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什么是理学

    关于宋代理学，体系浩大，不是短时间所能说明的。现在单提朱晦庵做代表，说明什么是理学。关于本讲的内容，分三部分来说明。

    一、宋代思想发生的背景

    宋代理学，固多可非议之处，但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却颇重要，因为它负有继往开来的责任。因此，我们对于这种思想与其发生的背景，实有探讨和说明的必要。我们现在先从这种思想的背景观察：第一，从历史方面来观察；第二，从环境方面来观察。

    （一）从历史观察宋代思想的发生

    中国全部思想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先秦以前，是第一个阶段；从两汉到明，是第二个阶段；明末海通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是汉族文化产生兼发展的时期；在第二个阶段里面，是印度文化输入兼融合的时期；在第三个阶段里面，是西洋文化侵入的时期。宋代思想的产生，正在第二个阶段，所以它的思想处处表现它一种不同的色彩。在这个阶段里面，特别影响或构成宋代哲学的条件有三种：第一，是属于民族方面。西北方面的异民族，乘着汉民族势力衰弱的时候，于是风起云涌地侵入黄河流域，构成中国史上一个极大的纷乱期。经过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的对峙以后，遂有隋唐的大一统；后来又经过了纷乱而黑暗的五代，又达到宋代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精神，是给予唐代延至宋代的哲学一个暗示。第二，是属于经济方面。中国本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联合成立的一个国家，由汉到明，这种经济形式并不曾改变。不仅如此，这种联合的经济形式，日见恶化。所谓农业经济，实际上是地主经济，便是土地集中。这种情势，自汉以后，日趋恶劣，以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至于家庭手工业，更败坏不可收拾，徒为有力者所垄断。以致中国的封建形态日趋于尖锐化，这也是推动中国哲学走上极端唯心论之一因。第三，是属于文化方面。两汉以来，代表中国学术思想的有两大派，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思想此兴彼伏，直达到西北民族扰乱中国的时候。那时中国的文化，另起了一个波动，便是印度文化的侵入。印度文化由两方面传入中国，一由西北方面传入，一由东南方面传入，自此遂与儒道两派，三分天下。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最初虽相互冲突，但结果，卒由冲突而进于调融。观于唐代李翱所著的《复性书》，便可证明。由以上三种原因，宋代思想遂完全走入观念论的领域，这样看来，宋代哲学的产生，绝非偶然的事。

    （二）从环境说明宋代思想的发生

    宋代虽继承隋唐大一统的精神，但其所处的环境，却与隋唐迥异。隋唐两代，为汉民族势力向外发展时期。宋代虽能统一中国本部，但实为汉民族势力缩小时期。汉民族势力缩小，在过去历史中，实以宋代为最。宋代与外患相终始，初则东北有辽人之患，继则西北有西夏之患，再继则有金入之患，蒙古之患。宋人处于外患继续的压迫之下，养成一种苟安旦夕的心理。对外则屈服忍辱，纳币称臣，以求和平；对内则专事敷衍，养兵虽多，毫无所用，设官虽多，毫无建树。于是由纳币而失地，由失地而亡国。宋代哲学，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下，遂不得不以含羞忍辱为涵养深沉，不抵抗为老成持重，而一切怪诞的道德原理、哲学教义都在这里发生。这也是宋代哲学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晦庵思想体系的概说

    朱晦庵是宋代哲学一个集大成的人。他是继承周张二程的思想的，尤其是受程伊川的影响最大，他提出一个“理”字说明他的全部哲学。他虽提到心性情欲，与乎心性的关系，却是特别尊重“心”和“理”的合一。其次，便是说明“性”与“理”的关系。他虽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但他主张天地之性是理，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于是又认“性”和“理”的合一。他对于修养方面，则提出居敬穷理四字。居敬是涵养的功夫，属于内的方面；穷理是致知的功夫，属于外的方面。所谓居敬，所谓穷理，实际上都指理而言。这样看来，我们可以把晦庵全部的思想，叫做“理一元论”。现在分作三部来说明。

