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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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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与辩
照我们的看法，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哲学有靠人之思与辩。
思与感相对。在西洋很早的时候，希腊哲学家已看清楚思与感之分别，在中国哲学家中，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他把心与耳目之官相对待。心能思，而耳目则不能思，耳目只能感。孟子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说及心，只注重其能思，他说及思，亦只注意于其道德的意义。照我们的看法，思是心之一重要的活动，但心不止能思，心亦能感。不过思与感之对比，就知识方面说，是极重要的。我们的知识之官能可分为两种，即能思者，与能感者。能思者是我们的理智，能感者所谓耳目之官，即其一种。
普通说到思字，总容易联想到所谓胡思乱想之思。我们常有幻想，或所谓昼梦，在其中我们似见有许多事物，连续出现，如在心中演电影然。普通亦以之为思，然非此所谓思。幻想或昼梦，可名为想，不可名为思。思与普通所谓想象亦不同。我们于不见一方的物之时，我们可想象一方的物。但“方”则不可想象，不可感，只可思。反过来说，一方的物，只可为我们所感，所想象，而不可为我们所思。譬如我们见一方的物，我们说：“这是方的。”“这”是这个物，是可感的，是可想象的，但“方”则只可思，而不可感，亦不可想象。在我们普通的言语中，我们亦常说：某某事不可想象，例如我们说：战争所予人之苦痛是不可想象的。这不过是说：战争所予人之苦痛，是我们所从未曾经验过者；凡想象皆根据过去经验，我们对于战争之苦痛，既无经验，所以它对于我们，亦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所从未经验过者，并不一定是不可经验的。而“方”则是不可经验的。可经验者是这个或那个方的物，而不是“方”。
思之活动，为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例如我们见一方的物，我们说：“这是方的。”此一命题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普通逻辑中所说对于命题之内涵的解释。照这一种解释，我们说“这是方的”，即是说“这”有“方”之性；或是说“这”是依照“方”之理者。我们刚才所说之“方”即是指“方”之理说。关于“方”之理或其他理，我们以后详说。现只说我们说“这是方的”之时，我们的意思，若是说“这”有方之性，则我们所以能得此命题者，即因我们的思之官能，将“这”加以分析，而见其有许多性，并于其许多性中，特提出其“方”之性，于是我们乃得到“这是方的”之命题，于是我们乃能说“这是方的”。此即所谓作理智的分析。何以谓为理智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只于思中行之。思是理智的，所以说这种分析，是理智的分析。
“这是方的”之命题之另一种解释，是普通逻辑中所谓对于命题之外延的解释。照这种解释，我们说“这是方的”，即是说“这”是属于方的物之类中。依此解释，则我们所以有此命题，乃我们知有一方的物之类。我们不知在实际中果有方的物若干，但我们可思一方的物之类，将所有方的物，一概包括。我们并可思及一类，其类中并没有实际的分子。此即逻辑中所谓零类或空类。例如我们可思及一绝对地方的物之类。但绝对地方的物，实际中是没有的。我们并可思一类，其中的分子，实际中有否，我们并不知之。例如我们可思及“火星上的人”之类。我们并不知火星上果有人否，但我们可思及此类，如火星上有人，则此类即将其一概包括。此即所谓作理智的总括。何以谓为理智的总括？因为这种总括，亦惟于思中行之。
如此看来，我们的思，分析则细入毫芒；总括则贯通各时各地。程明道的诗“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可以为我们的思咏了。因我们的思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及总括，我们因之对于真际有一番理智的了解，此即所谓作理智的解释。何以谓为理智的解释？因此解释亦只于思中行之，而且亦只思能领会之。
