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国民党改组与北洋军阀的末路

    民国十三年以前，中国政治问题，表面上所争的只是一个“法”字。自所谓法统恢复后，那些坐在法统椅子上的先生们演出卖身的活剧，制成一部“遮羞的宪法”，从此没有人理会这个“法”字了。十三年一月（曹锟篡窃成功后的三个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不过在改组后最初的一二年间，中国国民党的真实力量，尚未十分表现出来；几个旧军阀的巨头，还是睥睨一切。从十三年春到十五年夏，政治上的重要事变：国民党第一步创造党军，扑灭帝国主义所卵翼的商团；北方的军阀，相继发生苏浙战争与第二次奉直战争（此皆为十三年秋冬间之事），接着冯玉祥倒戈，曹、吴倾倒，成立北洋军阀最后的执政政府。国民党看到执政政府的无希望，决计不与它合作，而尽力肃清两广的根据地。到十四年秋间，北方的各军阀又发生了大混战，战至十五年夏间执政政府消灭时，尚无结束的希望；而国民党内部整理的工作已告完竣，于是它将要和北洋军阀开始最后的决斗，表现它的真实力量出来了。所以，从十三年春到十五年夏，可以说是国民党养精蓄锐的时期，也便是北洋军阀末路已近的时期。本章所叙述的，就是这时期的经过情形。

    一　中国国民党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

    我们要懂得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改组的意义，须先懂得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因为国民党十三年改组最重要的所在，就是吸收了许多新成分，好比一个孱弱衰颓的躯体注射了一种强壮剂，培补了一些新血轮，就发生了“返老还少”的效果。但是这种新血轮，并不是顷刻之间可以制造出来的，须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培养。国民党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变化，便是培养这些新血轮的渊源。所以我们在叙述国民党改组的经过以前，须将改组前社会思潮的倾向，略略观察一番。

    中国社会的思潮，辛亥以前集中在满汉的问题上面，同盟会虽然标举三民主义，大多数会员的思想，都只集中在狭义的民族主义上面，恰与一般社会思潮的倾向相合，所以得到清皇位的颠覆结果。清皇位颠覆后，一般社会的心理，以为共和的黄金时代到了。多数人民所希望的是安居乐业的平和；政党所争的是政权；论坛所讨论的是总统制好呢，还是内阁制好？一院制好呢，还是两院制好？简单地说，就只是政制。此时候所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未尝不厉害，然而大家尚没有积极反抗的勇气；民生的穷困未尝不显著，然而大家尚不觉得迫切；所感觉比较迫切的，就只有帝制复活与否的问题。从民国元年到四五年，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说是在一种僵冻的状态中；所有的政论和政党的政治活动，都与一般社会不生多少关系。到帝制运动兴起时，才稍稍有人感觉到此；（黄远庸与《甲寅》杂志记者书云：“……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总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然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但是这种僵冻的状态，实在是不容易骤然变动的。

    到帝制运动终了，护法运动开始时，中国的思想界，从国内、国外的两方面得了两个大刺激。国内方面的大刺激，为民国六七年间《新青年》派的文学革命；国外的大刺激，为俄国的社会革命。国内的文学革命，好像与国民党改组无任何关系；孙中山并且是主张保存旧文体，好像与文学革命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但我们对于文学革命的效果（关于文学本身的成绩如何，此处可以不论），最低限度不能不承认在文体解放上，给予了国民党一种改良的宣传工具。辛亥以前的革命党机关报《民报》，连高等学堂的学生都有读不懂的（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现在的高小毕业生————让一步说，初中毕业生————大概都可以读懂中山的“三民主义”的白话经典了：这种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认。再进一层，由文体解放进展到思想解放，于是所谓文学革命扩大到新文化运动，于是讨论问题，研究主义，言论思想界五花八门，表现一种很活泼的现象；大概自中学以上的学生团体，都要苦苦地撙节些钱出来，发行一种什么短命刊物。这种现象是文学革命以前没有的。俄国的社会革命，约与国内的文学革命同时掀起。以俄皇和他的贵族地主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专制政府，竟被布尔什维克党把它根本推翻，接着德国的大权皇帝威廉第二，也被社会党赶跑了；这种革命的大风浪，把全世界都震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僵冻状态，也自然不能不为之冲破，何况国内已经兴起了一种新的运动呢！以前国内一般人士觉得中山所提倡的民生主义————即西方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没有实现能力的空想，现在公然表现着这么大的威力。因此和中山一派表同情、抱着急进思想的青年，固然感觉中山的民生主义不是纯粹的空想，便是实际带有保守性质的进步党人，也想借社会主义做对抗军阀的武器。我们可以在进步党人的报纸上，看见署名“知非”的蓝某作提倡研究社会主义的文字；中国人所受俄国社会革命的影响何如，就可想而知了。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团体内部发生了裂痕，一派趋向提倡社会主义，以为这是救中国的良药，一派以为中国尚没有具备需用社会主义的条件，新青年社因此渐渐分裂；于是我们在北京的《每周评论》和上海的《太平洋月刊》上面，看见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一个要提倡主义，一个说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就是中国社会思潮发生大变化的征兆。从民国八年到十一二年间，中国新出现的刊物与社会思潮变化有关系，可以令人注意的，略举几种如下：

    一、《新潮月刊》（八年一月刊行于北京）；

    二、《每周评论》（八年某月刊行于北京）；

    三、《努力周刊》（十一年五月刊行于北京）；

    上三种是与政党无关系的。

    四、《解放与改造》（八年某月刊行于上海）；

    以上一种是与进步党人有关系的。

    五、《建设月刊》（八年八月刊行于上海）；

    六、《星期评论》（八年某月刊行于上海）；

    上二种是国民党的言论机关。

    七、《向导周刊》（九年刊行于广州，是鼓吹共产主义的言论机关）；

    八、《改造》（十一年刊行于上海，初为季刊，次年又创周刊，该社中有主张共产主义的，也有不主张的）。

    我们在这些刊物中，可以看见这个时期内，社会思潮各方面的大变化。至于各方面变化的倾向，果否都是健全的，此处不暇讨论；不过由这些社会思潮的变化，要影响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上去，则为必然不可免的事实。我们再从实际的社会活动上观察，从民国八年到十二年，最惹人注意的事件：

