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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维新运动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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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个维新运动的领导人物————孙中山与康有为
中国在甲午战争以前，早已产生了两个新人物：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康有为。孙中山在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已决志倾覆清廷，康有为在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也就以诸生伏阙上书请变法。两人都是产生在广东————与西方文化接触最早的地方，又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地方————所受外来的刺激都是相同。但是两人所处的家庭环境、幼年时所受的教育熏陶却大有差别，所以两人维新的志愿方向及出发点，最初就不相同。请将两人少年的略历，写在下面：
孙中山“中山本名文，字逸仙，又号德明，后因逃亡日本隐名为中山樵，遂以中山称于世。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乡。父道川，母杨氏，家世业农，举三男，长眉，字德彰，次早逝，中山其季也。……家贫，故中山在髫龄即助理耕作，闻乡人谈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任。年十三曾入其叔所设之私塾，旋于是年随长兄德彰赴檀香山。时檀岛有华侨约四万人。德彰在檀岛所属之茂宜岛营牧畜业甚久，后有牛至千数百头。中山随兄居檀，因入该地教会学校凡三年，继又入圣路易学校。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由檀岛回国，寻入广州博济医学校，在校得交郑士良（号弼臣），郑固三点会员也。次年，转学于香港阿赖斯医院，又得交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陆皓东，昕夕谈革命；港澳间亲友，至呼中山与陈、尤、杨为四大寇。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中山年已二十，其自传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学为入世之媒。”中山二十岁以前的略历，大概如此。（所记中山由檀回后及入医校年岁，各人所记略有出入，兹以吴稚晖《中山年系》为据。）
康有为“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夏，又号长素，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生于广东南海县，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曾祖式鹏，讲学于乡，称醇儒。祖父赞修为连州教谕，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从祖国器当咸同间从左军，以功至广西巡抚。……父达初早逝，母劳氏，生子二人，长即有为，次广仁。有为既早孤，幼受教于祖父，七岁能属文，有神童之目……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康生时，其祖赞修，方官钦州，锡名有钦，邮传濡滞，而其太伯祖先命名有为，后以祖诒名应试，乙未成进士，后名有为。据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年十八始游朱九江之门授学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其学根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最有心得……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既出西樵，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进更可知，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别有会悟，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据梁启超所著《康有为传》）康有为少年时的略历大概如此。
把他两人少年的略历比较，可以得到下面两点：
一、孙是出于先世业农的家庭。农业的家庭，在生活上是须奋斗的，在思想上是单纯素净的。虽然免不了几千年传统的习俗，但是所受名教思想的束缚比较甚浅。康是出于“世以理学传家”的家庭，祖父作过教官，从祖官至巡抚，读书作官的家庭，纵然“以理学传家”，那种理学本身的内面，就不免含着多少不健全的质素，不流于虚伪，便拘于网罗。所以，中山在十一二岁时便表现一种自然活泼的思想，不以作洪秀全第二为污辱；有为在成童时，便套入理学的圈子里去，口口声声要作圣人。
二、中山幼年所受的教育，是西方的新式教育，以科学为基础，对于西方文化的观感是直接的观感，所以他发出来的思想不涉于玄想；初闻其议论的人彷佛觉得谬妄胆大，然实际很切于事情。康所受的教育，是东方的旧式教育，以玄学为基础，对于西方文化的感受是间接的感受，所以他发出来的思想，总免不了玄杳空洞；初闻其议论的人觉得很新颖，但是实际上终不能脱去旧圈套。
总括一句话，两人少年所养成的精神，根本就不相同：一个是创造、奋斗，一个是倾于因时、修改；所以一个不惜为“四大寇”之一，一个勉力作“圣人为”。这是两个维新领导人物最初的差别。
二 适应一时环境的康有为
