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算学议

    ○上欧阳中鹄书

    夫子大人函丈：

    顷奉赐书，具承福躬嘉畅，训诲周勤，以慰以感！致家严书呈上，河南书亦即驿寄，其中大义微言，既领悉矣。数月来不曾上一笺，因盼尊驾之来，兼心灰意懒也。

    近来所见，无一不可骇可恸，直不胜言，久之，转觉平常无奇，偶有不如此者，反以为异，斯诚运会矣。不幸躬丁此厄，别无好处，惟古人所意料不及之事，吾得耳而目之，或足夸殚见而已。悲愤至于无可如何，不得不以达观处之。《兔爰》不乐其生则有之，至于披剃为缁流，了不记有是语，转述之失实欤？抑无意偶说而旋忘之欤？

    惟去年风信紧时，颇存以一个字塞责之意。复妄意天下之人，无不当如此者。及睹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满、汉之见，至今未化，故视为傥来之物，图自全而已，他非所恤，岂二百五十年之竭力供上，遂无一点好处耶？宜乎台湾之民，闻见弃之信，腐心切齿，以为恩断义绝，开辟以来，无忍心如此者）。大为爽然自失。在已仕者自不当公言怨怼，若乃蚩蚩之氓，方求河西、吴越而不得，即朝秦暮楚，南越北胡（中国之民，从前占籍西洋各国者，几及千万之数，此后当日增矣。近日大官富商之家属，多流寓上海租界请保护），甚至流离颠沛，反面事仇（奉天七州县，倭允还我。而民间有号泣留倭者，且言倭一去，则官又来虐我矣。从而迁者数百户。无告之民，其惨痛乃尔乎），亦将何词以责之？鱼趋渊，雀趋丛，是岂鱼与雀之罪也哉！（诸将待士卒，无不刻谿者。自宋祝帅、魏午庄、李健斋外，虽宿将皆侵扣军饷。去冬蒙朝廷赏颁军士羊皮袄一件，及诸将发交，至扣抵饷银五六两之多。军士赴钦差处诉冤，刘岘帅置之不理。营务处冯莘之流转复助纣为虐，百端抑勒。余虎恩至不令勇丁出营买柴菜，防其控告也。丁槐夙有威名，此次刻扣尤甚。纵兵焚掠其营务处，至为叛兵所杀。李鉴帅初则盼之不来，终则推之不去，大为所苦。甚至自货其精枪快炮供京僚帅府之应酬。董福祥手定新疆，人人称为名将者，且有“总办军务处及军机处需索太多，亏累无从填补”之语，此外更无论矣。军士遂仰倭兵如神仙中人，恨不为所用，以免此冻饿困苦。倭人召募闽广健卒几九万人，故战死者率皆中国人，真倭人阵亡者，自去年至停战，才六百馀人而已！无怪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也。又凡中国购买外洋军械，出使大臣从而分成，及兑价时，经手人又要分成。故吴清帅军有西人已运到枪炮，因扣价太多，不肯发药弹之事。此时西人视中国官吏比于禽兽：故有“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之谑。又以“秽、贿、讳”三字批评中国，一切吏治军政无不识破。署中偶延洋医治病，及间至汉口洋行晤西人之晓华语者，辄故作哀怜慰勉之词来相戏嬲，令人愧怍，无地自容）！君以民为天，民心之涣萃，天心之去留也（往年威海冰胶，不能进船。去冬严寒胜往年，而倭进攻时，独不合冻。倭固万无蒙天祐之理，而以我之所为，又岂能望有偏祐哉）。然则尊论二十年之期，犹仁恕之至矣（和者以苟目前，而目前即有万不可当之祸。尤可笑者，当全权定约尚未回华之时，即令各省纷纷撤兵，其续募者，无论行抵何处，即行就地遣散，其息借民款等项一律停止，遂若可恃以久安者。及烟台方换约，即传四喜、同春诸名部演剧矣。台湾苦战三昼夜，仅乃一胜，倭兵复进，遂不可支。鸡笼、沪尾诸险要尽失，可俯瞰省会，万无可守之理，军民扰乱，自相焚杀，死者阗，抚署亦毁。唐薇卿率各官逃走，已登舟矣，复被民兵捉去，幸其家眷辎重前已内渡，仍得遁归，现在南京住家，原品休致。为南面王才数日耳，忠非忠，奸非奸，竟无词以品题之。然倭人遂不血刃而得台北府。并各省前所助所捐之饷械，及张香帅近所助之新式后膛精枪数千，枪弹数百万，现银五十万，一齐送之倭人。计初七开战，至十三失鸡笼，仅七日。国朝两次平台湾皆止七日，抑何报应之巧耶？倭现分兵徇近县，一面攻台南府，刘永福仍困守台南，然决不能久持。