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做人

    青年的修养问题

    今天讲的题目是“青年的修养问题”。

    在表面上看，在这国势垂危的时候，来讲这个迂阔的问题，仿佛不大合适似的；其实，这个问题是一点也不迂阔。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前途，以及一个民族的前途，其复兴的重任，都是担当在青年的身上。如果每一个青年，将来都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有作为的人，那么，国家的前途，一定是很有希望的。反过来说：如果所有的青年将来都不能成为有用的人，有作为的人，那么，就是现在的国家能够马虎地过下去，到将来也非糟不可。所以这问题不但不迂阔，并且还很重要。

    关于“青年的修养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分做五点来讲：

    第一，要感觉责任：在从前，中国的旧说法，说每一个人都有两种责任，一种是对于家庭的，一种是对国家的。这也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忠，孝二字。忠是对于国家，而孝是对于家庭。如果一个人对于忠，孝二字有亏，那么，其他的方面，也就不堪闻问了。不过，这是从前的说法，现在已经不同了。在现在的社会里，一般人对于家庭的责任，似乎是减轻了一点，但这并不是像普通人所说的是什么人心古不古的问题。而实在因为现在的社会制度，和从前的社会制度，已经完全不同。譬如：在从前，一个人做了官，不但全家可以享福，而且三代都受诰封。可是一个人犯了罪，全家也都随着同受惩罚。因此，在从前的社会制度下面，一般人对于家庭所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可是现在不同，现在是一人做事一人担当，和家庭没有关系，因而对于家庭所负的责任，也就比较减轻了。

    并且在从前，有许多人都只能算做家里的人，而不能算做社会的人。譬如：在从前的社会制度下面，妇女与儿童，都只能算做家里的人，而不能算做社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对于社会不负什么责任。可是现在不同了，妇女和儿童，不能再看做是家里的人，而也同样的是社会的人。这样，对于家庭所负的责任，虽然比较减轻，可是对于社会所负的责任，就要加重了。

    要知道：社会越是进步，一切越是社会化。越是社会化，人也越是不能离开社会，譬如：在乡下，喝水是自己去挑，吃饭是自己去做，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单位。只管自己，而可以不去管旁人。可是在城市里就不同了，吃水是由自来水公司供给，吃饭是由麦粉公司供给。如果自来水公司和麦粉公司，一旦发生变化，那么，一般人的饮食，立刻就要发生问题。这就是因为城市的社会进步，已经成为社会化，而大家也不能离开社会了。越是不能离开社会，对于社会所负的责任，也越是要重。同时，社会越进步，社会上应做的事越多，而需要的人才也越多。我们既然不能离开社会，而去索居，那么，对于社会，就应该负起责任来。

    第二，要立定志向：每一个人都应该立定一个志向，要做一个大人物。这里所说的大人物，并不是一定非做主席不可。无论做一个什么角色都是没关系的，只要所做的事，对于社会有益就成。譬如唱戏，每出戏里都有一个主角，可是主角的地位，并不一定就重要。戏里的皇帝、王后，往往都是配角。在历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个主角，但那主角并不一定都是皇帝。所以我们应该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只要对社会有益，那么，什么事都可以去做，不必非要做什么主席不可。

    在从前，中国的旧说法，说做人有三不朽：一是立德，二是立功，三是立言。在这三不朽中，立德是最要紧，而且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至于立功，立言，都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必须要看自己的才学和所遇的机会如何而定。立德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去做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得极好，而这事对于社会确实有益，那就是达到了立德的地步。

    第三，要注重兴趣：有许多青年，因为不知道将来应该做些什么事，常常去问人家。其实，这是没用的。要想知道将来应该做些什么事，必须先问一问自己的兴趣，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果对于某一件事感到兴趣，那么那件事和他的性情一定是很相近的。

    我们如果想把一件事做到极好的地步，必须要靠两种东西：一种是才，一种是学。才是天生的根的，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天才；学是后来加上去的努力。这两种东西合起来，才能做到极好的地步。如果一个人没有才，仅仅去学，结果也不能做到极好的地步。无论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等，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除去是有过人的天才以外，还要靠努力的学。