从甲午到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年）的五年，可算是维新运动的初步时期。在此时期内，两位运动的领导者都开始活跃。孙中山在甲午战事发生后就往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本年十二月回国，次年春正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干部，谋于广东组织第一次的革命军。康有为在甲午年作了举人，次年，趁着会试就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痛陈改革救亡的办法。但是此时的环境适合于康，不适合于孙，故此时期是康的时期，不是孙的时期。孙要领导活动，除了秘密会党以外，没有几个人肯受他的领导；康要领导活动，肯受他的领导的人却很多。如孙在檀香山发起兴中会的时候，所得的同志不过他的胞兄德彰和邓荫南等十余人；康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签名的就有一千二三百人。第一次革命军在广州失败之后，国内人士虽然因此有知道孙文的名字的，但是报上讲到孙文都要把“文”字旁加上三点水作“汶”，形容他与强盗乱贼一样。……以为这位姓孙的有什么红眉毛、绿眼睛，是最利害的公道大王，想不到他是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节录吴稚晖《我亦一讲中山先生》语）。次年（一八九六年，丙申），中山再往檀香山、美洲并英国各埠去推广兴中会，欢迎革命主义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在与西人接触的国外尚且如此，国内更不待言了。是年，中山在伦敦被骗，拘入华使馆，倒是在英国惹起一般人的注意了，但是国内注意他的人仍是极少，就是注意他的人，仍把他放在“红眉毛、绿眼睛的公道大王”一类。例如康有为的信徒麦孟华在《时务报》上作的《论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内说：“今日之会匪，其势之大，其人之智，更非发逆所能望其肩背……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泄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汶之案，沙侯诘难（沙侯即当时英外长沙斯伯里侯），徒辱国体，实张彼焰。忍而置之，则养痈贻患；起而救之，则乏下手之策。”维新志士的论调如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山当时所处的环境了。所以中山在此时期内的活动，除了在伦敦造出一个小小的外交风潮以外，在国内政界上不能发生出什么大风潮来。康有为的活动虽然也是归于失败，但是在国内造出的风潮就大了。上自在位的皇帝及内外大僚，下至在野的读书阶级，都被他掀动了，他所以能够造出较大风潮的原故就是因为他很合于当时的环境。第一，当时中国政治界的潜势力，以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为中心，因甲午战败而发生一点反省的人，也只有这一个阶级。康有为新由举人得中进士（乙未年），是这个阶级里面的新贵。吴稚晖说：“我起初瞧不起孙文，就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康有为既是科第中的新贵，又是经生文人，并且能作激昂慷慨、洋洋洒洒上皇帝的万言书，所以就得到这个阶级人士的赏识了。第二，当时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在下层的小百姓，不用说对于皇帝认为天之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于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受了几千年来名教学说的浸渍，对于皇帝尤其不敢妄起不敬的念头。吴稚晖说：“其时我虽然也进了一步，从温和的维新党变作了激烈的维新党，我终还忘不了光绪皇帝……觉得那种反叛的事业，做呢未尝不可做，终究像不正当，常想让孙汶去做罢，我是不做的。”“君臣之义已定，天泽之分难越。”“食毛践土，谁非臣子？”康有为的上皇帝书，随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什么“公羊之义，臣于一例”，什么“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读起来又“正当”又“忠愤”，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没有读了不动心的。所以虽是不十分看得他起的吴稚晖，也要到米市胡同的南海馆去看看这位爱国志士，谈谈除三害的事业。在此种环境之下，当时国内维新运动的领导权就自然而然地要落到他的掌握里去了。
三 康有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进行方法
在上面所述的环境之下，康有为自然比孙中山容易得到维新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当时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里面，不止康有为一个人是科第中的新贵，也不止他一个人是谨守君臣之义的人，并且当时向皇帝上书请变法的，也不止他一个人，为什么独有他做了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呢？我们要知道他所以能做当时的领导者，因为他的思想见解在当时士大夫里面有些与众不同的处所。试看他上皇帝书里面的两句话说：“窃以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这两句话便不是当时在位士大夫所敢说的，因为若说“开创”，便有蔑视列祖列宗的嫌疑了。但是专就这两句话上，还看不出他维新思想上的基础来。中国的政治向来是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也是由六经里面䌷绎出来的，他所以能做维新运动的领导者，造成一时的大风潮，也是因为他对于六经先作了一番维新革命的工作。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壬寅年曾说：“今日中国闻立宪共和之论而却走者尚占大多数，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二千年之劲敌抗耶？”所以康有为要作政治的维新运动，老早就从圣经里面去找维新的路径。梁启超叙述其师学术思想的来源如下：
