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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就寝时间了,明天一早醒来就会看见陆地。麦克菲尔医生点着烟斗,倚靠在栏杆上,于诸天之上寻觅南十字星座。在前线待了两年之后,加之身上的一处早该愈合的伤口迟迟未能愈合,他很高兴如今至少能在阿皮亚静静待上十二个月,而这次旅行已经让他感觉好多了。一些乘客第二天将在帕果帕果下船,所以这天晚上便举行了一场小型舞会,他的耳边仍然敲击着机械钢琴声声尖厉的音符。最后,甲板上还是安静了下来,他看见妻子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跟戴维森夫妇说着话,便朝她走了过去。当他坐在灯光下摘掉帽子,你会看到一头红发的顶上秃了一块,衬托红发的是长满雀斑的红色皮肤。四十岁的年纪,很瘦,面庞干瘪,刻板得近乎迂腐。他操着一口苏格兰腔,说话时声音低沉、平静。

    麦克菲尔夫妇跟身为传教士的戴维森夫妇之间产生了一种同船的亲密关系,那要归因于彼此经常一起出入,并非有什么共同的趣味。相互维系的重要纽带是他们同样看不惯那些日夜在吸烟室玩扑克或桥牌、不停喝酒的男人。麦克菲尔太太想到自己跟丈夫是戴维森夫妇在船上唯一愿意交往的人,便感到颇为荣幸,就连腼腆但并不愚蠢的医生本人,也有意无意地承认这是种恭维。只是他天生乐于争辩,晚上回到舱里免不了要挑剔一番。

    “戴维森太太还说呢,若不是有了我们,她真不知道该怎么挨过这次旅行。”麦克菲尔太太说,一边轻巧地梳理着她的假发。“她说这条船上他们唯一愿意认识的人只有我们俩。”

    “我可没觉得一个传教士是什么权贵人物,让他摆出这么一副架子。”

    “这不是摆架子,我很理解她的意思。戴维森夫妇要是跟吸烟室的那帮粗人混在一起可就糟了。”

    “他们宗教的创始人就不那么排外。”麦克菲尔医生说完嘿嘿一笑。

    “我三番五次告诉过你,别拿宗教开玩笑。”他的妻子回答,“我真是没法喜欢你这副脾性,亚历克,你就从来不看别人的长处。”

    他用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瞥了瞥她,没再应答。经过多年的婚姻生活,他明白要想息事宁人,最后一句话得留给他的妻子说。他抢先脱掉衣服,爬至上铺,定下心来读书助眠。

    第二天早上他踏上甲板时,船已经接近陆地。他目光贪婪地眺望着一块细长的银色海滩,随即是一片凸起的山丘,繁茂的植被一直铺到山顶。椰树林浓密翠绿,一直延伸到水边,你能看见林中掩映着萨摩亚人的草房,那露出的一点耀眼白色,是座小教堂。戴维森太太走过来站在他身边。她穿着黑衣服,颈上戴一条金链,上面垂着一个小十字架。她个子很小,褐色无光的头发梳理得很是用心,外凸的蓝眼睛藏在一副难以觉察的夹鼻眼镜后面。她的脸很长,像羊脸,但不会给人留下愚蠢的印象,相反显得极其警觉。她的动作敏捷得像只鸟。最引人注意的是她的声音,又尖又脆,毫无抑扬变化,听在耳朵里生硬而单调,就像风钻的无情噪音一样刺激着人的神经。

    “这儿一定很像你们那地方吧?”麦克菲尔医生说,勉为其难地淡然一笑。

    “我们那里都是低岛,你知道,跟这儿不一样,属于珊瑚岛。这些都是火山岛。我们还有十天才能到那儿。”

    “在这片地方,简直就像在家时去邻近的街道一样。”麦克菲尔医生开玩笑说。

    “哦,这么说有点儿夸张了,不过南太平洋这边对距离的看法不同,所以你说的也对。”

    麦克菲尔医生轻声叹了口气。

    “真高兴我们没有驻扎在这儿。”她接着说,“都说在这地方很难开展工作,时常有轮船停靠,让人踏实不下来。而且还有军港,对当地人很不好。在我们那个教区就没有这些麻烦。当然也有一两个商人,但我们关照过他们要规规矩矩,否则就弄得他们待不下去,情愿一走了之。”

    她扶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一双冷酷无情的眼睛盯视着那片绿色的岛屿。

    “在这里工作对传教士来说简直毫无指望。我对上帝感激不尽,至少省得我们操这份心。”

    戴维森的教区由萨摩亚北边的一群岛屿组成,相当分散,他常常要乘独木舟走上很远的路途,把他的妻子留在总部处理教会工作。考虑到她干起活来必定颇有效率,麦克菲尔医生感到心里沉甸甸的。说起当地人的堕落行径,她的声音是任谁都压服不了的,且带有一种极尽卖弄的憎恶。她的道德分寸颇为特别。早在他们相识之初她曾对他说:

