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航线

    这是在1926年。我刚作为青年飞行员进入拉泰科艾尔公司，这家公司在邮政航空公司，然后又是法国航空公司之前飞图卢兹与达喀尔之间的航线。我在那里学习这门职业。这回轮到我像其他同志一样度过见习期，这是新手在有幸驾驶航机以前都要经历的。驾驶教练机，在图卢兹与佩皮尼昂之间来来回回，在寒气透骨的机库角落里听沉闷的气象课。我们在生活中，对我们还陌生的西班牙山岭感到畏惧，对老飞行员怀着敬意。

    这些老飞行员，我们可以在餐厅里见到，脸带愠色，神情有点淡漠，倨傲地给我们提出忠告。当其中一位从阿利坎特或卡萨布兰卡返航归来，皮外套浸透雨水，迟迟才回到我们中间，有人怯生生地问他航途情况，他的回答三言两语，在那些暴风雨的日子里，给我们开拓了一个神异的世界，到处是陷阱和埋伏，突如其来的峭壁，以及会把松树连根拔起的涡流。乌龙挡住峡谷口，山顶上电光四射。老飞行员凭其精湛的技术使我们的敬意保持不衰。可是，时而再三地，敬意成了敬挽，他们中间有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我还记得比里的一次归来，他后来是在科尔比埃尔山罹难的。这位前辈飞行员刚来我们中间坐下，沉闷地吃着东西，一句话不说，两肩还受到风力的摧压。在这么一个气候恶劣的日子，到了晚间，整条航线的上空一片混沌；在飞行员眼中，所有的大山仿佛在泥泞中翻了个个儿，像古战船上的大炮，崩断了缆绳在甲板上打滚。我朝比里瞅了一眼，咽下一口口水，终于壮着胆子问他这次飞行是不是艰苦。比里双眉紧锁，俯在盘子上，没有听见。逢上阴风晦雨的天气，坐在机舱盖敞开的飞机里，身子要伸出风挡外面才看得清楚，锐利的寒风长时间在耳边呼啸。终于比里抬起头，好像听到了我的话，凝神想了一想，突然洪亮地笑了起来。这声笑把我迷住了，因为比里平时很少言笑，这声短促的笑使他的倦容骤然灿烂。他对自己的凯旋归来一句别的话也没说，又低下头不声不响地咀嚼起来。但是在灰暗朦胧的餐厅里，在劳劳碌碌忙了一整天此刻到这里消除疲劳的小公务员中间，这位肩膀宽厚的同志在我眼中显得出奇的高贵。在他坚实的躯壳下，隐隐显出这是一个曾经降龙伏魔的天神。

    终于这一个晚上来临了。轮到我被召进经理的办公室。他简单地对我说：

    “明天你上飞机。”

    我依然站立不动，等着他让我走。但是，静默片刻后，他又说：

    “那些规章你知道吧？”

    在那个时期，飞机发动机的性能不像今天那样可靠。经常一点预兆也没有，机器像打碎了坛坛罐罐似的哗啦啦一阵响，一下子抛下我们不顾了。我们朝着山石嶙峋，几乎找不到备降场的西班牙滑下去。我们经常说：“这时候，发动机出了毛病，飞机，也不会长久啦！”但是一架飞机是可以替换的。头等重要的是不要盲目地靠近岩石。所以，公司禁止我们在山区上空的云海中飞行，违者要受到最严厉的处分。遇上故障的飞行员陷入白色的乱云，会看不见峰巅而猛撞上去。

    因而，那一个晚上，一个缓慢的声音又把那条规章最后重申一遍：

    “在西班牙云海上空，凭着指南针飞行确是挺美的事，也很优游自在，但是……”

    声音更缓慢了：

    “……但是你切切记住：在云海底下……这是千古。”

    这时，从云层中钻出来，发现这个那么平坦、那么单纯的宁静世界，一刹那对我具有一种还不认识的价值。这种平静，竟成为一个陷阱。我想象展延在我脚下的白色大陷阱。在这下界，就像人们会深信不疑的，不存在人间的骚乱，不存在动荡，不存在城市的熙熙攘攘；有的只是一片更为绝对的静谧，一种更为确定的和平。这大片乳白色的云絮对我来说，成为真实与虚幻、已知与不知之间的疆界。我也认识到，任何景物不通过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职业来观察是毫无意义的。山区的人当然也见过云海，可是他们却发现不了这块神奇的屏障。