    说到这里，有人听了也许要觉得灰心。以为旁人能有天才，自己没有天才，一定不会把事做好的。其实，这也不尽然。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才，不过，这个才，大家都不一样罢了。在从前科举时代，是不问你的才是在哪一方面，必须一律埋首在八股文里，如果有人的才，不是在这一方面，那就只有吃亏了。可是现在不同了，社会一天比一天的进步，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无论你才是在哪一方面，都可以使它尽量的发展。

    也许有人不知道自己的才是在哪一方面，其实，这不必自己去解决，天然已经替你解决了。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你的才就在那一方面。譬如：猫捕鼠，这是一种才。但是猫并没有人家告诉它去捕鼠，而它自己看见老鼠就会发生兴趣，所以一捕就会捕到。可见我们在哪一方面有兴趣，就是在哪一方面有才。如果在我们感到兴趣的这一方面努力做去，那么，一定可以成功的。

    不过，这里也应该有一个限制。譬如有人说：我的兴趣是在看电影；那么，就应该每天去看电影。这是不对的。因为，看电影只是个人的一种享受，对于社会并没有尽了什么责任。又譬如：大家对于吃饭，都很感兴趣，如果只是吃饭，而不做事，那岂不成了饭桶了吗？我们是说：应该做些对于社会有益的事。譬如：看电影和做电影，就不相同。如果有人对于做电影感觉兴趣，那么，就无妨去做电影。因为所做的电影，如果不是诲淫诲盗，对于社会，多少也是有益的。

    对于社会有益的事，说起来也很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术，工业，商业，哪一方面，都需要人才。可见社会上，给予我们发展天才的机会是很多的。如果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那么，就可以在政治上工作，但并不一定要做大官。最怕的一点，就是虚荣心。譬如：有的人兴趣，本来是在教育。可是因为觉得办教育不能出风头，而且是最清苦的一件事，为了虚荣心所驱使，于是就改做了旁的事，结果一定也做不好。

    第四，要忘记成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如果把成败看得太真，就要感到许多痛苦。譬如：比赛足球，胜利了就愉快，失败了就不高兴，把胜败看得太真，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在一生中，所想做的事不一定都能成功，而尤其是新兴的事业，那更没有把握了。因为凡是一种新兴的事业，在初做的时候，都是一种试验的性质，试验不一定会成功的，而失败的成分，要占最多。譬如：飞机的发明，在起初，不知要失败了多少次，牺牲了多少人，到后来才成功。但第一个制作者，如果因为失败而灰心，后来的人也随着灰心下去，自然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功。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遇到失败，千万不要灰心，仍然要继续做下去。

    一件事的失败，是就个人的观点说的。如果就社会的观点说：大部分的事，是无所谓失败的。譬如：第一个制作飞机的人，在个人观点上说，固是失败了，但在社会的观点说，并没有失败，失败就是成功。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一方面应该忘记成败，但一方面也不要希望太切，往往天才越高的人，希望成功的心也越切。一旦不成功，就垂头丧气，什么也不想做了。在历史上，这种代表人物，是汉朝的贾谊，他的年纪本来很轻，见到汉文帝，立刻就要做宰相，没给他宰相做，于是就灰了心，过了几年竟死去了。贾谊虽然很有才学，但是缺少修养，所以也是不成的。

    第五，要锻炼体格：有许多人对于中国的前途，都抱悲观，但我却一点也不悲观。因为中国人除去体格不如人家以外，其余聪明，才力和哪一国都可以比得上。在中国，一个人活到六十岁，实际上就没有多大用了。往往有许多很有才学的人，却又不幸短命死去。一个人的死去，就个人的观点说：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但就社会的观点说：就很重要了。

    一个人仅仅只有才学是不成的，而还须大家都承认他的才学，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资望。一个人要有才有学，是要经过相当的时间，而大家都承认他的才学，又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合起来，至少就是四五十年的工夫。可是中国人到了这个年纪，却又多半就死去了。我们看：他国的大政治家，最活跃的时期，多年是在六十岁左右，因为这时才学已经到了最完全的地步，而办事的经验，也相当丰富了。可是中国人到这个年纪，为什么就要死去呢？无疑的，最大的一个原故，就是因为体格的衰弱。