上文说：哲学之存在，靠人之思与辩。辩是以名言辩论。哲学是说出或写出之道理。此说出或写出即是辩，而所以得到此道理，则由于思。有人谓：哲学所讲者中有些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此点我们亦承认之。例如《新理学》第二章中所说之“真元之气”，即绝对的料，即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第一章中所说之“大一”，亦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但真元之气，大一，并不是哲学，并不是一种学问。真元之气只是真元之气，大一只是大一。主有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对于不可思议者，仍有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仍有言说。若无思议言说，则虽对于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有完全的了解，亦无哲学。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不是哲学，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方是哲学。佛教之全部哲学，即是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若无此，则即只有佛教而无佛教哲学。
理想与行为
近人皆以真好美（truth，good，beauty）（普通作真善美，然善义太狭，不足以尽good之义）并称，而实不然。吾人若以真美为好，必吾人先持一种哲学，其所认为之惟一的好，包有真美二者。如吾人从宋儒之说，以研究外物为玩物丧志，则吾人当然即无有科学以求真，亦不注重美术以求美。今人动以真与美之为好为不成问题，盖吾人生存于时代空气之内，已持一种哲学而不自觉耳。
梁漱溟先生说胡适之先生主张“零碎观”[见民国十二年（1923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胡先生于《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这个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说’。”（《读书杂志》第八期）以下他列举诸种问题，如饥饿的问题，御寒的问题，家庭的组织等，好像是各有各的解决，绝不相谋。我以为人对于各种问题之解决方法，皆因其所持之哲学不同而异。如有人以生活之充分的发展为最高的满足，当然他对于一切问题，有一种解决方法。又如有人以“无生”为最高的满足，当然他对于一切问题，又有一种解决方法。故如饥饿的问题，有如杨朱派之大吃狂饮解决之者；有如和尚之以仅食植物解决之者；有如印度“外道”之以自饿不食，龁草食粪解决之者。其解决不同，正因其所持哲学有异。
人皆以求其所认为之惟一的好为目的。人之行为，本所以实现其理想。无论何人，莫不如是，特因其所认为之惟一的好有异，故其行为亦不相同。个人如是，民族亦然。故中世纪之欧洲人，皆以奥古斯丁（St.Augustine）之“天城”（CityofGod，奥古斯丁所著书名）为惟一的好。及近世纪，则皆以培根（FrancisBacon）所说之“人国”（KingdomofMan）（培根所著《新方法》书中语）为惟一的好。因之，他们即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
快乐与活动
亚里士多德云：
有人谓好是快乐；但又有人谓快乐是极端的不好。（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第十章第一节）
伦理学史中，固有此相反的见解。依亚里士多德之意，快乐是好，不过吾人应注意快乐之质的差别，而不应专注意于其量的差别(1)。每种快乐，在每时刻中，皆是一整个的，完全齐备，更无所待。亚里士多德云：
视之活动，在任何时，皆似是完全齐备；此活动更无需另有所生，以使其完全。在此方面，快乐似与视相似；快乐是整个的；无论何时，不见有快乐，其完全必有待于延长时间者。（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第十章第二节）
每一快乐，皆自有特殊性质而且当时完全齐备；所以吾人应注重其质的差别也。
快乐果何由生耶？亚里士多德谓快乐在于无阻的活动之中（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第七章第十三节）。又云：
如所思或所感觉之对象，及能思能感觉之主体，皆如其所应该，则活动之进行中，即有快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第十章第四节）
