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从《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到人生观之论战

    ————寻绎张君劢思想的立场背景与视野

    绪论

    张君劢与奥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合著的《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Das Lebensproblem in China und Europa）[1]是一本小书，也是一本老书，出版年份恰恰于今已届一百年。但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就它作为一百年前出版的书，还值得人们去读吗？还需花气力去翻译它吗？

    的确！如果就它作为一个单纯的时代言论，显然已不切合今天的口味了！即使像它标题所显示，一百年前的“人生问题”也已不再是今天的人生问题，不知它还能为今天的生活提供多少“人生智慧”？由此就更不用说，当时张君劢陷入与“科学”的辛苦缠斗，换到面对今天的科学发达，主张科学的掌纛大将、先锋显然更能振振有词了！今天的人生问题不是一百年前的奥伊肯、张君劢的“人生观”论述所能大发其厥论了。因此绝对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将此书束诸高阁、锁进金匮当古董了。最多，它也只有史料价值了吧！

    但显然，事情却不是这样。学问的价值除了厘清历史的真相之外，它更具意义的是在于对新的可能性的启发。由此以观，奥伊肯与张君劢合著的这本书，倘若我们能够从奥伊肯一方的哲学史或德国精神史，抑或从张君劢在中国近代哲学史或思想史来作观察，那么这一本作为奥伊肯的极晚期以及张君劢最早期的一部著作，在他们各自的思想“发展史”（Entwicklungsgeschichte）之接点上，显然会具有其相当的意义。

    尤其是一直为研究近代思想史的学者所关心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由于“肇事者”是张君劢，亦即正由于张君劢的一次关于“人生观”的演讲，促使丁文江起而挑战辩论，将人生观的议题揶揄为“玄学鬼”的附身，必欲打赶驱除而后快，而后才可以让科学在中国立定脚跟。而亦因由这样一种对于科学之主张的激情，拢聚了一群当时关心科学在中国发展前途的智识之士应和，意图共同拨乱反正地来廓清对于“人生观”的错误的人生引导。虽然附和张君劢亦多有人，但若要追根溯源地弄清楚问题的起源与议题的焦点，那么张君劢从伴随梁启超游欧、观察巴黎和会，会见欧洲当时重要学者、居留耶拿（Jena）从学奥伊肯并合著《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一书，乃至陪随杜里舒（Hans Driesch）来华讲学并做翻译，之后显然是总结一系列工作的思想形成，然后发为1923年在清华大学对将赴美留学学生的一场“人生观”演讲，并引起这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爆发。因此我个人愿意指出，即将纪念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百年，张君劢这本《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显然会有其关键性的地位。

    因此，我们是出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一著作，同时也诚心地来考虑此书撰作的历史发生因缘以及影响史，希望借由此书的翻译，为中文的阅读大众提供一个可能性，让对张君劢的思想发展、科玄论战，乃至当代新儒家形成的关键意义和可能展望，以及其中思想论述的问题性格（Problematik）有兴趣者，得借此书稍作一窥思想或历史的文献材料。至若有人能借此书作一种新思考并转出为一种新思想，则是译者亟所愿望的。下文就针对此书的著作因缘、内容与要求，以及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关联略作叙述，以此作为读者阅读此书的一些背景知识。

    一、《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著作的因缘

    《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这本书是奥伊肯与张君劢合作撰写的著作。在奥伊肯的“序”中，明白地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对于这本于此祈求被友善接受的著作，是一本独特的著作，它将自己展示为一部“写给中国人的生命学说”（Lebenslehre für Chinesen）。其意图既不是要勾画一套特殊的伦理学体系，也不是要提交一篇汉学论文，它源自几位极受尊崇的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对我的激励。对这几位人物来说重要的是，将他们现在感受到的强大内在生命动力与德国哲学的观念论和我的奋进主义（Aktivismus）紧密关联。[2]

    他还写道：

    我曾收到前往中国的诚挚邀请，以对中国的思想世界作出影响；然而由于诸种原因我无法成行，因此产生撰写一部必须尽最大努力来促进中国与德国精神联结的著作计划。[3]

    在上述引文中，奥伊肯明确点出，这书是一本“给中国人的生命学说”（Lebenslehre für Chinesen），亦即它设定的读者主要是中国人，而不是德国人。事实上，这本书“它源自几位极受尊崇的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对我的激励”，而几位极受尊崇的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实即是当时（1919年）组团到法国，以民间人士身份“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的梁启超、张君劢等一行人。亦即说，它原始的著作动机，却原来是出自一次拜访机缘，亦即在梁启超一行人邀请奥伊肯来华讲学不克当下，转而请他为中国写作一书，用为提撕清末民初沉沦已极的中国人之精神处境和人生态度。