    总而言之，我们生为现代的人，一方面要有文明人的知识，而他一方面还要有野蛮人的身体，然后才能担当社会的大事。因为仅有文明人的知识，没有野蛮人的身体，遇到事情，是没有力量应付的。仅有野蛮人的身体，而没有文明人的知识，遇到事情，是没有方法解决的。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能够特别努力才好。

    教青年认识祖国

    各学校又快要放暑假了。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各学校的学生，在暑假中，能得到一种教育，一种在学校课堂上，实验室中，所得不到的教育？

    我们现在太注重有形的教育了。例如教学生读书，做实验，听讲等，都是所谓有形的教育。有形的教育，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所谓教育者，却并不只限于此。另外有一种所谓无形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靠学生读书、听讲，而只用另外一种方法，使学生潜移默化，改过迁善，而不自知。大概关于知识方面的教育是非用有形的教育不可的；至于关于道德方面的教育，若专靠有形的教育，恐怕是不能有什么功效的。“声色之化民末也。”这是一句老话，但却是一个真理。严格说起来，我们不能只“教”人，使他成为道德的；我们还要“化”人，使他成为道德的。青年学生，平日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大部分是有形的教育，在暑假中间我们应该与他们以机会，教他们受一点他们平日在学校里所不能受的无形教育。

    爱国是一种道德。要想教一个人能爱国，不但需要教他知道他应该爱国，而且需使他有爱国的性格。教人知道他应该爱国，这是可以用有形的教育方法作的。我们可教他记住许多关于爱国的格言，可以给他讲许多关于爱国的故事。但专靠这些，是否能使他有爱国的性格，很是一个问题。性格是要“养”成的。在历史上，我们看见有许多把四书五经读得翻滚烂熟的人，到后来成了乱臣贼子。就他们的知识说，他们何尝不知他们应该做忠臣孝子？不过他们只有那个知识，而没有忠臣孝子的性格，所以一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即作出他们也知道他们所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要想教我们的青年爱国，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的国之可爱的地方，直放在他们的眼前，教他们的眼，真看见他们的国之可爱。现在的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知识，实在是太少了。他可以到过纽约、伦敦，而没有到过南京、北平。他可以到过罗马、雅典，而没有到过西安、洛阳。他可以游过欧美的名山，而没有上过泰华。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怎么能教他不说，外国什么东西，都比中国好？我们怎么能教他，对于中国，能自他的忠诚，油然而发出一种爱护之心，而不能自已？

    从这些地方着眼，我想，我们政府，应该于各学校放暑假的时候，调集许多列车，让各地方的学生，坐着往各地方去看。能够完全免费最好，即不能完全免费，也只收一种名义上的票价。并且派各项专家领导他们，将所见到的东西，临时讲解给他们听。让他们到河南、陕西，教他们想象商、周、汉、唐之盛。让他们到山东，看看孔子、孟子的故乡。让他们到长江以南各地，看看政府现在的建设。到一个地方，看到令人兴起的事情，让他们随便歌，让他们随便哭。

    本来有些学校对于毕业班的学生，有所谓毕业旅行津贴。但是有许多人想着，所谓的毕业旅行者，不过让学生到各地玩玩而已。学校不能拿钱让他们玩，于是有许多学校，奉了上面的命令，把这些津贴，都裁撤了。作这种看法者，实在太不知道无形教育的重要。还有人以为，到各处参观旅行，虽于学生有益，但这种益处，应该由学生自己拿钱去买，不应该由官家免费给与。这种看法，是完全把学生看成他的父亲的儿子，而不知学生不但是他的父亲的儿子，而又是国家的国民。他是国家的国民，国家是应该教育他的。从前我们说，朝廷养士，现在国家应该养士。