    “你知道,我们刚在岛上安顿下来时,他们的婚姻习俗实在不像话,简直无法向你描述。不过我会告诉麦克菲尔太太,她会讲给你听。”

    随后,他看见妻子和戴维森太太把帆布躺椅靠在一起,热心攀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他来来回回经过她们身边权当活动筋骨,听见戴维森太太激动的耳语就像远处滚过的一阵山洪,又看见他妻子张着嘴巴,一脸苍白,正享受这种惊心动魄的体验。晚上回到他们的小舱,她把听到的事情屏息敛气地复述给他。

    “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第二天早上戴维森太太眉飞色舞地嚷道,“你听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你不奇怪我无法亲口告诉你了,对吧?虽说你是个医生。”

    戴维森太太仔细审视他的脸,戏剧性地盼望着预期中的效果。

    “你能想到我们刚到那儿时心情有多么低落吗?要是我跟你说无论在哪个村子都找不到一个好女孩,你大概都不会相信。”

    她这个“好”字,专门指代其特殊含义。

    “戴维森先生和我商量过才拿定了主意,最先着手的就是禁绝跳舞。当地人疯狂迷恋跳舞。”

    “我年轻的时候也不讨厌跳舞。”麦克菲尔医生说。

    “这我猜到了,因为昨晚我听见你邀请麦克菲尔太太跳了一圈。我虽不认为一个男人跟他妻子跳舞会有什么真正的害处,但也很欣慰她没有答应。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单独自处。”

    “在哪种情况下?”

    戴维森太太透过夹鼻眼镜飞快瞥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在白人之间的情况毕竟不大一样。”她接着说,“尽管我得说我同意戴维森先生的意见,他说,他无法理解丈夫怎么会冷眼旁观自己的妻子让别的男人搂着——就我而言,自从结婚后我没再跳过一步舞。但当地人跳的舞是另一回事。它不仅本身伤风败俗,而且无疑会引发不道德的行为。不管怎样,感谢上帝,我们把跳舞给压了下去。可以拍着胸脯说,在我们教区,八年来没有一个人跳过舞。”

    眼下已接近港湾入口,麦克菲尔太太走了过来。船来了个急转弯,然后慢慢开了进去。这是一个陆地环绕的大港,大得足以容纳一支舰队,三面尽是又高又陡的绿色山丘。靠近入口处的总督府矗立在一座花园中,独享海上吹来的微风。一面星条旗懒洋洋地垂在旗杆上。他们经过两座规整的平房和一个网球场来到带仓库的码头。戴维森太太指了指停泊在三百码以外的一艘纵帆船,就是载他们去阿皮亚的。码头上有一群急切、喧闹而又和气的当地人,从岛内各处赶到这里。有些人纯粹出于好奇,另一些则是来跟要去悉尼的旅客交易货物的。他们带着菠萝和大串的香蕉、塔帕土布、用贝壳或鲨鱼牙齿做的项链、卡瓦酒钵,还有作战独木舟模型。美国水兵在人群中闲逛,一个个穿戴齐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面目坦率老实。此外还有一小撮官员。行李卸到岸上的时候,麦克菲尔夫妇跟戴维森太太朝人群观望。麦克菲尔医生看见许多孩童和少年似乎都患了热带莓疹,那种足以毁容的脓疮就像是慢性溃疡。接着,那双职业性的眼睛突然一亮,捕捉到了象皮病的实例。这还是他行医经历中的第一次,那些人长着又粗又重的胳膊,或是拖着一条严重畸变的腿。男男女女都系着印花缠腰布。

    “这种服装真是不体面,”戴维森太太说,“戴维森先生认为应该用法律加以禁止。这些人除了在腰上围一条红棉布以外什么都不穿,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讲道德?”

    “倒是很适合这里的气候。”医生说,擦掉额头上的汗水。

    他们上了岸。尽管时间尚早,天气已然闷热难耐。四周山峦环绕,没有一丝风吹进帕果帕果。

    “在我们的岛上,缠腰布实际上已经连根除掉了。”戴维森太太用她的高嗓门接着说,“是还有几个老人仍然穿着,但也仅此而已。妇女全都改穿长罩衫,男人穿长裤和汗衫。我们刚一到那儿,戴维森先生就在一份报告里说过:如果不强迫十岁以上的男孩子穿长裤,这些岛屿的居民就不会彻底成为基督教徒。”

    戴维森太太用她那敏捷如鸟的目光朝港口上空飘来的乌云瞥了几眼。雨滴落了下来。

    “我们最好避一避雨。”她说。

    他们跟着一群人挤进一个瓦楞铁皮搭的大棚下面,接着便下起了倾盆大雨。站了一会儿后,戴维森先生也来跟他们会合了。旅途中他对麦克菲尔夫妇客客气气,但不像他妻子那样善于交际,时间大多花在阅读上。他是个沉默、阴郁的人,你会觉得他的友善态度就像是基督徒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生性内敛自制,甚至有些乖僻。外表也很特殊,又高又瘦,长长的四肢松散地连在一起,双颊深陷,颧骨高得出奇。他带着死尸般的枯槁之态,以至于当你注意到他的嘴唇是那么丰满性感,不禁要大吃一惊。他留着很长的头发,黑眼珠深陷在眼窝里,大而悲戚,手指又粗又长,整体赋予了他强壮有力的形象。但最突出的是他给人的一种感觉,好像压抑着一团烈火。这一印象十分强烈,隐隐令人不安。他不是一个能让人轻易接近的人。

