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制（三）

    【题解】

    《田制三》主要分析了如何去除赋税制度中的三大弊害，并论述了理想中的田制，涉及土地分等、实物征税、简化税种等方面。其始，黄宗羲提出要恢复井田制，必须改变赋税制度中的弊害，即“积累莫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田土无等第之害”。对于这三大弊害，他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及解决措施。对于“积累莫返之害”，他举例了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以历史上重要的赋税制度改革来论述要制定新的赋税需返回到“积累”以前的制度，即“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如此则国用自足，可以消除一切苛捐杂税。对于“所税非所出之害”，黄宗羲在分析历史上的赋税征收措施后，认为需“必任土所宜，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如此则百姓绝不会“困瘁”。对于“田土无等第之害”，黄宗羲指出民间土地价格悬殊厉害，主要原因是土地的等级差别，而官府无视于此，征收赋税不加区别，因而对百姓极为不公平，而要改变，需“丈量天下田土”，分上中下三等后，再酌情划出另外两种等级土地，如此按土地等级好坏把土地分为五等征收赋税。再者，黄宗羲还提出对土地进行休耕措施，以养地力。

    从《田制》三篇可见，黄宗羲所论田制是基于历史上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并结合反思明代赋税弊病而感发的，体现了他忧国忧民、以民为本的思想。萨孟武曾评曰：

    案土地问题本来不易解决，吾国自秦汉以后，一切田制都已实行，秦汉许民自由买卖，不加限制。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限田之议，师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无过三十顷。王莽之时实行井田圣制。魏用屯田，晋用占田，北朝及隋唐用公田。或绝对私有，或相对私有，或绝对平等分配，或依贵贱分配，而皆归失败。要之，大乱之后，地广人稀，固然可依井田之意，分配土地，强迫人民耕耘，以增加田赋的收入。要是人口蕃庶，则类似井田之制度，势非破坏不可。梨洲知井田不能复行于今日，故退一步，欲依屯田之法，稍行井田，曹魏的民屯即其实例。唯由吾人观之，在无主的土地之上，固然可行屯田，但人口繁殖，土地不够分配，屯田式的井田，势亦必归失败。吾人读吾国历史，即可知之。（《中国政治思想史》）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译文】

    有人问，井田制可以恢复，并且统治者也允许；那么赋税要如何规定呢？我回答说：百姓被苛捐杂税折磨已经很久了，有赋税累积而不减的危害，有赋税所征收的并不是出自土地所产的危害，有田地不分等级的危害。

    何谓积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贡、助、彻①，止税田土而已。魏晋有户调之名②，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唐初立租、庸、调之法③，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④，户之外复有丁矣。杨炎变为两税⑤，人无丁中⑥，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传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⑦。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注释】

    ①贡、助、彻：夏商周三代时的赋税制度，夏代为贡法，商代为助法，周代为彻法。《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借也。”朱熹注：“夏时一夫授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

    ②户调：即户税。曹魏时，赋税制度是“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既对土地征税，也按户征税。晋武帝统一中原以后，在田租之外，实行户调制。其户，按丁男、丁女及次丁男数分别征收不同数量的绢绵，即“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晋书·食货志》）。

    ③租、庸、调之法：唐代初年，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推行“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新唐书·食货志二》）的赋税制度，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租指田租，庸指服劳役，但可缴纳钱物代替，调指缴纳当地的土产，以丝织品为多。具体的数额，据《旧唐书·食货志上》载：“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

    ④缯纩（kuàng）：指缯帛与丝绵，为丝织品名称。此泛指丝织品。

    ⑤杨炎变为两税：唐代中期以后，租庸调制渐渐废弛。尤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遭到了破坏，租庸调制也积弊日久。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为革除税收弊病，增加财政收入，杨炎建议废除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改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因分夏秋两季征税，故称两税法。据《旧唐书·食货志上》，两税之法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郡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各有不便者，三之。余征赋悉罢，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779）垦数为准。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这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影响深远。杨炎（727——781），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别号小杨山人。初为河西节度使吕崇贲幕僚，后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同知制浩。元载为相，擢为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元载被杀，坐贬道州司马。德宗即位，起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建中元年（780）开始推行两税法。后独掌相权。德宗重用卢杞，罢为尚书左仆射。又为卢杞构陷，贬为崖州司马同正，被赐死途中。两税，两税法。