    （一）心即理说

    心和理这两个字，在晦庵的思想上，占着极端重要的地位。他说：

    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学的》）

    这一段话是说明“心”的体和用。心的体是虚明的，心的用是微妙的。可见晦庵是站在心的立场上去说明理。不过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呢，我们须得进一步地去研究。晦庵说：

    身在是，则其心在是，而无一息之离；其事在是，则其心在是，而无一念之杂。（《学的》）

    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于事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学的》）

    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学的》）

    在战国的时候，大约出了一部《道经》，可惜那部经早已亡佚了。只在《荀子·解蔽篇》里面留下两句，便是：“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于是“人心”“道心”之说，成为哲学家聚讼之林。晦庵也是爱讲“人心”“道心”的。他以为“人心”“道心”，只是一个心，并不是两个心，不过“生于形气之私者”为“人心”，“发于义理之公者”为“道心”。晦庵当然是看重“道心”的，所以他说：

    圣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圣罔念作狂。（《学的》）

    有人问晦庵，“人心”可以无否？晦庵给了一个否定的回答。他说：

    如何无得？但以道心为主，而人心每听道心区处方可。（《学的》）

    在晦庵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完全断绝那种“生于形气之私”的“人心”，事实上我们也没法能够断绝了“人心”。他的意思只是要我们能够做到“全是道心主宰”，“人心每听道心区处”的境地而已。所以他说：

    道心是义理上发出来底，人心是人身上发出来底。虽圣人不能无人心，如饥食渴饮之类；虽小人不能无道心，如恻隐之心是。（《学的》）

    人只有一个心，并没有两个心，其所以分化的缘故，是由于心有公私的不同。庵晦说：

    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语类》）

    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语类》）

    他所说的“道心”，是指“公”的心而言；他所说的“人心”，是指“私”的心而言。他对于公的心，又称为义理之心；私的心，又称为利心。他认为义理之心，为人心所固有；利心，则非人心所固有。他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语类》）又说：

    义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复之。富贵，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纵使得之，于身心无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义理求则得之，能不丧其所有，可以为圣为贤，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两端体察，若见得时，自须猛省急摆脱出来。（《语类》）

    在另一个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问答：

    问：“横渠说：‘客虑多而常心少，习俗之心胜而实心未完。’所谓客虑与习俗之心，有分别否？”曰：“也有分别。客虑，是泛泛思虑，习俗之心，便是从来习染偏胜底心，实心是义理底心。”（《语类》）

    所谓客虑，习俗之心，利心，都是指私的心而言。所谓实心，义理之心，都是指公的心而言。公的心晦庵称之为天理，私的心晦庵称之为人欲。关于天理和人欲，等到后面，再加讨论。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的道心人心说是与他的天理人欲说有密切关系的。他以为“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心虽只是一个心，却可以因天理人欲的消长而呈现为两个心。他说：“心只是一个心，非是以一个心治一个心，所谓存，所谓收，只是唤醒。”（《学的》）又说：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将不是底换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将好底换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长如何尔。（《语类》）

    晦庵所说的“只是一个心”，究竟是一个什么心呢？他称之为“本心”。他说：“常人之性，因物有迁，惟圣人为能不失其本心。”（《学的》）“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语类》）又说：

    人有不仁，心无不仁；心有不仁，心之本体无不仁。（《语类》）

    所谓“存”，所谓“收”，所谓“唤醒”，都是指“本心”而言，都是指“心之本体”而言。所以他说：

    学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月之方升，群邪自息。（《学的》）

    晦庵对于心，何以要看重“收”，看重“存”，看重“唤醒”呢？这是由于他看重“用”的缘故。他说：

    心若有用，则心有所主。只看如今才读书，则心便主于读书；才写字，则心便主于写字。若是悠悠荡荡，未有不入于邪僻者。（《学的》）

    天下虽大，而吾心之体无不该；事物虽多，而吾心之用无不贯。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学的》）

