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

    12月9日[1]

    我于12月6日到达。在火车上，我使劲记着一家旅馆的名字和地址，以防车站上没人来接。（在边境上，他们跟我说二等车厢买不到票了，让我补了差价坐头等车厢。）没人看见我从卧铺车厢下车，这让我感到轻松。不过，在检票口也没有人。我没怎么不高兴。就在我走出“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火车站时，赖希（伯恩哈德·赖希）朝我迎面走来。火车准点到达，分秒不差。我们把自己和两个箱子塞进一架雪橇。这天，冰雪开始融化，天气暖和。雪橇在宽阔、泥泞、泛着雪光的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了才几分钟，就看见阿丝雅（阿丝雅·拉西斯）在路旁向我们招手。赖希下了雪橇，到旅馆的几步路他走着去，我和阿丝雅则坐雪橇前往。阿丝雅戴着一顶俄罗斯皮帽，看起来不漂亮，有点儿粗俗。由于长期卧床，她的脸变宽了些。我们没有在旅馆里停留，而是去了疗养院附近的一家所谓的甜品店喝茶。我讲了关于布莱希特的情况。随后，阿丝雅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在休息期间溜了出来，就从侧面的楼梯回到了疗养院，赖希和我则从主台阶走上楼去。在这里第二次碰上脱套靴的习俗。第一次是在旅馆；他们只收下了箱子，答应当晚给我们一个房间。阿丝雅的同屋不在，那是个大块头的纺织女工，到第二天我才见到她。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有几分钟的时间单独待在一起。阿丝雅十分友好地看着我。让人想起在里加的那次决定性的谈话。随后，赖希陪我去旅馆，我们在我的房里吃了点儿东西，后来去了迈耶霍尔德剧院。这是《钦差大臣》的第一场彩排。阿丝雅试图给我弄张票，却没有成功。于是，我就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朝克里姆林宫方向走了半小时，又走回来，一路上拼读着商店的招牌，小心地走在冰面上。之后，我十分疲倦地（并且很可能是悲伤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7日早晨，赖希来接我。日程：彼得罗夫卡大街（去警察局登记），卡梅涅娃学院（花了一个半卢布在这个学院弄了个席位；另外，还同那里的德方负责人，一个大笨蛋，谈了话），随后穿过赫尔岑大街前往克里姆林宫，途经丑陋的列宁墓，还看到了伊萨克大教堂。返回途中经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来到了位于特韦尔斯科伊大道的“赫尔岑之家”，那是无产阶级作家组织“瓦普”[2]的所在地。饭菜很好，这使我能在冒着严寒行走的疲劳之后略微享受一番。有人向我介绍了柯刚，此人对着我大谈其罗马尼亚语语法和俄语——罗马尼亚语词典。对赖希讲的情况，我在长途的步行中往往由于疲劳而无法全神贯注地听。他讲得极其生动，论据确凿，充满了奇闻逸事，言辞犀利，令人赞同。比如说，他讲到一个财政官员，此人在复活节度假期间去他们那个村子当牧师做礼拜。他还讲到对一个女裁缝的判决，这个女的打死了自己的酒鬼丈夫，这恶棍在街上袭击一对男女学生。此外，还有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白卫军》的事。剧本被送去审查，只有一位审查官看了，写了批注，要求进行修改，就退了回来。过了几个月，在做了相关的修改之后，最终演给审查官们看。禁公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找斯大林，说他破产了，他所有的资本都投到这出戏里了。斯大林指示：“该剧没有危险。”随后首次公演，遭到共产党人的抗议，民兵把抗议者驱散了。赖希还提到了那部关于伏龙芝案的关键小说，据说伏龙芝是在违背他本人的意愿、但却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的情况下被动了手术的……还有些政治新闻：反对派不再担任要职。与此相应的是，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不再担任主要是中层的职位。乌克兰的反犹太主义。————从“瓦普”出来，我精疲力竭，先独自去了阿丝雅那里。她那儿不一会儿就聚满了人。来了一个拉脱维亚妇女，挨着阿丝雅坐在床边，肖斯塔科夫和他的妻子也来了。夫妇俩与阿丝雅和赖希就迈耶霍尔德执导的《钦差大臣》一剧的上演，用俄语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中心话题是迈耶霍尔德用丝绒和绸缎做剧服，为他的妻子准备了十四套服装；另外，这场演出长达五个半小时。吃过饭后，阿丝雅来到我这里，赖希也在。离开前，阿丝雅讲了她的病情。赖希送她回疗养院，之后又回到我这里。我躺在床上，他则要工作。不过，他很快就自己停了下来，我们谈论起了此地与德国的知识分子的情况以及两国当前的写作技巧。此外，还谈到赖希对于入党问题的顾虑。他一再说到党在文化事务方面的反动倾向。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被利用的左翼运动现在被完全抛弃了。就在不久前，无产阶级作家的身份才得到国家的认可（托洛茨基表示反对）。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得明白，压根儿别指望得到国家的任何支持。后来谈到列列维奇案件————对左翼文化阵地采取的行动。列列维奇曾写过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论文。————在俄国，人们对严格地进行政治立场的区分极端重视；在德国，模糊的、笼统的政治背景就足够了。不过，即便在德国，政治背景也（应当）是必须被要求的。————对俄国而言，写作方法为：宽泛地阐述题材，并且尽可能地不再往下写。公众的文化程度很低，这就使得语言表述必定无法为人所理解。与此相对的是，在德国人们只要求：结论。至于怎么得出这些结论，没有人想知道。因此，德国报纸提供给报道的版面是微乎其微的；而在此地，长达五六百行的文章并不鲜见。与赖希的谈话持续了很久。我房里的暖气很足，房间也很宽敞，待在里面很舒服。

