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金石学

    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于历数、物理、工艺，均有发明。在史学，则有司马光、洪迈、袁枢等，各有庞大之著述。绘画，则董源以降，始变唐人画工之画，而为士大夫之画。在诗歌，则兼尚技术之美，与唐人尚自然之美者，蹊径迥殊。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今当就宋人对此学之功绩一一述之。

    （一）搜集

    宋初内府本有藏器。仁宗皇祐三年，诏以祕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太乐所参校剂量，凡十又一器。至徽宗即位，始大事搜集。《铁围山丛谈》四云：“太上皇帝即位，宪章古始。及大观初，乃傚李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象，凡所知名，罔间巨细远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阁，咸以古玉玺印、诸鼎彝、法书图画咸在。”此说徽宗一朝搜集古器事最为详尽。然亦有夸诞失实处，如谓《宣和博古图》之名取诸宣和殿，又谓其成书在大观之初而不在宣和之末，其实不然。《籀史》谓“政和癸巳秋，获兕敦于长安”，而《博古图》中已著录此敦。《金石录》谓“重和戊戌，安州孝感县民耕地得方鼎三，圆鼎二，甗一”，谓之“安州六器”，而《博古图》已著录其五。又谓，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尤奇”，而《博古图》已著录其五。然则此书之成，自在宣和五年之后；而图中所载古器仅五百余。则政和六千余器、宣和万余器之说，殆不足信，或蔡氏并古玉印玺石刻计之。然第如《博古图》之所录，已为古今大观矣。其尤奇者，南渡以后，宣和殿器并为金人辇之而北，而绍兴内府藏器亦未尝不富，《博古图》著录之器见于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者，尚得十之一二。盖金人不重视此种物，而宋之君臣方以重值悬购古器，故北宋内府及故家遗物往往萃于榷场。如刘敞旧藏张仲簋，刘炎于榷场得之；毕良史亦得古器十五种于盱眙榷场，其中八种皆宣和殿旧物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绍兴十五年，以毕良史知盱眙军。”而《三朝北盟会编》谓“良史以买卖书画古器得幸于思陵。”良史之知盱眙，当由高宗使之访求榷场古器耳。当南渡之初，国势未定，而高宗孜孜搜集古器如此，则宣和藏器之富，固自不足怪也。

    然宋人搜集古器之风，实自私家开之。刘敞知永兴军，得先秦古器十有一物。李公麟博物精鑒，闻一器捐千金不少靳。而《考古图》，无名氏《续考古图》，王複斋《钟鼎款识》以及《集古》、《金石》二录跋尾，往往于各器之下，注明藏器之家，其人不下数十。虽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数之多，则反过之。观于周密《云烟过眼录》所记南方诸家藏器，知此风至宋末犹存矣。又观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实用刘敞《先秦古器图》、李公辚《考古图》体例，则徽宗之大搜古器，受私家藏器之影响。实不少也。

    宋人搜集古器，于铜器外，兼收石刻，如岐阳石鼓文，及秦告巫咸文，徽宗并致之宣和殿；又秦告大沈久湫文，在南京蔡挺家；告亚施文，在洛阳刘忱家；齐谢跳海陵王墓誌，在沈括家。至石刻之贵重者。虽残石亦收之，如汉石经残石，黄伯思谓张焘龙图家有十版，张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其余碑碣，则收藏者尚少。而搜集拓本之风，则自欧阳修后，若曾巩，若赵明诚，若洪适，若王厚之，成为一代风气。而金石之外，若瓦当。若木简，无不在当时好古家网罗之内。此宋人搜集之大功也。

    （二）传拓及著录

    宋人于金石学，不徒以搜集为能事，其最有功于此学者，则流通是也。流通之法，分为传拓与著录二种。拓墨之法，始于六朝。始用之以拓汉魏石经，继以拓秦刻石。至于唐代，此法大行。宋初遂用之以拓古器文字。皇祐三年，诏以祕阁及太常所藏三代录鼎付太乐所参校剂量；又诏墨器家以赐宰执。此为传拓古器之始。刘敞在长安所得古器，悉以墨本遗欧阳修。甚至上进之器，如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进古钟，及安州所进六器，皆有墨本传世，则当时传拓之盛可知。然拓本流传自不能广。于是有刊木刊石之法。有仅摹其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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