所谓“皆如其所应该”者，即谓在最好的情形之中；一物之最好的情形，即一物所应该之情形也。如一器官，在其最好的、极健康的，情形之中，其所向之对象，又亦“如其所应该”，则其活动，即生快乐。“快乐完成活动”，“故亦完成生活；生活者，人欲之目的也”。快乐与生活之互相连结，如此之密，致使吾人不知吾人果系为快乐而欲生活，抑或为生活而欲快乐。“无活动则快乐不可能，而每活动皆有快乐以完成之”。
快乐完成活动，吾人活动有多种，故快乐亦有多种，其性质皆不相同；吾人果应求何种快乐耶？亚里士多德谓，凡有道德者所以为快乐之快乐，乃真快乐，亦即吾人所应求者。此种快乐乃与“人”相宜者，亦即幸福之要素，至高的好。
乐观与戒惧
我们对日抗战，到下月7日，已经整整五年。起初世界上的人不一定都了解，这是历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即我们本国的人亦不见得都有这种了解。但自欧洲战争发生以来，我们眼见，有许多国家，都不抵抗而亡国。还有号称第一等的强国，抵抗不数十日而即土崩瓦解。于是世界上的人，以及我们自己，才都了解我们的数年血战，确非易事。“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世界上识货的人，是很少的。但于货比货之后，虽不识货的人，亦可以看出货的高下。
不过还有些人，以为中国之所以能持久抗战，并不是由于中国的能力大，而是由于日本的能力小。有许多军事观察家，总以为日本陆军，并没有与真正现代化的军队打过仗，所以对于它的真正力量，总是怀疑。但自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日本在南洋的进展打破了他们这种怀疑。在英美在南洋失败的时候，我们又有长沙会战的大捷。于是世界上的人，才都了解我们的数年的抗战，实是难能可贵。
他们对于中国的力量，才有真正的认识，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亦才有真正的认识。
别人对于我们的认识，并不算是特别重要。只要我们真有力量，别人迟早总会认识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中国与西洋接触，近百年来，国人始则妄自尊大，继则妄自菲薄。四年多的抗战。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有真正的认识。清末民初以来，妄自菲薄的殖民地人的心理，才算逐渐廓清。民族自尊心及自信心，才算逐渐恢复。这是这次抗战的最大的收获。
但是人往往如醉汉，“扶得东来又倒西”，人必须有自尊心及自信心，但不可有自满心。自尊、自信与自满，颇相似而实不同。不自暴不自弃，相信“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是自尊心。不自暴自弃，相信“有志竟成”，这是自信心。未成而自以为已成，成一成而却不求再成，这是自满心。有自信心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有自满心是失败的充足条件。这就是说，有自信心的人做事虽不一定能成功，但自暴自弃的人，根本不打算做什么事，当然亦说不到成功。一个人做事失败，虽不必由于有自满心，但有自满心的人，做事一定要失败。我们经过将及五年的抗战，恢复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但同时大部分的人亦不知不觉地有了自满心。“满招损”。这次我军从缅甸撤退，恐怕与“满招损”不无关系。当然我军所以撤退，其他的原因，一定很多。不过其中的一个，恐怕就是“满招损”。
本来这次我国出兵缅甸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旧说：兵是国威。这一句话的意义，我们现在深切了解。军队出国，扬威于国外，是中国近来稀有的事。国人大都以此自满，开往缅甸的军人也都自觉他们所负的历史的使命，也颇以此自满。外国的报纸也都说：中国的军队，都是经过许多战役，富有经验，必能予侵略者以很大的打击。中国的军人亦自觉他们与日本打了将及五年，对于日本常用的战术，知之甚熟，到缅甸足可以应付裕如。
但是世界上的事，往往有这一种情形。那就是：你如开始自以为不能应付裕如，你到后来倒可以应付裕如；你如开始自以为已能应付裕如，你到后来倒是不能应付裕如。因为你开始自以为不能应付裕如，你必谨慎小心，努力以求应付裕如，所以到后来你倒可以应付裕如。但如你开始即自以为已能应付裕如，你必不求应付裕如。你不求应付裕如，所以到后来你倒不能应付裕如了。