    当我走出这间办公室，像孩子似的洋洋得意。天一破晓，轮到我来负责一机的乘客，负责非洲的航空邮件。但是我也感到惶恐不安，觉得自己准备不足。西班牙境内备降场很少；我怕遇上故障的威胁，不知道到哪儿去寻找栖身之地。我俯身审视过那些空空荡荡的航空图，没能发现我所需要的情况。因而，带着又胆怯又骄傲的复杂心理，去找我的同志吉约梅，在他家里度过我初上疆场的前夕。吉约梅在我之前飞过这条航线。他熟悉这些诀窍，可以提供我打开西班牙的钥匙。我应该由吉约梅开导一番。

    当我走进他的房间，他微微一笑：

    “我已听说了。你满意吗？”

    他走到壁柜前找出波尔多酒和杯子，回到我的身边，始终面带笑容：

    “让咱们干一杯。你看着吧，一切都会顺利的。”

    灯散布光明，他灌输信心；这位同志后来创造了横越安第斯山脉和南大西洋邮政航空的飞行纪录。几年前的这个晚上，他身穿衬衣，在灯光下两臂交叉，笑容可掬，跟我简单地说：“风暴、浓雾、大雪，这些东西有时会给你带来困难。那时你要想到那些在你以前碰上这些东西的人，你只要对自己说：其他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总也能够做到的。”可是我还是摊开地图，要求他带着我一起温习这个航程。于是，伏在灯光前，扶着老飞行员的肩膀，我又找到了大学时代的宁静。

    但是，我听到的地理课竟是那么怪！吉约梅不给我谈西班牙是什么样的，而把西班牙作为一个朋友介绍给我。他不跟我谈水文学，不谈居民，也不谈当地的动物。他不跟我谈瓜迪什，而谈瓜迪什附近一块农田旁边的三棵桔子树：“要提防它们，把它们标在你的地图上……”从此，这三棵桔子树在我的地图上要比内华达山脉占据更大的位子。他不跟我谈洛尔卡，而谈洛尔卡附近的一个普通农庄，一个生气勃勃的农庄。谈农庄主人。谈农庄主妇。这对夫妇，远在天外，跟我们相隔一千五百公里，顿时变得无比重要。他们栖居在他们那座山的山坡上，像导航塔的看守人，在星光照耀下，随时准备救死扶伤。

    这些不为世界上任何地理学家知道的细枝末节，又被我们从遗忘中，从不可思议的远方召回来了。因为只有哺育那些大城市的埃布罗河，才使地理学家津津乐道。但是这条在莫特里尔西部、隐伏在乱草丛下的小溪，这位只是三十来朵花的养育者，则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提防那条小溪，它把场地都破坏了，……也把它标在你的地图上。”啊！我怎么能忘了莫特里尔的蛇呢！这种蛇外表若无其事，似乎只会发出轻微的咝咝声去迷惑几只青蛙；但是这种蛇睡觉时也是眯缝着眼睛。在天堂似的紧急降落场上，挺着身子躲在草丛里，隔着两千公里窥伺着我。只要遇上机会，张口就可以把我变成一束火花……

    我也毫无惧色地等待着那三十头气势汹汹的绵羊，它们在山坡上排开阵势，随时准备冲锋。“你以为那块草地上空无一物，突然哗啦一声，你那三十头羊卷到你的轮子底下……”我对这么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不由发出惊讶的微笑。

    我这张地图上的西班牙，在灯光下逐渐幻变成一个迷人的仙境。我把那些备降场和陷阱划上一个个十字标记。我把这位农庄主人、这三十头绵羊、这条小溪也划上标记。我把地理学家不加注意的这位牧羊女，也标在她准确的位置上。

    我辞别吉约梅出来，感到需要在这个寒冽的夜晚散散步。我翻起大衣领子，逞着年轻人血气方刚，在这些一无所知的路人中间走着。我心中藏着秘密，与这些陌生人擦肩而过时，不免感到骄傲。这些野蛮人哪里知道我的心事，但是他们的忧虑、他们的激情都已经托付给我，由我第二天拂晓随着邮包一起带走。他们也可能在我手里要抛却心头的希望。我就是这样，裹在大衣里，在他们中间像保护者似的高视阔步；但是他们对我的操心木然不知。

    我从黑夜那里得到的信息，他们也同样感觉不到。因为这场可能已在酝酿，并会给我初航带来困难的暴风雪，跟我是息息相关的。星星先后一颗颗隐灭了，这些路人又怎么会明白呢？只有我才知道其中的秘密。战斗前夕，有人把敌人的阵势泄露给我了……

    可是，这些激励我去战斗的庄重号召，我是在明亮的橱窗旁边得到的，那里面陈列着璀璨夺目的圣诞礼物。在夜色中，似乎世上所有的财宝都在那里展示，而我为自己的克己献身感到自豪和陶醉。我是一个身历险境的战士；这些用于节日之夜、光可鉴人的水晶器皿，这些灯罩，这些书籍，已对我无关紧要。我已经在满天云雾中浮沉，我已经作为民航飞行员咬上了夜航的苦果。