    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而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媸俯仰随物赋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无者也。（《学的》）

    又说：

    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来，如求放心是也。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如扩充四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阖一辟，道理森然。（《学的》）

    “心有所用，则心有所主”这一句话，关系非常重大。人之所以入于邪僻者，正由于悠悠荡荡心无所用而失其所主的缘故。举凡喜怒忧惧，妍媸俯仰，无一不是“心之用”。天下虽大，事物虽多，然而析之其所以能“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其所以能“尽其大而无余”者，则因心为一身之主宰而能“有所用”之故。心之用，在外的求所以收，在内的求所以推，一收一推，而后心之用显，而能有所主。晦庵说：

    心若不存，一身便无所主宰。（《语类》）

    心者，身之所主也。（《学的》）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学的》）

    又说：

    心，主宰之谓也。动静皆主宰，非是静时无所用，及其动时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则混然体统自在其中，心统摄性情，非侗与性情为一物而不分别也。（《语类》）

    心既是一身的主宰，所以有“心统性情”之论。“心统性情”，本是张横渠的主张，不过晦庵却给了一个详尽的解释。晦庵说：

    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发，情者，心之所动，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语类》）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才便是那情之会恁地者，情与才绝相近……要之，千头万绪，皆是从心上来。（《语类》）

    又说：

    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才者，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语类》）

    意、志、性、情、才这许多东西，各有各的作用，他们与心既不同，而彼此之间亦复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从心上发出来的。晦庵更进一步地说：

    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学的》）

    心主乎身。其所以为体者，性也；所以为用者，情也。是以贯乎动静而无不在焉。（《学的》）

    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学的》）

    静而无不该者，性之所以为中也，寂然不动者也。动而无不中者，情之发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静而常觉，动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学的》）

    性是“寂然不动”的，是心之“体”，是“天下之大本”，所谓“中”也。情，是“感而遂通”的，是心之“用”，是“天下之达道”，所谓“和”也。性和情，都是属于“天理的自然”。总之，心是性和情的主宰，有一种“静而常觉，动而常止”，“寂而感，感而寂”的作用，能够做到“贯乎动静而无不在”的地步，因为心是天理的主宰。晦庵把心看得这样重要，说得这样周密，遂建立了宋代观念论的根基。

    其次，我们要讨论晦庵对于理的看法。理，是散在万物的，晦庵说到理的时候，往往和事物并举。他说：

    下学者，事也；上达者，理也。理只在事中。（《学的》）

    上而无极太极，下至于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要逐一件与他理会过。（《学的》）

    为学之道无他，只是要理会得目前许多道理，世间事无大无小，皆有道理。（《语类》）

    凡事事物物，各有一个道理。（《学的》）

    有是物必有是理，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见。（《学的》）

    理在事中，无论事之大小，都有一个道理存在。大而至于宇宙的广大，小而至于昆虫的微细，都各有一个道理。我们为学的目的，就在于理会这许多事事物物的道理。不过物是一种易见而有迹的东西，理是一种难知而无形的东西。然而理虽难知而无形，却为我们人人所共由。晦庵说：

    道，犹路也。（《学的》）

    道者，事物当然之理，人之共由者也。（《学的》）

    又说：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则谓之道；以其各有条理而言，则谓之理。（《学的》）

    但是我们怎样才可以把这个道理理会得出来呢？他认为只有就事物当中去理会，因为物之所以为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的缘故。他说：

    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具于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生而不可乱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则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也。极其大，则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也；尽其小，则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刘子所谓天地之中，孔子所谓性与天道，子思所谓天命之性，孟子所谓仁义之心，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张子所谓万物之一原，邵子所谓道之形体者。（《学的》）