这是古圣先贤积许多经验所得的真理。孔子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惧是戒慎恐惧。临事而戒慎恐惧，则必谨慎小心，以求应付裕如，此即所谓“好谋而成”。老子说：“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因为学到几乎成功的时候，人往往自满自骄，因自满自骄，他即不戒慎恐惧。不戒慎恐惧，可以使他功败垂成，前功尽弃。所以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行百里者，最后十里最难走。一则是，他于此时，已将筋疲力尽；一则是他于此时容易自骄自满。如西洋寓言中所说，龟兔竞走，兔于将到目的地的时候，自以为大功将成，睡了一觉，以致龟将它赶过。
中国古书中，充满了“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的遗训，说尽了“居安思危”，“持盈保泰”的方法。有人说：中国民族之所以能持久存在，即是由于能知道这个真理。因为在这一方面，中国哲人，确是讲得特别多、特别详。我们如能记住这些遗训，即使我们抗战、建国统统大功告成，亦还要“安不忘危”。何况现在距安尚差得很远，如现在而即忘危，那真是其愚不可及。
有些对于时局乐观的人，往往似乎以为胜利已定，我们不必努力，即可以回北平、南京。又有些人是败北主义者，自暴自弃，以为无论如何努力，胜利总是无望。乐观的人，只知乐观，而不知恐惧。只知乐观而不知恐惧，则必不能戒慎。败北主义者只知恐惧而没有自信心，则其恐惧只是纯粹的害怕，以致言论行动，都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于不知不觉中，成了敌人的“第六纵队”。其实是，时局真相是：如果我们戒慎、恐惧，兢兢业业，努力以求胜利，胜利是可以得到的。戒慎恐惧是我们对于前途乐观的一个条件。惟大家都戒慎恐惧，前途才可以乐观。并不是对于前途乐观，即不必戒慎恐惧。亦不是因为我们恐惧，前途即不可乐观。
现在世界大局，譬如一盘围棋。中国的棋子，占了一大块地方，但与外边气不甚通，自己的活眼，亦尚未十分做成。这一块是必须外边活而始能活的。不过虽是如此，我们这一块，在未被吃以前，对于外边，亦能发生作用。对方是先吃我们这一块，还是先在外边下子呢？这全看他是不是能于几步之中就把我们这一块吃去。如果能如此，他乐得先吃我们这一块，以免我们这一块对于外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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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们的看法，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哲学有靠人之思与辩。
思与感相对。在西洋很早的时候，希腊哲学家已看清楚思与感之分别，在中国哲学家中，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他把心与耳目之官相对待。心能思，而耳目则不能思，耳目只能感。孟子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说及心，只注重其能思，他说及思，亦只注意于其道德的意义。照我们的看法，思是心之一重要的活动，但心不止能思，心亦能感。不过思与感之对比，就知识方面说，是极重要的。我们的知识之官能可分为两种，即能思者，与能感者。能思者是我们的理智，能感者所谓耳目之官，即其一种。
普通说到思字，总容易联想到所谓胡思乱想之思。我们常有幻想，或所谓昼梦，在其中我们似见有许多事物，连续出现，如在心中演电影然。普通亦以之为思，然非此所谓思。幻想或昼梦，可名为想，不可名为思。思与普通所谓想象亦不同。我们于不见一方的物之时，我们可想象一方的物。但“方”则不可想象，不可感，只可思。反过来说，一方的物，只可为我们所感，所想象，而不可为我们所思。譬如我们见一方的物，我们说：“这是方的。”“这”是这个物，是可感的，是可想象的，但“方”则只可思，而不可感，亦不可想象。在我们普通的言语中，我们亦常说：某某事不可想象，例如我们说：战争所予人之苦痛是不可想象的。这不过是说：战争所予人之苦痛，是我们所从未曾经验过者；凡想象皆根据过去经验，我们对于战争之苦痛，既无经验，所以它对于我们，亦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所从未经验过者，并不一定是不可经验的。而“方”则是不可经验的。可经验者是这个或那个方的物，而不是“方”。