    第一，为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由北京学生团体数千人的外交示威运动，闹到全国学校罢课、商民罢市（南北和会也间接因此破裂）。它的直接效果，虽然不过是打倒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然而这个运动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反抗军阀的卖国外交（曹、陆、章不过是军阀的走狗），反抗不平等条约；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第一个暗示。从这一次的运动出发，于是全国各省、各都会都有了学生联合会，又成立了一个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我敢大胆地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的组织，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得完密，运用得活泼、灵敏。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面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收青年党员的大本营，可知道所谓“五四运动”的关系了。

    第二，为社会主义团体的成立与罢工风潮的陆续发生。中国在民国元年，虽然已有挂社会党招牌的政党，实在没有多少人理会它。真正社会主义团体的成立，是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以后。并不是说到了此时，中国已经有了若干的大资本家，需要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团体就应运而生了；实在是到了此时，受了俄国革命的刺激，思想上起了变化；一般人被国内的军阀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压迫得不堪；青年要读书，军阀要打仗，学生家庭的学费和政府的教育经费都被军阀榨取作军费去了，学校时常发生停课的风潮，书也读不成；青年要进工厂，没有工厂可进；国内纵有几个工厂，有许多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人的，进去更不容易；于是新文化运动的急进分子，想把俄国的共产党作为导师，鼓动大多数尚没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一齐联合起来，造成一个无产阶级和军阀的决斗、和帝国主义的决斗。（中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在民国九年，“劳工协会秘书部”的成立在民国九年，到民国十年，共产党才正式成立，在上海开第一次大会。）从民国十年起到民国十二年，我们在报上看见罢工的风潮不断地发生，例如：

    十年一月一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

    三月二日，开平煤矿罢工；

    六月十日，京绥铁路机工罢工；

    十月十二日，粤汉铁路罢工；

    十一月二十日，陇海铁路机师罢工；

    十一年一月十二日，香港中华海员罢工；

    七月二十二日，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

    八月五日，上海丝厂工人罢工；

    同日，招商局海员罢工；

    八月三十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九月八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

    十月十九日，唐山京奉铁路工人罢工；

    十月二十三日，开滦矿局所属五矿区矿工罢工；

    十月二十七日，京绥铁路罢工；

    十一月某日，汉口英美烟公司工厂工人罢工；

    十一月十八日，唐山大学因学生参加开滦矿工罢工风潮被解散；

    十二月十五日，正太铁路罢工；

    十二年一月十日，汉口花栈工人罢工；

    二月四日，京绥铁路工人罢工；

    二月七日，汉口军队干涉京汉路罢工，枪杀工人无数；

    二月九日，北平学生因汉口枪杀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

    二月二十日，正太路工会因罢工风潮，被直晋两政府压迫解散。

    以后的不必列举了。

    这些罢工风潮，难道是中国的工人真正觉醒了吗？大概十之八九是共产主义的学生在里面作领导的。他们去领导工人的目的就是要促起工人的阶级意识，培养工人的反抗能力，训练成一个与军阀决斗、与帝国主义决斗的大团体。这便是罢工风潮所以陆续产生的内幕。

    第三，是国内的知识阶级对于苏俄表示友谊的举动。在民国九年优林以远东共和国代表名义来到北京以前，苏俄政府曾由加拉罕署名向中国发表一通声明书，声明将俄国帝政时代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废弃。此在苏俄当然是一种外交政策，想向远东求出路；但在中国一般人士，觉得苏俄的劳农政府到底是比帝政府时代要好，很愿意接受他们的好意，和他们携手作朋友。无奈中国的军阀政府被白色帝国主义的外交团胁住了，不敢接受苏俄这种声明，所以优林在北京住了几个月，外交上不曾得到一点成绩，但是他和北京大学的教授、学生们却发生了一点关系。到十一年八月十二日，苏俄的代表越飞到北京；二十一日，北京新潮社等十四个团体，便以国民的团体资格开宴会欢迎他。这是中国国民外交史上罕有的举动，这十四个团体里面虽然不包含有几个共产党员，但这种宴会的意义绝对不是共产党联俄意义，也不是国民党联俄意义（此时中山和越飞尚未晤面），实在是中国的知识阶级代表国民全体对苏俄表示友好的意义。这种意义的举动，就是当时的军阀政府也不敢说他们不对，不过那些白色帝国主义的外交团用一种嫉妒的眼光，在旁睨视，很含醋意罢了。越飞在正式的外交上，虽然也不曾得到成绩，但是中国国民愿意和苏俄接近的情形，却很明白了。

    前面所举的三项事实，都是在国民党改组以前表现的。第一项（由“五四运动”结成全国的学生联合会）是表现中国社会思潮有要求一种新的国民的结合的倾向；第二项和第三项便是后来国民党所谓“容共”、“联俄”的背景。这种倾向的精神，简单归纳起来，便只是希望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十三年改组，便只是应这种希望而生的。下节再述国民党改组的经过。

    二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

    中国国民党改组的经过，可以分作三个阶段：民国八年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个阶段；十二年预备“容共联俄”，始公开地向国民宣言，是第二个阶段；到十三年实行“容共联俄”，才到了改组完成的第三个阶段。依次叙述如下：

