法德各国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学，使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济以今之方音，则西人文言之相离，必与吾同，而识字读书者之多，亦未必有以加于中国也。稽古今之所由变，识离合之所由兴，审中外之异，知强弱之原，于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谐声增文为世界一大事。吾所闻者，有刘继庄氏，有龚自珍氏，颇有所述造，然世无传焉。吾师南海康长素先生，以小儿初学语之声，为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为母，自发凡例，属其女公子编纂之，启超未获闻也。而朋辈之中，湘乡曾君重伯，钱塘汪君穰卿，皆有志于是业，咸未成。去岁，从《万国公报》中，获见厦门卢戆章所自述，凡数千言，又从达县吴君铁樵，见崔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韵，一母一韵，相属成字，声分方向，画别粗细，盖西国报馆，用以记听议院之言者，即此物也。启超于万国文字，一无所识，音韵之学，未尝问涂，瞢然无以测诸君之所长也。然窃窃私喜，此后吾中土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沈学，吴人也，无字邃于西文，究于名理。年十九而著书，五年而书成，名曰《盛世元音》。其自言也，曰：以十八字母可切天下音。欲学其技，半日可通，其简易在五大部洲一切文字之上。谓卢君之法，泥于古，不如己也。余告以崔君法，则谓画分粗细，不适于用，法未密，亦不如己也。余于卢君书未得见，崔沈二家，则其法略同，盖皆出于西人。或沈君更神而明之，有所独得欤？然吾之寡学，终无以测诸君之短长也。沈君以年少，覃心绝艺，思以所学易天下，常以西人安息日，在海上之一林春茶楼，挟技以待来者而授焉，其亦有古人强聒不舍之风乎？沈君属以书入报中，其书文笔，未尽雅驯，质家之言固如是，不能备求也。至其言论多有透辟锐达，为前人所未言者。呜呼，不可谓非才士也已。先以原序登，其书与法，俟诸别简，世之君子，或愿闻诸。

    《中华大字典》序

    岁甲寅，《中华大字典》将版行于世。其书凡二千余篇，四百余万言，阅六寒暑而蒇事，与编校之役者，百数十人，可谓勤矣。书局主者陆费君伯鸿属余为序。余惟书契之作，肇自史皇，五帝三王，改易殊体，封泰山者七十二代，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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