思之活动，为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例如我们见一方的物，我们说：“这是方的。”此一命题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普通逻辑中所说对于命题之内涵的解释。照这一种解释，我们说“这是方的”，即是说“这”有“方”之性；或是说“这”是依照“方”之理者。我们刚才所说之“方”即是指“方”之理说。关于“方”之理或其他理，我们以后详说。现只说我们说“这是方的”之时，我们的意思，若是说“这”有方之性，则我们所以能得此命题者，即因我们的思之官能，将“这”加以分析，而见其有许多性，并于其许多性中，特提出其“方”之性，于是我们乃得到“这是方的”之命题，于是我们乃能说“这是方的”。此即所谓作理智的分析。何以谓为理智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只于思中行之。思是理智的，所以说这种分析，是理智的分析。
“这是方的”之命题之另一种解释，是普通逻辑中所谓对于命题之外延的解释。照这种解释，我们说“这是方的”，即是说“这”是属于方的物之类中。依此解释，则我们所以有此命题，乃我们知有一方的物之类。我们不知在实际中果有方的物若干，但我们可思一方的物之类，将所有方的物，一概包括。我们并可思及一类，其类中并没有实际的分子。此即逻辑中所谓零类或空类。例如我们可思及一绝对地方的物之类。但绝对地方的物，实际中是没有的。我们并可思一类，其中的分子，实际中有否，我们并不知之。例如我们可思及“火星上的人”之类。我们并不知火星上果有人否，但我们可思及此类，如火星上有人，则此类即将其一概包括。此即所谓作理智的总括。何以谓为理智的总括？因为这种总括，亦惟于思中行之。
如此看来，我们的思，分析则细入毫芒；总括则贯通各时各地。程明道的诗“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可以为我们的思咏了。因我们的思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及总括，我们因之对于真际有一番理智的了解，此即所谓作理智的解释。何以谓为理智的解释？因此解释亦只于思中行之，而且亦只思能领会之。
上文说：哲学之存在，靠人之思与辩。辩是以名言辩论。哲学是说出或写出之道理。此说出或写出即是辩，而所以得到此道理，则由于思。有人谓：哲学所讲者中有些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此点我们亦承认之。例如《新理学》第二章中所说之“真元之气”，即绝对的料，即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第一章中所说之“大一”，亦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但真元之气，大一，并不是哲学，并不是一种学问。真元之气只是真元之气，大一只是大一。主有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对于不可思议者，仍有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仍有言说。若无思议言说，则虽对于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有完全的了解，亦无哲学。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不是哲学，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方是哲学。佛教之全部哲学，即是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若无此，则即只有佛教而无佛教哲学。
理想与行为
近人皆以真好美（truth，good，beauty）（普通作真善美，然善义太狭，不足以尽good之义）并称，而实不然。吾人若以真美为好，必吾人先持一种哲学，其所认为之惟一的好，包有真美二者。如吾人从宋儒之说，以研究外物为玩物丧志，则吾人当然即无有科学以求真，亦不注重美术以求美。今人动以真与美之为好为不成问题，盖吾人生存于时代空气之内，已持一种哲学而不自觉耳。
梁漱溟先生说胡适之先生主张“零碎观”[见民国十二年（1923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胡先生于《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这个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说’。”（《读书杂志》第八期）以下他列举诸种问题，如饥饿的问题，御寒的问题，家庭的组织等，好像是各有各的解决，绝不相谋。我以为人对于各种问题之解决方法，皆因其所持之哲学不同而异。如有人以生活之充分的发展为最高的满足，当然他对于一切问题，有一种解决方法。又如有人以“无生”为最高的满足，当然他对于一切问题，又有一种解决方法。故如饥饿的问题，有如杨朱派之大吃狂饮解决之者；有如和尚之以仅食植物解决之者；有如印度“外道”之以自饿不食，龁草食粪解决之者。其解决不同，正因其所持哲学有异。