……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定庵）、魏（默深），而二子皆治今文学。……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其与龚、魏相先后而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长洲宋于庭、仁和邵位西。宋氏傅会太过支离太甚，不足以当巨子；李并明算，长于地理，其治经则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则卓然一经师也。盖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诗》、今文《书》，而位西则言今文体，著《礼经通论》，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伪造，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而湘潭王壬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集其大成。……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文学之中坚也，廖氏受师说而附益之，著书乃及百种。……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言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遵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畴昔吾国学子，对于法制之观念，有补苴，无更革；其对于政府之观念，有服从，有劝谏，无反抗。虽由霸者之积威，抑亦误学孔子，谓教义固如是也。南海则欲对此种观念施根本的治疗者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后来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阍曶焉……南海以其所怀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国人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则以其所尊信之人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导之，此南海说经之微意也。……
……南海尊《礼运·大同》义，谓传自子游，其衍为子思、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思、孟之言曰“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其证也。子夏传经，其与荀卿之渊源，见于《汉书·艺文志》，故南海谓子游受微言以传诸孟子，子夏受大义以传诸荀子，微言为太平世大同教，大义为升平世小康教。因此导入政治问题，美孟而剧荀，发明当由专制进为立宪共和之理。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义，次排荀学以迫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与井研异也。井研为无意识之排古，南海则有所为而排之，以求达一高尚之目的也。……
梁启超叙述康有为学术思想的来源如此。综其要点：一、以晚清的所谓今文学派为出发点，宗《春秋》的公羊家说；二、由公羊家所谓“张三世”（据乱、升平、太平）之义，衍为专制立宪共和政治进化的理论。他在甲午以前便著了两部书，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不是“新旧”的新，是“新莽”的新；说《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刘歆所争请立学官的，都是刘歆的伪经；刘歆是王莽的国师，故对于这些经义的东汉学说，算不得“汉学”，只能算是“新学”。这部书的作用，是想借此打倒盛极一时的“汉学”，另辟思想界的新天地。《孔子改制考》说周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的人，如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许行托神农。孔子作《春秋》，寓有改制创作的大义微言在里面，不是一般人所能懂得的。尧舜不过是孔子所托的人物，其人的有无不可知，经典中所称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由孔子理想所构成。公羊家说的“通三统”（谓夏、商、周三代不相沿袭）、“张三世”，深得孔子改制的精义。这部书的作用，就是想把陈旧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纸“维新变法事例”的签条，借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镇服反抗变法的人。这便是他维新运动思想上的基础。（关于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全部，可参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至于康有为运动进行的方法上，与孙中山根本不同。孙是从下层社会着手，康是从上层社会着手。康的运动进行可分两个方面说：
一、设法抓住皇帝，作他的傀儡。他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组织上，君主专制主义已经发达到了极点，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倘若皇帝不信服你，随你有如何完美的主义、如何高强的本领，终归无所施其技；倘若皇帝信服了你，不知不觉作了你的傀儡，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他向皇帝一次上书不达，就再次，由再次而三次，四次，至于七次，总要使皇帝赏识了他的议论，信服了他的主张，然后罢手。后来得徐致靖等的疏荐，由皇帝召见，皇帝果然赏识他了。（一般人的传言，都说康是由翁同龢荐的，但据翁的日记所载，翁与康的意见实有点不对，兹节录翁的日记数节如下：“甲午五月初二日，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禅也，为惊诧不已。