    民国元年、二年的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后，中山于民国三年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把从前国民党的所谓温和分子淘汰出去。但“中华革命党”是一种秘密的革命团体，因为在外国居留地政府立案的关系，有些支部仍旧沿用“国民党”三字的名称；在国内也不能公开地组党。到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的团体并不曾消灭；许多党员本来是从前国民党的党员，并且是国会议员，因为国会恢复，暗中以中华革命党的党团作用联络其他的旧国民党员，用别种名目在国会里面活动。所以表面上，“中华革命党”、“国民党”两种名称，都不曾公开地揭举出来。而在海外，则一种团体有两种并存的名目，极不统一，因此在民国八年以前，曾经通令海内外各支部一律恢复“国民党”的名称。但据缅甸支部八年三月十日的印刷通告，附记谓：“本支部自去年（七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惟历接上海本部来件印章，俱用‘中华国民党’，故本支部亦当从之，以昭划一。”可见在八年三月十日以前，本部所用的名称与支部所用的名称尚不统一，有以“中华”两字为冠词的，有以“中国”两字为冠词的。到八年十月十日，始由上海的本部公布一种改正的规约，通告各支部一律改用“中国国民党”的名义，于是名称始确定。从七年到八年，中山因为军政府改组，被桂系军阀和政学会所排挤，离粤居沪，一面著书谋改造国民的心理，一面整理党务。《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的两种著作，合称为《建国方略》的（前者为心理的建设，后者为物质的建设），都在此时期内草成发表。他在七年八月三十日通告海内外同志的书中说：“……文深信吾党实系中国之存亡，使吾党弛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是断不能以蹶踬而磨灭其壮志，犹之操舟逆流，须策群力以相支柱。文深有望诸君子之同喻斯旨也。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所以八年十月有改正的党章发布，把名称统一确定了。我们于此可知道民国七八年间是中山护法失败的时期，是南北军阀势力纷起蓬兴的时期，也便是中国国民党新生命胚胎时期，并且恰好是国内新文化运动勃兴的时期。这是第一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内，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命虽然应时胚胎了，但与一般国民尚不曾发生若何关系，因为尚不曾公开地进行党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谓：“此时北方为徐世昌所盘据，南方亦为陆荣廷所占有，故党务不能在国内公开，进行者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规约，几全注意于海外……”）不曾发表什么对国民的宣言和具体的政纲。到民国九年，因得了海外同志经济上的援助，令陈炯明的粤军回粤，取得了广东的地盘，党务略为注重，但也只把党章及海外总支部章程稍微修改了一下，仍不曾发表什么宣言和政策。及民国十一年夏间，陈炯明背叛，中山蒙难，一般国民都只认为孙、陈个人的争政权，并不觉得陈炯明是叛党；党内的机关报骂陈炯明叛逆，而党外的知识阶级里面竟有说他们是抬出旧道德的死尸来攻击陈炯明的；这就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在一种秘密结社的情态中，没有向一般国民公开的表示，一般国民并不认识孙、陈在党中的地位关系，所以并不觉得陈氏如何的不对。归结一句，从八年到十一年，中国国民党虽然存在了，还只是该党“老同志”的国民党，与一般国民无交涉。自中山蒙难到沪后，国民党便要开始发生第二阶段的变化了。中山本来有“在革命期内需要一党专政”的信念，并且认定党的组织需要严密，党员宜绝对服从党魁的指挥；所以他的革命方略，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划分及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党章的制定，更把这种一党专政、服从党魁的精神尽量发挥；及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用这种方法发生了效果，中山的信念越加坚决了。但事实上，俄国的一党专政成了功，中山还是失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能受他们的列宁的指挥，中国国民党却不能由中山指挥如意，并且生出陈炯明这种叛徒来，这不能不使中山对于自己的党的组织和革命方法加以反省，对于列宁所用的组织方法加以印证参考。此时中国的共产党已经成立，且已加入第三国际，苏俄因为被白色帝国主义压迫，也很想向东方求朋友；（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中山在民国七年由粤来沪时，曾致电苏俄庆祝他们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其时各国皆仇视苏俄，列宁得到中山的电报，因之大为感动，视为东方的光明来了，自此积极地想与中国的民党联络。苏俄派到东方来的专使，有一个叫做马林。汪氏说：“马林在民国十年曾到广西，总理当时正在桂林，马林去见他。总理当时曾去电到广州给廖仲恺……说他从前听闻苏俄实行共产，很是诧异，以为俄国的经济状况，共产的条件还未具备，从何实行？马林来，才知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这便是联俄的起点了。可是马林来到广州以后，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为除去俄新经济政策与总理实业计划相符合这一点觉得高兴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对陈炯明与本党的组织方法、宣传方法，都表示失望。他并且断定香港政府必不容广东政府的发展，陈炯明与总理一定不能相容；这些话他对廖仲恺同志和兄弟都一样说法。……”这是在中山未蒙难以前的事。）中山于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被难抵沪，苏俄的代表越飞也于中山抵沪的前一日到了北京。越飞一面在北京与北方的国民团体相酬应，一面即派人携函来沪与中山接洽，彼此的意见，渐趋接近。（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中，载有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与蒋介石书云：“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先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则当早来筹备一切。……”可见越飞到北京后，即与中山通函通使。又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山与蒋介石书云：“……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件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时福州方为许崇智等所下，蒋介石亦在福州。]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藉不可。欲得凭藉，非恢复广东不可。……”此函中所谓情形复杂、事件麻烦，大约即指容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事，苏俄代表以此为条件。）此时中国的共产党员，也已经有来加入国民党的了。（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说，共产党员最先加入国民党的为李大钊，是由张继介绍来的，也在中山蒙难居沪时。）中山在与越飞接洽的当中，便决计将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改进；于十一年九月四日，召集在沪各省同志张继等五十三人交换意见，一致赞同改组；九月六日，指定茅祖权等九人为改组案起草委员；到十一月十五日，又召集各省同志五十余人审查全案，推胡汉民、汪精卫为宣言起草委员；十二月十六日，召集同志将宣言稿审查修正，由中山采定，于十二年一月一日发表。这便是中国国民党十二年的改组（十二年改组的宣言及政纲见本节附录一）。这次改组可注意之点：一、从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以后，至此方向全国国民公开地发表宣言，提出比较具体的政策。二、重新将三民主义为明白广义的解释。例如民族主义在同盟会时代是极狭义的，以推翻满族的特殊优越地位为目的，皇位颠覆后，以为民族主义不适用了，并且恐怕惹起国内五族间的裂痕来，所以由同盟会改为国民党时，便把民族主义舍弃了；中华革命党时代也不要民族主义，专取民权、民生的二民主义（因为中华革命党是以推倒袁世凯为目的）；由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时正是欧战终了和议开始时，所谓“民族自决”的声浪复由西方播及东方，渐悟及民族主义尚有广义的解释，故仍恢复三民主义；但在民国十二年以前，并未将这种主义的解释明白表示出来，至此始在宣言里面表示，说：“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虽然尚未提出，“力谋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则已成为此次宣言上具体的政纲了。所谓民权主义，也由“建设共和”扩充到“直接民权”的意义；民生主义，由“平均地权”扩充到“节制资本”的意义了。这是第二个阶段。