    他带来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岛上麻疹肆虐,这是在卡纳卡人中流行的一种严重、会致命的疾病。而且,带领他们继续航行的纵帆船船员中也出现了病例。病人已经被抬到岸上,进了检疫站的医院,但阿皮亚那边发来电报指示,在确认其他船员没有受到传染之前,这条纵帆船被禁止进港。

    “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待上至少十天。”

    “但阿皮亚那里正催我去。”麦克菲尔医生说。

    “那也没办法。如果船上没出现更多病例,纵帆船就会获准载着白人乘客出航,但当地人三个月内禁止运输往来。”

    “这儿有旅馆吗?”麦克菲尔太太问。

    戴维森低声笑了笑。

    “没有。”

    “那我们怎么办?”

    “我刚跟总督谈过,海岸那边的一个商人有几间房出租,我建议等雨一停就过去看看情况如何。不要指望多么舒服,能有张床铺,居有定所,就要感谢上帝了。”

    但这雨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最后他们只能撑起伞、穿上雨衣出发了。这里没有城镇,只有几座办公建筑、一两家店铺,以及椰树林和大蕉树林里的几幢当地人的屋舍。他们找的那座房子离码头大约五分钟脚程,两层木板房,每层都有宽阔的外走廊,屋顶盖着瓦楞铁皮。主人是个混血儿,名叫霍恩,妻子是当地人,身边围着几个褐色皮肤的小孩子。底层是他的店铺,贩卖罐头食品和棉布。他提供的几个房间几乎没有一件家具。麦克菲尔夫妇的屋子里只有一张简陋的旧床、一顶破破烂烂的蚊帐、一把东倒西歪的椅子和一个洗脸架。他们灰心丧气地四下打量着。大雨依然倾泻如注。

    “我就不拆行李了,只拿出几件必需物品就行。”麦克菲尔太太说。

    在她打开一只旅行皮箱的锁头时,戴维森太太走进了房间,看起来活泼敏捷,惨淡的环境对她没有丝毫影响。

    “要是你们听我的建议,就马上拿出针线来,动手修补一下蚊帐。”她说,“否则今晚你们别想合眼。”

    “有那么糟糕吗?”麦克菲尔医生问。

    “现在正是闹蚊子的季节。等到受邀去阿皮亚政府官邸参加晚会的时候,你们将看见所有女士都收到一只枕头套,套住她们的——她们的下肢。”

    “真希望雨能停一停,”麦克菲尔太太说,“要是有太阳,我会更有心情把这地方弄得舒适一些。”

    “哦,你要是盼着这个,可要等很久了。帕果帕果是太平洋最多雨的地方。你看,那山,还有海湾,都能招雨水,一年里这个季节反正就是会下雨。”

    她看看麦克菲尔,又把目光移到他的妻子身上,见两人像丢了魂似的,无可奈何地站在房间的两头,这让她撅起了嘴唇。看来她必须替他们做主了,像他们这种没出息的人最让她着急,而她又两手发痒,自然而然想把一切都安排得有条有理。

    “这样吧,给我针线,我来把你们的蚊帐补好,你尽管去拆行李。午餐定在一点,麦克菲尔医生,你最好去码头看看你的大件行李是否放在了干燥的地方。你知道这些当地人,他们完全有可能让它一直被雨淋着。”

    医生再次穿上雨衣走下楼去。霍恩先生、刚乘坐的那条船的水手长,以及一位医生在船上见过几面的二等舱乘客,三人正站在门口谈话。水手长瘦小干瘪,身上邋遢得要命,见医生经过便朝他点了点头。

    “赶上闹麻疹实在倒霉,医生。”他说,“我看出你们都已经安顿好了。”

    麦克菲尔医生觉得这人太不拘礼节了,但他生性胆小,不会轻易动怒。

    “是的,我们在楼上已经有了个房间。”

    “汤普森小姐与你们同船去阿皮亚,所以我就把她一起带来了。”

    水手长用大拇指朝他身边站着的一个女人一指。那女人二十七岁左右,身形丰满,透出一种粗俗的美,穿了件白连衣裙,戴着一顶巨大的白色帽子,套了长筒棉袜的肥腿在白色小羊皮长筒靴上端鼓凸出来。她朝麦克菲尔投来讨好的一笑。

    “这伙计想敲我的竹杠,一丁点儿大的房间就要一块五美元一天。”她用嘶哑的声音说。

    “我跟你说,乔,她是我的朋友,”水手长说,“超过一美元她就付不起了,你就让她住下吧。”