    我们若能够使多数的青年学生，都到过秦皇、汉武的陵寝一次，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派许多民族扫墓专使。我们若能够使多数的青年，都到过孔子的故乡去一次，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举行多少次的丁祭。我们若能够使多数的青年，都实际见到政府建设的努力与成绩，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许多宣传部的宣传。

    关于上面所说的后一点，我们有事实为证。我们大家都承认，现在的教育界，比去年平稳的多了。自从本年春季各学校开学以来，我们再不听见有所谓学潮。在各学校里，我们也不见学生中间有所谓左右派之争。我们只看见各学校都在按部就班地上课，我们只看见各学生都在循规蹈矩地用功。若拿本年春季各学校的状况，与去年秋季冬季比较起来，几乎有所谓天渊的差别。从各学校的状况看起来，自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开始，我们几乎入了一个新世界。我们何以能有像这样的很好的情形呢？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是，由于现在的青年，对于政府的对内对外的努力与成绩，渐渐认识了。事实胜于雄辩，有事实上的成绩，摆在面前，其感人的力量，胜过不知多少的言语文字上的宣传。现在教育界的情形，即是一个具体的证明。若是我们能够用上面所说的方法，使现在政府所有建设的努力与成绩，更能表现出来，则对于青年一定有更好的影响。

    平绥铁路，近二三年来，在春假的时候，有西北考察团的组织。参加的人，自北平到绥远包头，共用五六日的时间。在这五六日的时间内，所有来往车票以及食宿、导游等费统共只收二十元。今年又加上到百灵庙。因为价钱便宜，去的人很多。在一方面说，路局作这种贴本生意很不合算，但自国防及教育方面看，这种办法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我们希望政府及各路局对于这一类的办法，予以极大的注意。

    谈儿女

    本篇所谓儿女，并不是与英雄相对者。儿者儿童，女者妇女。我们常听说有所谓儿童问题，及妇女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想在本篇之内，提出讨论。

    在《原忠孝》中，我们将旧日所谓处女处士，相提并论。我们说，这两个“处”字，意义完全相同。女人出嫁则为妇，男人出仕则为臣。妇须顺从其夫而尽心竭力地为其夫办事。臣须顺从其君而尽心竭力地为其君办事。除了遇见如赵苞所遇见的情形外，无论妇或臣，对于任何事，均须先其夫，或先其君，而后其亲。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一般的女人在夫家应负的义务大概是上则事亲，中则相夫，下则教子。此所说事亲，是一女人事其夫的亲。一女人既为妇，即无暇自事其亲，而只可事夫的亲。犹如一男人既为臣，即应“移孝作忠”，“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善事其夫的亲者是孝妇，善相其夫者是良妻，善教其子者为贤母。孝妇，良妻，贤母，是每一个女人所应取的立身的标准。

    如一个女人的夫先死，则此女人所应取的立身的标准，于孝妇，良妻，贤母之外，又要加上节妇。“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这一点是女人的大节，此点如不能做到，“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一女人必如何方是，或不是，孝妇，良妻，贤母，是不很容易决定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孝与不孝，贤与不贤，良与不良之间，很难有个具体的标准，以作分别。但如何是，或如何不是节妇，是很容易决定的。因为在这一方面，节与不节之间，有具体的标准，以作分别。所以在旧日，女人之以孝妇，良妻，贤母得旌表者甚少，而以节妇得旌表者则到处皆是。

    在这种社会里，女人完全是家里人。所以在许多地方，家里人成为女人的别名。有些地方，亦称女人为屋里人，屋里人即家里人也。某人的妻，亦称为某人的家里人，或某人的屋里人，或简称为某人家里，如《红楼梦》中所说王保善家里，周瑞家里等。

    我们在《说家国》中说，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人皆在家里工作，在家里生活。如此说，则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男人亦可说是家里人。此虽亦可说，但男人尚不完全是家里人。男人可出仕于皇家，皇家的性质虽亦是家，但其范围却是国。所以男人可以“干国栋家”。栋家者，栋其自家之家。干国者，干皇帝之家也。即不出仕之男人，亦可代表其家，与别家做事务的交涉，或友谊的来往，在社会上活动，而女人则不能。女人活动的范围，未嫁时不出其母家，既嫁时不出其夫家，“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三从是也。所以女人完全是家里人。