    这次改组，所以不曾达到完成的地步，有很明显的几点：一、党章和干部机关的组织虽然经过一番改变，但还不曾采用苏俄那种细密严切方法；二、干部人员的分配虽然有变更，新旧党员的吸收、淘汰尚未充分地进行；三、共产党员虽已有加入的，但尚不曾公开地容共；四、苏俄的政策虽在进行之中，也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自一月一日发表宣言后，到同月二十六日，中山与越飞发表一篇联合宣言，不久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政府，越飞也往日本的热海养病去了。据汪精卫的政治报告说，越飞往日本时，中山命廖仲恺和越飞同行，“彼此在热海同住了一月。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廖同志由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作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坚决地去干……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由此总理与苏俄的关系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十二年）夏间，总理更派蒋介石同志赴俄；蒋同志到莫斯科时，列宁已经病重，但也见过托洛茨基诸人，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日后回国改组本党开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携手，共同奋斗，程度又进一步；苏俄也决定，想帮助东方民族革命，非帮助本党不可，因此才派鲍罗廷先生到广东来，其时正当陈炯明、林虎的军队陷了石龙，攻到广州近郊，用尽了滇、桂、粤、湘、鄂、豫诸军的力，才把他打退。鲍罗廷先生到粤后，与总理商量许久，才决定改组本党，因此才有十三年一月本党改组之事”（上皆汪精卫在十五年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席上政治报告语）。改组的决定在十二年冬初，是年十一月，预先发表一篇改组宣言，由中山委任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许崇清、谢英伯、杨庶湛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还有候补执行委员五人），请鲍罗廷为顾问；在广州开始党员的严重登记，着手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的组织；分头调查农工及中产阶级状况；统一宣传机关，并限制党员对外发表关于党务的意见；设讲习所以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定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开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每省六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各省党员互推三人，海外总支部约十二人。）并定大会议事日程纲要。到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如期开会了。到会出席的共一百六十五人，由中山以总理的资格主席。中山的开会词中，有些很可注意的语句。例如：

    ……我从前见得中国太纷乱，民智太幼稚，国民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张“以党治国”。但到今天想想，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太早。此刻的国家还是太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国民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从前革命党推翻满清，不过推倒清朝的大皇帝；但大皇帝推倒之后，便生出了无数的小皇帝……故中国现在还不能像英美，以党治国……我们必要另作一番工夫，把国家再造一次。……

    ……我们十三年以来，在政治上得到了种种经验，发明了种种方法……此次召集各省同志来广州开这个大会，就是把这些方法公诸大家来采纳。……诸君得了这些新方法，要带回各地方去实行。至于这些新方法的来源，是本党把先进的革命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成功之后所得的种种革命方法，来参考比较，细心酌斟才定出来的。当中不完备的地方在所不免，所以还要这个大会，请大家来研究；以后便要请大家赞成，到各地去实行。……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便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所以这次国民党改组，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的问题，第二件是改造国家的问题。……

    这些话的意思，便是要把民国十几年来的历史截断，采用新的革命方法，从新造党以建国，要“把党放在国上”（“把党放在国上”，也是中山在会议席上所说的话）。开会后，即日由中山指定主席团五人（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守常），提出国民党宣言案付审查。会议日期的经过共十天，至三十日午后闭会。在会议的进行中，苏俄代表加拉罕来电致贺，由大会表决复电致谢，忽接到列宁逝世消息，由大会表决去电致哀，并延会三日：这是“联俄”政策公开的表现。在会议进行中，又有提议“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意思是想限制共产党员，李大钊即出面声明，说：“第三国际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系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绝对非想将国民党化为共产党，其加入本党，系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非以党团作用加入本党。”这是容共政策的明白解释。十天当中，议决了许多重要议案（最重要的为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新定之国民党章程），选定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候补执行委员十七人，中央监察委员五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监察委员五人。于是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完竣，到了第三个阶段。

    改组后的主义精神，可于大会宣言的全文中窥见，全文共分三大段，第一段述中国之现状，第二段说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第三段分别列举依主义而采定对内对外的政纲（参见附录二）。改组后的组织系统，依新定的党章，略如下图：

    依前图，全国代表大会为全党的最高机关；区分部为全党组织最下层的基础。省以下的各级也皆有代表大会（惟区分部则为党员全体大会），皆有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为各级的权力机关，大会闭会时则由执行委员会行使，这是改组后组织的大概（详细组织可参看国民党章程）。

    第一次代表大会闭会后，立即依据新章组织各级机关，向民众作宣传的工作。以前的宣传不过是领袖个人的文章或讲演的宣传，此后的宣传乃为大规模、有系统、有组织的宣传。中国国民党从此渐渐地与国民发生关系了。

    （附录一）中国国民党宣言（十二年一月一日）

    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抟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之种类愈多，国家之版图亦随以愈广。以言民权，则民为邦本之义，深入于人心，四千余年残贼之独夫，鲜能逃民众之斧钺。以言民生，则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由学理演为事实；求治者以摧抑豪强为能事，以杜绝兼并为顺德，贫富之隔，未甚悬殊。凡此三者，历史之留遗，所以浸渍而繁滋者，至丰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然民族无平等之结合，民权无确立之制度，民生无均衡之组织；故革命战争，循环不已，盛衰起伏，视为固然，而未由睹长治久安之效。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砻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

    本党总理孙先生文，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

    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俾民治臻于极轨，国基安于磐石，且以跻于有进而无退，一治而不复乱之域焉。夫革命之内容，既异于前代；革命之手段，亦因以不同。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瘏口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努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本此宗旨，爰有兴中会之组织。事出非常，顿遭挫折，继以时势之推移，人心之感动，志于革命者，乃如水之随地而涌，于是更扩而为同盟会。党员遍于各省，而弥漫于海外。主义之宣传与实行，前仆后继，枕藉相望；党员为主义而流之血，殆足以涤尽赤县之腥膻矣！清廷既覆，民国肇兴，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宪政实施，宜有政党，故国民党因以成立。中更癸丑之变，痛邦基未固，国难方殷，复有中华革命党之改组；集合同志，努力与卖国称帝者为敌，及帝制既踣，革命之进行，于以停止。既而武人毁法倡乱，国内汹汹，连兵数载，未获宁息。同人感于主义之未贯彻，责任之无旁贷，乃更组织中国国民党，以与全国人士共谋完成民国建国之大业，而期无负初衷焉。盖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溯自兴中会以至于今，垂三十年，吾党为国致力，虽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顾所成就者，为主义之成就；而所挫折者，则非主义之挫折，特进行之偶然颠踬而已。民国以前，吾党本主义以建立民国；民国以后，则本主义以捍卫民国。前此数年，为民国与非民国之争；最近数年，为法与非法之争。反对者挟持之力非不甚强，然卒于一蹶而不能复振，盖其所施为者，违反国情，悖逆时势，有以使然也。然亦惟反对者之梗阻，与中立者之观望，遂致国民之建设事业，进行迟滞，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得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在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所谓成功者，亦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民国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本党同人，爰据斯旨，依三民、五权之原则，对国家建设计划，及现所采用之政策，谨依次陈述于国民之前：

    一、前清专制，持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政策，屡牺牲我民族之权利，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其大要如左：

    甲　厉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

    乙　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

    二、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欲践民权之真义，爰有下列之主张：

    甲　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乙　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