    对此，成为奥伊肯合著作者的张君劢，他自己对此事件的记载则有如下述：

    我初窥哲学门径，从奥伊肯、博格森入手。梁任公先生游欧，途经耶纳，与倭氏匆匆一晤，引起我研究倭氏哲学之兴趣。[4]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详细地记录了这个事件，如下：

    ……一九一八年同梁任公去欧洲观察欧洲和会。任公以非正式的资格去考察欧战情形，希望为中国争回多少权利。在巴黎住了一年，常对吾国的五个全权代表，以私人资格，贡献了多少意见，有时也同法国当局有所往来。等到青岛问题解决，梁任公离巴黎到各国游历。我们从德国南方名都敏兴（案：即今日通称的慕尼黑）到柏林道上，他忽然想起当时在远东有名的欧洲哲学家二人，一为法之博格森，二为德之奥伊肯。他说何妨去访奥伊肯一下。第一次同倭氏见面，这位哲学家诚恳的态度，大大使我发生研究他的哲学兴趣。倭氏替任公作了一篇文章，名曰“新唯心主义与旧唯心主义之异同”。一见之下，慨然对于万里陌生之人，允许这种工作，其殷勤之意，尤为难得。一九二〇年任公返国，我遂移居耶纳，从倭攻哲学，并读哲学史与其他有关哲学之书。[5]

    奥伊肯作为一位哲学家，在今天似乎有伊人何方神圣之疑，但就他获颁诺贝尔文学奖（1908年）来论，当然也是领一时风骚的人物。这也无怪梁启超会想到“在远东有名的欧洲哲学家二人”而兴起一会的念头。奥伊肯与柏格森（1927年获颁）都是哲学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虽然从今天看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哲学史上被树立为大宗师而且影响深远的众多人物之中，他们也许不是学院中开宗立派而名留青史的正统导师，但因为他们对生命的积极关怀，故而在“生命引导”（Lebensführung）上也领了一时风骚。柏格森在生命哲学的存在样态与认知把握上显然有较多学院派的哲学批判色彩，因此对尔后的法国学院哲学具有更多启迪、催化的延续性影响，也更具学院派的地位。相对于柏格森的法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哲学，继十七、十八世纪德国观念论后，又是一波波天才大师辈出的时代，因此，奥伊肯虽然在学院派上未奠立下影响深远的“理论哲学”与学派，但在当时作为“生命引导”的“人生观”或“人生观学”的论说（“Lebensanschauung” oder “Lebensanschauungslehre”）之精神生活宣讲或证道，确实也是有其深刻的影响。即以当时一个命名为“奥伊肯学圈”（Euckenkreis）或称“奥伊肯联盟”（Euckenbund）的团体组织以及他们出版的书册，就可略窥其一斑了。[6]事实上在这个以“人生观”作为进路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努力中，潜在地展开着一个强调“精神”（Geist）的“精神生命”［Geistesleben（亦可译为“精神生活”）］、“精神学方法”（noologische Methode）之哲学探讨。

    就作为一位哲学教授而言，奥伊肯的专业是哲学史，而就作为一位哲学家或至少是哲学作家来说，他的“奋斗”（Kampf）概念正是要努力挣脱当时宰控生命论述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us）与理性主义（Intellektualismus），也就是分裂生命整体的思辨体系，重回到一个整体人格的生命理解或生命系统（Syntagma）的关键词。但怎么回去呢？于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奥伊肯哲学论述的整体性勾勒。事实上由于奥伊肯著作等身，要简约地深入且精准把握其思想系统之结构，显然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此外，又鉴于奥伊肯的思想学说在今天已成古董仓库的积尘对象，实也难再引人兴趣去加以关注或作解说。不过对于国人来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总还是一件形塑近、当代中国人心灵及知识活动的一个插曲，因此，即使不是作为正面的生命引导，但至少在了解所以会走上今日中国生命样貌，以及在时代文明之参与中所以促进发酵、酝酿的可能作用上，也许也会有所启发吧？因此下文就尝试简要地针对几个关键概念来勾勒一下他的思想大概，以期能够为中国近代出入于各种文化论战的变貌多提供一个观看视角。