    理，是自不容已的当然之则。人之理与己之理无异，物之理与人之理相同。大而言之，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乎此理；小而言之，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弃此理。我们一方面要知道，“事事物物，各有一个道理”；另一方面更要知道，事事物物所各有的道理，实际上还只是一个道理。所以刘子、孔子、子思、孟子、程子、张子、邵子等一班人所说的话，表面上似乎各不相同，其实都是说的那种“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的理。所以他说：

    孔子说非礼勿视听言动，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笃敬……孟子又说求放心，存心养性；《大学》又教人格、致、诚、正；程先生又专发明一个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参错不齐，千头万绪，其实只一理。（《学的》）

    万理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都理会，四面辏合来，见得是一理。（《学的》）

    又说：

    这道理须是见得是如此了，验之于物又如此，验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见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学的》）

    万理只是一理，一理又可推之于万理，这是晦庵的彻头彻尾的“理一元论”的尽想。惟其他把“理”之一字，看得这样重要，所以他敢于照先验家的口吻，大胆地肯定“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了。他说：

    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语类》）

    理既是先天地而存在，所以动静阴阳，天地万物，都不能离开这个理字。晦庵以为：理，是人物同得于天的，物虽无情，亦有此理。譬如舟可行水，车可行陆，都由“得于天”的理。因此晦庵肯定地主张：宇宙间一切事物，只有“道理”是真实的，其余的万事万物，都是颠倒迷妄，须臾变灭的。他说：

    看得道理熟后，只除了这道理是真实法外，见世间万事颠倒迷妄，耽嗜恋著，无一不是戏剧，真不堪著眼也。（《语类》）

    又说：

    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穷理修身为究竟法耳。（《语类》）

    晦庵视万事如戏剧，只有理为究竟法的那种极端唯理论的主张，实际上是从他的极端观念论出发的，所以主张“心即理”。我们再看他对心和理的关系的说明。

    晦庵认心和理是同一的东西，不过是就两方面来观察而已。他说：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学的》）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在道则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学的》）

    又说：

    以理言之，则天地之理至实，而无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无一物之不实，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终，皆实理之所为也。以心言之，则圣人之心亦至实，而无一息之妄。故从生至死，无一事之不实，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终，皆实心之所为也。（《学的》）

    晦庵认心和理，都是真实无妄的。他称理为实有之理，称心为实然之心。实有之理是就道言，实然之心是就人言。理何以实有？因为“天地之理至实”；心何以实然？因为“圣人之心亦至实”。理是指的格物，心是指的致知；格物和致知，其实只是一事，所以晦庵认心和理是相即不离的。他说：

    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究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语类》）

    “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正是“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明，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的意思。不过我们要知道，如果要想尽得心，一定先要穷得理，但是要想穷得理，尤其是要能够先存得心。因为心不存，则理无著，理无著，当然不能做到尽心的地步。我们只要看这两段的记载，就可以明白：

    问：“心是知觉性是理，心与理如何得贯通为一？”曰：“不须去著贯通，本来贯通。”“如何本来贯通？”曰：“理无心则无著处。”（《语类》）

    问：“祭祀之理，还是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语类》）

    晦庵认清了“理无心则无著处”，“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所以他便畅然地说道：

    心熟后自然有见理处，熟则心精微，不见理只缘是心粗。（《语类》）

    又说：

    理只在一心，此心一定，则万理毕见。（《学的》）

    晦庵以为对心和理的说明，不仅表示个人思想的中心所在，而且是儒释两家思想的分野。他说：

    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不理会。（《学的》）

    又说：

    儒释之异，正为吾心与理为一，而彼以心与理为二耳。（《学的》）

    以上是晦庵对“心即理”的说明。

    （二）性即理说

    晦庵的性论，是从二程得来的。程伊川说：“性即理也。”程明道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晦庵在论性的时候，往往要说到气，往往拿气和理对比着来说明性。不过晦庵的性论，还是从“理一元论”出发，所以更看重“性即理也”一语。他说：