    * * *

    [1] 此为记录日期，德文稿原本如此。

    [2] Wap，即“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12月8日

    上午，阿丝雅在我这儿。我把礼物给了她，给她匆匆看了一下我的书[1]，里面有我献给她的题词。夜里她因为心悸没睡好觉。我还给她看了由斯通（萨夏·斯通）为这本书设计的护封（并把它送给了她）。她非常喜欢。随后，赖希来了。后来，我跟他去国家银行换钱。在那里，我们和诺伊曼的父亲做了短暂的交谈。12月10日穿过一条新建的拱廊街来到彼得罗夫卡大街。拱廊街里正举办一场瓷器展览，可赖希却一刻也不停留。在利物浦饭店所在的街上，我第二次看到那些甜品店。（我在此补记上我第一天听到的关于托勒尔［恩斯特·托勒尔］造访莫斯科的事情。他受到了盛情款待，为此而大肆铺张，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城市遍布告示，宣告他的到来，还派给他一班人马：女翻译、女秘书、漂亮的女人。他要做什么报告都会有预告。可是，“共产国际”此时正在莫斯科开会。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维尔纳［保罗·维尔纳］，正是托勒尔的死对头。他让人，或者也许是他自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托勒尔背叛了革命，对建立一个德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负有责任。《真理报》在文章后面加了个简短的编者按：抱歉，我们之前并不知情。于是，托勒尔在莫斯科就不受人待见了。他去一个集会地点，准备做一场被隆重预告的演讲————却吃了个闭门羹。卡梅涅娃学院通知他说：抱歉，今日不能使用该礼堂。我们忘了电话通知您。）中午又去了“瓦普”。一瓶矿泉水一个卢布。之后，赖希和我去了阿丝雅那里。为了体谅她，赖希违背她的、同时也违背我的意愿，安排我和她在疗养院的游戏室里玩一局多米诺骨牌。坐在她身边，我觉得自己就像雅克布森小说里的一个人物。赖希和一个知名的老共产党人下象棋。此人在战争中，也许是内战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就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如今尚在人世的优秀的共产党人一样，已然风烛残年。阿丝雅和我回到她的房间不久，赖希就来接我去见格拉诺夫斯基。阿丝雅陪我们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了一段。在一家甜品店我给她买了“哈尔瓦”，然后她就回去了。格拉诺夫斯基是里加来的一个拉脱维亚犹太人。他创作了一部夸张的、反宗教的、表面看起来有点儿反犹太的滑稽剧，一部夸张版的俚语轻歌剧。他的做派非常西化，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持着一定程度的怀疑，谈话主要围绕着戏剧和薪酬问题。还说到了住房问题。这里的公寓按平方米计价，每平方米的价格与房客所得薪水的高低挂钩。此外，如果人均住房面积超出十三平方米，那么对超出部分就要收取三倍的房租和暖气费。我们因为是不请自来，所以没能吃上丰盛的晚餐，只能将就着吃了点儿冷饭，在我房里和赖希谈了谈《百科全书》[2]的事。

    * * *

    [1] 指《单行道》一书。

    [2] 本雅明应邀为《苏联百科全书》撰写“歌德”词条。

    12月9日

    上午，阿丝雅又来了。我给了她几样东西，随后就一起去散步。阿丝雅谈的都是关于我的话题。到了利物浦饭店，我们往回走。后来，我回了住处，赖希已经到了。我们俩各自工作了一个小时————我撰写了“歌德”词条。之后去卡梅涅娃学院，请他们设法为我减免旅馆房费。随后去吃饭。这次不是在“瓦普”。饭菜好极了，尤其是一道红萝卜汤。接着去了“利物浦”，与那位和气的饭店老板在一起，那是个拉脱维亚人。气温在十二度[1]左右。饭后，我感到相当疲倦，不能像原先打算的那样步行去列列维奇那儿了。我们不得不坐了一小段路的车。随后就穿过一个大花园，也许是公园，里面到处都是房子。最后面是一栋漂亮的黑白相间的木头房子，列列维奇的住所就在二楼。我们走进楼房的时候遇到了贝斯曼斯基，他正往外走。陡峭的木头楼梯，一道门后首先是厨房，正烧着火。接着是个简陋的门厅，挂满了大衣，随后我们穿过一个看起来像是卧室的小房间来到列列维奇的书房。他的样子很难描述。个子很高，穿一件蓝色的俄罗斯式样的衬衫，很少动弹（当然，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他被固定在了书桌前的椅子上）。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那张长脸，显得很粗野，脸盘很大。下巴往下拽得很长，除了那个残疾的格罗默尔，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谁有这么一个下巴，平得几无凹陷。他显得非常平静，但似乎能感觉出这个狂热之人的沉默令其煎熬。他好几次向赖希问起我的情况。对面床上坐着两个人，其中那个穿黑色衬衫的既年轻又漂亮。聚集在这里的都属于文学反对派的成员，想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刻与他见上一面。他正被调离。最初命令他去新西伯利亚。“您需要的，”他们对他说，“不是一个影响圈子有限的城市，而是一整个州。”不过，他得以免去新西伯利亚。现在，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将他送往萨拉托夫，距离莫斯科二十四小时的路程，他还不知道是去那里当编辑呢，还是在国营生产合作社当销售员或者别的什么。大多数时间里，他的妻子在隔壁的房间和其他一些来访者待在一起。她精力充沛，却神情平和，身材娇小，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南方人。头三天她将陪伴着他。列列维奇有着狂热分子的乐观：他为自己明天无法去“共产国际”听托洛茨基作有利于季诺维耶夫的演讲而感到遗憾，并认为，党正面临转折。在过道上告别时，我请赖希向他转达了一番友好的话语。然后，我们去看阿丝雅。也许这时才玩了多米诺骨牌。晚上，赖希和阿丝雅打算来我这儿。可是，只有阿丝雅来了。我给她礼物：衬衫、裤子。我们聊天。我发现，我俩的事，她基本都没忘。（下午她曾说过，她觉得我境况不错，说我正身处危机是不可能的事。）她走之前，我给她读了《单行道》中讲“皱纹”的那个段落。然后，我帮她穿上套靴。午夜时分，我已睡下了，赖希才来，要我第二天早晨转告阿丝雅，好让她放心。他之前做好了搬家的准备，因为他和一个疯子住在一起，住房的事情原本就麻烦，这么一来就愈加复杂，叫人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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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此处指零下十二列氏度。————编者注