……戊戌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曰：‘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四月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见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已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新闻报记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臣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何也。厥后臣若在例，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以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可知康由翁荐并非事实，兹谓由徐致靖所荐。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所记。）他的著作，也得皇帝的御览了。戊戌四月，命以工部主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从此渐与皇帝亲近，皇帝不难变作他的傀儡了。
二、向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含有造党的意味）。他知道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实际上皇帝一人没有运用这种政权的能力；因为可以向皇帝上奏说话的人太多了，皇帝实不容易应付；要实行变法，非在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不可。他在甲午以前，已经得到几位弟子，最有力的就是梁启超。后来作了科第中的新贵，在北京大小各僚中，得到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给事中高燮曾以及张荫桓、李端棻、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一辈同志；在督抚中得到陈宝箴；张之洞起初也是他的同情者。其他如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箴之子）、徐仁铸（徐致靖之子）、汪康年、屠守仁、黄绍基等趋集于他旗帜下面的人，不胜列举。湖南的谭嗣同，尤算他同志中的急先锋。康氏宣传主义的方法，首先就是倡立学会，开办报馆。他在两广讲学的时候，曾经倡立了一个桂学会。丙申年，在北京遇到文廷式等一班名士，组织强学会，他就抓住这个强学会，推张之洞作会长；袁世凯（时官温处道）也是强学会的赞成人；又设分会于上海。北京的强学会，并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一种报纸名《中外纪闻》。上海方面又发行一种《强学报》。但是因为《强学报》上以孔子降生纪年，把张之洞骇慌了，随即禁止发行。御史杨崇伊受人嗾使，说强学会的宗旨不正当，随即奏请把它封了。（后由御史胡孚辰奏请就强学书局改设官书局，李端棻又奏请推广学校，将官书局推广，改为京师大学，便是后来北大的前身。）上海方面的分会自然也被封禁，于是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组织一种《时务报》，大受时人欢迎；梁启超的声名由是噪起，康梁并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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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甲午战争以前，早已产生了两个新人物：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康有为。孙中山在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已决志倾覆清廷，康有为在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也就以诸生伏阙上书请变法。两人都是产生在广东————与西方文化接触最早的地方，又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地方————所受外来的刺激都是相同。但是两人所处的家庭环境、幼年时所受的教育熏陶却大有差别，所以两人维新的志愿方向及出发点，最初就不相同。请将两人少年的略历，写在下面：
孙中山“中山本名文，字逸仙，又号德明，后因逃亡日本隐名为中山樵，遂以中山称于世。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乡。父道川，母杨氏，家世业农，举三男，长眉，字德彰，次早逝，中山其季也。……家贫，故中山在髫龄即助理耕作，闻乡人谈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任。年十三曾入其叔所设之私塾，旋于是年随长兄德彰赴檀香山。时檀岛有华侨约四万人。德彰在檀岛所属之茂宜岛营牧畜业甚久，后有牛至千数百头。中山随兄居檀，因入该地教会学校凡三年，继又入圣路易学校。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由檀岛回国，寻入广州博济医学校，在校得交郑士良（号弼臣），郑固三点会员也。次年，转学于香港阿赖斯医院，又得交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陆皓东，昕夕谈革命；港澳间亲友，至呼中山与陈、尤、杨为四大寇。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中山年已二十，其自传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学为入世之媒。”中山二十岁以前的略历，大概如此。（所记中山由檀回后及入医校年岁，各人所记略有出入，兹以吴稚晖《中山年系》为据。）