    伊川谓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后惟伊川说尽这一句，便是千万世说性之根基。（《学的》）

    晦庵认为“性即理也”一语，是千万世说性的根基，在这里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立场。他说：

    性即理也，当然之理，无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气质之禀，不能无浅深厚薄之别。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气质而言。（《语类》）

    性者，即天理也。万物禀而受之，无一理之不具。（《语类》）

    又说：

    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语类》）

    理有两种，一种叫做事理，一种叫做天理。在心而言，称之为性；在事而言，称之为理。“万理具于一心”，故谓性即是理，这是就事理来说。万物的禀受，实由于天，当万物禀而受之的时候，已经是“无一理之不具”了，所以认性即天理，这是就天理来说。于此，可知天理和事理，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孟子论性，是就“性之本”说；孔子论性，是“兼气质”说，然而都是离不了“性即理也”的立场。但是性是怎样来的呢？晦庵认为是禀受于天。他说：

    伊川云，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理一也。自天所赋予万物言之，谓之命；以人物所禀受于天言之，谓之性。（《学的》）

    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学的》）

    又说：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学的》）

    命，是就天所赋予的方面说；性，是就物所禀受的方面说。命和性虽是就两种不同的方面而言，然而其理则一。晦庵谓“命犹令也，性即理也”。性既然是指“人物所禀受于天”的，那么，性就是“人之所得于天之理”。关于天、命、性、理四者的关系，在《语类》上曾经有过一段明白透彻的解说。

    问：“天与命、性与理四者之别。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予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合而言之，则天即理也，命即理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曰：“然。”

    天、命、性、理四者，分开来说，各有各的含义；合并来说，所谓天、命、性，都不外乎一个理。因此他便认定“天即理”“命即理”“性即理”了。

    晦庵在论性的时候，常常提到一个气字，拿气和理作对比的说明。当然在这一点上，他受明道的影响不小。他说：

    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孟子只论性不论气，便不全备。论性不论气，这性说不尽；论气不论性，性之本领处，又不透澈。荀、扬、韩诸人，虽是论性，其实只说得气。荀子只见得不好人底性，便说做恶。扬子见半善半恶底人，便说善恶混。韩子见天下有许多般人，所以立为三品之说。就三子中，韩子说又较近，他以仁义礼智为性，以喜怒哀乐为情，只是中间过接处，少个气字。（《语类》）

    又说：

    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如论三品亦是。但以某观，人之性岂独三品，须有百千万品。退之所论，却少了一气字。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此皆前所未发。（《语类》）

    晦庵认孟子论性，“只见得大本处”，“只论性不论气”。荀、扬诸人，“虽是论性，其实只说得气”。韩退之论性，分性为三品，以仁义礼智为性，识见虽高，却少了一气字。只有程明道论性，最为明备，（晦庵说：“自古论性，至程子方始明备。”）因为他所说的“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一语，实发前人之所未发。但性和气何以有这么一重关系呢？晦庵说：

    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莫不管于是焉。（《学的》）

    阴阳只是一气，阴气流行即为阳，阳气凝聚即为阴，非直有二物相对也。（《学的》）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个气。自一身言之，我之气即祖先之气，亦只是一个气，所以才感必应。（《语类》）

    又说：

    人物性本同，只气禀异。如水无有不清，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语类》）

    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气，我的气就是祖先的气，因为同属此天地间之气。所有阴阳五行万物等等，无一不是这个气的作用。人物所以有分别，就由于禀受此气不同的缘故。譬如水，放在白碗里面便成白色，放在黑碗里面便成黑色，放在青碗里面便成青色，其实何尝不是一样的水。所以晦庵说：“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气。”（《语类》）又说：

    动物有血气，故能知。植物虽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见，若戕贼之，便枯悴不复悦怿，亦似有知者。尝观一般花树，朝日照耀之时，欣欣向荣，有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来。若枯枝老叶，便觉憔悴，盖气行已过也。（《语类》）