    12月10日

    早上，我们去阿丝雅那儿。由于早晨不允许探望，我们就在大厅里跟她说了一会儿话。她洗了碳酸浴（很疲倦）。这是她第一次洗碳酸浴，对她大有好处。随后又去了卡梅涅娃学院。想必，那张可以使我减免旅馆房费的凭证应该已经办好了。可是，却没有。倒是在常去的前厅和那位闲来无事的先生还有那位小姐相当广泛地探讨了一会儿戏剧问题。第二天，我将受到卡梅涅娃的接见，他们还设法去弄几张晚上的戏票。只可惜弄不到轻歌剧的戏票。到了“瓦普”，赖希把我放下了车，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半小时，看我的俄语语法。之后他又出现了，和柯刚一起，来吃饭。下午，我在阿丝雅那儿只待了一小会儿。她因为住房的事情跟赖希吵架，把我打发走了。我在房里一边吃杏仁糖一边读普鲁斯特。晚上我去疗养院，在门口遇到赖希，他出去买烟了。我们在走廊上等了几分钟，随后阿丝雅来了。赖希把我们送上有轨电车，我们坐车去音乐厅。行政主管接待了我们。他给我们看了一封卡塞拉用法语写的贺信，带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场地（演出尚未开始，许多观众却早就聚集在大厅里，他们是直接从工作单位来到剧院的），也参观了音乐会的演出大厅。大厅的地毯非常显眼，不好看。很可能是块昂贵的奥布松。墙上挂着些旧画的真迹（有一幅没有画框）。在这里和对外文化关系学院的官方接待室里，能看到非常珍贵的家具。我们的座位在第二排。上演的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沙皇的新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最近搬上舞台的第一部歌剧。关于托勒尔的话题：阿丝雅如何带他出游，他如何想送她一件礼物，而她又如何给自己挑了条最便宜的皮带，他又说了哪些愚蠢的话。幕间休息时我们去了大厅。不过，总共有三次休息。时间实在太长了，阿丝雅很疲劳。我们谈论她围的那条土黄色的意大利围巾。我对她说，她在我面前显得很拘谨。最后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那位行政主管来到我们身边。阿丝雅和他说了些话。他邀请我观看下一部新剧目（《叶甫盖尼·奥涅金》）。演出结束后取衣服很困难。剧院的两名工作人员在楼梯中间设卡，指挥人流有序地进入狭窄的衣帽间。和之前去剧院一样，我们回家时坐的也是窄小的、没有暖气的有轨电车，车窗上结了冰。

    12月11日

    讲讲莫斯科的特点。首先，最初几天我难以适应在完全冰封的路面上行走。我必须非常留意自己的脚步，而不能四下张望。昨天上午（我记此内容时是12日），阿丝雅给我买了套靴，才令这一情况有所好转。这并没有赖希之前所估计的那么难。这个城市的典型建筑是许多一两层的房子。它们使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夏季别墅度假城，看着它们使人感到加倍的寒冷。经常能看到浅色调的彩色粉刷，大多是红色，不过也有蓝色、黄色，还有（如赖希所说）绿色。人行道非常狭窄，俄国人对土地斤斤计较，对空域却是大肆浪费。再者，屋子的边缘结了那么厚的冰，一部分人行道就没法走了。此外，人行道与行车道之间也很少有明显的界线：冰雪的覆盖使街道的各个层面变得平整。在国营商店门前，经常能遇到警察列队维持秩序的情景：人们排着长队购买黄油和其他重要商品。商店不计其数，商贩则比商店还要多，而他们所能供应的不外乎一篮子苹果、橙子或者花生仁。卖的东西被盖在一块羊毛布下，以防受冻，布上放着两三个样品。面包和其他烘烤的糕点很多：大大小小的面包、“8”字形烘饼以及甜品店里的华美的蛋糕。糖果被做成各种美妙绝伦的造型或花朵状。昨天下午，我和阿丝雅去了一家甜品店。那里有用玻璃杯装的掼奶油，阿丝雅要了一杯，外加一份蛋白酥皮甜饼，我则喝了咖啡。我们面对面地坐在店堂中央的一张小桌旁。阿丝雅使我想起了我曾打算写反对心理学的文章，我必须再一次确认，要我着手写这类话题的可能性是多么依赖与她的接触。我们无法如愿在咖啡馆逗留更长的时间。我不是四点，而是五点才从疗养院走出来。赖希要我们等他，他不确定是否要开会。我和阿丝雅最终离开了。我俩走在彼得罗夫卡大街上，看着商店的橱窗。一家精美的木器商店吸引了我的目光。在我的请求下，阿丝雅在这家店里给我买了一个很小的烟斗。我打算回头在那里给斯特凡[1]和达佳[2]买些玩具。那儿有那种一层套一层的俄罗斯蛋、一个套一个的小盒子，还有用漂亮的软木雕刻的小动物。在另一家商店的橱窗里，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刺绣。阿丝雅告诉我，那些布上的图案是农妇们模仿窗上的冰花绣成的。这已经是我们在这一天的第二次散步了。上午，阿丝雅到我这儿来了，先给达佳写了封信，随后我们就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走了几步，天气很好。返回途中，我们在一家摆放着圣诞蜡烛的商店前停了下来。阿丝雅对那些蜡烛做了一番评论。后来，我又和赖希一起去了卡梅涅娃学院。终于得到了旅馆住宿的优惠凭证。晚上，他们要从学院把我送去看《士敏土》。后来，赖希觉得格拉诺夫斯基执导的一场演出更好，因为阿丝雅想看戏而《士敏土》对她来说也许太刺激了。不过，当最后一切都准备就绪时，阿丝雅却感到不怎么舒服，于是，我就一个人看戏去了，赖希和她则去了我的房间。有三个独幕剧，头两个不值一提，第三个看起来要好得多，是一帮犹太拉比的集会，一种伴着犹太音乐的合唱喜剧。不过，剧情我没看明白。我累了一天，加上幕间休息的时间又长得累人，看戏时我打起了瞌睡。————赖希当晚睡在我房里。————我的头发在这里特别容易产生静电。

    * * *

    [1] 本雅明的儿子。

    [2] 阿丝雅的女儿。

    12月12日

    早晨，赖希和阿丝雅散了步，之后来到我这里，我还没有完全穿戴好。阿丝雅坐在床上。她打开我的箱子收拾起来，这使我大为高兴。她给自己留下了几条中意的领带。后来，她讲到小时候如何如饥似渴地读蹩脚的文学刊物。为了不让母亲发现，她把那些小册子藏在书本下面。可是有一回，她得到了一大本合订本的《劳拉》，书落入了母亲之手。还有一回，她三更半夜从家里跑出去，为的是去一个女友那里拿一本庸俗小说的续集。女朋友的父亲开了门，一脸茫然地问她要干什么。她发现自己干了蠢事，就回答说她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中午和赖希在一家小地窖餐馆吃饭。在荒凉的疗养院度过的下午令人痛苦。阿丝雅又是一会儿称我“您”，一会儿称我“你”的。她感觉不太好。后来，我们沿着特韦尔斯卡娅大街散步。之后，当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的时候，赖希和阿丝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赖希明确地希望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俄罗斯，而放弃与德国的关系。晚上我与赖希单独待在我房里：我研究导游手册，他撰写《钦差大臣》的评论文章。————莫斯科没有卡车，也没有商用车等。无论是买个小东西还是运个大家伙，都只能凭借小小的马拉雪橇来完成。