且电线久断，无从问讯，但望其能一死，死固无益，因军兴以来，统领死者止左、戴二人，或得以此遮羞耳。杨岐珍见鸡笼之败，事不可为，即率所部内渡，自回福建提台之任；其馀湘、淮各勇，多由倭人遣回。隶湘者已渐次抵鄂，闻有千馀人，而到者寥寥，盖逃散沿江为匪矣。鄂中正为此大费经营，接应不暇。而李经方派充交割之使，即坐倭之兵舰往台，见倭已得手，径将文书交清，绝不一登岸，别附他国轮船而回，脱卸之巧，毫不费力。台湾之民，初则义愤，继则争乱，终见倭人入城，则又贴耳驯服。入城时秋毫无犯，主客相安。然三日之血战，亦足表暴于天下。所无可如何者，运会耳。又以见起义者仓猝乌合，其不可恃如此。倭既得台北，仍以大枝胜兵回趋奉天。先是倭碍俄人情面，允退侵地，诈为撤兵之状，实阴率精锐赴台湾。所谓七州县，初未尝还我尺地也。特令中国加赔兵费一万万两，始行交还。议久不决，至是骤增兵数万，军械称是、兵轮运送往奉天者，尚络绎不绝。前敌奏报，尚奉“未必即有他意”之旨。迨言者纷纷，又见倭人修浚濠垒，整顿地方，为经久之计，始令前敌戒严。然诸军遣散者已遣，调回者已调，退扎者已退，其馀放心解体，优游观望，谁能复有斗志？然则退还者特虚语而已，且恐更进也。一旦决裂，直摧枯拉朽，求如前之节次递败何可得哉！俄人亦未必肯再为缓颊，且俄于珲春日日增兵，多至数十万，西人称其军容之盛古未尝有，意果何在，乃犹梦梦耶！然割地一层，犹是祸之浅者。和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随地可造机器，可制土货。又将火轮舟车开矿制造等利一网打尽，将来占尽小民生计，并小民之一衣一食皆当仰之以给，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况又令出二万万两之巨款，中国几曾有此财力！国家岁入七千万两，仍复散之于下，初非长往不返。西洋各国岁获中国之利八千万两，然丝茶盛时，可抵去三千万两，馀五千万两尚亦有货在中国，然已困穷不堪矣。今无端弃掷此数倍之款，即括尽小民脂膏，下至妇女之簪环首饰，犹难取办此数。闻京城特设一借贷衙门，以恭邸主其事，佐之者宰相尚书也。俄国允借一万万两，馀向各国分借，皆由俄国作保，将以满洲借令修筑铁路酬其劳绩。其取息之重，自不待言，且恐不能无抵押之事。总之，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非惟国也，将合含生之类无一家一人之不亡。窦融、钱镠之事，已万万无望，即求如南宋之稍缓须臾，亦何可得！然则“欲保京城”四字，又何在乎？全权恫喝劫持，皆恃此四字，独不曰“四海为家”乎？此间是以有西迁之请，最为曲突徙薪之法，而迂懦大以为非，可见中国求一明白人不可得矣。又七督抚请俄、德、法居间，暂缓换约，实亦万不得已之策。而全权怒其异己而阻挠和局也，遂以引狼入室奏参张香帅，其肆无忌惮，闻之发指。由是香帅雇用俄国兵舰，以壮声势，兼教练中国水军之举，遂已成而复罢。既而我不联络英，而英与倭合；我不联络俄，而俄又将与倭合。而迂儒又以七督抚之禀为非，坐视全权挟一倭以制天下之死命。不能出一谋，画一策，转以与全权忤者为不然，是诚设淫辞而助之攻，适足为全权吠声之犬而已）。被发左衽，更无待论（发久被矣，此后但须剪发耳。而祸更有烈于此者，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入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即胥化为日本之虾夷、美利坚之红皮土番、印度阿非利加之黑奴！此数者，皆由不自振作，迨他人入室，悉驱之海隅及穷谷寒瘠之区，任其自生自死。黑奴生计日蹙，止堪为奴；红皮土番，初亦不下数百万，今则种类顿少至十数倍；虾夷则澌灭殆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奈何一不知惧乎？今日之乱，古事无可比拟。古所称夷祸，犹是同洲同种之人，偶见为内外耳；今则别是一种，横来吞噬，又各有本国，特视此为外府、为鱼肉，岂复有相容之理）。