康有为“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夏，又号长素，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生于广东南海县，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曾祖式鹏，讲学于乡，称醇儒。祖父赞修为连州教谕，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从祖国器当咸同间从左军，以功至广西巡抚。……父达初早逝，母劳氏，生子二人，长即有为，次广仁。有为既早孤，幼受教于祖父，七岁能属文，有神童之目……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康生时，其祖赞修，方官钦州，锡名有钦，邮传濡滞，而其太伯祖先命名有为，后以祖诒名应试，乙未成进士，后名有为。据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年十八始游朱九江之门授学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其学根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最有心得……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既出西樵，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进更可知，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别有会悟，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据梁启超所著《康有为传》）康有为少年时的略历大概如此。
把他两人少年的略历比较，可以得到下面两点：
一、孙是出于先世业农的家庭。农业的家庭，在生活上是须奋斗的，在思想上是单纯素净的。虽然免不了几千年传统的习俗，但是所受名教思想的束缚比较甚浅。康是出于“世以理学传家”的家庭，祖父作过教官，从祖官至巡抚，读书作官的家庭，纵然“以理学传家”，那种理学本身的内面，就不免含着多少不健全的质素，不流于虚伪，便拘于网罗。所以，中山在十一二岁时便表现一种自然活泼的思想，不以作洪秀全第二为污辱；有为在成童时，便套入理学的圈子里去，口口声声要作圣人。
二、中山幼年所受的教育，是西方的新式教育，以科学为基础，对于西方文化的观感是直接的观感，所以他发出来的思想不涉于玄想；初闻其议论的人彷佛觉得谬妄胆大，然实际很切于事情。康所受的教育，是东方的旧式教育，以玄学为基础，对于西方文化的感受是间接的感受，所以他发出来的思想，总免不了玄杳空洞；初闻其议论的人觉得很新颖，但是实际上终不能脱去旧圈套。
总括一句话，两人少年所养成的精神，根本就不相同：一个是创造、奋斗，一个是倾于因时、修改；所以一个不惜为“四大寇”之一，一个勉力作“圣人为”。这是两个维新领导人物最初的差别。
二 适应一时环境的康有为
从甲午到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年）的五年，可算是维新运动的初步时期。在此时期内，两位运动的领导者都开始活跃。孙中山在甲午战事发生后就往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本年十二月回国，次年春正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干部，谋于广东组织第一次的革命军。康有为在甲午年作了举人，次年，趁着会试就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痛陈改革救亡的办法。但是此时的环境适合于康，不适合于孙，故此时期是康的时期，不是孙的时期。孙要领导活动，除了秘密会党以外，没有几个人肯受他的领导；康要领导活动，肯受他的领导的人却很多。如孙在檀香山发起兴中会的时候，所得的同志不过他的胞兄德彰和邓荫南等十余人；康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签名的就有一千二三百人。第一次革命军在广州失败之后，国内人士虽然因此有知道孙文的名字的，但是报上讲到孙文都要把“文”字旁加上三点水作“汶”，形容他与强盗乱贼一样。……以为这位姓孙的有什么红眉毛、绿眼睛，是最利害的公道大王，想不到他是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节录吴稚晖《我亦一讲中山先生》语）。次年（一八九六年，丙申），中山再往檀香山、美洲并英国各埠去推广兴中会，欢迎革命主义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在与西人接触的国外尚且如此，国内更不待言了。是年，中山在伦敦被骗，拘入华使馆，倒是在英国惹起一般人的注意了，但是国内注意他的人仍是极少，就是注意他的人，仍把他放在“红眉毛、绿眼睛的公道大王”一类。例如康有为的信徒麦孟华在《时务报》上作的《论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内说：“今日之会匪，其势之大，其人之智，更非发逆所能望其肩背……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泄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汶之案，沙侯诘难（沙侯即当时英外长沙斯伯里侯），徒辱国体，实张彼焰。忍而置之，则养痈贻患；起而救之，则乏下手之策。”维新志士的论调如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山当时所处的环境了。所以中山在此时期内的活动，除了在伦敦造出一个小小的外交风潮以外，在国内政界上不能发生出什么大风潮来。康有为的活动虽然也是归于失败，但是在国内造出的风潮就大了。上自在位的皇帝及内外大僚，下至在野的读书阶级，都被他掀动了，他所以能够造出较大风潮的原故就是因为他很合于当时的环境。第一，当时中国政治界的潜势力，以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为中心，因甲午战败而发生一点反省的人，也只有这一个阶级。康有为新由举人得中进士（乙未年），是这个阶级里面的新贵。吴稚晖说：“我起初瞧不起孙文，就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康有为既是科第中的新贵，又是经生文人，并且能作激昂慷慨、洋洋洒洒上皇帝的万言书，所以就得到这个阶级人士的赏识了。第二，当时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在下层的小百姓，不用说对于皇帝认为天之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于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受了几千年来名教学说的浸渍，对于皇帝尤其不敢妄起不敬的念头。吴稚晖说：“其时我虽然也进了一步，从温和的维新党变作了激烈的维新党，我终还忘不了光绪皇帝……觉得那种反叛的事业，做呢未尝不可做，终究像不正当，常想让孙汶去做罢，我是不做的。”“君臣之义已定，天泽之分难越。”“食毛践土，谁非臣子？”康有为的上皇帝书，随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什么“公羊之义，臣于一例”，什么“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读起来又“正当”又“忠愤”，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没有读了不动心的。所以虽是不十分看得他起的吴稚晖，也要到米市胡同的南海馆去看看这位爱国志士，谈谈除三害的事业。在此种环境之下，当时国内维新运动的领导权就自然而然地要落到他的掌握里去了。