    丙　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

    三、欧美经济之患在不均，不均则争；中国之患在贫，贫则宜开发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则仍不免于争，故思患预防，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及关于社会经济一切问题，同时图适当之解决，其纲领如左：

    甲　由国家规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价税法；在一定时期以后，私人之土地所有权，不得超过法定限度；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报价值于国家，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

    乙　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

    丙　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正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丁　改良币制，以实货为交易之中准，并订定税法。整理国债，以保全国经济之安宁。

    戊　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

    已　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

    庚　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户地位之平等。

    同人所计划，尚有不止于是者，右所陈述，特其涯略。其余国家重大事项，将依本党规程，就专任委员研究之结果，继续就商于邦人君子，谨此宣言。

    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本部

    （附录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十三年一月三十日）

    一　中国之现状

    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自满洲入据中国以来，民族间不平之气，抑郁已久，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方以御外侮，而钳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吾党之士，追随本党总理孙先生之后，知非颠覆满洲，无由改造中国，乃奋然而起，为国民前驱；激进不已，以至于辛亥，然后颠覆满洲之举，始告厥成。故知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

    然而当时之实际，乃适不如所期，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为其所乘。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不特此也，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获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是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试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流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困，租税日以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

    由是言之，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此全国人民所为疾首蹙额。而有识者所以彷徨日夜，急欲为全国人民求一生路者也。

    然所谓生路者如何乎？国内务党派以至于个人，暨外国人，多有拟议及此者，试简单归纳各种拟议，以一评骘其当否，而分述如下。

    一曰立宪派 　此派之拟议，以为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无法，苟能藉宪法以谋统一，则分崩离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元年以来，尝有约法矣，然专制余孽，军阀官僚，僭窃擅权，无恶不作。此辈一日不去，宪法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迩者曹锟以非法行贿，尸位北京，亦尝藉所谓宪法以为文饰之具矣，而其所为，乃与宪法若风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宪法之先决问题，首先在民众之能拥护宪法与否。舍本求末，无有是处。不特此也，民众果无组织，虽有宪法，即民众自身亦不能运用之，纵无军阀之摧残，其为具文自若也。故立宪派只知求宪法，而绝不顾及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即可知其无组织，无方法，无勇气以真为宪法而奋斗。宪法之成立，惟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

    二曰联省自治派 　此派之拟议，以为造成中国今日之乱象，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重，故当分其权力于各省，各省自治已成，则中央政府权力日削，无所恃以为恶也。曾不思今日北京政府权力，初非法律所赋予，人民所承认，乃由大军阀攘夺而得之。大军阀既挟持暴力，以把持中央政府，复利用中央政府，以扩充其暴力。吾人不谋所以毁灭大军阀之暴力，使不得挟持中央政府以为恶，乃反欲藉各省小军阀之力，以谋削减中央政府之权能，是何为耶？推其结果，不过分裂中国，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挟持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于无事而已，何自治之足云！夫真正的自治，诚为至当，亦诚适合于民族之需要与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始能有成；中国全体尚未能获得自由，而欲一部分先能获得自由，岂可能者？故知争回自治之运动，决不能与争回民族独立之运动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内，所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惟有于全国之规模中始能解决。则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国民革命胜利之后，亦已显然。愿国人一思之也。

    三曰和平会议派 　国内苦战争久矣，和平会议之说，应之而生，提倡而赞和者，中国人有然，外国人亦有然。果循此道而得和平，宁非国人之所望，然知不可能也，何则？构成中国之战祸，实为互相角立之军阀，此互相角立之军阀，各愿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过各军阀间利益，得以调和而已，于民众之利益，固无与也，此仅军阀之联合，尚不得谓国家之统一也，民众果何需于此乎？此等和平会议之结果，必无以异于欧战议和所得之结果。列强利益相冲突，使欧洲各小国不得和平统一。中国之不能统一，亦此数国之利益为之梗也。至于知调和之不可能，而欲冀各派之势力保持均衡，使不相冲突，以苟安于一时者，则更为梦想。何则？盖事实上不能禁各军阀中之一派不对于他派而施以攻击，且凡属军阀，莫不拥有雇佣军队，推其结果，不能不出于争战，出于掠夺，盖掠夺于邻省，较之掠夺于本省为尤易也。

    四曰商人政府派 　为此说者，盖鉴于今日之祸，由军阀官僚所造成，故欲以资本家起而代之也。虽然军阀官僚所以为民众厌恶者，以其不能代表民众也，商人独能代表民众利益乎？此当知者一也。军阀政府托命于外人，而其恶益著，民众之恶之亦益深；商人政府若亦托命于外人，则亦一丘之貉而已。此所当知者二也。故吾人虽不反对商人政府，而吾人之要求则在于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以代表全体平民之利益，不限于商界；且其政府必为独立的，不求助于人，而维恃全体平民自己之意力。

    如上所述，足知各种拟议，虽或出于救国之诚意，然终为空议；其甚者则本无诚意，而徒出于恶意的讥评而已。

    吾国民党，则夙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兹综观中国之现状，益知进行国民革命之不可懈。故再详阐主义，发布政纲，以宣告全国。

    二　国民党之主义

    国民党之主义维何？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是已。本此主义以立政纲，吾人以为救国之道，舍此末由，国民革命之逐步进行，皆当循此原则，此次毅然改组，于组织及纪律特加之意，即期于使党员各尽所能，努力奋斗，以求主义贯彻。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孙先生之演说，及此次大会孙先生对于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之演述，言之綦详，兹综合之，对于三民主义为郑重之阐明。盖必明了于此主义之真释，然后对于中国之现状而谋救济之方策，始得有所依据也。

    一、民族主义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一方面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复从而包围之，故当时民族主义之运动，其作用在脱离满洲之宰制政策与列强之瓜分政策。辛亥以后，满洲之宰制政策，已为国民运动所摧毁，而列强之帝国主义则包围如故，瓜分之说，变为共管，易言之，武力的掠夺，变为经济的压迫而已，其结果足使中国民族失其独立与自由则一也。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帝国主义受民族主义运动之打击而有所削弱，则此多数之民众，即能因而发展其组织，且从而巩固之，以备继续之斗争，此则国民党能事实上证明之者。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

    第二方面辛亥以前，满洲以一民族宰制于上，具如上述，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摧毁无余，则国内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然不幸而中国之政府乃为专制余孽之军阀所盘据，中国旧日之帝国主义，死灰不免复燃，于是国内诸民族因以有杌陧不安之象，遂使少数民族疑国民党之主张亦非诚意。故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时，正欲积集其势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结，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方法矣。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二、民权主义 　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也。凡此既以济代议政治之穷，亦以矫选举制度之弊。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属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种自由及权利。

