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与世界文化新生

    一

    孔子思想，在世界人类各项大思想中有其一份独特之地位与性格；此一层，我们当首先认取。

    世界人类各项大思想，其表现方式，不出两大型：一为宗教，一为哲学。

    孔子思想，乃针对世界全人类，无古无今，无地域之隔阂，无种族，无国界，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愚，无贵贱贫富，无种种职业阶级，无一切分别而设教。在此方面，孔子极似一大教主。孔子思想，应可成为世界一大宗教。

    但全世界每一宗教，必先有一超世绝俗之大前提，于人类之外有一上帝，于现实世界之外另有一归宿，如所谓“天堂”者是。佛教虽无上帝信仰，而亦同有其一套离世绝俗之归趋，即其所谓“涅槃”境界。故世界一切宗教信仰，必与现实人生相判别，相隔离，而后其种种教言，乃有所根据而安设。惟孔子思想，于现实人生外，不需先有一信仰。其种种教言，乃不需一离世绝俗之前提。故孔子思想乃不成一宗教，而孔子亦非一大教主。

    说到世界人类各项哲学思想，更是千差万别，然亦同归一致。他们虽不要人先立一信仰，但在他们各自间，则必同有一套思想方法；换言之，乃是他们一套各别的思想格律，要人接受。凡属哲学思想，必然有其层次，有其曲折，有其体统，有其组织，外于人生实际，而先自完成其一套。因于为此一套层次曲折体统组织所限，而各派哲学思想之内容，乃亦如宗教般，在其相互间极难有会通合一之可能。全世界古今各项哲学，其出发点各不同，其归宿点亦各不同。虽各自探求“真理”，而真理终不免为诸家哲学所分裂。除共同必有一番思想方法、思想格律外，论其思想内容，则无可资人以共守。

    孔子思想，不需人先立一信仰，此层极似哲学。但孔子思想，乃若无层次，无曲折，无体统，无组织，似乎并无一套特定之思想方式与思想规律，而使孔子思想终亦不成为一套哲学的思想。

    孔子思想，有其一番宗教精神，而终于为非宗教。有其一番哲学智慧，而终于为非哲学。吾侪必循此求之，庶可见孔子思想在人类其他思想中所具有的一份独特地位与性格。

    二

    孔子思想，扼要言之，乃在即事论事，即人论人。极具体，但可达于极玄远。极亲切，但可达于极超脱。极平实，但可达于极幽深。极分别，极零碎，但可达于极会通，极圆成。论其出发点，则人人尽知尽能。求其归宿处，亦人人易到易达。而其中间过程，则可以极广大，极多端。

    人类观念，本可有种种分歧，乃至于种种对立。但融入孔子思想中，则无不可以达于圆通而合一，无对立，乃至无分歧。

    在宗教上，必有一“天”“人”对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则“天人合一”，融为一体。既不尊天而抑人，亦不倚人而制天。

    在哲学上，每有一“心”“物”对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则“心物合一”，融为一体。既不尊心而蔑物，亦不崇物而贱心。

    在现实人生中，每见有“大群”与“小己”之对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则“群己合一”，又自融为一体。每一小己，莫不可为大群之中心；而每一大群，亦莫不成为小己之外围。非外围无以立中心，无中心亦无以见外围。群之与己，乃共见为一体，不见为对立。

    在现实人生中，又每有“自由”与“规律”之对立。但在孔子思想中，则“自由”与“规律”之二者又自合一，融为一体。即在相互自由中见规律，亦即在规律中涵有相互之自由。

    此只略举其大者。其他人类各项观念与各项思想之分歧与对立，就孔子思想言，乃无不可以交融合一，见其相成，泯其相反，而整个人生乃只见一大道。

    今试问：孔子思想何以能到达此境界？简言之，实只有“就人论人、就事论事”之两语。惟其如此，所以能极亲切，极平实，极简易，极单纯，不烦先立一项隔离人生之高远信仰，亦不需一番摆脱实际之曲折思辨。孔子思想，乃得成为一项普遍的常识，不需任何条件，不历任何阶段，而为尽人可知、可行，与夫可信而可守。