    夫彼全无心肝者，固来谕所云：“胥天下无可责备之人，亦可不责之矣。”（全权与倭相伊藤问答语，已自勒为书。至以中国比为倭之小儿，云：“既欲其长大，又绝其乳，岂得不死？”伊藤云：“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全权语塞。谓他人父亦莫我顾，徒取辱耳！吴清帅闻和议成，身为败物，不敢争论。尽出所藏古玩数百种，托香帅代奏，言可抵偿兵费一千万两。如倭主不要，则转请俄皇说情，别备古玩百种为谢。香帅以嬉笑答之。若吴之荒唐，罕见其匹）。独怪博学工文、平日自命不凡之士，犹复不知此时为何时，所当为者为何事。溺于考据词章而怙以虚骄，初不辨为某洲某国，概目之曰洋人。动辄夜郎自大，而欲恃其一时之意气，尽驱彼于海外，而闭关绝市，竟若经数十年贤士大夫无术以处之者，彼一出而旦夕可定。及见有识者讲求实学，力挽时局，又恶其形己虚而乘己短也，从而冒之疾之，诋之为异端，訾之为用夷变夏，然则便当高坐拱手以待诛戮耶？（窃谓古有亡国之君，亡国之臣，今则有亡国之士，亡国之民，骛空谈而无实济，而又坚持一不变法之说，以议论为经济，以虚骄为气节，及责以艰巨，又未尝不循循然去之，此亡国之士也。烧教堂，打洋人，明知无益，而快于一逞。于是惑风水而阻开矿、毁电线，周汉之流又从而煽摇之。四川教案甚不易了，各国之房屋皆毁，斯各国之兵船皆至，昂昂上溯者已十馀艘，沿途莫敢谁何。或曰：“赔百万千万。”或曰：“数千万止足赔房屋，而货物尚在外，打死之教民尚在外。”法国则曰：“均不必赔；但中国之君中国之官既不能自约束其民，要此君与官何用，我当代为理之。”内外大官惶惧不知所出，各省加意保护之电旨廷寄纷至遝来。驯至湖北洋人每日游洪山须由督抚衙门派兵保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亡国之民也。士与民足以亡国，虽有窦融、钱镠，复何所资藉！故不变法，即偏安割据亦万万无望，即令不乏揭竿斩木之辈，终必被洋人之枪炮一击而空。衡阳王子愤明季之乱，谓求一操、莽不可得，今即求如李自成、张献忠尚能跳梁中原十数年者，何可得哉？中国今日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乃云变夏乎？陈长镞上书言：“与洋人战不当用枪炮，当一切弃置而专用气。”然观其文采则美甚，书法则佳甚，中国之名士大抵如此矣。夫洋枪洋炮之利，在西人犹其馀事，然亦万无徒手可御之理。殆误于孟子制梃之说耶？然孟子明明提出秦、楚二字，何尝说可挞英、俄、德、法诸国之坚甲利兵乎？且即以炮论之，其最大之克虏伯，能击五六十里，而开花可洞铁尺许者，可使万人同死于一炮。虽断无万人骈肩累足以待炮之理，而其力量所及，要不可不知。由此以推，彼不过发数万炮，而我四百兆之黄种可以无噍类，犹谓气足以敌之乎？况彼之法度政令，工艺器用，有十倍精于此者，初不必尽用蛮攻蛮打而自可从容以取我乎？使我而为西人，决无不瓜分中国者。况倭已得险要，已得命脉，已具席卷囊括之势，独不虑天与不取反受其殃乎？有可幸者，或各国牵制，恐碍商务不即发耳。悲夫！会见中国所谓道德文章，学问经济，圣贤名士，一齐化为洋奴而已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而犹妄援“攘夷”之说，妄援“距杨、墨”之说，妄援“用夷变夏”之说，妄援“不贵异物贱用异物”之说，妄援“舞干羽于两阶，七旬必有苗格”之说，如死已至眉睫，犹曰我初无病，凡谓我病而进药者，皆异端也。大愚不灵，岂复有加于此者耶？且凡所谓西法，要皆我之固有，我不能有而西人有之，我是以弱焉。则变法者亦复古焉耳，何异之有？然则变法固可以复兴乎？曰：难能也，大势之已散也。然苟变法，犹可以开风气，育人才，备他日偏安割据之用，留黄种之民于一线耳。独惜夫前此之宽闲岁月，不计此、不为此，及见倭之变法而盛，犹不思效法，反诋之、议之、笑之、咒之。初通商之不变，尚曰不习夷情也。庚申可变矣，乙酉可变矣，而决不变。至乎今日，奄奄一息，忽不度德、不量力，而与能变法之倭战，如泰山压鸡子，如腐肉齿利剑，岂有一幸乎？初闻湘军之见敌即溃也，心虽哀之，未尝不窃喜吾湘人虚骄之气从此可少止矣，久之而骄如故。