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讀經

    讀經

    讀古文尚書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偽者多矣。抑思能偽為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丘明、司馬遷、揚雄能為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後」，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

    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為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為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為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即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為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征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偽，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

    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為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奸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

    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間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眾以為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

    余既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為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豫征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征其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而又多為之征，於《文王世子》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為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為之征。

    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為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眾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為明證，而不徒虛為之說矣。）〉。歆知其說為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眾嘩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群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

    余憫漢、唐諸儒為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為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其妄，群儒昭然若發蒙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偽，惟《史記》為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為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為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為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為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製正朔。況孺子繈抱，劉崇瀦，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銜書之瑞，亦莽受銅符、帛圖、金策，據以即真之符驗也。）〉？

    《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為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為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為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為《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間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為信乎〈（《周本紀》「詩人蓋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繩以文義，亦多駢旁枝。削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間。）〉？

    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為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為《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為歆所增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遍竄群書，以曲為彌縫，乃其奸之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尚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考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牙》《冏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誌乎？《呂刑》之言，雖或不可廢，而孔子錄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刪，則以著事變而非有取於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刪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沒之，蓋以其言無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沒也。用此觀之，聖人刪述之義，群賢莫之能讚，豈獨《春秋》之筆削哉？

    《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於幽王之亂，而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

    自唐、虞、夏、商，非關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於《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毖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共政，史逸作冊，其命官之辭，遠過於《君牙》、《冏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於學官而立為四術。其餘內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魯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冏命》則其家守之。子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征。故於《周書》，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諸周內史所藏，則豈宜闊希而不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百篇之數。）〉？

    抑觀《君牙》、《冏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於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於後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謂可塗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之風，其尚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義未之前聞也。

    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烝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與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怙冒，舉諸此矣。至於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於《關雎》、《麟趾》，而下之禮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則與《行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錄此二詩，而被化之先後，疆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大師，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為周公所手訂，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為之，皆不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行露

    《行露》之詩，世儒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為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為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為之配矣。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為教於閨門、鄉黨、邦國與？嬰、尚之蔽，良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即此已不足為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

    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無溷後人；而群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傅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嘵嘵。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間錄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於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即於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時閔己之詩，所存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則無一或遺。蓋民俗之真，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

    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為多〈（《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殞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

    齊、晉、秦三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故齊詩終於《猗嗟》《載驅》、《敝笱》，始於《雞鳴》。秦之亡，以親奄幸，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粼》《駟鐵》，終於「夏屋」。唐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豔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為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乃桓叔、武公為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鑒與？

    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於此？

    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衛之亡又後於宋，何也？鄭之淫風盛於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為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並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偪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為將及焉，此《萇楚》、《匪風》所以作也。群儒乃以比於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傳》謂魏詩為晉作，檜詩為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為子由耳。）〉。夫晉至武、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之號？而檜並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強盛，王室再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駭車傾之懼乎？

    邶、鄘舊國之詩，無一存焉，何也？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必其君有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俗以移，而後風謠作焉。魯、宋望國，歷年久長，而《詩》無風，況蕞爾之邶、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篡弑而無淫昏，篡弑之惡，宜載於冊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觀魯為吳公子劄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說《詩》，必以意逆誌，而又在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傎，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

    《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良臣之見讒，《丘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於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愾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眾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況能托國於周、孔乎？

    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禋禋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共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跡，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豐》、衛之《桑中》為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婿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且跬步之頃，而三易其瑱，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征。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為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於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為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

    《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弑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為遊田，五為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

    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汙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為而與《雅》、《頌》並立與？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祫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尚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文人」是也。

    蓋祫祭先公、先王於後稷之廟，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後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後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

    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祫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為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又書清廟詩後

    或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天子諸侯之出，歸告於祖禰之正禮也。即事者，惟邦甸侯衛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於前，所告者之正禮也。以順天革命，故特舉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塚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乃庶邦君臣受命於周之始。古者爵命必於祭，安知非此時特祭於文王之廟而作是詩也？」然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樂章不宜首舉《清廟》為義。且朱子既據《孔疏》所推日曆，而升「既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為定論也。

    或謂：「據《戴記》：『天子直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時祭亦有直，安知此詩非用於直祭時乎？」不知以禘為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傅會而為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質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日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閑，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切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群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直，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為偽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讚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阼，非聖人而能為此乎？

    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為偽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也，熙寧君臣所附會以為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為富強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辠奇袤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為偽，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

    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偽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仿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

    嗚呼！三王致治之跡，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為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周官辨偽一

    凡疑《周官》為偽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絘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驅疫，旂蠱，攻狸蠹，去妖鳥，驅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

    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而浚民之政，皆托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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