    自旧日的看法看，此并无损于女人的人格及其在道德上的价值。一个人在道德上的价值，是照着他是否能如其所应该而判定，并不是照着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的高低而判定。一个“无道昏君”，在道德上的价值，远不及一个义仆义丐。此正如一个戏子之所以是好或坏，是在于他唱得好或坏，并不在于他是须生或青衣。如说女人在道德上无价值，或价值低，因为她的社会地位低，其不通正如说：梅兰芳的戏不好，因为他扮演的是女人。

    不过就社会地位说，女人是低于男人一等的。我们乡下的人，如到一别人家中，在门口必先问：“有人在家吗？”如只有女人在家，女人即答：“没有人在家。”所以我们乡下有俗语：“面条不算饭，女人不算人。”女人所以不算人者，因其完全是家里人也。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乡下人亦说：“家里人非人。”

    在这种情形下，一般的父母，除非愿靠所谓“裙带关系”，以升官发财者，当然皆不重生女，重生男。女儿长大，即须出嫁，所以父母看她是“别人家的人”，是“赔钱货”。女儿是“家里人”，不能到社会上活动，所以父母看她是“不中用的”。《韩非子》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二千年来，都免不了有这种情形。

    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家是经济单位。例如在一个旧式的木匠铺子里，一个木匠是老板，同时亦是工人。帮助他做活的，是他的妻，子等。他对于他的妻，子，是夫，是父，是师，是工头；他的妻，子，对于他是妻，是子，是徒，是助手。即就一个普通人的家说，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一个家，在许多方面，是要自给自足的。家要自给自足，所以有许多事，都需一家之内的人自己去做。如饭菜，衣服等，都须一家的女人去做，此即所谓“妇工”。这些事由一家的女人管，一家的男人，即可无内顾之忧了。所以妻是夫的“内助”。“内”者，言其是家里人；“助”者，言其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其夫当助手。

    因此，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夫妻的关系并不仅是二人同居，以过其所谓性生活者。妻是夫的“内助”，在经济的生产方面，他需要她的助；在生活的任何方面，他皆需要她的助。

    因此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夫妻的离合，不能是很随便的。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夫妻一合即不可复离。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里，夫妻的离合是两个人的事，而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夫妻的离合是一大家人的事。家是经济单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若家的分子时常变动，则家的组织不免受其影响。所以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夫妻之结合，以终身不可复离为原则。所以在先秦，妻虽有七出之条，但后来少有用之者。魏晋以前，寡妇再嫁，尚不为十分地不道德，而宋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则甚占势力。盖在中国历史中，以家为本位的社会，愈后愈渐完备也。

    一人若早死，其妻抚孤以承其业，此事对于其家之意义，犹如一国君早死，其大臣辅幼主以继其位。就一国说，必有如此的大臣，其国方不至于乱；就一家说，其家必有如此的“家里人”，其家方不至于绝。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家是人的一切，所以人视家之不绝为一最重要的事。所以守节抚孤的女人，与辅幼君的大臣，同是所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民初人常说：“在旧日的社会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父母的儿子；他结婚并不是他自己结婚，而是他的父母娶儿媳。”照民初人的看法，在这种情形下，当儿子的，固然不自由得可怜，当父母的，也未免专制得可恨。但是我们若知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们可见，这些都是应该如此的。谁也不可怜，谁也不可恨。

    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家是经济单位。一家的人，皆须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家的生产工作。如一家开铺子，其一家的人，皆须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铺子的工作。如一家种地，其一家的人，皆须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种地的工作。在这种家里，父母为其子娶妻，其意义并不仅是为其子娶妻。他们是为他们的家接来一个新分子，能与他家的别的人共同生产，共同生活者。他们多了一个儿媳，不仅是家里多了一个人，而且是铺子里或农田里多了一个助手。所以他们的儿媳，要由他们去选择，而选择要用他们的标准。他们选儿媳，不只是选儿媳，而是为他们的铺子里或农田里选择助手，所以他们眼光，不能注在，至少不能全注在他们的儿子的爱情上。贾宝玉注意在林黛玉，贾母替他选了薛宝钗。站在宝玉个人的观点看，贾母是错误的。但站在贾府的家的观点看，贾母一点也不错误。少年老成的宝钗，当然比多愁善病的黛玉能持家，能“立门户”。