    12月13日

    上午，我走了很长的路。先走过市区的几条大街去了邮政总局，回来时途经卢比扬卡广场去了“赫尔岑之家”。由此，我在城里的方向感好多了。我明白了那个拿着字母板的男人究竟在搞什么名堂：他在卖字母，人们把字母安在套靴上以防弄混。一路上，许许多多装点了圣诞树的商店又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小时之前，我和阿丝雅在亚姆斯卡娅-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短暂散步时，这样的商店也随处可见。那些装饰物在橱窗的玻璃后面比挂在树上更为闪亮。就在亚姆斯卡娅-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散步时，我们遇到了一群鼓乐游行的共青团员。那种音乐如同苏联的军乐，似乎是由口哨和歌声混合而成。阿丝雅说起了赖希。她托我给他带一份最新一期的《真理报》。下午，在阿丝雅那里，赖希给我们读了他写的关于迈耶霍尔德的《钦差大臣》一剧演出的评论文章。文章非常好。（之前）他在阿丝雅房里的椅子上睡着时，我给阿丝雅读了一些《单行道》里的文字。上午，我兜了一大圈，期间还留意到那些女贩、农妇，她们站在装着货物的篮子旁（或是一架雪橇，就像那种当地人在冬天用作童车的雪橇）。那些篮子里装着苹果、糖果、果仁和各种糖人，一半盖在布下。这让人联想起一位和蔼的奶奶出门前在屋子里四下张望，寻找一切能给她的孙儿带去惊喜的东西。她打点好了这些东西，眼下，正站在半路上歇歇脚。我又遇见了卖纸花的中国人，那些花儿就像我从马赛给斯特凡带回去的一样。这里似乎有更多纸做的、形似奇异的深海鱼的动物。此外，还有卖玩具的男子，他们的篮子里装满了木头玩具，车子和铲子，车子是黄红相间的，孩子玩的铲子则有黄有红。还有一些肩上扛着一捆捆五颜六色的风车到处走的商贩。所有这些手工艺品都比德国的质朴、结实，带有鲜明的农家特色。在一处拐角，我看见一个卖圣诞树饰物的妇女。那些黄的、红的玻璃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起来就像一篮子被施了魔法的水果，各种各样的果子闪耀着红色和黄色的光芒。在这里，木头和颜色之间也有一种比起其他任何地方来都更直接的关系，无论是最朴拙的玩具还是最精致的漆器都体现了这一点。————在“中国城”的城墙边站着些蒙古人。也许，他们老家的冬天也像此地一样严寒，他们身上破烂的毛皮也不比本地人的更糟糕。然而，他们却是这里唯一因气候而叫人情不自禁心生怜悯的人。他们站在那儿卖皮箱，彼此间隔不超过五步，所卖的东西一模一样。这肯定是有组织的行为，否则他们之间不可能当真做如此无望的竞争。和在里加一样，这里的商店招牌上有漂亮、朴拙的绘画：鞋子从一只篮子里掉下来，一只尖嘴狗叼着一只凉鞋逃跑了。一家土耳其餐馆前有两块牌子，对称的，画面上的男子头戴菲斯帽坐在餐桌旁，帽子上饰有一弯蛾眉月。阿丝雅说得对，人们喜欢随处，包括在广告中，看到对任意一件真实事情的表现，这是很有特色的。————晚上和赖希一起去了伊列什家。后来，“革命剧院”的经理也来了，该剧院将于12月30日首演伊列什的剧作。这个经理是早年的一位红军将领，在消灭弗兰格尔的行动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两次在托洛茨基的军队命令中被提名。后来，他在政治上犯了愚蠢的错误，断送了前程。由于他原先是个文人，就给了他这个剧院的领导职务，这个位置无须他有所作为。他显得相当愚钝，谈话并不怎么活跃。我听了赖希的提醒，说话也很小心。我们谈论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房间里没几件家具，最显眼的是一张很不结实的儿童床和一个浴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还醒着，后来，他大喊大叫着被放到了床上，不过，我们在的时候他始终没睡着。