善夫！左文襄请造轮船之疏曰：“彼既巧，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夫傲之一字，遂足以亡天下而有馀。虽有窦融、钱镠，亦将奈此亡国之士与民之傲何哉）？此尊论所谓不知其何以战，一诂难而语已塞者也（战必有所以，曹刿犹能言之，今则民从耶？神福耶？忠之属耶？去年主战之翁同和辈，不揆所以可战之人心风俗与能战之饷与械，又不筹战胜何以善后，战败何以结局，瞢然侥幸于一胜。偶有一二深识之士出而阻之，即嗤为怯懦，甚则诋为汉奸。虽然，此无势之能审，犹有义之可执也，则亘日穷天，孤行其志，胜败存亡或可不计。及至形见势绌，有百败无一胜，所失膏壤方数千里，沿海八九省海岸曲折逶迤不下三四万里，处处皆可登岸，顾此失彼，日不暇给。守则无此恒河沙数之兵，弃又资敌。而海军煨烬，漭漭大洋悉为敌有，彼进而我不能拒，彼退而我不能追，彼他攻而我不能救，彼寄碇而我不能蹙。彼有优游自得以逸待劳之势，方且意于东而东宜，意于西而西宜，择肥而噬，伺瑕而蹈，顾盼自雄，意气横出；我则望洋而叹，束手无策。当海军之未亡也，言者欲直捣长崎、横滨，为围魏救赵之计，不知我之海军，且失事于海口，其能得志于外洋乎？训讨操练既属虚文，风涛沙线尤非素习，一泛沧溟，即晕眩呕哕，不能行立。窃恐东西南北之莫辨，不识长崎、横滨之何在，将举踵而却行，适幽燕而南其趾，其能与履险如夷习惯自然之悍敌争旦夕之命于洪涛骇浪中乎？虽海军率雇西人驾驶，其竭诚忠事与否已不可信，而战之一事又岂可责之一二驾驶之人乎？故我之海军，仅能依违近港，虚张声势，初不意真有战事。迨迫以军法，使当大敌，将士环向而泣，至有宵遁者，其不战而溃，不待智者知之矣。然海军之不可用，犹曰中国所短也；中国所长莫如陆军，而奉天败，高丽败，山东败，澎湖又败；旗军败，淮军败，豫军、东军、各省杂募就地召募之军无不败，即威名赫耀之湘军亦败，且较诸军尤为大败。将领相顾推诿而莫前，乡农至以从军为戒，闻与倭战即缩朒不应募，或已募而中道逃亡。虽将领不得其人，然亦有善调度能苦战者矣；亡死数万人，亦不为少义勇之士矣；而卒至此者，则陆军之于海军又未必相悬殊也。至若饷与械之亡失，大小炮以千计，炮弹以万计，枪以十万计，枪弹以百万计，其他刀矛帐棚锅碗衣服之属，尤琐细不足计。亡失之银钱与工料以千万计，统中国之战守填防月饷加饷储峙一切，又以千万计。司农告匮，外库搜括无遗，下而劝捐勒捐，房捐商捐，加税加厘，息借洋款，息借民财，名目杂出，剔脂钻髓。且陕、甘、云、贵之协饷以及廉若俸与应支之款，概支吾而不发。卷天下所有，曾不能供前敌之一败，而添购军械之款尚无所从出。去年总署即密向智国订购船械，外洋见中国之危，早即不肯借债，即购物无现钱亦竟不肯售。又虑倭人要截枪炮，偶有至者，亦常被搜查夺去。福建船政局有名无实，从不能造战舰。上海、金陵、天津各机器局工惰器窳，造枪炮甚迟，且非新式快利之器。湖北枪炮厂建造又未毕工，而各局之通患则曰缺费，于是赤手空拳，坐以待毙。向之主战者，乃始目瞠舌挢，神丧胆落，不敢出一语，偶蒙顾问，惟顿首流涕，君臣相持嚎哭而已。而和之势遂不至摇尾乞怜哀鸣缓死不止。愚以为孟浪主战之臣，以人家国为侥幸，事败则置之不理，而逍遥事外，其罪尤加全权一等矣。京城为之语曰：“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亦可云恰切。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张香帅一人。此次军务，赖其维持帮助，十居八九，惜其才疏而不密，又为政府及全权所压制，不能自由耳。谭云帅来电，深以此间及七督抚之阻和为不然，且笑为好说便宜话。夫空言阻和，诚便宜矣，然不闻云帅之别筹一善策也。与此间私札密电，不过问其家属来往安否，行李运抵何处，应如何照料云云而已！且去年刘襄勤之奉召北援，恐其大用，颇向当路倾轧之，公尔忘私，固如是乎？然则便宜之中，更有便宜者焉。