    动物的能知，因为是有血气。植物的欣欣向荣，充满生意，也是气的作用。假使气行过了，那便要呈现憔悴枯老的样子。譬如梨树，是一种极易枯死的植物，当它将死的时候，一定要猛结一年实，然后死去，这就是气将脱的表现。可见，一草一木，都是充满了天地间和平之气的。有人问，浩然之气和血气怎样不同？晦庵说：

    只是一气，义理附于其中，则为浩然之气；不由义理而发，则只为血气。（《学的》）

    晦庵在谈到气的时候，往往与理并提。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学的》）

    理是生物之本，“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所以称之为形而上之道。气是生物之具，“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所以称之为形而下之器。理既是生物之本，所以必禀受此理，然后有性；气既是生物之具，所以必禀受此气，然后有形。理和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两大条件，在《语类》上有一段讨论理和气的话，非常重要。

    某有疑问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谓同者，又有所谓异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异，然后可以论性矣。夫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则是其所谓同者。而二气五行缊交感，万变不齐，则是其所谓异者。同者其理也，异者其气也。必得是理，而后有以为人物之性，则其所谓同然者，固不得而异也。必得是气，而后有以为人物之形，则所谓异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于《大学·或问》，因谓‘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一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有所不能齐’者，盖以此也。然其气虽有不齐，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虽有所谓同，而得之以为性者，人则独异于物。故为知觉、为运动者，此气也；为仁义、为礼智者，此理也。知觉运动，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义礼智，则物固有之，而岂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气而遗其理，梏于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谓异者，此所以见辟于孟子。而先生于《集注》，则亦以为‘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物若不异；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非物之所能全也’。于此则言气同而理异者，所以见人之为贵，非物之所能并；于彼则言理同而气异者，所以见太极之无亏欠，而非有我之所得为也，以是观之，尚何疑哉！有以《集注》《或问》异同为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先生批云：“此一条论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讲及此者，亦已略为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条理也。”

    这一段讨论理气同异的关系，是何等的明白透彻。太极是指理而言，二气是指气而言。人物之生，俱本乎太极，这是就理说，所谓同也。二气交感，万变不齐，这是就气说，所谓异也。人物之性，禀受于理，这是同而非异，所以说，“万物一原，固无一物贵贱之殊”。人物之形，禀受于气，这是异而非同，所以说，“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晦庵说明理同气异，则谓：“人物之生，天赋之以此理，未尝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如一江水，你将杓去取，只得一杓，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故理亦随以异。”这是就“万物一原”说。晦庵说明气同理异，则谓：“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这是就“万物异体”说。所以他说：

    以理言之，则无不全；以气言之，则不能无偏。（《学的》）

    又说：

    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学的》）

    然则气和理是两个对立的东西吗？却又不然。他说：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学的》）

    又说：

    有是理必有是气，不可分说。都是理，都是气，哪个不是理，哪个不是气。（《语类》）

    原来理和气是不能分说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这一句话，把理和气的关系，说得是何等的明白了。理和气虽然不能分说，但是晦庵却认定理在气中。他说：

    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语类》）

    又说：

    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语类》）

    “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晦庵在这两段话里面，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理在气中。不过他以为理虽在气中，却仍以理为主。他说：“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语类》）又说：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有理而后有气，虽是一时都有，毕竟以理为主。（《语类》）

    理和气虽一时都有，却仍以理为主。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晦庵的思想，依旧是“理一元论”的立场。

    晦庵论性，也是根据理和气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来。他说：

    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而性却常在。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是气，性自是性，亦不相夹杂。至论其遍体于物，无处不在，则又不论气之精粗，莫不有是理。（《语类》）