    三、民生主义 　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为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生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于此犹有当为农民告者，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

    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本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而本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俾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时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国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

    三　国民党之政纲

    吾人于党纲固悉力以求贯澈，顾以道途之远，工程之巨，诚未敢谓咄嗟有成，而中国之现状，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谋救济。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准备实行政纲，为第一步之救济方法，谨列举具体的要求，作为政纲，凡中国以内，有能认国家利益高出于一人或一派之利益者，幸相与明办而公行之。

    甲　对外政策

    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二、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三、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四、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

    五、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六、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窃僭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七、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因困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的半殖民地之地位。

    乙　对内政策

    一、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二、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宪法不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

    三、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

    土地之税收，地价之增益，公地之生产，山林川泽之息，矿产水力之利，皆为地方政府之所有，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卫生等各种公共之需要。各县之天然富源、各大规模之工商事业，本县资力不能发展兴办者，国家当加以协助，其所获纯利，国家与地方均之。

    各县对于国家之负担，当以县岁入百分之几为国家之收入，其限度不得少于百分之十，不得超过于百分之五十。

    四、实行普通选举，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五、整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

    六、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

    七、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

    八、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九、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查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十、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十一、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

    十二、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文化之发展。

    十三、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十四、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

    十五、企业之有独占的性质者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铁路航道等，当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以上所举细目，皆吾人所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

    三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在广东奋斗的第一年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在广东奋斗的第一年，真是最艰难困苦的一年。因为环境的险恶，在事实上不能表现如何的大成绩，但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在这一年已经立定了。兹就当时的环境，和主要的设施及所遇事变，分别略述如次：

    一、当时的环境 　当时的中国国民党，虽有中山所主持的大元帅政府设在广东，但实际上大元帅政府的势力几乎不能出广州一步；广州以外，几乎无处不是敌人。东江一带，为陈炯明、林虎、洪兆麟辈所盘踞，军队共约三万人；粤南为邓本殷、申保藩等所盘踞，军队也有三万人上下：这是大元帅政府彰明昭著的敌人。站在大元帅旗帜下面的，有杨希闵所统的滇军，刘震寰所统的桂军，谭延闿所统的湘军，朱培德所统的滇军，许崇智所统的粤军，李福林所统的福军，樊钟秀所统的豫军，以外还有些零星部队，人数、实力仿佛也不弱。假使这些军队都能听大元帅的指挥，不难把东南两路的敌人立即扑灭。但是这些站在大元帅旗下的军队，实际上也有许多是大元帅政府的敌人，不过一时尚不能辨别得十分清白；其中最有势力的军队，要算是杨希闵、刘震寰的两部————因为驱逐陈炯明、拥护中山回粤的，是得此两部之力————但最不听命令、不受指挥的，也要算这两部。所以在国民党改组的前后，那个大元帅政府实在没有一点力量。中山很明白这种情形，所以在国民党改组、选定中央执行委员时，就把重要的军队首领也选定几个纳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如谭延不闿、杨希闵，都是第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山以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把他们加入在里面，庶几可以真正行使党的最高权力，实现各种整理政务并发展党势的计划。谁知事实上却大不然。因为杨希闵、刘震寰之徒，都是借拥护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名到广东来发财的，心目中并没有党；所有党的议决，都置之不理。当时广东的财政收入，几乎全在杨、刘部下的手中，不肯放松一点；谭延闿所部的湘军被杨希闵压迫，几有不能生存之势，当时湘军中有四句很可怜的话：“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药，死不得埋。”而杨、刘两部的滇桂军，则一手遮天，横行无忌。中山实在痛心不过了，有一次在军事会议席上，当着杨、刘等一班军官，作很沉痛的演说。他说：

    ……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的。当时我在上海，没有一点实力，原本不想回到广州，只是想用心著书，把我的政见，向广东父老兄弟宣传。后来你们都派人来到上海，要求我即时回到广东，自誓要实心拥护我，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因此我才决意回来。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惜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

    当时杨、刘等听了中山这番话，也装着很感动的样子，都答复中山说：“大元帅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此后都服从你就是了。”中山于是提出一件统一财政的议案来，当场一致通过了。但是散会以后，依旧一点不能实行，各军依旧分割防区，把持税收，肥区的军队饱欲死，瘠区的饥欲死，到底没有办法。到九月里，中山委廖仲恺做财政总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又兼军需总监，把所有财政全权交他一人，希望他把财政统一起来。廖仲恺当时发出一道通电，说明财政不统一之害与统一之利，大意说：如果各军都肯捐除私见，则把现在的收入分配各军是很够的；如果各军仍旧是任由所部的骄兵悍将、贪官污吏随意剥削人民，则必至军队不能打仗，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穷苦。他的意思是想各军将财权交还。各军接到他的通电，也发出许多响应的电来，答复得很漂亮，但都是空口说空话，没有一个人肯交出一个钱来。廖仲恺因此向中山辞职，说：“使我做这样的财政当局，不过是替大元帅多担一个恶名；不如准我辞职，或者可以使人民知道是不法军队把持的罪过。”于是他把一切财政权交还大元帅，专在中央党部办理党务，并任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的工作。这是当时大元帅政府内部的军队财政情形，可以说是与国民党改组前无丝毫分别。

    再说当时广东的商民，对于大元帅政府的情感。原来广东自洪宪帝制战争以来，几乎没有一年不是在客军蹂躏宰割之下。广东在中国各省中，虽然是比较财力丰盛的省份，经过这样长期间的搜刮，一般商民实在也是疲敝不堪了。陈炯明假粤人治粤的名目，排挤客军；中山却依滇桂等客军的力量，来树立大元帅府作革命的事业；中山虽然说“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一般商民，哪里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他们只觉得中山是要利用客军争政权报陈炯明的仇，连累他们受苦；不知中山自己对于那些“戴着他的帽子，蹂躏他的家乡”的豺狼，也是痛恨极了。所以自大元帅政府成立以来，一般商民已经不十分热心拥护；及到国民党改组，把“容共联俄”的政策明白表现出来，大家以为这就是赤祸来了。虽然国民党改组后对于经济方面的主张，并不曾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一面扶植农工，一面仍保护商民，但是改组后的宣传工作偏重农工方面（中央党部初仅设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后来虽然添设了实业部和商人部，但宣传工作的进行，实偏重农工）。因此一般商民，对于大元帅政府的感情，更加恶化了。