    那商人肥胖圆滑,不出声地笑着。

    “好吧,如果你非要这么说,斯旺先生,我就想想办法。这得跟霍恩太太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减点儿价。”

    “别跟我来这套,”汤普森小姐说,“现在就这么定了。这房间每天付你一美元,多一个子儿都没有。”

    麦克菲尔医生笑了,心里佩服她厚着脸皮讨价还价的本事。他这种人,总是别人要多少就给多少,宁肯多给钱也不愿意跟人家杀价。商人叹了口气。

    “好吧,看在斯旺先生的份上,我接受了。”

    “这才像点儿样子,”汤普森小姐说,“哦,进来喝杯有劲儿的,斯旺先生,帮忙把那手提包拎过来,里面有上好的黑麦威士忌。你也一块儿来吧,医生。”

    “哦,恐怕我不行,谢谢你。”他回答,“我只是下来看一眼行李放好没有。”

    他步入雨中。大雨从海港入口处倾泻而下,对岸一片模糊。他遇到两三个当地人,打着大大的雨伞,身上只围着缠腰布。他们迈着碎步,动作从容悠闲,身板挺直。擦身经过时,他们笑着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跟他打招呼。

    快到午饭的时候他才回来,他们的饭菜已摆在商人的客厅里。这间屋子不是住人的,只用来装点门面,里头一股霉变、阴郁的气息。墙壁四周整齐地摆着一套压花长毛绒沙发。天花板正中悬着一盏镀金枝形吊灯,上面罩了防苍蝇的黄色薄纸。戴维森没有来。

    “我知道他去拜访总督了。”戴维森太太说,“我猜他一定留下吃饭了。”

    一个当地小女孩给他们端来一盘碎牛肉饼,过了一会儿,商人进来询问他们是否吃得满意。

    “我看到这儿还有个同住的房客,霍恩先生。”麦克菲尔医生说。

    “她只租一个房间而已,”商人回答,“她的膳食自理。”

    他看着两位女士,一脸奉承的样子。

    “我把她安排在楼下,所以她不会碍事,也不会给你们添任何麻烦。”

    “这人也在船上吗?”麦克菲尔太太问。

    “是的,夫人,坐二等舱。她要去阿皮亚。那儿有个出纳员的职位等着她。”

    “噢!”

    商人走了以后,麦克菲尔说:“我觉得她一个人待在房间吃饭不会太开心的。”

    “如果她搭的是二等舱,我觉得她宁可那样。”戴维森太太回答,“谁知道她到底是怎么个人。”

    “水手长带她过来的时候,我恰好在那儿。她姓汤普森。”

    “是不是昨晚上跟水手长跳舞的那个女人?”戴维森太太问。

    “说不定就是她,”麦克菲尔太太说,“当时我还纳闷那是谁呢。我觉得她相当浪荡。”

    “根本不是正经人。”戴维森太太说。

    然后他们又说起了其他事情。饭后,他们因为早起而感到疲倦,便分头回去睡觉了。醒来时尽管天色还是灰蒙蒙的,云层很低,但雨已经停了。他们出门去公路上散步,这条公路是美国人沿着海湾铺设的。

    回来时,戴维森也刚好进门。

    “我们大概要在这儿住上两星期。”他气咻咻地说,“我跟总督争论了半天,但他说毫无办法。”

    “戴维森先生渴望早点儿回去工作。”他妻子说,不安地瞥了他一眼。

    “我们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在走廊上来回踱着步子,“教会的事交由当地的传教士们负责,我非常担心他们对待工作放任自流。他们人很不错,我不是背后说坏话。敬畏上帝、虔诚,都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的基督信仰会让国内许多所谓的基督徒脸红——只可怜他们缺乏干劲。他们可能抵得住一次,抵得住两次,但不能次次抵得住。如果你把教会事务交给一个当地传教士,无论他看上去如何值得信赖,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他已容许毁谤行径悄然出现。”

    戴维森先生静静站在那儿。他身材又细又高,一双大眼睛在苍白的脸上闪着光芒,实在是个一见难忘的人物。他激动的手势、深沉而响亮的声音都明白显示出他的真挚之情。

    “恐怕我的工作已经等着我了。必须采取行动,要马上行动起来。如果大树已经腐烂,就该把它砍掉,丢进火堆。”

    傍晚吃过冷餐茶点——他们一天里最后一顿饭后,四人坐在呆板的客厅里,女士们做着活,麦克菲尔医生抽着烟斗,传教士说着自己在各个岛上的工作。

    “刚去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罪恶意识,”他说,“把圣诫触犯了一条又一条,从来不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我觉得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把罪恶的观念灌输给当地人。”

    麦克菲尔夫妇已经知道,戴维森在所罗门群岛工作了五年之后才遇见他妻子。她曾在中国传教,两人在波士顿结识,当时他们各自抽出一部分假期参加一个传教士大会。结婚后被派到这片岛上,一直辛苦工作到现在。