    在这一段话里面，含着四层意思。第一，他告诉我们，天地之性是理，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第二，他认为：“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而性却常在。”这与他所说的“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相发明。第三，他说：“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是气，性自是性，亦不相夹杂。”这与他所说的“有是理必有是气，不可分说。都是理，都是气，哪个不是理，哪个不是气”的话，似乎是冲突，其实不然，因为他又说过：“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第四，他告诉我们，理虽在气中，却仍以理为主。说明了上述几点之外，他便作出这样的结论：

    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而一本者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者也。（《学的》）

    “太极本然之妙”，是指理而言，所以认为是天地之性；“二气交运而生”，是指气而言，所以认为是气质之性。“万殊而一本”，就是他所说的“于彼则言理同而气异者，所以见太极之无亏欠，而非有我之所得为”。“一本而万殊”，就是他所说的“于此则言气同而理异者，所以见人之为贵，非物之所能并”。但气质之性何以是“一本而万殊”呢？《语类》上这样写着：

    问：“气质有昏浊不同，则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谓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则尽见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遮蔽，有见有不见。昏浊者是气昏浊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则蔽塞有可通之理，至于禽兽，亦是此性，只被他形体所拘，生得蔽隔之甚，无可通处。至于虎狼之仁，豺獭之祭，蜂蚁之义，却只通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于猕猴形状类人，便最灵于他物，只不会说话耳。”（《语类》）

    天命之性无偏全，气质之性有昏浊，这是由于被形体所拘的缘故。既被形体所拘，则所得之气虽同，而理实各异。物之蔽隔甚者，无可通处；虎狼、豺獭、蜂蚁，只通一隙之光；猕猴虽灵于他物，然终不若人。这便是“气同而理异”的道理，所以晦庵对于气质之性，也看得非常重要。他说：

    才说性时，便有些气质在里。若无气质，则这性亦无安顿处。所以继之者只说得善，到成之者便是性。（《语类》）

    又说：

    孟子未尝说气质之性，程子论性，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气质之性耳。（《语类》）

    天地之性是理，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理虽在气中，然而依旧以理为主。我们把握了这一点去观察晦庵的思想，便无难处。

    （三）修养的方法

    李正叔批评晦庵的思想，有几句扼要的话，他说：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阈者，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学的》）

    主敬以立其本，是指涵养的功夫而言；穷理以致其知，是指致知的功夫而言；反躬以践其实，是指力行的功夫而言。这三句话，把晦庵的修养方法，包括无余。

    现在我们先研究晦庵的涵养的功夫。晦庵说：

    旧读程子之书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讲《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者，两言虽约，其实入德之门，无逾于此。（《学的》）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成为晦庵思想的骨干。所以晦庵的涵养功夫，特别看重一个敬字，他说：

    人之为学，千头万绪，岂可无本领？此程夫子所以有持敬之语。（《学的》）

    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学的》）

    自古圣贤，自尧舜以来，便说个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紧要处。（《学的》）

    又说：

    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是以程子发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为说焉。（《学的》）

    敬字在晦庵看来，是一种成始成终的功夫。学之始，要有敬字功夫，才能着手；学之终，更要有敬字功夫，才能完成。小学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以及六艺之教，是以敬字功夫为涵养本原；大学的开发聪明，进德修业，以及明德新民之功，是以敬字功夫为格物之道。所以晦庵认“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敬字功夫在圣门中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晦庵说：

    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本根也。（《学的》）

    敬何以是一心的主宰？他说：

    俨然端庄，执事恭恪时，此心如何？怠惰颓靡，涣然不收时，此心如何？试于此审之，则知内外未始相离，而所谓庄整齐肃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学的》）

    俨然端庄，执事恭恪，便是敬的表现；怠惰颓靡，涣然不收，便是不敬的表现。有诸内必形诸外，反之，形诸外必有诸内，内外本是相即不离的，所以说“庄整齐肃，正所以存其心”。有人问晦庵，敬如何用功？他答道：“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又问下手功夫，他说：“只是要收敛此心，莫要走作。”（《学的》）这两次的答话，都是从“一心的主宰”着眼的，无怪他说：