    还有一个大敌人，就是帝国主义的香港政府。该政府对广东的革命政府向来不怀好感，加以英帝国与苏俄，已成为“赤白”的劲敌；鲍罗廷一到广东，香港政府就寝不安席了，知道国民党与苏俄合作，要打倒帝国主义，首当其冲的便是香港————英帝国的殖民地。因此挑拨广东的商民，援助陈炯明等一班军阀，刻刻以推翻广东的革命政府为务。当时的香港，几成为各种反革命势力的策源地。

    概括起来：当时广东的大元帅政府，里里外外，无处不是敌人；内部的骄兵悍将，东南两路的军阀，短视的商民，帝国主义的金钱、武器和阴谋，四方八面压迫着，使得广州的革命势力，不容易生存。这便是当时的环境。

    二、国民党的设施 　国民党改组后第一年内最重要的设施，总要算黄埔军官学校的创立。中山革了几十年的命，办了几十年的革命党，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革命军。革命的方法，只是用革命党去运动固有的军队，或插入固有的军队，使为革命党所用，从来不曾自己创造一种真有革命性的军队。所以革来革去，只革出无数的小军阀来。例如陈炯明所部粤军的全部，说是曾经宣誓入党的，并且是中山用全力培植起来的，总可以算是党军了（朱执信说它是党的遗腹子，因为民国七年中山去粤仅留此军在闽南，为后来驱逐桂系的基础），然而围攻观音山总统府的就是这种党军；我们考察这种粤军的来历，原来就是从前朱庆澜所部二十营的老军队，由中山在桂系手中争来，给与陈炯明的。中山自经过这一次的挫折后，知道一般拥戴他的旧军队都是不可倚靠的；要想革命事业发展，非自己创造一种党军不可；而创造党军的基础，就在首先养成一班彻底了解主义而有革命精神的军官。十二年夏间，派遣蒋中正往苏俄，考察赤卫军的训练组织，是他最重要任务之一。到国民党改组时，蒋中正由莫斯科回国，中山就命他筹备“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黄埔旧海军学校为校址（因此后来通称为黄埔军官学校），于十三年五月开学，即以蒋为校长。开学的那天，中山到校演说中有一段如下：

    ……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黄埔军官学校的目的，既是如此，所以在招收学生时，就加了一番很严密的选择工夫，必定要对于中国国民党的主义精神，有相当的了解，年富力强、意气旺盛的人，然后才被收录。入校后的训练，精神方面与技术方面同时并重。内部的组织，就是后来党军组织的模范；校中设党代表，按部组织党部党团；党代表权力之大，与校长并行。这种组织后来扩充到军队中的各级（由军党代表到连党代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于党军校及党军队之训令中，有下列二则：

    甲、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由该管长官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须遵此秩序。

    乙、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反之不副署者则无效）。

    这种组织，就是要使这种军校和军队，真正成为党的工具，不使变为私人的工具，颇与中国从前的监军制相似，但实际是由苏俄赤卫军的组织模仿而来的。

    黄埔军校初次开学时，据蒋中正的报告（十五年国民党全国代表会议席上报告）说：“其时只有学生四百六十几人，军械既少，经费又没有着落；因为广东所有的财政收入，都由滇桂军把持去了。因之什么事都不能做；不但学生求学不成，学校全部都几乎不能支持，当然这里面有许多曲折，更有许多障碍：因为反革命的军队，知道了军官学校的目的，就深怕我们成功；他们知道我们成立之后，一定要反对他们，他们就不能再搜刮人民了；所以千方百计来破坏。”看他这段报告，我们可以知道黄埔军校初成立时艰难困苦的情形。但是革命军的基础终于由此立定了，那些反革命的滇桂军生命纵能延长，也不十分久了。

