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儒学趋势

    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骨干，此义人人知之。盖儒学本由中国文化而孕茁，自有儒学而中国文化亦遂发扬光昌而滋大。儒学原本孔子。然孔子曰：“我好古敏以求之。”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称之曰：“孔子之谓集大成。”故虽谓儒学为中国古文化之结晶可也。孔子殁，非儒反孔者四起，百家竞呜，皆欲与孔子为代兴，杨、墨、庄、老其著也。当是时，儒学之为世诟病，亦既甚矣。有孟子者出，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又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能言距杨 墨者，皆圣人之徒也。”继孟子而起者有荀子，荀子之排击诸子，较孟子益厉。其书有《正论篇》《非十二子篇》，其排击诸子，虽子思、孟子不免。又曰“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虽七十子之徒有不免。然独尊仲尼无间言。孟 荀皆一世之魁儒，其尊孔子如此。而后百家之气焰以衰，儒术之尊严以定。故儒学之推行，亦非孔子一人之力所能主。在其当身，必有七十子者扶翼之。及其后世，又必有如孟 荀者呵护之。故可谓儒学推行，乃中国文化自有之演进，乃中国人群之共业也。

    战国纷争之大局既歇，而秦 汉一统之盛运方启。于斯时也，政治定于一尊，学术思想亦有调和融会以出于一之需。《吕览》《淮南》皆出其时，而莫能竟其功。求有以调和融会百家之异说，折衷而归之一是者，非推本于儒术，则莫克尽其任。于是秦皇、汉武之间，乃有儒术之新生。《易传》《戴记》所载，莫非是时之产物。上自荀卿，下迄董子，当时儒学之所以包罗吸纳诸家之异说以自广大而得达学术一尊之地位者，盖不自于汉武之创置《五经》博士，而在野之著述固已俨然有以踞其尊严而无愧矣。要言之，如《易系》《中庸》多采道家，《礼运》《孝经》兼取墨义，《春秋公羊》三统之说本诸阴阳家言，而又旁及刑名法术以为褒贬。百家精旨，苟可调和融会于儒术者，秦 汉诸儒无不兼取而并蓄之。故非孟 荀之驳辨，无以见儒学之尊。非秦 汉之和会，亦无以见儒术之大。秦 汉诸儒之与孟 荀，犹车两轮，犹鸟两翼，左之右之，而孔子之道乃得大行于后世。若谓后世有新儒学，则秦皇、汉武间之诸儒首当其选矣。

    汉代一统之绪将斩未斩，而郑玄之括囊大典，遂为两京儒学殿军。魏 晋以下，诋儒讥孔者，纷纷籍籍，又不知其几何家。时则老聃之与瞿昙，遂与孔子割席分尊，若鼎足之三峙。论其风力之广被，沾染之深入，视战国百家犹多过之。虽逮隋 唐盛世，而学术分野，终未合并。则儒术之衰，抑又甚矣。韩愈愤然以孟子之拒杨 墨自负，而力有所弗胜。其友人李翱，则以和会说《中庸》。下及宋世，儒术终起，然阳法韩愈之排击，而阴师李翱之和会。盖宋 明七百年之儒学，亦犹如秦皇、汉武间诸儒，要以调和融会于道、释之间。苟其为说之可以兼取并蓄无害于我者，则无不取而蓄之。故濂溪《太极图》传自方外，程氏之门无不流入于禅。后人又谓：“朱晦庵是一个道士，陆子静是一个和尚。”其语虽酷，亦非无由。迄于阳明良知之传，渐失其真；而和会融通之风，益泛滥横决而无可收拾。于是晚明诸儒起，始谋所以修藩篱而坚壁垒。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诸人排诋所及，程 朱有勿免，陆 王更无论。彼其正言厉色，亦犹夫孟 荀之遗意也。故苟无程 朱、陆 王之和会融通于前，将无以见儒术之大。苟无晚明诸老之剖析驳辨于后，亦无以见儒学之尊。非尊无以立，非大无以行。自有孟 荀之驳辨而来秦 汉之和会，自有朱 王之和会而来晚明之驳辨。一往一复之际，顺逆有殊；而儒学之所以立，孔子之道之所由以大行，则胥此二者之左之右之，如车之轮，如鸟之翼，不可一缺也。

    窃尝论之，学术之有和会与驳辨，亦各因其时而然也。当战国衰世，儒学初兴，我势未立，我道未尊，则孟 荀之驳辨尚矣。析之有以极其细，剖之有以尽其精，凡其说之苟有异于我者，无不昌辨而力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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