    我被人唤醒时，是凌晨三点钟。我“咔”的一声打开百叶窗，看到天空淅淅沥沥在下雨，我神情严肃地穿上衣服。

    半小时后，轮到我坐在小旅行包上，在雨水下晶晶闪光的人行道旁，等待着公司的班车把我接走。在这个授予圣职的日子，有多少同志在我之前，也曾有点忧心忡忡地作过同样的等待。终于，这辆一路上丁零当啷的老式车子，在路角出现了；轮到我像其他同志一样，有权坐到长板椅上，挤在一位睡意蒙眬的海关职员和几位公务人员之间。这辆车散发出霉臭，是灰扑扑的机关和陈旧的办公室的气味；人的生命陷入这样的办公室就难以自拔。车子每次开五百米停下，让另一位秘书，另一位海关职员，一位督察员上车。那些已经堕入睡乡的人含糊不清地嘟囔一声，算是回答刚上车的人的招呼；后者尽量往车里挤，立刻也睡着了。在图卢兹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这是一辆阴郁的大车；飞行员与公务人员混在一起，起初难以区别……然而，随着路灯杆一根根后移，随着机场逐渐接近，随着这辆颠簸的旧班车变成了一只灰色的茧子，人从中蜕化而出，就另有一副新的模样。

    每一位同志都曾这样，在一个相似的早晨，从一个地位不稳、还受督察员申斥的低级工作人员，一下子成了西班牙和非洲航线班机的机长；他再过三个小时，就要在闪电中迎战奥斯皮塔莱特的巨龙……他再过四个小时，降伏了巨龙以后，有至高的权力，任意决定绕行海边还是直取阿尔科伊的崇山峻岭，他将与之周旋的是风暴、高山和海洋。

    每一位同志都曾这样，在图卢兹冬日暗淡的天空下，混在默默无闻的人群中，然后在一个相似的早晨，觉得自己成长为一个主宰，过了五个小时，把北方的雨雪抛在身后，驱散了冬寒，减低机速，在仲夏灿烂的阳光下降落在阿利坎特。

    这辆破旧的班车已经消失了，但是它的坚硬和不舒服感依然铭刻在我的记忆中。这辆车象征了我们这个既艰辛又欢乐的职业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这个职业的一切都是干脆利落，一丝不苟。我至今记得三年后有一天，还没有说上十句话，便听到飞行员勒克里万的死讯。他是航线上几百个同志中的一个，他们在一个雾蒙蒙的白天或黑夜，永远退出了我们的队伍。

    那也是在凌晨三点钟，四周笼罩着同样的沉默，忽然我们听到隐没在黑暗中的经理，提高嗓子向督察员说：

    “勒克里万昨夜没有在卡萨布兰卡降落。”

    “啊！————啊？”督察员回答说。

    这时他在睡梦中受到了惊动，竭力醒一醒，为了表示他的热忱，他补充一句说：

    “啊！是吗？他没有闯过去？他往回飞了吗？”

    在车厢深处，只传出一声简略的回答：“没有。”我们等着下文，但是一句话也没有接上来。随着秒针滴滴答答过去，愈来愈清楚，这声“没有”是不会有其他的话接上来了，这声“没有”是终审判决，勒克里万不但没有降落在卡萨布兰卡，也不会再在任何地方降落了。

    因而，这个早晨，在我初航的黎明，轮到我俯首领受神圣的就职典礼；我透过班车的玻璃窗，望着发亮的碎石路映着灯杆的倒影，愈来愈感到缺乏信心。一阵阵蒲叶大风掠过一摊摊水潭。我不由想：“我初次飞行……说实在的……我运气不好。”我抬头看着督察员说：“这天气不好吧？”督察员迟钝的目光朝玻璃窗外望，最后喃喃地说：“还说不准。”我思忖如何才算是天气坏的标志呢：前一天晚上，吉约梅仅仅一笑，就把老飞行员重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不吉利的谶言一扫而光；此刻这些谶言又涌上我的心头：“哪个人对航程中的一草一木不了解得清清楚楚，要是遇上一场暴风雪，我为他惋惜……啊！不错！我为他惋惜……”他们当然应该维护自己的威望，他们摇摇头，两眼打量我们，带着令人难堪的怜悯，仿佛在惋惜我们居然还是这么天真和幼稚。

    事实也是，这辆车曾为我们中间多少人作过最后的藏身处？六十个？八十个？也是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由同一个沉默寡言的司机驾驶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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