    12月14日（记于15日）

    今天我见不到阿丝雅。疗养院里的情况很严峻。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昨天晚上他们才允许她出院，而今天早晨她并没有如约来接我。我们原本打算去给她买布料做裙子的。我来这儿才一个星期，就不得不像预料的一样，见到她的难度越来越大，更别说单独相见了。————昨天上午，她急匆匆地来了，情绪激动，她那像往常一样不安的神情更令人感到不安，好像害怕在我的房里待上一分钟，害怕面对我似的。我陪她去了一个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她受到该委员会的传唤。我告诉她前一天晚上我得到的消息：赖希有望在一家非常重要的杂志社得到一个剧评家的新职位。我们走过萨多瓦娅大街。总的来说，我说得很少，她则兴奋地大谈她在儿童院与孩子们打交道的工作。我第二次听她讲起儿童院的一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打破了脑袋的事。真奇怪，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有可能给阿丝雅造成不良后果，不过医生认为那个孩子有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她说什么我几乎没听见，因为我非常专注地看着她。她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孩子们必须被分成小组，因为无论如何都无法同时应对那些最野的————她称其为最有天分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令普通孩子感到非常充实的东西却令那些野孩子感到无聊。很显然，正如她自己所说，阿丝雅在和野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阿丝雅还谈到自己的写作情况：为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拉脱维亚共产党报写三篇文章。这份报纸通过非法途径到达里加。对阿丝雅而言，她的文章能被那里的人们阅读是非常有用的。那个委员会的大楼位于斯特拉斯诺伊大街和彼得罗夫卡大街交汇处的广场边。我边等边在彼得罗夫卡大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半个多小时。她终于出来了，我们去国家银行，我要换钱。今天早晨，我感觉充满了力量，得以简洁而平静地谈论我在莫斯科的逗留以及在此期间的微乎其微的机会。我的话给她留下了印象。她说，那位救治她的医生曾明确禁止她待在城里，并要求她去一家森林疗养院。可她却留了下来，因为她害怕森林里令人悲伤的孤独，也为了等待我的到来。在一家皮货商店前，我们停了下来。我们第一次经过彼得罗夫卡大街散步时，阿丝雅也在此停留过。店里的墙上挂着一件漂亮的皮衣，上面缀着五彩的珍珠。我们进去问价钱，得知这是通古斯人的手艺（而非阿丝雅所猜想的“爱斯基摩”服装）。皮衣开价二百五十卢布，阿丝雅想买下它。我说：“假如我买下它，我就得马上离开。”不过，她让我允诺日后送她一份能伴其终生的大礼。去国家银行要从彼得罗夫卡大街穿过一条拱廊街，街上有一家古玩代销店。橱窗里陈列着一个“帝国风格”的橱柜，镶嵌工艺异常精美。继续走向拱廊街的端头，只见人们在木制陈列架旁拆装着瓷器。我们走回公交车站的路上，度过了非常美妙的几分钟。随后，我去见了卡梅涅娃。下午，我在城里乱逛。我不能去见阿丝雅，克诺林在她那儿。此人是位重量级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人，最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今天也不能去见阿丝雅；我写此日记时，赖希单独在她那儿。）我的下午结束于斯塔列施尼科夫大街的法国咖啡馆，面对着一杯咖啡。————关于这座城市：拜占庭教堂的窗户似乎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给人一种魔幻的印象，没有亲切感；那些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窗户从拜占庭风格教堂的尖顶和大厅临街而开，就像住宅楼的窗户一样。东正教的神父住在这里，就像和尚住在寺庙里一样。圣巴西尔大教堂的下层部分倒像是一座华丽的贵族宅邸的底楼。教堂穹顶上的十字架看起来却像矗立云霄的巨大的耳环。————奢华就像患病的嘴巴里的牙垢一样附着于这座贫穷困苦的城市：N.克拉夫特巧克力店，彼得罗夫卡大街上高档的时装店以及毛皮间摆放着的冰冷、丑陋的瓷花瓶。————这儿的乞丐不像南方的那么富于攻击性：在南方，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会一个劲儿地纠缠不休，这好歹是残存的生命力的体现；而这里的叫花子却是一帮垂死之人。破烂的铺盖卷占据着街角，在那些外国人做生意的区域尤甚，就像露天的“莫斯科大战地医院”的床铺一样。电车上的乞讨有另外的组织形式。有些环线车在线路上停留的时间较长，要饭的就趁机溜上车；或是一个孩子站在车厢的角落里开始唱歌。然后，孩子捡起戈比。很少看见有人给钱。乞讨已经失去了社会良知这一最强大的基础，比起同情心，社会良知更容易打开钱包。————拱廊街：与其他任何地方不同，这里的拱廊街有着高低不同的楼层，廊台往往空空荡荡，和教堂里的一样。农民和阔太太们穿着大毡靴走来走去。靴子看上去像内衣似的紧贴腿肚，就像紧身胸衣一样叫人觉得万般难受。毡靴是双脚的华丽行头。还是说说教堂：它们大多似乎无人照管，空荡荡、冷冰冰，就像我在圣巴西尔大教堂里面看到的那样。祭坛上只剩下零星的火光照向雪地，不过，这火光却在遍布木头售货亭的城里被完好地保存着。白雪覆盖的窄巷子很安静，只能听见卖服装的犹太人在轻声叫卖。他们的摊位旁是个卖纸的摊子。女贩置身于银色的箱子后面，遮着身子，露出脑袋，面前摆放着挂在圣诞树上的银丝条和填衬着棉絮的圣诞老人，好似一位蒙着面纱的东方女子。我发现最美的摊子在阿尔巴茨卡娅-普罗夏基街上。————几天前，在我房里和赖希谈论新闻业。基希（埃贡·埃尔文·基希）曾向他透露过几条黄金规则，我还新拟了几条：①一篇文章必须包含尽可能多的人名；②首句和尾句一定要好，中间则无关紧要；③将由一个名字所唤起的想象作为对这一名字进行真实描述的背景加以利用。我想在此和赖希合作写一部唯物主义百科全书的纲要，他对此有很棒的主意。七点过后，阿丝雅来了。（不过，赖希跟着一起去了剧院。）上演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自然主义风格的舞台布景非常出色，表演却不怎么差也不怎么好，布尔加科夫的戏完全是一种鼓动造反的挑衅。尤其是最后一幕，其中，白卫军“皈依”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戏剧情节乏味，而且思想观念虚伪。共产党反对此剧的上演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至于这最后一幕是像赖希所猜测的那样迫于审查而附加上去的还是原本就有，都不影响对这出戏的评价。（这里的观众明显有别于我在另外两家剧院所看到的。似乎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在场，哪儿都看不到黑色或蓝色的衬衫。）我们的座位不在一起，我只在演出第一场景的时候与阿丝雅相邻而坐。随后，赖希坐到了我旁边，他觉得翻译太累了，阿丝雅会吃不消。