三 康有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进行方法
在上面所述的环境之下，康有为自然比孙中山容易得到维新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当时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里面，不止康有为一个人是科第中的新贵，也不止他一个人是谨守君臣之义的人，并且当时向皇帝上书请变法的，也不止他一个人，为什么独有他做了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呢？我们要知道他所以能做当时的领导者，因为他的思想见解在当时士大夫里面有些与众不同的处所。试看他上皇帝书里面的两句话说：“窃以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这两句话便不是当时在位士大夫所敢说的，因为若说“开创”，便有蔑视列祖列宗的嫌疑了。但是专就这两句话上，还看不出他维新思想上的基础来。中国的政治向来是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也是由六经里面䌷绎出来的，他所以能做维新运动的领导者，造成一时的大风潮，也是因为他对于六经先作了一番维新革命的工作。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壬寅年曾说：“今日中国闻立宪共和之论而却走者尚占大多数，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二千年之劲敌抗耶？”所以康有为要作政治的维新运动，老早就从圣经里面去找维新的路径。梁启超叙述其师学术思想的来源如下：
……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定庵）、魏（默深），而二子皆治今文学。……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其与龚、魏相先后而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长洲宋于庭、仁和邵位西。宋氏傅会太过支离太甚，不足以当巨子；李并明算，长于地理，其治经则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则卓然一经师也。盖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诗》、今文《书》，而位西则言今文体，著《礼经通论》，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伪造，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而湘潭王壬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集其大成。……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文学之中坚也，廖氏受师说而附益之，著书乃及百种。……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言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遵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畴昔吾国学子，对于法制之观念，有补苴，无更革；其对于政府之观念，有服从，有劝谏，无反抗。虽由霸者之积威，抑亦误学孔子，谓教义固如是也。南海则欲对此种观念施根本的治疗者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后来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阍曶焉……南海以其所怀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国人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则以其所尊信之人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导之，此南海说经之微意也。……
……南海尊《礼运·大同》义，谓传自子游，其衍为子思、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思、孟之言曰“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其证也。子夏传经，其与荀卿之渊源，见于《汉书·艺文志》，故南海谓子游受微言以传诸孟子，子夏受大义以传诸荀子，微言为太平世大同教，大义为升平世小康教。因此导入政治问题，美孟而剧荀，发明当由专制进为立宪共和之理。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义，次排荀学以迫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与井研异也。井研为无意识之排古，南海则有所为而排之，以求达一高尚之目的也。……