    民初人常问：贾母为什么那么好多管闲事呀？宝玉为什么不积极地反抗，不闹家庭革命呀？贾母宝玉之流，大概都是“其愚不可及也”吧。照我们的看法，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贾母所管者并不是闲事，此点上文已详。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人不能离开他的家生产，亦不能离开他的家生活。他有了家即有了一切，没有了家即没有了一切，所以他不能闹所谓家庭革命。他亦不是知闹，想闹，而不能闹，他实是亦不知闹，不想闹。他不知闹，不想闹，亦不是因为他的无知。凡人对于某种社会制度，闹革命，或知闹，想闹时，必是此种社会制度所根据之生产方法，经济制度，已有重要的变动之时。不然，人不但不闹革命，且亦不知闹，不想闹。

    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法，冲破了家的壁垒。人的生活由家庭化而社会化。人离开了他的父母，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因此他的为子的责任减轻了许多，他的妻为妇的责任亦减轻了许多。此即是说，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他对于他的父，只是他的子，而不是他的徒，不是他的助手。他的妻对于他的母，亦只是儿媳，不是她的徒，不是她的助手。因此他可以“自由结婚”，他的父母亦让他“自由结婚”。

    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里，人的生产方法社会化，人的生活亦社会化。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的妻帮不上忙。例如一个铁厂的工人到铁厂里做工，除非他的妻亦是这同一工厂的工人，他与她不能在一块做工。即使他与她同是一个工厂里工人，他与她也是各做各的工，谁也不帮谁。他与她的生活所需的消费品，都已由专门的工业来供给，所以也不必由他的妻帮忙。他的吃食，衣服，以及一切用具，什么都是现成的。他只要有钱，只要打几个电话，什么都有人给他送来。在这种情形下，妻已不是夫的“内助”，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妻对于他在许多方面已不能助，不必助了。在这种社会里，女人的为妻的责任亦减轻了许多。

    这许多的责任减轻以后，他的妻本亦可以由“家里人”变而为社会上的人，可以同他一样地有独立的技能，有独立的财产，而只与他同居，以过其性生活。他与她的妻虽是同居，但两人所做的事，可以各不相同，两人的财产可以各不相干。假使女人都能完全到这种地步，社会上即无所谓妇女问题。我们不听说有男子问题，而只听说有妇女问题，即因有一种事情，使女人不能完全到此所说的地步。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法，冲破了家的壁垒，把男人完全放出来，但未把女人完全放出来，而女人，及有些男人，认为女人亦须完全放出来。此所以有所谓妇女问题。

    女人所以不能完全从家里放出来者，因其为母的责任，尚不能减轻，因为对于她的儿女，除了她自己养育外，没有办法。社会对于儿童，除使其母亲自己养育外，亦没有办法。因此有所谓儿童问题。所谓儿童问题与妇女问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儿童问题如解决了，妇女问题亦即跟着解决。

    我们在《说家国》中说：生产社会化的社会又有两类，一是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者。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女人不能完全自家中放出来。因为女人是要生小孩的。在她生小孩的前后，都至少有一两个月不能做事。这一两个月，若不靠她的夫，她即不能生活。她既须靠她的夫，则她必须于相当范围内，受她的夫的支配。此即是说，于相当范围内，她不能完全地自由。

    我们于《说家国》中说：大部分的事，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须家去经营者，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社会上都有专营其业者经营之。因此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妻为其夫所做的事，比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已少得多了。例如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人都向市场上买衣服穿，他的妻不必替他做衣服，更不用说纺线织布了。在这些方面说，他的妻的“妻”的责任，已经轻得多了。但有一种事，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社会上尚无专营其业者，此即是养育儿童之事。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养育儿童，仍须在家里。女人须养育儿童，因之她的一生的最好的时光，大部分还是要消磨在家里。她不能完全从家里放出来。她还须在家里当贤母。