    事实上，早在1920年张君劢就曾以简要而精准的短文勾勒过奥伊肯的思想学说。[7]此外步兹（Booth）关于奥伊肯哲学的评论专书也在1925年被译成中文出版。[8]甚至更早还有钱智修的撰著以及其他人的介绍文章。[9]因此在中文文献中并不是一片空白。但相对于他数量庞大的著作，自然我们也必须谦卑自承，对于奥伊肯的真切、深入了解，我们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无论如何，为了解张君劢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所底据的思想因素，奥伊肯的人生观论仍还是一个门槛，对此首先我想要从他的“精神生活”（Geistesleben）概念出发来进行考察。由于奥伊肯相对于更通行、更具有学院语言性格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概念，特别另提出并着力标榜“人生观”（Lebensanschauung）这个词，因此对他来说，“人生观”这个概念似乎应该更具有核心的地位。[10]但由于牵涉“人生”这样普泛且属个人实践的“生命引导”（Lebensführung）或“智慧之寻求”，那么它是否就会是一种智慧老人善于应世的“生命（生活）智慧”（Lebensweisheit）或“小聪明”之见呢？若不是的话，那么于奥伊肯来说，什么是“人生观”呢？它如何有别于“生命（生活）智慧”呢？又它如何会是一种哲学的严肃思考，以及为一种严肃的理论思辨和哲学论证呢？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重新检视一下奥伊肯关于他使用“人生观”一词的理解与界定，以及其学说的构建。

    “人生观”一词对于奥伊肯来说似乎就是一个日常用词，我们在他大部分著作的术语索引中找不到这个词条的设立，甚至在他最通行的名著《大思想家的人生观》（Die Lebensanschauung der grossen Denker）[11]中的术语索引也找不到这个词，唯一可见的解说是在其（《一种新人生观的基本纲要》Grundlinien einer neuen Lebensanschauung）[12]一书作为《前识》（Vorbemerkung）而提出的。在这个简短的《前识》中，他列举出三种类型的人生观认知：第一，作为人类生活整体图像的人生观；第二，借由思维力量以宰控更大范围、快意驾驭工作的人生观，以及第三，一种仍不是终极真理，但一再企图要重新表明其权利的人生观。[13]

    就上述奥伊肯的举例来看，它们显然是一种类型分类，而不是对人生观作一个实质的概念规定。事实上具有实质概念规定的用词，于奥伊肯的著作中我们还是应该从他通过构词而给予“生活/生命”（Leben）作为添缀的新词来进行理解。其中诸如Lebenskern（生命核心）、Lebensgebiete（生命领域）、Lebensjahung（生命肯定）、Lebensverneinung（人生否定）、Lebenssysteme（生命系统）、Lebenseinheiten（生命整体）、Lebensgehalt（生命内涵）、Lebensströme（生命流）、Lebenstatsache（生命事实）、Lebenstrieb（生命冲动）、Lebensenergien（生命能量）、Lebenswerk（生命作品）、Lebenssynthesen（生命整合）、Lebenstypen（生命类型）等等[14]，真是不一而足。不过对于这些生命或人生内涵的实质项的存在地位的赋予，或说是奥伊肯一生滔滔不绝强调讲论人生观、人生的哲学反思乃至证词，事实上都是想要引领人们挣脱自然主义、心理主义以及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物化风潮，用以在“精神”（Geist）一词的引导下，让生命或人生重新寻回一种属于主体，亦即为人格存有（Personalsein）的尊严。

    对于这一要求，奥伊肯在希腊哲学的思维中选取了νους（精神）一词作为其论述之“接点”（Ansatz）的关键词。在奥伊肯的著作中，不管是使用德文词汇的Geist，抑或保留原希腊文字根拼写的Noologie（精神学）、noologische Methode（精神学方法）[15]，在在都显示奥伊肯所使用语词的希腊人文主义（Greek Humanism）[16]传统，以及在此传统中所隐含的视野与“深刻性”（Profundität）之洞见。因为这种精神生活的要求正是一种让人回到人之存在的“人的尊严”这种人格主义和哲学洞见。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张君劢所未说破，以及他之所以一见奥伊肯便为之倾倒，而立意留在耶拿跟着奥伊肯做为“入室弟子”[17]从学之故。也因此之故而有两人合著《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这本书的因缘。另外，从张君劢撰写发表《奥伊肯精神生活大概》一文所显示，他应该是深入掌握了奥伊肯学说的要义，然由于文章计划未将全文完成，以及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是出以被动响应之故，错失再次详细阐明奥伊肯思想以及其中可辨明的论述环节，因此就让这场论战无法有聚焦细论的可能，而让当时政治正确的科学主义占了上风，并落得了一个“玄学鬼”名号。但无论如何，我们在今天若要重新审视这场论战，那么有关奥伊肯“人生观”的确切论旨之理解与把握将会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否则就会是一场打稻草人的迷思。以下我们就根据《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一书谈谈它的内容和论旨。