    他们与戴维森先生的交谈中,有一点异常醒目,那就是这个人具有坚定不屈的勇气。他是一个行医传教士,随时都可能被调到某个岛上看病。雨季的太平洋风暴肆虐,就连捕鲸船都不保安全,他却乘着一条独木舟出海,这自然十分危险。遇到疾病或意外事故他从不犹豫。有十好几次他连夜从船里向外舀水才保住了性命,戴维森太太不止一次以为他必死无疑。

    “有时候我求他别去,”她说,“或者至少等到天气稍微稳定下来,但他从来不听。他很固执,一旦打定了主意,什么也别想动摇他。”

    “要是我们自己都害怕,怎么能让当地人相信主呢?”戴维森嚷道,“我不害怕,不怕。他们知道如果有了危难来找我,我肯定会去,只要是力所能及。你以为我在行使主的旨意时,主会弃我于不顾吗?风是按他的吩咐吹,浪是听了他的话才翻滚咆哮。”

    麦克菲尔医生是个胆小的人,始终无法习惯战壕上空呼啸而过的炮弹。他在一个前线救护站做过手术,当时为了控制住自己颤抖的双手,眉头上的汗水流个不停,弄得眼镜都模糊了。他看着传教士,身上微微打了个激灵。

    “希望我也能说自己从来没害怕过。”他说。

    “希望你也能说你相信上帝。”对方回敬了一句。

    不知怎么,这天晚上传教士的思绪回到了他跟妻子刚来这片岛上的日子。

    “有时候戴维森太太和我相对而视,眼泪就落了下来。我们没完没了地工作着,不分白天和黑夜,却毫无进展。要是没有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我意志消沉,当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是她给了我勇气和希望。”

    戴维森太太低头看着自己手上的活计,消瘦的面颊生出一抹红晕。她的手微微颤抖,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孤立无援,与自己人相隔千里万里,被黑暗团团包围。每当我受到挫折,疲惫不堪,她便把手头的事情放在一边,拿起《圣经》读给我听,直到宁静重临我心,就像睡梦降临在孩子的眼皮上一样。最后她把书合上,说:‘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我们都要拯救他们。’我又坚定了对主的信念,回答说:‘是的,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会拯救他们的。我一定要救他们。’”

    他走过去站在桌子前面,就好像那是讲经台。

    “你知道,他们天生就是那么堕落,简直无法让他们看清自己的邪恶。我们不得不把罪恶从他们想当然的行为中划定出来。不仅把通奸、说谎和偷窃定为罪恶,暴露自己的身体、跳舞以及不去教堂也都包括在内。我认定女孩展示她的胸部、男人不穿长裤都是罪恶。”

    “怎么做呢?”麦克菲尔医生不无惊讶地问道。

    “我制定了罚款。显然,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某种行为有罪,唯一的途径就是惩罚。如果他们不去教堂,我罚他们钱,如果他们跳舞,我罚他们钱,如果他们穿着不当,我也罚他们钱。我有一个罚金价目表,每项罪过都要用钱或劳作偿付。最后我让他们弄明白了。”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拒绝付钱吗?”

    “他们怎么可能呢?”传教士问道。

    “敢站出来反对戴维森先生的人,想必一定有天大的胆子。”他的妻子说,紧绷着双唇。

    麦克菲尔医生用困惑的眼神看着戴维森。听到这些话让他感到震惊,但他下不了决心表达自己的不赞成态度。

    “你要记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可以把他们从教会中驱逐出去。”

    “他们介意吗?”

    戴维森微微一笑,轻轻搓着手。

    “他们将再也卖不掉自己的椰子干。有人捕到鱼的话他们也分不到该有的一份。这差不多意味着挨饿。是的,他们非常介意。”

    “跟他讲讲弗雷德·奥尔森的事儿。”戴维森太太说。

    传教士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定在麦克菲尔医生身上。

    “弗雷德·奥尔森是个丹麦商人,在这些岛上住了好多年。作为一个商人他十分富有,我们来的时候他不太高兴。你知道,他什么事情都自己说了算。当地人的椰子干他想付多少钱就付给多少,还是用商品和威士忌支付。他有了个当地人妻子,但毫无顾忌地对她不忠。他是个酒鬼。我给他机会改弦易辙,但他拒不接受,还嘲笑我。”

    戴维森在说最后几个字时,嗓门降到深深的低音,他沉默了两分钟,沉默中充斥着威胁的意味。

    “两年后他就破败了,失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积攒下的一切。我打垮了他,最后他不得不像个乞丐似的来找我,求我给他一张回悉尼的船票。”

    “我真希望你能瞧见他来找戴维森先生时的那副模样。”传教士的妻子说,“他原来仪表堂堂,体格健壮,长了一身肥肉,还有一副大嗓门。可现在他缩小了一半,浑身哆嗦,突然之间变成个老头了。”

    戴维森那出神的目光凝视窗外的夜空。雨又下了起来。

    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声响,戴维森转过身,疑惑地看着妻子。是留声机发出的声音,响亮得刺耳,呼哧呼哧转出一段切分节奏的曲调。

    “怎么回事?”他问。

    戴维森太太把鼻梁上的夹鼻眼镜推推紧。

    “一个二等舱乘客在这儿租了个房间。我估计声音是从那儿传来的。”

    他们默默听着,不一会儿传来跳舞的声音。随后音乐停止,他们听见开酒瓶塞的声音和起劲儿的交谈声。

    “我敢说她是在给船上的朋友举行欢送会,”麦克菲尔医生说,“那条船十二点起航,对吧?”