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平线若何，抛物线若何，速率若何，热度若何，远近击力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香帅之言明白如此；而近日又有一种议论，谓今日之祸皆由数十年之讲洋务。冤乎！中国虚度此数十年，何曾有洋务？亦岂有能讲之者？虽有轮船、电线、枪炮等物，皆为洋务之枝叶，且犹不能精，徒奉行故事虚糜帑项而已。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齑乎！且惟数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馀力，稍知愧耻者，至不敢与办洋务者往来。于是惟下贱无耻不恤声名之人，然后甘心为此。上官明知其非类，窘于无人，遂不得已而用之。有从细崽起为关道者矣，有从马占仕至封圻者矣，人才安得兴？洋务安得有效乎？此皆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务实事之过矣。昨见王壬秋上合肥书，痛诋洋务，兼及曾、左，然为合肥画计，则劝其率铁甲船直攻日本，是诚奇计矣。然铁甲船独非洋务乎？且不知测天以辨经纬，能航海乎？不知测地以定方向，能计里乎？不解机器何以行船？不通算学何以开炮？不熟公法不能悬旗，不晓西洋语言不能答邻舟之问，是则铁甲船尤诸洋务之所荟萃；是则中国之名士未尝不知洋务之有用，特己所不知不能，恐一讲洋务，即失其所以为名士之具，不得不忍心詈之耳！且凡詈洋务者，能不衣洋布用洋物乎？抑日用之而不知遂忘之耶？吾仰彼之物以为用，使彼日耗吾之民财，何如皆自制造而自用之，又兼造彼所需用者以相抵御，以留吾民之脂膏耶？即如洋钱一宗，东南各省通行，西人获利无算，中国何以不早仿造？始以为资本太重耳。今湖北建银元局，购置机器，止费数万金，是亦何难？乃至今始有广东、湖北二局。中国举事著着落后，是以陵迟至有今日，而所谓士者犹坚持旧说，不思变计，又从而冒之诋之。呜呼！亡之犹晚矣。故议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然后人材不可胜用，人材多而天下始有可为矣，舍此更无出身之路，斯浮议亦不攻自破。故变法者非他，务使人人克尽其职，不为坐食之游民而已。考理学、文学者使官礼部，考算学、理财者使官户部，考兵学者使官兵部，考律学者使官刑部，考机器者使掌机局，考测量者使绘舆图，考轮船者使航江海，考枪炮者使备战守，考公法者使充使臣，考医学者使为医官，考农桑者使为农官，考商务者使为通商之官。善夫！西人学校科举之合为一也，有择官选士之意焉。其成材者升于大书院，各有专门之学以待录用。投考者即于大书院由院长考之，不拘人数，求考即考，一二人可也，百十人可也；不拘时日，随到随考，今日可也，明日可也。所考者又皆有实验：如考算学即令运算，考船学即令驾船，考医学即令治病，考律学即令决狱，考机器即令制器，考天文测量即令运用仪器。中式即面予凭单，差其等第，如中国举人、进士之类。其有殊尤，立即拔用，馀俟录用或再考。考每一国大小公私书院，或数万或数十万。又有五家连坐之法，一人不读书五家皆坐罪，故农夫走卒无不读书识字。又有女学校，故妇女无不读书识字。由是小儿得力于母教，方七八岁即知地为球体，月为地之行星，地为日之行星，地自转而成昼夜，地绕日而有寒暑。地凡几洲，凡几国，某国与我亲，某国与我疏，及其大小强弱，均已晓其大概。至于品行心术，固无法以考验，而实即寓于诸学之中，苟其不端，亦决无能善其事而不败露者。况满街有警察吏以举刺之，到处有议院以评论之，又有浓赏厚刑以驱其后，复何忧其不得人哉？中国之考八股，于品行心术又有何干涉？不惟八股也，策论亦八股也，经学辞章皆八股也；即考算学而不讲实用，犹八股也。故必变科举而后可造就人才，而后可变一切之法矣。此间拟上变法之奏，尚未决定，若不变科举，直不如不变。然揆之当道，亦必不能听。且倭有中国举措必先商之于彼，然后准行之说。若使的确，变法无利于倭而大有害，必不见许，而时势又迫不及待，聊上言以尽心耳。夫变科举以育人材，开议院以达下情，改官制而少其层累，终身不迁以专其业，及财务、训农、通商、惠工、练兵、制器诸大政，既难行矣。且习气太深，行之转以滋弊，而其行之利病及算学格致可以试之而有效者，断不可不一心讲求，以供窦融、钱镠之用。故与唐绂丞、刘淞芙有于本县设立算学格致馆之议，诚不忍数千年之圣教，四百兆之黄种，一旦斩焉俱尽，而无术以卫之耳）。