    12月15日

    赖希起床后离开了一会儿，于是，我希望能单独迎接阿丝雅。可是，她根本没有来。下午，赖希得知她早上情况不好，却也不让我下午去看她。上午，我们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他给我翻译了卡梅涅夫在“共产国际”的演讲。————只有从尽可能多的角度体验了一个地方之后，才会熟悉这个地方。为了能对一个广场了然于心，之前就得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踏上这个广场，当然也要朝着各个方向离它而去。否则，它会三番五次出乎意料地跃入你的路途，而你还没有准备好碰上它。过了一个阶段，你会找寻这个广场，凭它来确定方位。熟悉房屋也是如此。只有在你试图一路沿着其他房屋找到某一幢特定的屋子后，你才会知道那些房子里都有什么。从拱形的大门后、从屋门的框架中，生活跃然而出；在大大小小黑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和红色的字母中，在画着靴子或刚熨好的衣服的箭头上，在踩坏了的台阶或坚固的楼梯上，生活沉默着、忍耐着、斗争着。必须坐着有轨电车在街上转悠过才会发现，这场战斗如何随着楼层而不断延伸，直至楼顶而进入最后的决胜阶段。只有最强劲、最老牌的招牌标语才能坚挺于那个高度，也只有从飞机上俯瞰才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工业精英（这里指几个名字）。————上午去了圣巴西尔大教堂。教堂的外墙散发出温暖舒适的光芒，映照在雪地上。均匀的布局使得这一建筑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无法一目了然地看出其对称性。这幢建筑总让人感觉在躲躲闪闪，只有从飞机上往下看才能逮住其全貌，而它的建造者忘记了防御这一点。教堂里面不光是被清理了，而且像一头毙命的野兽一样被摘除了内脏，成了民众教育的“博物馆”。清除了那些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从留存下来的巴洛克风格的祭坛看来————没有艺术价值的内部装饰之后，那被当作壁画缀满过道和拱顶的鲜亮的植物藤蔓便暴露无遗。令人悲哀的是，这藤蔓将室内为数不多的、能让人想起彩色拱顶螺旋且无疑要古老得多的石壁绘画扭曲成了一种洛可可风格的戏耍。拱顶的过道很狭窄，到了祭坛室或圆形的祈祷室时却豁然开阔。从上面透过高高的窗户照进祈祷室的光线很暗，因此，看不清摆放在那里的各种祈祷用品是什么样子。不过，有一间明亮的小室，铺着一道红地毯。里面陈列着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诸教派的圣像，此外还有几本很可能是无价之宝的福音书，壁毯上白色绿底地画着亚当和基督，赤身裸体，不过没画生殖器。这里由一个胖女人看管着，这人看起来像个农妇。我真想听听她给几个来看画的无产者所做的讲解。————此前，在被叫作“上贸易行”的拱廊街逛了逛。我想买一家玩具商店橱窗里的泥人，是些有趣的彩色骑士，却没买成。沿莫斯科河坐有轨电车去吃饭，途经“救世主大教堂”，穿过阿尔巴茨卡娅广场。傍晚，在夜色中再次回到那里，在一排排木屋间穿行，后又穿过伏龙芝大街，经过气派的“战事部”，最后迷了路。坐有轨电车回家。（赖希想一个人去阿丝雅那里。）晚上，走过刚结冰的路面去潘斯基家。在他家大楼门口我们碰上了，他正要和妻子去看戏。由于一次误会————到第二天才澄清，他请我们过两天去他办公室。随后去斯特拉斯诺伊广场旁的那幢大房子见赖希的一个熟人。在电梯里，我们遇到了那人的妻子，她告诉我们，她丈夫正在参加一个集会。不过，因为索菲娅的母亲就住在那类似大型寄宿公寓的同一幢房子里，所以，我们决定去问候一声。与所有我曾见到过的房间一样（在格拉诺夫斯基家和伊列什家），这间屋子里的家具也很少。由于房间陈设简陋，那几件小资产阶级的寒碜的家具就越发显得令人沮丧。不过，小资产阶级的室内装饰风格包括下列整套东西：墙壁上必须有画，沙发上得有靠垫，靠垫要有罩子，挂壁搁板上要有摆设，窗户要装彩色玻璃。这诸多的东西中，只有这一样或那一样被不加选择地保留了下来。这些房间看似刚刚进行过体检的战地医院，人们在此忍受生活，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使得他们的房间变得陌生。人们逗留在办公室、俱乐部和马路上。一走进这间屋子，马上就意识到索菲娅果敢的性格中那令人惊讶的局限性得自她的家庭，只是，她已脱离了这个家，尽管谈不上一刀两断。在回去的路上，我从赖希那儿知道了她家的事情。索菲娅的哥哥就是那个克雷连科将军，此人最初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并为革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于其政治天赋不高，后来就给了他一个最高检察官的象征性的职位。（在金德曼的案子中他也是公诉人。）索菲娅的母亲可能也是某个组织的成员。老太太肯定有七十上下的年纪了，仍然显得精力旺盛。索菲娅的孩子们须受其管束：他们一会儿被推给外婆，一会儿又被推给姨妈，已有多年没见到母亲了。两个孩子都是索菲娅和第一任丈夫所生。他是个贵族，内战时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后来死了。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小女儿在那里。小姑娘极其漂亮，举止十分自信、优雅。她看起来很内向。她母亲刚来了一封信，由于她拆了信，她的外婆就和她吵了起来，而那封信是写给她的。索菲娅在信中写道，德国人不允许她继续待在德国了。她的家人猜想到她在从事非法的事情。她真是丧门星，她的母亲显得很不安。从屋子往外俯瞰特韦尔斯科伊大道，一长串灯光非常美丽。

    12月16日

    我写着日记，不再指望阿丝雅还会来。这时，她敲响了门。她进来时，我想吻她。像往常一样，没成功。我把写给布洛赫（恩斯特·布洛赫）的明信片拿出来给她，我已经开了头，让她再写点儿什么。又一次试图吻她，徒劳。我读了她写的话。她问我写得怎样，我告诉她：“比你写给我的好。”她说我“厚颜无耻”，却为此而吻了我，甚至还拥抱了我。我们坐雪橇进城，去了彼得罗夫卡大街的许多商店，给她买布料做裙子，也就是做她的制服。我把她的裙子称作制服，是因为她要求新裙子的款式要和在巴黎买的旧裙子一模一样。先去了一家国营商店，在墙壁的上半部分可以看见宣传工农阶级联合的纸板画。画面表现出甜蜜美好的感觉，这种趣味在此地很普遍：用蒙着一层绒面的纸板仿制镰刀和铁锤、齿轮和其他工具，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反感。这家店只卖农民和无产者所需的商品。近来，在“经济制度”的主导下，国有工厂不再生产其他东西。柜台前挤满了人。其他商店很空，在那里买衣料要凭票，或者不要票，但价格十分高昂。在一个街头小贩那里，阿丝雅帮着我买了一个木偶娃娃，送给达佳，其实，我是想借此机会给自己也买一个。之后又在另一个小贩那里买了一只装点圣诞树的玻璃鸽子。我记得阿丝雅和我没怎么说话。————后来，和赖希去了潘斯基的办公室。不过，他原以为事关公务才约了我们见面。既然我已经来了，他就打发我去放映室，那里正在给两个美国记者放电影。只可惜，当我办完了无数手续终于走到楼上的时候，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刚好快要结束了，我只看到了最后一幕。随后放映的是《按照法律》，该电影改编自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数天前，这部电影在莫斯科首映，没有获得成功。就技术而言，这部片子不错————其导演库里肖夫的口碑不错。不过，成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使主题流于荒诞。据说这部电影有一种反抗法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放映快结束的时候，潘斯基自己也到楼上的放映室来了，最后还把我带去了他的办公室。要不是我担心错过了和阿丝雅的见面，我们在那里的谈话还会持续很久。吃午饭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我到疗养院的时候，阿丝雅已经离开。我回到住处。很快，赖希来了。不一会儿，阿丝雅也来了。他们给达佳买了毡靴和其他东西。我们在我房里谈话，聊到了在小资产阶级的屋子里，作为家具的钢琴是屋子里的悲哀和一切灾难的真正的动力中心。这个想法令阿丝雅好似触了电，她想就此与我合写一篇文章，而赖希则想把这一题材写进一个滑稽短剧。阿丝雅和我单独待了几分钟。我只记得我说了句“永远，最爱”，她听了就笑，看得出，她明白了我的话。晚上，我和赖希在一家素食餐馆吃饭，餐厅的墙壁上全是宣传口号。“没有上帝————宗教是无中生有的发明————没有创世”，诸如此类。许多涉及“资本”话题的内容，赖希没法给我翻译。回到住处后，我通过赖希终于和罗特（约瑟夫·罗特）通了电话。他声称第二天下午就要离开莫斯科，考虑片刻后，他只得接受邀请，十一点半在他下榻的宾馆与我共进晚餐。否则我就别再指望和他说上话了。十一点一刻左右，我浑身疲惫地坐上了雪橇。整个晚上，赖希一直在给我读他写的文章。他的那篇论人文主义的文章————尚处于研究的最初阶段————基于一个富于真知灼见的提问：作为大革命先驱的法国知识分子缘何在1792年之后不久就退下了舞台并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工具？在我们谈论这一话题时，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受教育者”的历史必须被唯物主义地作为功能并且在与一种“未受教育史”的严格的关联中加以描述。后者肇始于近代，因为中世纪的统治形式不再成为被统治者的一种————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教会的）教育形式。“谁掌握权力，谁决定宗教”的原则摧毁了世俗统治形式的精神权威。这么一种“未受教育史”将告诉我们，在数百年的历程中，革命的能量总是形成于那些未受教育阶层的宗教之“蛹”，而知识分子不仅始终以一群背离资产阶级的倒戈者，而且以“未受教育”之先锋的形象示人。坐雪橇使我清醒多了，罗特已经在宽敞的餐厅里坐下。这里有喧哗的乐队，两棵仅半个屋顶高的粗大的棕榈树，五光十色的吧台和自助餐台以及素雅精美的餐桌，一如从欧洲移置于远东的豪华饭店，招待着宾客。我第一次在俄罗斯喝了伏特加，我们吃了鱼子酱、冷肉和煮水果。综观整个晚上，罗特给我的印象没有在巴黎时好，要不然就是————这种可能性更大————在巴黎时，我意识到了同样的、当初还是隐藏的一些东西，而这一次，它们就暴露于眼前，使我大为惊诧。在他的房里，我们继续就饭桌上展开的一个话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他又开始给我读一篇关于俄国教育体制的长文。我在房里四处打量，只见桌上摆放着用过的茶具，显然，至少有三个人在这里享用过一顿丰盛的茶点。看起来，罗特的日子过得很阔绰，这宾馆的房间————像餐厅一样的欧式装潢————肯定很贵。同样，他这次从高加索到克里米亚再到西伯利亚的考察之旅也要花不少钱。他读完文章后，我们聊了起来，我赶紧要求他摊牌，表明政治立场。结果是，一句话：来俄国时，他是（几乎）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离开俄国时，他成了保皇党。这个国家常常必须为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的变色而支付代价，这些泛着微红、粉红之光的政客来到这个国家，代表“左翼”反对派，体现出一种愚蠢的乐观主义。罗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副东闻西嗅、令人不悦的长相。两天后，我在卡梅涅娃学院再次遇见他时（他肯定推迟了行期），又一次留意到了这点。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坐上了雪橇，将近两点回到了我的旅馆。在一些大宾馆和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前的马路上有一些夜生活。由于寒冷，人们聚拢在一起。