    人之心，惟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学的》）

    敬何以又是万事的本根呢？晦庵说：

    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如，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据依。（《学的》）

    又说：

    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学的》）

    致知的功夫，看重专一，只有敬，才能够专一。晦庵说：

    贤辈但知有营营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识虑皆昏。观书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晓者，亦看不见，皆由此心杂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辈语初学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诸心，而胸中方且丛杂错乱，未知所守，持此杂乱之心，以观书察理，故凡功夫皆一偏一角做去，何缘会见得全理。某以为诸公莫若且收敛身心，尽扫杂虑，令其光明洞达，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见理。不然，亦终岁而无成耳。（《语类》）

    “丛杂错乱”，当然是不专一，这是由于不敬的缘故，如何能做到“见得全理”的致知功夫？所以要说“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力行的功夫，看重切实，只有敬，才能够切实。晦庵说：

    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要之，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若不读这一件书，便阙了这一件道理，不理会这一事，便阙这一事道理。要他底须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为本，然后心定理明。（《语类》）

    “泛泛做”，当然是不切实，这也是由于不敬的缘故。如何能做到“心定理明”的力行功夫？所以要说“以敬为本，然后心定理明”。我们既已知道致知力行，都离不了一个敬字，那么，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是由敬而出，更可了然。所以晦庵认为，敬之一字是“万善根本”。不过“敬”的功夫，在无事时和有事时，各有不同。晦庵说：

    无事时，敬在里面；有事时，敬在事上。有事无事，吾之敬未尝间断也。（《学的》）

    又说：

    方其无事，而存诸中不懈者，敬也；及其应物，而酬酢不乱者，亦敬也。（《学的》）

    存诸中不懈者，指心而言，这是无事时的敬；应物酬酢不乱者，指理而言，这是有事时的敬。可见无论有事无事，敬的功夫总是不可间断的。上面已经说了许多关于敬的修养的话，不过“敬”之一字，究竟应该作怎样的解释呢？晦庵说：“敬者，主一无适之谓。”（《学的》）又说：

    自秦以来，无人识敬字，至程子方说得亲切。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故此合言之。（《学的》）

    有人问主一无适，晦庵答道：

    主一，只是心专一；无适，只是不走作。如读书时只读书，著衣时只著衣。理会一事，只理会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学的》）

    主一无适，就是“收敛此心”“存其心”“专一”“莫要走作”之意，这是晦庵对“敬”之一字所下的解释。但是晦庵有时又从外表方面去说明。他说：

    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威仪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学的》）

    程夫子教人持敬，不过以整衣冠，齐容貌为先。（《学的》）

    又说：

    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处。（《学的》）

    但是无论怎样注重外表，而内心的表现总是重要的，不过，外表之尊崇乃所以增加内心的力量。你看晦庵下面的话自知：

    或问：“所谓敬者，若何而用力？”朱子曰：程子于此，尝以主一无适言之矣，尝以整齐严肃言之矣。至其门人谢氏之说，则又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说，则又有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者焉。此数说足以见其用力之方矣。（《学的》）

    所谓“主一无适”，“常惺惺法”，“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哪一种不是反求诸内的功夫？我们不仅要业业兢兢，而且要不间断地业业兢兢，所以晦庵答复他人问敬，便这样说：

    一念不存，也是间断；一事有差，也是间断。（《语类》）

    然则我们只要死守着“主一无适”，就可算做到了圆满的地步吗？却又不然。晦庵说：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辨其是非，则不活。若熟后，敬便有义，义便有敬，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须敬义夹持，循环无端，则内外透澈。（《语类》）

    晦庵认为只守着主一之敬，是死敬，不是活敬。我们要能遇事济之以义，辨其是非，才算是活敬。所以他更提出一个义字来。他以为我们在静的时候，是要察其敬与不敬；但在动的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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