    且彼抑知天下之大患有不在战者乎？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商之一道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人心风俗皆败坏于此。今欲闭关绝市，既终天地无此一日，则不能不奋兴商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岂一战能了者乎？向令战胜日本，于中国全局初无裨益，转恐因以骄贪，而人心之疵疠永终于深痼。故败者未必非幸，和者尤当务之急，但不当败至如此地步，和至如此地步，虽有善者无如何耳（今之策士动曰防海，不知曲折逶迤三四万里如何防法。既无铁路使调度灵便，即应有海军可南可北，首尾相应，练一军而固数省之防，使数万里海面不致尽为敌有，如围棋所谓活着，今又亡失于非人，将从何处防起耶？于是有练民团、渔团之说，此以张疑兵助声势可耳，若责令当大敌，匪惟不情，抑近儿戏矣。有弃海口海岸专防内地内江之说，此殆以为洋人止能水战，亦不识夷情之至矣。洋人尤善于陆战，有正有奇，能谋能勇，苟得我之海口海岸，所谓狧糠及米，而内地内江又化为海口海岸之形矣，然则又将弃之耶？故无铁路、无海军直是无防法。且彼又不必真与我战也，率数艘铁甲，今日北洋，明日南洋，后日闽、广，乍离乍合，倏去倏来，止游弋而不接仗。彼所费无几，而我必倾天下之财力以为防，防密即退，偶疏又进，一夕数惊，蹈瑕乘隙，不一年而我无有不疲极而内乱者。此亟肄多方之故智，楚之所以灭亡也。今倭人专定数地，明目张胆，与我接仗，犹其老实易与处。若夫西人，则更不须亟肄多方也。岁取中国八千万，视国家所入犹赢一千万，且无国家之费用，是商务一端已远胜于作中国之皇帝；况和约遍地可通商免厘，可造机器，可制土货，各国必援利益均沾之说，一体照办耶？迨至膏血竭尽，四百兆之人民僵仆颠连，自不能逃其掌握。陈伯严之言曰：“国亡久矣，士大夫犹冥然无知，动即引八股家之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不知道尚安在，遑言变不变耶？”窃疑今人所谓道，不依于器，特遁于空虚而已矣。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曰：“无其器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无车马则无御之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又曰：“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今天下亦一器也，所以驭是器之道安在耶？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耶？周、孔之法耶？抑亦暴秦所变之弊法，又经二千年之丧乱，为夷狄盗贼所羼杂者耳。于此犹自命为夏，诋人为禽，亦真不能自反者矣。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至于可知于百世之后者，虽西人亦不能变也。昧者辄诋西人无伦常，无伦常则不相爱不相育，彼吞此噬，人类灭久矣，安能至今日转富强乎？夫伦常不自天降，不自地出，人人性分中所自有者也。使无伦常而犹有今日之富强，则圣人之设教为由外铄，我如骈拇枝指矣，而彼此有见为异者，特风俗所囿节文之有详略耳。又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齿，曾不足列于公法，非公法不可恃也。欧洲百里之国甚多，如瑞士国，国势甚盛，众国公同保护，永为兵戈不到之国，享太平之福六百年矣。三代之盛何以加此？