    12月17日

    探望达佳。她看起来比我以前见到她时要好。儿童疗养院的纪律对她深有影响。她的眼神平静、克制，脸蛋儿饱满了许多，也没那么紧张了。与阿丝雅不再那么出奇地相像了。有人领着我参观这个机构。那些教室非常有趣，墙壁上东一块西一块地贴满了图画和纸板人物。就像一堵庙墙，孩子们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献给集体的礼物贴在墙上。在这些地方，红色是主色调，遍布着苏维埃红星和列宁头像。教室里，孩子们不是坐在课桌前，而是挨着桌子坐在长板凳上。有人进去时，他们说一声俄文的“您好”。儿童疗养院不为他们提供衣物，许多孩子看上去很穷。在这个疗养院附近，另有一些来自周边农庄的孩子在玩耍。去了一趟米蒂什廷，顶着大风坐雪橇返回。下午，在疗养院陪阿丝雅，心情很不好。六个人在游戏室玩了多米诺骨牌。晚饭时，和赖希在一家甜品店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蛋糕。早早地上了床。

    12月18日

    早上，阿丝雅来了。赖希已离开。我们去买布料，之前去国家银行换钱。在房里时，我就对阿丝雅说起了前一天的坏心情。这天早晨心情极好。布料很贵。返回途中，我们碰见有人在拍电影。阿丝雅对我说，这得描述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马上头脑不清，跟着跑上几个小时，然后稀里糊涂地去单位，也说不清自己去了哪儿。我觉得，这是很可能的，看看此地开会的情形便知。为了最终开成一次会，必须反复筹备多次。没有哪件事会像预设或预期地那样发生————这是描述生活之错综复杂的陈词滥调，这一点在此地的每一桩事情上都体现得那么强烈、那么牢不可破。因此，俄罗斯人的宿命论就很容易理解了。当文明的考量逐渐贯彻到集体生活中时，这在最初只会使个体的生存变得复杂。人们在一间只有蜡烛的屋子里生活，比起在那些装了电灯而发电厂却常常出故障的地方要好。这里也有人对话语不闻不顾，对周遭的事物坦然地听之任之，比如说那些在大街上溜冰的孩子。在这里坐电车是轻率的行为。永远无法透过冰封的车窗看清自己身在何处。等你搞清楚了，下车的道儿又被挨挨挤挤的人群阻断了。因为必须从后门上车而从前门下车，所以就得挤过人群。而至于什么时候挤得过去，就要凭运气且不顾一切地拼体力了。与此相反，这里也有一些西欧所没有的便利：国营食品商店营业至晚上十一点，公寓大楼的门一直开到午夜甚至更晚。房客和二房客太多，不可能人手一把大门钥匙。————我发现，人们“歪歪扭扭”地走在马路上。这无疑是由于人行道太窄而行人太多的缘故。只有在那不勒斯才能看到和这里一样狭窄的人行道。这些人行道使莫斯科带了点儿小城镇的乡下气，或者说显得像个临时急就而成、并且在一夜之间地位荣升的大城市。————我们买了一块上好的褐色布料。随后，我去了卡梅涅娃学院，要他们给我一张去迈耶霍尔德剧院的证件，在那里也碰到了罗特。饭后，我在“赫尔岑之家”和赖希下象棋。柯刚带着记者走了过来。我设想写一本书，谈专制下的艺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下的艺术及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艺术。此外，我还谈到了谢尔巴尔特和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著作。赖希对此次访谈极度不满意，认为我做了多余的理论分析，从而使自己陷于遭受抨击的危险处境。到目前为止，此次访谈尚未发表（我于21日写此日记），其影响如何，拭目以待。————阿丝雅的状况不好。一个得了颈项强直症而发了疯的女病人被安置在阿丝雅隔壁的房间，早先在医院时阿丝雅就认识她。就在这天夜里，阿丝雅和其他妇女一起造反成功，那个女病人被弄走了。赖希带我去了迈耶霍尔德剧院，我在那里与范妮·叶洛维娅会了面。但是，由于卡梅涅娃学院和迈耶霍尔德的关系不好，学院之前没有给剧院打电话，我们也就没有拿到票。在我的旅馆稍做逗留之后，我们坐车去克拉斯尼-威罗塔看一部电影。潘斯基曾对我说过，这部电影将超越《战舰波将金号》的成功。没有座位了。我们买了下一场的票，随后去叶洛维娅的寓所喝茶，就在附近。这间屋子也与我至今所见到的其他所有房间一样光秃秃的。灰色的墙壁上挂着大幅的列宁像，他正在读《真理报》。一个窄窄的壁架上放着几本书，门边靠着窄墙放着两个行李篮，一面纵墙前摆着一张床，另一面前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在这房里的逗留，就着一杯茶，配上一块面包，是这个晚上最美好的事情。因为，那部电影蹩脚透顶，叫人无法忍受，而且还放映得飞快，叫人既看不清楚又搞不明白。电影还没放完我们就离开了。坐着有轨电车回去的时候，感觉就像通货膨胀时期的一幕情景。我发现赖希还在我房里，他又在我这儿过夜了。