    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没有或者极少专营养育儿童之业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事情，并不是可以作为一种“营业”的。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各种专营其业者所经营之事，其范围虽是社会的，而主持支配之者，仍是私人。既是私人所主持支配，则其主要的目的，仍是得利赚钱。因此主持者的利益与顾客的利益，常是冲突的。买东西的总说他所买的东西，价钱太大。卖东西的总说他所卖的东西，价钱太小。“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这并不是什么人好，什么人坏的问题，他们是“易地则皆然”的。不过在普通商业交易中间，卖东西的如“利心太重”，价贵物劣到不像话，买东西的可以不买他的东西。一个包饭的厨子，如饭菜太劣，吃饭的人可以抗议，可以退伙。但一个养育小孩子的地方，如养育得太差，小孩子是不会抗议的。结果是小孩子只有“吃哑巴亏”，而生病死亡。因此养育小孩子的地方，如是营业性质，即没有人愿意将小孩子送去。因此亦即没有这一种“营业”。

    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一个人能离开他的家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因之他的妻的为“妇”的责任，已大大地减轻了。由此方面说，女人已从家里放出来。但她仍须受她的夫的相当的支配，仍须在家里当母亲。由此方面说，她尚未完全由家里放出来。其所以未能完全由家里放出来，即因她须生孩子。

    有一位民初时候的小姐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位小姐，在学校当女学生（女学生在民初是一个很惹人注意的名词）的时候，很热心于当时所谓女权运动，所谓妇女解放运动。她常到外面参加各种集会。她的父亲是一个清末民初所谓“老顽固”，对于他的女儿的行为，很不满意，但亦没有制止她的办法。后来这位小姐结了婚，当了太太，生了一个小孩，但她还是常到外面活动。她出去的时候，把小孩交给老妈子。有一次她出去开会，老妈子没有把小孩看好，小孩的头摔破了一块。这位太太回来，大为伤心，发誓以后专心在家看小孩。果然她以后再不参与外务，再不出去开会了。她的父亲知此事时，大为痛快。他说原来小孩子管他的母亲，比父亲管他的儿女，还要有效。

    这一个故事，很可以说明，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女人所遇到的困难。她要在家庭与事业中间选择一条路。家庭与事业，在男子本来是可兼而有之，不成问题的。但在女人，这二者便成了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了。她如果要家庭，她须结婚生孩子；这样，如上所说的那位小姐一样，即牺牲了她的事业。她如要在社会上做事，她即不能结婚生孩子。不结婚生孩子是违反她的天性的。她如违反了她的天性，她痛苦。不在社会上“雄飞”，而在家里“雌伏”，这是违反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的人的希望的。她如违反了她的希望，她亦痛苦。无论如何，她总痛苦。此所以有所谓妇女问题。

    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妇女更要“雌伏”，但她并不痛苦。其所以不痛苦者，有二方面可说。就一方面说，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女人除做孝妇良妻贤母外，没有别的希望。没有别的希望，自然亦没有因达不到别的希望而有之痛苦。自又一方面说，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女人随夫贵，随子贵。如其夫贵或子贵，她都可以得“五花封诰”，赞美她能辅助她的夫或教养她的子，替皇家做事。在此意义下，她的功绩，不止限于她的家内。她虽是家里人，但她可以间接地为社会造福利，而社会亦承认之。“五花封诰”，即社会承认之表示也。但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女人虽亦可随其夫当太太，但社会对此，不能有什么正式的表示。至于其子，于长成后，又须离其家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纵有成就，社会亦很少念及其“母氏劬劳”。如罗斯福当了美国的大总统，罗斯福的太太固可称为“此土第一太太”，但少有人称罗斯福的母亲为“此土第一老太太”。因此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女人如有事业欲，她尚有机会可以相当地满足之，她可以视其夫的事业，或其子的事业，如她自己的事业。如其夫或其子做了“光禄大夫”，她亦自然是“一品夫人”。但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里，女人如有事业欲，她必须自做事业，始能得到满足。我们并不说，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女人对于其夫或其子的成就，完全不感兴趣，不过就此种社会的社会制度说，及此种社会中的人的心理说，女人不能以其夫或子为与其自己完全一体，如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的女人然。