尤奇者，摩奈哥止三里之国，岁入可万馀元，居然列于盟会，为自主之国，非公法之力能如是乎？何得谓彼无伦常乎？而昧者又以圣人之道私为中国所独有，是又以尊圣人者小圣人矣。圣人之道无所不包，岂仅行于中国而已哉！观西人之体国经野、法度政事无不与“周礼”合，子思子曰：“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虽不尊亲，其人亦自不能不由其道也。盖亦不自天降，不自地出，人人性分中所自有，故数万里初不通往来之国，放之而无不准，同生覆载之中，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是以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然则变法者又蕲合乎周公之法度而已。惟周公之法度自秦时即已荡然无存，声明文物后世无从摹拟，若井田封建宗法又断断不能复，是不得不酌取西人之幸存者，以补吾中法之亡，而沾沾于洋务之枝叶，而遗其至精，一不效，即以为洋务之罪，岂得谓之识时务哉？嗟乎！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或曰：不先正天下之人心，即变法犹无益也。曰：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何得归罪天下人之心乎？必谓中国之人心皆不正，又何其过尊西人而自诬之甚也，西人之富强，岂皆人心之正于中国乎？然则彼性善而我性恶乎？亦彼之法良意美而我无法而已。法良则中人以下犹可自勉；无法即中人以上难于孤立；且即欲正人心又岂空谈能正之乎？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衣食足则礼让兴，故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孟子谓：“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言王道则必以耕桑树育为先。无其器则无其道，圣贤之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而岂能遍执四百兆之人而空责以正心乎？亦第刬除内外衮衮诸公而法可变矣。或难曰：假使尽刬除诸公而易以贤才，而时势已无可为，又将奈何？曰：苟尽易以贤才矣，又岂有不可为之时势哉？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以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凡所谓保护只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却断不可。即十年内与别国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帮助，则凡言联络者亦皆应如此。〕一言保护，即无处不当保护，不可如现在浙江之舟山归英保护，天津之铁路归德保护，毫无益而徒资笑也。又请二国居间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更加兵费亦无不可。费如不足，则满州、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且价亦不必皆要现钱，凡铁甲船、铁路之钢条、木板、精枪、快炮及应用之一切机器，均可作抵。于是广兴学校，无一乡一村不有学校；大开议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募新加坡及新旧金山之华民以练海军，无事则令运载货物往外洋贸易，既可获利，又得熟习航海。尽开中国所有之矿以裕财源，兼以兵法部勒矿夫，有事则每矿皆有兵。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以兴商务，以练陆军，以通漕运，以便赈济。