    戴维森没说话,只是看了看手表。

    “你可以了吗?”他问妻子。

    她站起来,把手里的活计叠好。

    “是的,我想现在完成了。”她回答。

    “现在上床太早了吧?”医生说。

    “我们还要读上好一阵儿呢,”戴维森太太解释道,“无论在哪儿,就寝前总要读一章《圣经》,就着注解研究一番,你知道,还要反复讨论。这是对心灵的极佳锻炼。”

    两对夫妇互道晚安。麦克菲尔先生和太太单独留了下来,有两三分钟他们没有说话。

    “我还是把扑克牌拿来吧。”医生最后说。

    麦克菲尔太太疑惑地看着他。与戴维森夫妇的谈话让她有点不安,但又不愿说最好不要玩牌,以免戴维森夫妇随时进来。麦克菲尔医生把牌拿来了,她看着他一个人摆排阵,心里隐约感到内疚。楼下不断传来饮酒狂欢的声音。

    第二天天气不错,既然注定要在帕果帕果无所事事羁留两个星期,麦克菲尔便着手把一切安排妥帖。他们去码头找行李,从箱子里拿回一些书籍。医生走访了海军医院的外科主任,跟着他一道巡视了病床,又在总督那里留了张名片。在路上他们遇到了汤普森小姐。医生摘下帽子,她朝他欢快地大声回了句:“早上好,医生。”她还是穿着头一天的衣服,一条白色连衣裙,还有那双光闪闪的高跟白皮靴子,肥腿在靴子上端鼓出来,在异国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怪诞。

    “要我说,她的穿着不太合适。”麦克菲尔太太说,“她让我觉得特别俗气。”

    他们回来时,她正在走廊上跟商人的黑孩子们玩耍。

    “过去跟她说句话,”麦克菲尔医生悄声对他妻子说,“她一个人待在这儿,不打声招呼不太好。”

    麦克菲尔太太生性害羞,但已经习惯照丈夫的吩咐做。

    “我想我们都是同住此地的房客。”她略显笨拙地说。

    “真糟糕,对不对?竟窝在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汤普森小姐回答,“他们还跟我说能找到一个房间已经够幸运了。我可住不了当地人的房子,可有些人就只能住在那儿。真不明白怎么连一家旅店都没有。”

    他们又交谈了几句。汤普森小姐嗓门大,说话絮叨,显然很愿意闲扯,但麦克菲尔太太实在聊不出话来,很快就说:

    “哦,我想我们该上楼去了。”

    到了晚上坐下来吃冷餐茶的时候,戴维森走进门来,说:

    “我看见楼下的女人那儿坐着几个水手。不知道她怎么认识的他们。”

    “她这种人是不会太挑剔的。”戴维森太太说。

    过了闲散而漫无目的的一天,每个人都很疲惫。

    “要是就这样过上两个星期,不知道最后会是一种什么感觉。”麦克菲尔医生说。

    “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一天分成几份,安排不同的活动,”传教士回答,“我会留出几个小时读书,把一定的时间用于锻炼,不管是晴是雨——雨季里你就顾不得下雨了——还要安排些时间娱乐。”

    麦克菲尔医生担忧地看着他的这位同伴。戴维森的安排让他感到压抑。他们又吃了碎牛肉饼,好像厨子只会做这一道菜。接着,楼下的留声机又响了起来。戴维森一听见便神经质地一惊,但什么也没说。男人的声音飘了上来。汤普森小姐的客人们齐声唱起一支有名的歌曲,随即他们就听见了她本人那沙哑而响亮的声音。叫嚷声和笑声响成一片。楼上的四个人勉强说着话,不由自主地听着下面的碰杯声和椅子刮擦声。显然又来了不少人。汤普森小姐在办一场晚会。

    “真纳闷她那儿怎么容得下这么多人。”麦克菲尔太太说,猛然打断了传教士和她丈夫之间有关医学方面的谈话。

    这说明她的思绪游离了出去。戴维森脸上的抽搐也表示,尽管他嘴上说着科学话题,脑子里却想着同一件事情。在医生乏味地讲述自己在佛兰德斯前线经历时,他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怎么回事,阿尔弗雷德?”戴维森太太问。

    “肯定是的!我一直都没想到。她是从埃维雷出来的。”

    “不会吧?”