    12月19日

    我记不清上午是怎么度过的了。我想，我见到了阿丝雅，后来，在我把她送回疗养院之后，我打算去特列恰科夫美术馆。可是，没找到。在刺骨的寒冷中，我徘徊在莫斯科河左岸的建筑工地、练兵场和教堂之间。我看见红军士兵正在操练，孩子们穿梭其间踢着足球。女孩们从一所学校走出来。在我最后乘电车回去的那个车站对面有一座亮堂堂的红色教堂，临街是一道长长的红色围墙，还有塔楼和圆顶。这一番到处游荡使我越发疲惫，因为我还提着一个不太便携的小包裹，里面装着三个彩色纸房子。这可是我在莫斯科河左岸的一条主街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每个三十戈比的大价钱从一家杂货铺弄到手的。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我出去给她买蛋糕。我站在门口准备走时，发现赖希的举止很奇怪，我说“再见”，他没有回应。我将此归结为他心情不好。因为，他之前离开了房间几分钟，我对阿丝雅说，他去买蛋糕了；而当他回来时，却令她失望了。几分钟后，我买了蛋糕回去时，赖希躺在床上。他心脏病犯了。阿丝雅情绪激动。我发觉，在赖希这会儿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阿丝雅的表现就像我以前对待生病的朵拉[1]一样。她数落着，试图提供帮助，却以不明智的、咄咄逼人的方式，好像要使他意识到，他生病是多么不应该似的。赖希慢慢地恢复了过来。不过，由于这次突发事件，我只得独自一人前往迈耶霍尔德剧院了。后来，阿丝雅把赖希送到了我房里。他睡我的床过夜，我则睡在由阿丝雅铺好的沙发上。《钦差大臣》一剧尽管比首演时缩短了一个小时，但还是从七点三刻演到了十二点过后。该剧有三部分共十六景（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赖希的许多叙述使我多少对该剧的整体情况有了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惊讶于该剧的大肆铺张，而且在我看来，最显眼的并非那些富贵的服饰，而是舞台布景。除了极少的例外，一幕幕剧情都在一个斜面的小小的空间内展开。每换一幕，舞台上就会换上另一种具有“帝国风格”的红木布景，摆上不同的陈设。由此便形成了许多迷人的风俗画，这符合该剧的宗旨，即进行非戏剧的、社会学的分析。作为服务于革命戏剧的一部经典之作的改编，该剧在此地被赋予了重大意义。然而，与此同时，这一尝试又被视为失败。连党也发令反对该剧的上演，由《真理报》的戏剧评论员所撰写的态度温和的评论也遭到了编辑部的拒绝。剧院里掌声寥落，这也许更多是因为官方的口令，而不是由观众最初的印象造成。因为，毫无疑问，这出戏令人大饱眼福。只是，这种情况与此地普遍存在的对待公共言论的谨慎态度有关。假如你问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对于随便哪出戏或哪部电影的印象，你得到的回答只是：“据这里的人们所说，这是怎样怎样的”或者“人们大都认为是怎样怎样的”。《钦差大臣》一剧的导演原则————将情节场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之内，使得所有的戏剧元素极度奢侈地聚集在一起，尤其是演员班子。这在一幕堪称导演之杰作的节庆场景中达到了高潮。小小的场地上，在纸做的、只是象征性的壁柱之间，拥挤地聚集了将近十五个人。（赖希谈到了线性布局的取消。）总体而言，产生了一种类似圆形大蛋糕结构的效果（一个非常莫斯科化的比喻————只有这里的圆形大蛋糕才能说明这一比喻），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八音钟上跳舞的小木偶，而果戈理的文本就是伴舞的音乐。此外，这出戏中有许多真正的音乐。临近尾声时出现的一小段夸德里尔舞曲，想必在每一出市民阶级的戏剧中都是动人的音乐，而在一部无产阶级的戏剧中，人们并不期待这样的音乐。后者的形式在如下一幕场景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一道长长的栏杆将舞台一分为二，栏杆前站着钦差大臣，栏杆后是人群；人们关注着钦差大臣的每一个动作并拿他的大衣做着极富表现力的游戏————一会儿由六只或八只手捧着它，一会儿又把它披在倚着栏杆的钦差大臣身上。————睡在硬床上，一夜过得很好。

    * * *

    [1] 本雅明的妻子。

    12月20日

    我于23日写此日记，已记不清当天上午的事了，就不做记录了，取而代之，写一些关于阿丝雅以及我俩关系的话，尽管赖希就坐在我旁边。我面对着一座几乎无法攻占的堡垒。然而，我对自己说，我在这座堡垒前————莫斯科————出现，就已经意味着初战告捷。只是，若要取得进一步的、决定性的胜利似乎有无法克服的困难。赖希的地位强而有力，他的成功显而易见，这是他在此地异常艰苦的半年里————语言不通，受了冻，也许还挨了饿————逐一获得的。今天早上他告诉我，经过这半年，他希望在这里拥有一席之地。他比阿丝雅少了些激情，但比她容易融入莫斯科的工作环境。当初，阿丝雅刚从里加到莫斯科的时候，她恨不得立刻返回欧洲，因为，要在这里找份工作、实现自我，希望渺茫。而当她后来找到了工作，在儿童院干了几个星期之后，又因为生病被打发走了。要不是她之前一两天登记成为了某一工会的成员，她现在也许就躺在那里，没人照料，也许已经死了也未可知。可以肯定的是，就是现在她还向往西欧。这不仅仅是对旅行、对外国城市、对花花世界放荡不羁的舒适生活的向往，而且还归因于其自身的思想在西欧，主要通过与赖希和我的交往，受到来自自由观念的深刻影响。至于阿丝雅究竟怎么可能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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