梁启超叙述康有为学术思想的来源如此。综其要点：一、以晚清的所谓今文学派为出发点，宗《春秋》的公羊家说；二、由公羊家所谓“张三世”（据乱、升平、太平）之义，衍为专制立宪共和政治进化的理论。他在甲午以前便著了两部书，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不是“新旧”的新，是“新莽”的新；说《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刘歆所争请立学官的，都是刘歆的伪经；刘歆是王莽的国师，故对于这些经义的东汉学说，算不得“汉学”，只能算是“新学”。这部书的作用，是想借此打倒盛极一时的“汉学”，另辟思想界的新天地。《孔子改制考》说周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的人，如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许行托神农。孔子作《春秋》，寓有改制创作的大义微言在里面，不是一般人所能懂得的。尧舜不过是孔子所托的人物，其人的有无不可知，经典中所称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由孔子理想所构成。公羊家说的“通三统”（谓夏、商、周三代不相沿袭）、“张三世”，深得孔子改制的精义。这部书的作用，就是想把陈旧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纸“维新变法事例”的签条，借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镇服反抗变法的人。这便是他维新运动思想上的基础。（关于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全部，可参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至于康有为运动进行的方法上，与孙中山根本不同。孙是从下层社会着手，康是从上层社会着手。康的运动进行可分两个方面说：
一、设法抓住皇帝，作他的傀儡。他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组织上，君主专制主义已经发达到了极点，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倘若皇帝不信服你，随你有如何完美的主义、如何高强的本领，终归无所施其技；倘若皇帝信服了你，不知不觉作了你的傀儡，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他向皇帝一次上书不达，就再次，由再次而三次，四次，至于七次，总要使皇帝赏识了他的议论，信服了他的主张，然后罢手。后来得徐致靖等的疏荐，由皇帝召见，皇帝果然赏识他了。（一般人的传言，都说康是由翁同龢荐的，但据翁的日记所载，翁与康的意见实有点不对，兹节录翁的日记数节如下：“甲午五月初二日，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禅也，为惊诧不已。……戊戌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曰：‘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四月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见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已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新闻报记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臣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何也。厥后臣若在例，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以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可知康由翁荐并非事实，兹谓由徐致靖所荐。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所记。）他的著作，也得皇帝的御览了。戊戌四月，命以工部主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从此渐与皇帝亲近，皇帝不难变作他的傀儡了。
二、向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含有造党的意味）。他知道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实际上皇帝一人没有运用这种政权的能力；因为可以向皇帝上奏说话的人太多了，皇帝实不容易应付；要实行变法，非在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不可。他在甲午以前，已经得到几位弟子，最有力的就是梁启超。后来作了科第中的新贵，在北京大小各僚中，得到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给事中高燮曾以及张荫桓、李端棻、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一辈同志；在督抚中得到陈宝箴；张之洞起初也是他的同情者。其他如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箴之子）、徐仁铸（徐致靖之子）、汪康年、屠守仁、黄绍基等趋集于他旗帜下面的人，不胜列举。湖南的谭嗣同，尤算他同志中的急先锋。康氏宣传主义的方法，首先就是倡立学会，开办报馆。他在两广讲学的时候，曾经倡立了一个桂学会。丙申年，在北京遇到文廷式等一班名士，组织强学会，他就抓住这个强学会，推张之洞作会长；袁世凯（时官温处道）也是强学会的赞成人；又设分会于上海。北京的强学会，并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一种报纸名《中外纪闻》。上海方面又发行一种《强学报》。但是因为《强学报》上以孔子降生纪年，把张之洞骇慌了，随即禁止发行。御史杨崇伊受人嗾使，说强学会的宗旨不正当，随即奏请把它封了。（后由御史胡孚辰奏请就强学书局改设官书局，李端棻又奏请推广学校，将官书局推广，改为京师大学，便是后来北大的前身。）上海方面的分会自然也被封禁，于是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组织一种《时务报》，大受时人欢迎；梁启超的声名由是噪起，康梁并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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