    ⑥丁中：唐代规定，男子满二十一岁为丁，满十六岁为中。

    ⑦丁身钱米：据《文献通考·户口考二》：“初，湖、广、闽、浙因伪国旧制，岁敛丁身钱米，所谓丁口之赋。”这应是在五代时，两浙、福建、荆湖、广南等地曾经征收的一种户口税。宋初曾沿袭。《续资治通鉴·宋纪二十九》：“两浙、福建、荆湖、广南诸州，循伪制输丁身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僮仆，或度为释、老。”

    【译文】

    什么是赋税累积而不减的危害呢？夏商周三代时候的贡、助、彻只是征收土地税而已。魏晋时，有户调之名，有田地的要缴纳租赋，有人户的要缴纳布帛，赋税征收除了田赋还有户赋。唐初实行的租、庸、调制的赋税方法，有田地的要交租赋，有人户的要交调赋，有丁口要出庸赋，租以谷物形式缴纳，庸以绢的形式缴纳，调以丝布麻形式缴纳，这是除了户赋之外又有了以人丁作为征税对象的丁赋。杨炎改变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人丁不分是否成年，以贫富为征收标准，虽然租、庸、调之名不再使用了，但其实是把庸、调合并到租里了。两税法沿用到宋代，没有在租内减掉庸、调，却又开始征收钱米作为丁身赋税。后世认为理所当然，认为两税指的就是租赋，丁身指的就是庸、调，哪里知道这实际上是重复征收赋税呢？假使不去除庸、调的名目，何至于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杨炎的两税法改革只是一时有利，而给后世的危害却是很大的。

    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①，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②，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③，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之例④，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⑤，倪元璐为户部⑥，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学无术之过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今欲定税，须反积累以前而为之制。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又何事于暴税乎！

    【注释】

    ①力差：即力役，指遇有徭役，自己应差役。银差：指轮到自己服役时，向官府缴纳银两，以代服役。

    ②一条鞭法：明代中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明代中后期，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社会矛盾尖锐。而国家开支逐渐增大，财政出现困难。此时明初的徭役赋税制度已经被破坏，赋税种类繁杂，滞纳又多，征收不易，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因此在嘉靖末年，明朝开始试行将各类税目合并征收，计亩征银。此法由张居正在万历九年（1581）推广到全国，规定全国各州县的田赋、徭役及其他各项杂役一起合并征收银两，如此大大简化了税制。《明史·食货志二》：“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③夏税、秋粮：指两税法中分夏、秋两季征收赋税。

    ④均徭：明代的一种徭役。据《明史·食货志二》：“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曰均徭。”里甲：明代州县统治的基层单位；后转为明代三大徭役（里甲、均徭、杂泛）名称之一。《明史·食货志一》：“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起初里长、甲首负责传达公事、催征税粮，以后官府聚敛繁苛，凡祭祀、宴飨、营造、馈送等费，都要里甲供应。顾募：雇佣征募。

    ⑤练饷：明末为练兵所需军饷而征收的一种苛税。崇祯十二年（1639）下令抽练边兵和加练民兵，于是加征田赋每亩练饷银一分，全国共征收七百三十万两。与辽饷、剿饷当时并称为“三饷”。见《明史·食货志二》。赵翼《廿二史札记·明末辽饷剿饷练饷》：“（崇祯）十二年饷尽而贼未平，于是又从嗣昌及督饷侍郎张伯鲸议，剿饷外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

    ⑥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其历官户、礼部尚书。天启七年（1627）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时，出题讽刺魏忠贤，幸而崇祯帝即位清除魏忠贤，他才幸免于难。崇祯十五年（1642），他听到清兵欲入京，向崇祯帝陈述制敌之法，遂被起任户部尚书。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自缢而死，年五十二。据《明史·倪元璐传》载：“自军兴以来，正供之外，有边饷，有新饷，有练饷，款目多，黠吏易为奸，元璐请合为一，帝皆报可。”其曾向崇祯帝建议三饷合一征收，崇祯帝允可。

    【译文】

    明代的赋税，除两税、丁口银外，还有力差、银差，大概每十年轮到一次。嘉靖末年实行一条鞭法，所有府州县十年中的夏税、秋粮、存留、起运的数额，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之例，合并为一项一起征收，这样本来一年而服的徭役被分为了十年，而轮到所值之年也同其他年份一样，这样银差和力差又被并入两税了。没过多久，到里甲的轮值的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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