    “她是在火奴鲁鲁上的船,这就很明显了。她把那个行当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

    他满腔愤慨地说出最后那几个字。

    “埃维雷是什么地方?”麦克菲尔太太问。

    传教士那阴郁的目光投向她,颤抖的声音里充满厌恶。

    “火奴鲁鲁的瘟疫之地,也就是红灯区,我们文明的污点。”

    埃维雷地处城市的边缘。沿着港口边的小巷走下去,摸黑穿过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来到一条空无人迹的街上,遍地车辙,坑坑洼洼。接着,你就突然置身于一片灯火之中,道路两侧是停车的地方,以及一家家俗气、明亮的酒吧,每家都响彻自动钢琴的噪声,此外还有理发店和烟草店。那里骚动不安,一片及时行乐的气氛。你走入一条狭窄的巷子,随后向右或者向左,因为那条路把埃维雷一分为二,然后就到了那片地区。一排排小平房整齐漂亮,全都漆成绿色,房子之间的通道又宽又直。那地方布设得如同一座花园之城。那种体面的匀称感,那种秩序和整洁,充斥着既讽刺又恐怖的印象,因为寻欢作乐这种事情从未如此系统化和秩序化。通道上稀疏地点着几盏路灯,要不是平房打开的窗户里射出灯光,那里必定漆黑一片。男人们四处转悠,瞧着窗边坐着的女人,她们或是在读书,或是在做针线活,多半不去留意路上的行人。男人们跟女人们一样,哪个国家的都有。美国人是靠港船舶上的水手和炮艇上的士兵,一个个醉醺醺的,以及驻扎在岛上的兵团的士兵,白人和黑人都有;日本人通常三三两两走在一起;还有夏威夷人,穿长袍的中国人,戴着怪模怪样帽子的菲律宾人。他们全都压抑而沉默。欲望总是伤感的。

    “那是太平洋地区最见不得人的丑恶之地。”戴维森激动地嚷道,“传教士们多年来一直游说鼓动来抗议,当地的报纸终于关注了事态,但警方拒绝出动。你知道他们的理由。他们说堕落行径是不可避免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限制在一定区域加以控制。事实是他们收了贿赂,贿赂。酒吧的老板、流氓,还有那些女人收买了他们。但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采取行动。”

    “我读了在火奴鲁鲁停船时送上来的报纸,上面说到这件事。”麦克菲尔医生说。

    “埃维雷,还有它的罪恶和耻辱,在我们到达的那天已不复存在。众人全体都面临司法审判。真不知我怎么没有一下子看出那女人是何来由。”

    “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麦克菲尔太太说,“我就想起她是在差几分钟就要开船的时候才上来的。记得当时觉得她真会掐时间。”

    “她怎么敢到这里来!”戴维森愤怒地喊道,“我绝对不能允许。”

    他大步朝门口走去。

    “你打算怎么办?”麦克菲尔问。

    “你希望我怎么办?我要去制止!不能让这所房子变成、变成……”

    他在寻找一个不会冒犯女士们的字眼。冲动之中,他两眼闪烁,脸色更显苍白了。

    “听起来下面好像有三四个男人,”医生说,“你不觉得这样闯进去有点儿鲁莽吗?”

    传教士朝他不屑地瞥了一眼,一言不发便夺门而出。

    “如果你认为个人安危会阻止他执行自己的职责,那你就太不了解戴维森先生了。”他的妻子说。

    她坐在那儿,两只手紧张地握在一起,高高的颧骨上有一小片红晕,谛听楼下的动静。他们都在倾听,听见他嗒嗒走下木楼梯,砰的一声推开门。歌声突然停了下来,但留声机继续放着庸俗的曲调。他们听到戴维森的声音,接着有什么东西重重落在了地上。音乐也戛然而止,留声机被掀到了地板上,然后又是传教士的声音,不过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汤普森小姐发出响亮刺耳的声音,继而一阵乱哄哄的吵闹声。戴维森太太微微喘了口气,两手握得更紧了。麦克菲尔医生犹豫不决地看看她,又看看自己的妻子。他不想下楼,但不确定她们是否希望他下去。最后是一阵像是互相扭打的声音。嘈杂声更清晰了,可能是戴维森被扔出了房门。门砰的一声关上,一阵沉默后他们听见戴维森登上楼梯,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还是去看看他吧。”戴维森太太说。

    她起身走了出去。

    “如果需要我,只管喊一声。”麦克菲尔太太说。等对方走后,又说:“但愿他没伤着。”

    “他干吗要管别人的事?”麦克菲尔医生说。

    麦克菲尔夫妇静静地坐了一两分钟,突然两人都吃了一惊,因为留声机又响了起来,几个人用挑衅、嘲讽的声音嘶吼出一首歌词淫秽的曲子。

    第二天,戴维森太太苍白而疲倦。她抱怨说头痛,看上去又老又干瘪。她告诉麦克菲尔太太,传教士根本就没有睡,一整夜都处在一种可怕的骚动状态,五点钟就起床出去了。他浑身给泼了一杯啤酒,衣服上污渍斑斑,气味难闻。谈及汤普森小姐,戴维森太太的眼里闪着一股阴沉的怒火。

    “她早晚会为侮辱戴维森先生而痛悔不已。”她说,“戴维森先生有一颗美好的心,任何人遭灾受难都会在他那儿获得安慰,但他对罪恶毫不怜悯,一旦激起他的义愤,结果十分可怕。”

    “那他要做什么呢?”麦克菲尔太太问。

    “不知道,不过让我做什么都不愿意处在那个可怜虫的位置。”

    麦克菲尔太太打了一个寒战。这个小女人信誓旦旦的得意姿态包含着某种确然令人不安的东西。这天早上她们一起出门,并排下了楼梯。汤普森小姐的门开着,她们看见她穿着邋遢的睡衣,正用暖锅煮着什么。

    “早上好,”她招呼一声,“戴维森先生今天早上好点儿了吗?”