    孔子思想，乃是一种“人文本位”者，或说是“人文中心”者。孔子只就此本位、此中心来论人事，来求人文之实际。一切人文，则无不从天地大自然来，亦仍必在此天地大自然中。一切人文本身，则仍是一天地大自然。换言之，天地大自然，亦即在人文中见。故即人自可见天，即人生可以见自然。而孔子思想，则并不拘碍在此人文小圈子之内而违蔑了天地与自然。但亦不远离人文圈子之外，而单独向于天地大自然中任何一项目、一场所，个别追寻，个别深求；必待从此觅得一观点，一理论，然后再回头来向于人文实际作领导，施束缚。孔子思想，始终并不曾脱离人生，而先向远处绕大迂回，然后以此等迂回回头来安放在实际人文本位之上。此乃孔子思想之最大特出处。

    然孔子思想，亦并不曾要先破弃了在他以前人类社会所曾有的各项宗教观念与宗教信仰，来独自创建其一套人文理论。更不要先把人文事实放在一旁，来先创建他一套新的宗教信仰。孔子思想之最大贡献，不在其有所排拒，而在其多所会通。

    又如在实际人生中，有物质的人生，亦有心灵的人生。此事尽人反躬自知，明白易见。然在一切实际人生中，何时何处，则应以物质为重？何时何处，又应以心灵为先？孔子亦只就事论事，并不曾要先超脱了实际，凭空定下一原则，究竟当重心，抑重物？更不需要冥搜穷索，究竟此天地大自然，与夫人生大群，乃始于心，抑始于物？其终极本质，系属唯心，或唯物？或是心物对立，或是心物合一。如是种种，皆可成为哲学思辨上的大问题，而在孔子思想中，则不需重视。

    又如在实际人生之心灵活动上，粗略言之，有情感，有理智，有意志。此三者，究系三分，抑系合一？究是谁为主，而谁为从？究应孰在先，而孰在后？孔子就事论事，亦不在此等问题上先作思辨，先下结论，先绕了大圈，然后再来向实际人生作一硬性的，而又是悬空的，不切各种情实的指导或规律。

    孔子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则只在每一人之实际人生即其日常人生而来作示范举例。既不就某一人来抹杀另一人，亦不就某一事来抹杀另一事。其思想范围，与其思想项目，似乎极零碎，极多端，但其间有一共通大原则，即每一人之人生，则必在天地大自然中，又必在人类大群集体中，而获得其各自个别之人生。而极其所至，则每一个别人生，乃亦各得为其大群集体人生乃至为天地大自然一中心、一基点。

    盖孔子思想，虽只是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极平常，极切实，但就每一人，而可推而通之于任何人；就每一事，而可推而通之于任何事。故虽极平常切实，又极高远圆通。既可从任何一人一事推而通之于大群，亦可推而通之于宇宙；又可从任何时任何境而通之于一切时与一切境。故曰：每一人与每一事，各别可以立为人群与宇宙一中心、一基点。

    三

    试粗举《论语》中几项浅显之例以为证。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可见孔子论大群人生，论政事，则主先“富”后“教”。论个别人生，则“衣食”虽若先要而转居次，“志道”之心虽属后起而当为主。此即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有其通则，然更不烦凭空立论，必求衣食与道，即物与心之孰重而孰轻。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此又见每一人居家事父母，与其居国从政事有不同。孝父母，决不能脱离物质生活之奉养；然曰“敬”，曰“色难”，则是一种心的表现。虽不抹杀物质人生，而仍以每一人之心之所表现者为尤要。

    孔子思想重言孝。无男女，无老幼，每一人之对其父母，则必当有一番温暖亲切之情；此乃就于人心之大同，而此心则起于自然，非由任何人凭空建立一番理论而强人人以如此。然能推此心则为仁为爱。能推此仁爱，则又必有义、礼、智种种诸德从之而生。人心之种种活动，皆当以孝为本。故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思想，乃建本于每一人心之自然，而又使其相互间可以达于大通合一之境者。故奉以为人道之大本也。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孔子志欲行道于天下，自亦必以政治为重。然政治非人人所得为，又非时时所得为。不如在家孝弟，则是人人得为，又时时得为者。每一人之在家庭中，亦有种种事。干此种种事，亦可谓即是在家庭中为政。为子女者，本此孝友心，在家庭中干种种事，其事亦即一家之政，其人亦即不啻是一家之主。家庭固以父母为主，然就子女之孝心孝行言，此子女之孝心，亦即不啻各自为其家庭中一主，一中心。推而极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此心之一贯而畅遂。人人具此一片孝心，一片仁爱心，亦即是其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种种大事所从出。而此一片孝心，一片仁爱心，则居中而为之主也。