    二、著作的内容与企求

    如前所述，奥伊肯与张君劢合著的这本书，它原本写作的立意是应梁启超之请，特别要献给中国人的。有关此书文本的构成，依我个人的理解，它可以分作两个部分，其前半部分分别呈现西方与中国的生命/生活形态以作为后半部分的背景知识，而后半部分则是以综摄讨论来展示中国可能接手于西方之思想文明的方向与态度，并循此考虑作出结论和建议。不过，在写作上有关其章节的分工，奥伊肯在“序”中作有简单的交代，亦即分为七篇[18]，其中第一篇《欧洲样式的解说》是奥伊肯所作，第二篇《伦理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则是由张君劢分任的文字。至于第三至第七这五篇基本上是奥伊肯所撰作。

    在第三篇中，书中在遣词用字的修辞层面上显示有偏于母语运用之表述的精道，但却又加入了许多非汉学家奥伊肯可能不会熟知的中国经籍引文，因此我个人偏向认为，其中应该是有取资于张君劢与他一起相与讨论的结果。至于其他各篇章的论述以及立论态度，则显然大有奥伊肯应允梁启超“撰写一本必须尽最大努力来促进中国与德国精神联结的著作计划”之立意来作发挥的论著，故而这一部分虽然文简意赅，但确实展现了奥伊肯本人的思想精髓以及祝愿中国人走向现代精神生活之新局面的婆心。

    由于此书写于一百年前，许多时代背景与要求，于今日看来或许已不再是那么切中肯綮，那么亲切了。不过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谆谆告言，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文献价值之外，并且也因由于奥伊肯作为一位哲学家的精神深度与洞见，即使他的声名在耸动一时之后归于沉寂，但在思潮浮沉兴替之中，他的思想论述————依我个人所见————应仍有其启发性可供我们作切磋，唯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如何善读之。

    于此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此书的内容及主要论旨。就此书七篇的内容与论旨来说，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作者立论的态度：我们先来考察奥伊肯方面的部分。明白地说，奥伊肯自己在书末“后记”部分已为此书作了提要，说明其主要论点。亦即第一，提供中国人一个欧洲的生命学说样貌，并点出欧洲当今的困境，而且还埋有伏笔，期待中国可能提供的贡献。第二，反思中国伦理传统及生命样貌，并点出中国可以且应该学习西方之处。第三，奥伊肯借此认知背景再进而深入分析阐述儒、道两派的思想，以及其内涵的简单性与纯真性作为中国生命哲学之根基的理由。第四，在肯定中国生命样貌内涵的简单性与纯真性之下，奥伊肯不忘中国在当代陷入困境的关键问题，对此他提醒中国人要在其中稳当的态度中正面面对世界的变迁，特别是因科技发展所展现的世界变迁，但同时也警告中国人也要认清西方因科技而陷入的困境，不要再去重蹈覆辙。第五，奥伊肯勾画出一个当代人应该是的样貌，亦即人在从个体、共同生活的社会到文化的发展中，最后还得有一个“精神生活”（Geistesleben）的认取或解悟这种必须诉诸主体性的观念理想，供人在其行动世界（Tatwelt）中进行自我意义实现的奋斗（Kampf），亦即奥伊肯人生观哲学的奋进主义（Aktivismus）之人的形象刻画。而这也正是奥伊肯从他的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稳当、理性发展之思想文化中所透见的精神生活的简单性与纯真性内涵。第六，最后，奥伊肯同张君劢都确信，中国人的生命学说就如同康德伦理哲学所蕴涵的简单性与纯真性那样，中国思想与德意志哲学是可以相互帮助并促成的。[19]

    在奥伊肯上述的提要勾勒之中，特别是第六点中所得的结论，让他在《中国人生活的展望与任务》这最后一部分中————事实上也是回应梁启超的请求————为中国人未来的生活样貌及生命理想提出了他的建议。他的建议概要如下：

    1．欧洲文化有其纠葛，中国不应全盘学习。

    2．虽然如此，西方文明仍有可贡献给中国的部分。

    3．中国应该强力振作，进行革新。摆脱父权、阶级传统，由单纯的社会进至真正的社群。

    4．改变人的生活与宇宙世界的关系，展现对现实世界之恶劣的奋战斗争，以及促进一种直面生命的形而上学、精神的扭转。亦即坚持一种对于精神生活的奋进主义。

    5．对于上述的理想坚持，于柏拉图、斯多葛、康德以及儒家的哲学教训中去体认：道德价值之问题“它缺少的不是在人身上的善，而是靠近及于善的人”[20]。

    6．因此中国需要积极发展教育，一方面赶快推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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