人皆以求其所认为之惟一的好为目的。人之行为，本所以实现其理想。无论何人，莫不如是，特因其所认为之惟一的好有异，故其行为亦不相同。个人如是，民族亦然。故中世纪之欧洲人，皆以奥古斯丁（St.Augustine）之“天城”（CityofGod，奥古斯丁所著书名）为惟一的好。及近世纪，则皆以培根（FrancisBacon）所说之“人国”（KingdomofMan）（培根所著《新方法》书中语）为惟一的好。因之，他们即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
快乐与活动
亚里士多德云：
有人谓好是快乐；但又有人谓快乐是极端的不好。（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第十章第一节）
伦理学史中，固有此相反的见解。依亚里士多德之意，快乐是好，不过吾人应注意快乐之质的差别，而不应专注意于其量的差别(1)。每种快乐，在每时刻中，皆是一整个的，完全齐备，更无所待。亚里士多德云：
视之活动，在任何时，皆似是完全齐备；此活动更无需另有所生，以使其完全。在此方面，快乐似与视相似；快乐是整个的；无论何时，不见有快乐，其完全必有待于延长时间者。（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第十章第二节）
每一快乐，皆自有特殊性质而且当时完全齐备；所以吾人应注重其质的差别也。
快乐果何由生耶？亚里士多德谓快乐在于无阻的活动之中（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第七章第十三节）。又云：
如所思或所感觉之对象，及能思能感觉之主体，皆如其所应该，则活动之进行中，即有快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第十章第四节）
所谓“皆如其所应该”者，即谓在最好的情形之中；一物之最好的情形，即一物所应该之情形也。如一器官，在其最好的、极健康的，情形之中，其所向之对象，又亦“如其所应该”，则其活动，即生快乐。“快乐完成活动”，“故亦完成生活；生活者，人欲之目的也”。快乐与生活之互相连结，如此之密，致使吾人不知吾人果系为快乐而欲生活，抑或为生活而欲快乐。“无活动则快乐不可能，而每活动皆有快乐以完成之”。
快乐完成活动，吾人活动有多种，故快乐亦有多种，其性质皆不相同；吾人果应求何种快乐耶？亚里士多德谓，凡有道德者所以为快乐之快乐，乃真快乐，亦即吾人所应求者。此种快乐乃与“人”相宜者，亦即幸福之要素，至高的好。
乐观与戒惧
我们对日抗战，到下月7日，已经整整五年。起初世界上的人不一定都了解，这是历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即我们本国的人亦不见得都有这种了解。但自欧洲战争发生以来，我们眼见，有许多国家，都不抵抗而亡国。还有号称第一等的强国，抵抗不数十日而即土崩瓦解。于是世界上的人，以及我们自己，才都了解我们的数年血战，确非易事。“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世界上识货的人，是很少的。但于货比货之后，虽不识货的人，亦可以看出货的高下。
不过还有些人，以为中国之所以能持久抗战，并不是由于中国的能力大，而是由于日本的能力小。有许多军事观察家，总以为日本陆军，并没有与真正现代化的军队打过仗，所以对于它的真正力量，总是怀疑。但自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日本在南洋的进展打破了他们这种怀疑。在英美在南洋失败的时候，我们又有长沙会战的大捷。于是世界上的人，才都了解我们的数年的抗战，实是难能可贵。
他们对于中国的力量，才有真正的认识，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亦才有真正的认识。
别人对于我们的认识，并不算是特别重要。只要我们真有力量，别人迟早总会认识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中国与西洋接触，近百年来，国人始则妄自尊大，继则妄自菲薄。四年多的抗战。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有真正的认识。清末民初以来，妄自菲薄的殖民地人的心理，才算逐渐廓清。民族自尊心及自信心，才算逐渐恢复。这是这次抗战的最大的收获。