    天地大自然生此人类，在天地大自然中是否有一上帝？若有此上帝，此上帝又何为而生此人类？在孔子思想中，此等皆可不加深论。惟既有此人类，则就人论人，必求在此人类大群中，各各有家可齐，有国可治，而求此人类群居之天下亦各得其平。孔子则只望人人能参预此工作，人人能负担此责任。就事论事，则在人与人间从其各自具有之一番温暖亲切之仁孝心情做起。而孔子又专就人之自幼俱有之一片孝心作指示与教导，以求人类之共登此大道。有子在孔子弟子中，孔子没后为群所推奉之一人，其“孝弟为仁之本”之遗言，骤视若浅显易知，推而求之，实有其深义之存在。

    孔子思想，务使每一人能具有人生崇高之意义与价值，务使每一人在每一时每一境中对每一件事，能各自对于其群体广大人生有其一分之贡献；而又求此项贡献之可以不朽而常在；而在其相互间，又求其可以和协而一致。必如是，乃可使人类文化日进无疆，以达于圆满成就之理想。而孔子所指导于人者，则只就每一人之日常人生中，就其易知易行，可守可信者而加之以指导。

    兹再举曾子所言一条以为证。曾子、有子，皆在孔子身后为群弟子所推尊；而此两人之言，即上引有子一条，与此引曾子一条，乃同列于《论语》之首篇，与孔子之言交错并列。此乃七十子后人，编纂《论语》，自具深意，非偶而然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此处曾子所提出人心之“忠信”，亦如前引有子所提出人心之“孝弟”。此皆人人所具有，与生以俱来，不学而自能。而且孝弟、忠信，其实只是一心，非有孝、弟、忠、信之许多各别心。人之幼年，在家庭中对父母兄长知孝弟，及其稍长出门，在社会自知对人对朋友有忠信。人类孝弟、忠信之心，其对大群人生贡献何在，此可不烦深论。但若人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则人类大群文化，断无理想之前途，此层已尽人可知。而且孝与不孝，弟与不弟，忠与不忠，信与不信，此项辨别，亦可不烦他人指点，人人可以反省而自知。孔子思想，即在此等日常生活，人人可知可行处，亲切平易，指示出了人生之大道。

    所谓孝弟、忠信，不专存于一心，亦必从而表现出种种事。其事不专限在每一人心之内部，而必牵连到其对人、对外之种种。而此种种，则在每一时每一境中，又可有各不同之相异。此种种各不同之相异，虽同出于一心，而千差万别，千头万绪，乃不能用一语道尽；而必待于各人自凭此心以善尽其所表达，以各求其至善至美之所在。于是在人人所可知可行可信可守中，乃有不断之学问与斟酌，选择与抉别。故孔子思想，在其发端处，虽若人人可知可行，可信可守，极平实，极亲切，极简易，极单纯；而在其各自前进之过程中，及至其各自所欲到达之终极点，则需要学问上极广大、极精微、极高明之无穷追寻与研究，而有待人人各自之努力。

    在《论语》第一篇之首章，孔子即教人以“学而时习”。曾子之三省吾身，其第三项亦曰“传不习乎”。孔子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故在孔子思想中，乃蕴藏有一项极广大、极精微、极高明之学问境界。此一境界，论其最后所到达，孔子乃从不举以教人，抑且孔子亦从不以其一己之所学而自满自足。在孔子，只教人以“学而时习”，其所自许，则曰：“吾学不厌而教不倦。”又曰：“下学而上达。”其所学，则只在每一人之日常生活中之平易亲切、可知可行处，故谓之曰“下学”。能下学，则自能“上达”。而其上达所到之境界，则孔子从不轻易凭其想像或曲折立论，而故为高深以示教。子贡在孔子弟子中，乃最敏锐、最能感受之一人。子贡有言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所谓“文章”，乃具体之事而散见乎外者。此皆可以下学，可以与人俱知。而“性与天道”，则待每一人之上达而自得；高下深浅，可以各自不同。故孔子平日不轻以此教导指点人。遂使孔子思想，乃与世界人类中其他所表现之各大宗教、各大哲学、各大思想，俱有其不相似。颜渊在孔子弟子中为孔子所最称道，许其最能得孔子之传者。然颜渊有喟然之叹，其叹曰：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孔子只称颜子一人为“好学”，然亦惟颜渊一人，乃知孔子之教有其终于高不可及之一境。

    孔子亦尝自叹：

    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此乃孔子由于不断“上达”，而终极于人文境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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