    清末民初人的见解，以为所谓妇女解放，专凭人的主观的努力，即可做到。清末人说：男女应该是平等的，父母不应该重男轻女，父母应都知道生男生女都是一样。但依当时的社会制度说，男女是不平等的，生男生女，对于父母是不一样。不在社会制度上着想，而只说空洞的“应该”，这是不能有什么效果的。

    因为清末人只说空洞的“应该”，在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于是民初人教女人自动地“反抗”所谓“吃人的礼教”。他们说女人应该学什么娜拉，自动地脱离家庭。他们说：女人脱离了家庭以后，如果她们能“努力”，能“奋斗”，她们可以得到自由的幸福的生活。他们不知道当时的女人的社会地位，是一种社会制度所规定。要改变当时的女人的社会地位，须先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不求改变社会制度，而只教一个女人或一部分女人枝枝节节地求自由的幸福的生活，无论她们如何“努力”，“奋斗”，“反抗”，俱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真见许多民初的娜拉，于脱离了家庭以后，不但不能得到自由的幸福的生活，而且有许多简直不能生活。她们有的重回到家庭，有的做了时代的牺牲品。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不“努力”，不“奋斗”，而是因为在这些方面，一个女人或一部分女人的主观的“努力”，“奋斗”，是不能有什么效果的。

    近数年来，政府制定了许多新法律，专就这些法律的条文看，男女是真正地平等了。女人有参政权，有承继权，有独立财产权，等等。凡男人所有的权，女人都有。专就法律条文上看，我们可以说，除苏联外，中国在世界上，是最尊重女权的了。但是，事实上，女人在法律上虽有这些权，但全国之内，有几个女人能行使，敢行使这些权？这些法律上的条文，只是条文。“立法院”的人想以法律改革社会制度，但社会制度，并不是法律可以改革的。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的；一种经济制度，是跟一种生产方法来的。不从根本上着想，不从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讲“应该”，讲“奋斗”，讲“法律”，都是无补实际的。我们再可以说，人只有在经济上有权，才是真正地有权。有一个笑话，说：孔子庙前，香火零落，而财神庙，关帝庙前，则香火甚盛。孔子问财神，关帝：这是什么缘故？财神，关帝说：“你既没有钱，又没有刀，人为什么给你进香火。”这虽是笑话，而却亦是真理。再进一步说，关帝的刀还要靠财神的钱。他若没有钱发饷，恐怕关平、周仓也要变了。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男女平等，而男女仍不平等者，即因在经济方面，男女的力量不平等。女人在经济上没有力量，叫她与男人平等，她亦不能平等。这并不是她“不识抬举”，而实是因为财神爷不帮她的忙。

    女人如要在经济上有力量，非能与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做事不可。要想女人与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做事，非先解决儿童问题不可。但儿童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是不能解决的，至少是不易解决的。

    在现在的世界中，要想解决妇女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重新确定女人之家里人的地位。男人可以说：女人应该是家里人，虽在生产社会化的社会里，女人还应该是家里人。德国人所提倡的女人回厨房去的运动，即是重新确定女人是家里人的地位。这种重新确定，如果能使女人死心塌地在家里，则妇女问题，亦可算是解决了。但在生产社会化的社会里，女人已经受了“蛇的诱惑”，她是不是还可以死心塌地在家里呢？

    另外一种办法，是根本解决儿童问题，既没有儿童问题，则自然亦没有妇女问题了。我们于上文说，儿童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不能解决，因为在此种社会里，各种专门经营某种事业者，皆是以得利赚钱为目的。但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亦社会化的社会里，各种事业，皆由社会经营，皆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在此种社会里，可以有养育儿童的机关，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因其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人愿意将其孩子送入。又因在此种社会里，各种事业不是以得利赚钱为目...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