但是人往往如醉汉，“扶得东来又倒西”，人必须有自尊心及自信心，但不可有自满心。自尊、自信与自满，颇相似而实不同。不自暴不自弃，相信“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这是自尊心。不自暴自弃，相信“有志竟成”，这是自信心。未成而自以为已成，成一成而却不求再成，这是自满心。有自信心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有自满心是失败的充足条件。这就是说，有自信心的人做事虽不一定能成功，但自暴自弃的人，根本不打算做什么事，当然亦说不到成功。一个人做事失败，虽不必由于有自满心，但有自满心的人，做事一定要失败。我们经过将及五年的抗战，恢复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但同时大部分的人亦不知不觉地有了自满心。“满招损”。这次我军从缅甸撤退，恐怕与“满招损”不无关系。当然我军所以撤退，其他的原因，一定很多。不过其中的一个，恐怕就是“满招损”。
本来这次我国出兵缅甸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旧说：兵是国威。这一句话的意义，我们现在深切了解。军队出国，扬威于国外，是中国近来稀有的事。国人大都以此自满，开往缅甸的军人也都自觉他们所负的历史的使命，也颇以此自满。外国的报纸也都说：中国的军队，都是经过许多战役，富有经验，必能予侵略者以很大的打击。中国的军人亦自觉他们与日本打了将及五年，对于日本常用的战术，知之甚熟，到缅甸足可以应付裕如。
但是世界上的事，往往有这一种情形。那就是：你如开始自以为不能应付裕如，你到后来倒可以应付裕如；你如开始自以为已能应付裕如，你到后来倒是不能应付裕如。因为你开始自以为不能应付裕如，你必谨慎小心，努力以求应付裕如，所以到后来你倒可以应付裕如。但如你开始即自以为已能应付裕如，你必不求应付裕如。你不求应付裕如，所以到后来你倒不能应付裕如了。
这是古圣先贤积许多经验所得的真理。孔子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惧是戒慎恐惧。临事而戒慎恐惧，则必谨慎小心，以求应付裕如，此即所谓“好谋而成”。老子说：“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因为学到几乎成功的时候，人往往自满自骄，因自满自骄，他即不戒慎恐惧。不戒慎恐惧，可以使他功败垂成，前功尽弃。所以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行百里者，最后十里最难走。一则是，他于此时，已将筋疲力尽；一则是他于此时容易自骄自满。如西洋寓言中所说，龟兔竞走，兔于将到目的地的时候，自以为大功将成，睡了一觉，以致龟将它赶过。
中国古书中，充满了“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的遗训，说尽了“居安思危”，“持盈保泰”的方法。有人说：中国民族之所以能持久存在，即是由于能知道这个真理。因为在这一方面，中国哲人，确是讲得特别多、特别详。我们如能记住这些遗训，即使我们抗战、建国统统大功告成，亦还要“安不忘危”。何况现在距安尚差得很远，如现在而即忘危，那真是其愚不可及。
有些对于时局乐观的人，往往似乎以为胜利已定，我们不必努力，即可以回北平、南京。又有些人是败北主义者，自暴自弃，以为无论如何努力，胜利总是无望。乐观的人，只知乐观，而不知恐惧。只知乐观而不知恐惧，则必不能戒慎。败北主义者只知恐惧而没有自信心，则其恐惧只是纯粹的害怕，以致言论行动，都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于不知不觉中，成了敌人的“第六纵队”。其实是，时局真相是：如果我们戒慎、恐惧，兢兢业业，努力以求胜利，胜利是可以得到的。戒慎恐惧是我们对于前途乐观的一个条件。惟大家都戒慎恐惧，前途才可以乐观。并不是对于前途乐观，即不必戒慎恐惧。亦不是因为我们恐惧，前途即不可乐观。
现在世界大局，譬如一盘围棋。中国的棋子，占了一大块地方，但与外边气不甚通，自己的活眼，亦尚未十分做成。这一块是必须外边活而始能活的。不过虽是如此，我们这一块，在未被吃以前，对于外边，亦能发生作用。对方是先吃我们这一块，还是先在外边下子呢？这全看他是不是能于几步之中就把我们这一块吃去。如果能如此，他乐得先吃我们这一块，以免我们这一块对于外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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