    三、北伐进行中的商团事变 　黄埔军校在十三年五月才成立；三数月内，决不能有党军的产生；然则在短期间内也决不能有北伐的力量，这是很明白的。但是在十三年九月中旬，中山又出师韶关，进行北伐的事宜了。我们须知道，此次的北伐，也是由内外的环境逼迫而来的。第一次北方军阀的战争已经开始，苏浙战争于九月一日爆发，第二次奉直战争也在积极准备中。原来自曹锟篡窃总统的位置以来，国内各方面已形成一种反直的大联合。皖派的段祺瑞、卢永祥，奉天的张作霖等都与中山有联络；国民党虽与这些军阀都不相容，但对于打倒曹锟、吴佩孚这一点，目前总是一致的。苏浙军事行动既起，中山不能坐视，让机会失去：这是进行北伐的一个动机。第二，广州的环境十分恶劣，颇有借此另辟新天地、别求新生路的意思。我们试看中山将行出师北伐前，向广东人民发表的宣言可知。（宣言的后段如下：“……文率诸军四围冲击，转输供亿，苦我父老昆弟至矣。军事既殷，军需自繁，罗掘多方，犹不能给，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繁然并起，其结果，人民生活受其牵制，物价日腾，生事日艰。夫革命为全国人民之责任，而广东人民所担为独多，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矣；而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民；贪官污吏，托名筹饷，因缘为利。驯致人民之生命自由财产，无所保障，交通为之断绝，廛市为之凋敝，此尤足令人民叹息痛恨，此革命政府所由旁皇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人民，身受痛苦，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而在商民为尤然。殊不知革命主义为一事，革命进行方法又为一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以求贯彻；革命进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应环境以求适宜。广东今日此等现状，乃革命进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于主义无与。若以现状之未善而谤及于主义之本身，以反对革命政府之存在，则革命政府为拥护其主义计，不得不谋压服此等反对企图而使之消灭。……故为广东人民计，为商民计，莫若拥护革命政府，实行革命主义，同时与革命政府协商改善革命之进行方法。盖前此大病在人民守其不问国事之习，不与革命政府合作；而革命政府为存在计，不得不以强力取资于民，政府与人民间遂生隔阂。今者革命政府，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特郑重明白宣言如左：一、在最短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东市政府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以上三者，革命政府已决心实行。广东人民当知关于革命进行之方法，革命政府不惜徇人民意旨从事改善；惟我广东人民，对于革命之主义当以热诚扶助革命政府使之早日实现。政府、人民同心同德以当大敌……中华民国实嘉赖之。”）他知道广东一般的商民，因为受了各种骄兵悍将的剥削蹂躏，对于革命政府很有恶感，想假北伐的机会，把那些军队调遣出去，再由革命政府把广东内部的财政来整理，希望人民体谅政府这种意思，与政府合作（所以在出师北伐时，委廖仲恺为财政总长、军需总监兼广东财政厅长，见前段）。万一军队有不听他的调遣的，他也无可如何，就只好让一般人民知道这些军队的行为是反革命的行为，不是出于革命政府的意思；一面率领那些受调遣的军队向外另辟新生路，韶关就是另辟新生路的根据地（中山想以韶关为训练党军的根据地，在中山与蒋介石各书中可以看出。参看《中山先生手札墨迹》）。这大概是出师北伐的别一个动机。中山于九月十三日发表讨曹的宣言，以大元帅职务交胡汉民代行，己则偕谭延闿移驻韶关。结果，被调遣去的军队，就只有谭延闿所部的湘军、朱培德所部的滇军、樊钟秀所部的豫军，而杨希闵、刘震寰所部的滇桂军，依旧盘据广州附近各地，不受调遣，因此廖仲恺的财政统一计划依旧不能实现，不过杨、刘辈的反动情态，从此更为革命政府所明白认定了（所以蒋介石的军事报告说，十三年的北伐是革命政府辨别内部军队的“试金石”。凡不受调遣的，便知道是敌军，非把他解决不可）。至于北伐，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得不到效果的。在北伐进行的当中，革命政府遇着一件很重要的事变，就是所谓“商团事变”。这件事变，也可以说是革命政府一个重要的生死关头。原因就是起于广东商民，对革命政府不满。英帝国的香港政府暗中操纵，想打倒国民党的革命政府，树立一个商人政府来代替它；陈炯明和内部滇桂军，也有从中勾结的举动。事变的发端，在中山出师北伐前很久。在五月后旬，广东市政厅宣布一件“统一马路业权案”，依此案须抽收铺底捐。广东全市商界七十二行因开代表会议，决定总罢市，并召集商团及乡团以防政府之武力压迫；后来政府把“统一马路业权案”取消了，罢市风潮虽得解决，而商团、乡团却从此议定了一种联防章程，是为商团案发生之始。八月一日，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由粤汉路总理许崇浩介绍向军府领到一张买枪的执照。此照发出之后，不过四天，大批枪械（九千余杆）便已由一只丹麦船名“哈佛号”的运载入口。中山得到消息，知道陈廉伯与陈炯明有勾结，商团的作用是蓄意来反抗政府的；这批枪械是早已买定，并且已经运到，特候骗到执照，方行入口，否则入口没有这么快。中山因命将枪械全部扣留在黄埔军校。查悉军械数目与领发执照时所报数目亦不相符，政府认为私运，商团不服，便引起商团罢市的风潮来。英国总领事公然出来干涉，于八月二十七日，致一类似“哀的美敦书”的通牒于革命政府的外交部，说：听闻华军将要轰击商团，若果属实，英国海军司令官也将炮击华军。中山因向英帝国麦克唐纳内阁提出抗议。当时革命政府以所处环境太恶，很想向商团委曲求全。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本与商团有勾结，乃以第三者名义从中调停，与商团签约担保政府将枪械全数发还，而以商团报效政府军费五十万元为条件，因种种关系未能实行。后来中山允由各处乡团及商团，直接备价向大本营领枪，免致整批枪械落入商团少数野心家之手，而商团代表坚持须由代表全数领去转发。双方相持，不能解决。到十月初旬，政府酌定折衷办法，发还长短枪五千杆，交与商团代表转发，由商团缴足二十万元，并抽全市房租捐一个月，及各商店立即开市。商团允诺了。遂定于十月十日将长短枪五千杆由黄埔运赴西壕口，交商团领收。恰好这一天是双十节，有学生、工人、农民等集会庆祝游行，与那些领得枪支的商团发生冲突；商团开枪，把徒手游行的群众打死了许多人。到第二天商团联合会散发传单，称政府发还枪支不及半数，非俟全数发还，不可开市。故仍有半数商店，未曾开市。商团总部又发出布告说：本团派团兵巡街，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准予痛剿，同时并迫令开市的商店，继续罢市。一面宣传东江陈军不日来攻，一面煽动北江方面许多民团准备应援，截断广州韶关间的交通。此时广州局势的严重，我们从中山与蒋介石的书中可以看出。中山在十月十一日几天之内，由韶关连发数函，要蒋把所有军械即速运往韶关（由俄国接济的第一批军械，也在十月初旬到广州，存于黄埔军校，许多军队想把它瓜分），并劝蒋舍去广州，同往韶关，把韶关作练兵场所（参看《中山先生手札墨迹》）。广州方面的领袖，也因为滇桂军不可靠，有主张退出广州，将一切机关及队伍移驻西江肇庆的；其形势的险恶可知。最后觉得广州根本之地不可轻易动摇，然后商同那些尚可调遣的军队，如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与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合拢一起，于十月十四晚开始行动，至十五日把那些商团包围，全体缴械。所谓“商团事变”至此全行解决，广州的革命政府才去了一个大威吓。这是黄埔学生军第一次参与军事行动的小试其技。商团缴械后，黄埔军校便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那时候，滇军尚想设法破坏黄埔军校，取得这批枪械；蒋中正很强硬地向他们说：“你们如果有本领，就来打黄埔，否则你们不要讲话。”（见蒋介石军事报告）可见此时的黄埔军校，已不可侮了。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可以说在此时已经立定。

    四　曹、吴的倾倒

    广州发生商团事件时，正在苏浙战争和第二奉直战争相继演进时；十月十五日起，商团事件解决不到十天，北方便有冯玉祥等倒戈（十月二十三日）的事件，曹锟、吴佩孚的政府因此颠覆。本节把它颠覆的始末，概括地叙述如下。

    曹锟的势力全在吴佩孚，吴佩孚的潜势力全在他取得一部舆论的同情；自吴氏将顺驱黎、贿选以来，他所取得舆论的潜势力已经完全毁灭了。他必定失败已经很明白，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曹锟却也很明白他自己得志的由来，坐上总统的椅子后，向人家说：“非子玉无以至今日。”因此任吴为直鲁豫巡阅使，（任王承斌督直兼直鲁豫巡阅副使，任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事无大小，都要向洛阳取进止。吴佩孚以为他整个势力全在直系武力的团结，又从中山手里把法统的旗子抢了过来，现在已把曹锟扶在法统的椅子上作他的傀儡，还有谁能打倒他呢？他此时所注意的就只是乘机制服南方的中山、卢永祥和东北的张作霖。他对南方的计划，是用孙传芳图闽以制粤，而以陈炯明为内应，又用苏、皖、赣、闽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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