    她们默不作声地从她旁边走了过去,高昂着头,就好像她不存在似的。不过当她嘲讽一般放声大笑时,两人的脸刷地红了。戴维森太太突然朝她转过身去。

    “你竟然还敢对我说话,”她尖叫起来,“要是你侮辱我,我就把你从这儿赶出去。”

    “喂,难道是我请戴维森先生上门的吗?”

    “别搭理她。”麦克菲尔太太连忙小声说道。

    她们往前走去,直到别人听不到她们的话。

    “她真是无耻,无耻!”戴维森太太猛地爆出一句。

    她气得都快窒息了。

    在返回的路上她们又遇见她正朝着码头漫步而去。汤普森小姐把所有华丽服饰全穿戴上了,那顶大白帽子上别着一朵庸俗、艳丽的装饰花,简直就是公然挑衅。经过时她兴致勃勃地跟她们打招呼,两位女士绷着脸,冷冰冰地瞪着眼睛,几个站在那儿的美国水手咧嘴直笑。她们刚刚进门,雨又下了起来。

    “这下她那身漂亮衣裳可要糟践了。”戴维森太太恶狠狠地冷笑着说。

    戴维森在他们午餐吃到一半时才回来。他全身都湿透了,却不肯去换衣服,阴沉着脸默默坐下,吃了一口就放下了餐具,眼睛盯着斜潲的雨丝。戴维森太太跟他说了两次遇到汤普森小姐的事,他也没有回答。只有那紧锁的双眉表示出他听见了。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让霍恩先生把她从这儿赶走吗?”戴维森太太问,“我们不能受她侮辱。”

    “好像她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麦克菲尔说。

    “她可以跟当地人住在一起。”

    “这种天气,住在当地人那种小棚子里一定很不舒服。”

    “我在那种地方住过好几年呢。”传教士说。

    当地小女孩把炸香蕉端上来,那是他们每天的甜食。戴维森转身对她说:

    “去问问汤普森小姐,她什么时候方便,我去见她。”

    女孩害羞地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你去见她干什么,阿尔弗雷德?”他的妻子问。

    “我有责任去见她。我要给她所有的机会,然后再采取行动。”

    “你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东西。她会侮辱你的。”

    “就让她侮辱我吧,让她唾我好了。她有不灭的灵魂,我必须尽最大力量来拯救它。”

    戴维森太太的耳边依然回响着那个娼妓嘲弄般的笑声。

    “她已经偏离得太远了。”

    “远到连上帝的怜悯都不能顾及吗?”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声音也变得圆润柔和,“决不。一个罪人可能陷入比地狱更深的罪孽,但主耶稣的爱依然可以顾及他。”

    小女孩传回话来。

    “汤普森小姐向您致意,只要戴维森牧师营业时间内别来,她任何时候都很高兴见他。”

    几个人冷着面孔默默听完,麦克菲尔医生很快收回嘴角漏出的一抹笑意。要是他觉得汤普森小姐的放肆无礼很有趣,他的妻子会跟他发脾气的。

    他们在沉默中吃完了饭。随后,两位女士起身去做自己的活计,麦克菲尔太太织起了一条新围巾,自战争开始以来她已经织了无数条。医生点燃了烟斗,而戴维森仍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盯着桌子。最后他站起身来,一言不发走出了房间。他们听见他下了楼,听见他敲门后汤普森小姐傲慢地说了句“进来”。他在她那儿待了一个钟头。麦克菲尔医生看着外面的雨,开始感到恼火。跟英国那种轻柔洒落大地的细雨不同,这里的雨十分无情,甚至有些可怕,带着自然界原始力量包含的那种敌意。说泼洒还不够,简直就是倾泻如流,仿佛是大洪水从天而降,哗啦啦持续不断地落在瓦楞铁皮屋顶上,教人发狂。这雨像在跟自己发怒,有时候你觉得要是雨再不停,真想大声喊叫起来,可马上又感到一阵空虚,浑身的骨头像是突然变软了,整个人陷于悲哀和绝望。

    麦克菲尔转头看见传教士回来了。两个女人也朝他望去。

    “我把什么机会都给她了,告诫她要悔改。她是个邪恶的女人。”

    他停顿了一下,麦克菲尔医生看到他的目光阴沉下来,苍白的脸变得坚定、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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