商务则立商部集商会，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陆军则召募与抽丁，要须并举。其练之也，站炮台，挖地营，今日征调往某处，明日又易一处，无事如临大敌，彼出此归，不使游惰，而有铁路亦自不甚劳苦，此德国之练法也。战兵专立将帅，守兵则隶于守令，以符汉制，兼可不用差役。枪兵尚勇力，炮兵则必通算学，又有所谓工兵专为筑垒浚濠制器之用，此西国之通制也。改官制而设乡官，废书吏而用士人，改订刑律使简而易晓，因以扫除繁冗之簿书。改订税厘章程，出口免税厘，以夺外洋之利。入口重征之，以杜漏卮之渐。土货则于出产之地，一征之而不问所之，以归简易而塞弊窦。讲求种植以裨农政，讲求畜牧以蕃马政，皆有专门之学，皆有专设之官。而由种植以推，则材木不可胜用；由畜牧以推，则牛羊之毳可为呢为褐。兴女学以课妇职，用机器以溥蚕桑。女学成则一家多数人之用。蚕桑不用机器，所以不如外洋。日本能以显微镜辨别蚕种，故无病蚕，出丝多而好，中国之大利半为所夺，此受患于无形者也。凡利必兴，凡害必除。西人之所有，吾无不能造，又无不精，如此十年，少可以自立矣。既足自立，则无须保护而人自不敢轻视。每逢换约之年，渐改订约章中之大有损者，援万国公法止许海口及边地通商，不得阑入腹地。今无论东西大小各国皆如此，独中国任人入腹地耳！如不见许，即我通商于彼国之兵轮亦当阑入彼之腹地，此出洋贸易之船所以万不可少，所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又援各国之例，加重洋货进口之税；如不见许，既我往彼国之货，应照我国进口之税，视他国而独轻矣。去年湖北加洋油厘金止加于中国商民，与西人无与，而西人谓有碍其销路，竟不准行，此皆苦于无以相报也。又援日本之例，不准传天主教、耶稣教，又不准贩鸦片烟。日本此二事极令人佩服；如不见许，即谬设一教亦往彼国传教，纵横骚扰，令主客不相安，一被焚打，即援中国赔教堂之例请赔。又自种鸦片烟运往彼国销售，彼禁民不准买，我亦照禁，彼强我开禁，我即令彼先开。但使一国能改订约章，馀俱可议改矣。如此始可言强，始可谓之曰国，而礼乐可徐兴矣。大抵行法之要尤有二端：一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翻译西书西报，以周知四国之为，以造就使才，以四出盟聘；一广游历以长见识，以增学问，以觇人国之盛衰得失。而二者于商务尤必不可少。现在因不精求此二者，吃亏不细，不可殚述，特无人能悉耳！至于续电线，立邮便局，兴自来水、火，平治道路，辟通草莱，虽近末务，要不可不同时并举。如此又十年，以中国地宝之富，人民之多而聪慧，其为五大洲首出之国也必矣。贝元征昔有言：“外洋之煤铁向尽，中国之矿未开，他日中国挟其煤铁二宗，即足制外洋之死命。”是诚然矣。然中国必先自开其矿以图富强，始能制人，不然人将夺我之矿以制我矣。西人亦有言：“中国譬则富室。即湖南一省之矿，足抵外洋各国之矿而有馀。无如各国环而居者，皆极贫困之乞儿盗贼也。虽缄縢藏固其可终守乎？”危切之言，不啻箴规我矣！凡事不惮其难，不忧其繁，但当先寻一下手处。今之矿务、商务，已成中西不两立不并存之势。故西人有争自存宜遗种之说，谓必争而后仅得自存，自绵延其种类也。是以矿务、商务，力与争盛，即为下手处。而所以有下手处者，岂他故哉？前所言贤才之力也，而固无望于诸公也。然失今则更不可为，故曰：虽有善者，无如何也。知其无如何，故儒生益不容不出而肩其责，孜孜以教育贤才为务矣，此议立算学格致馆之本意也。而今日又有一种议论，谓圣贤不当计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之计，则可云尔。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径，遂不屑少计利害，是视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马，听其自生自死，漠然不回其志。开辟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贤，即圣人言季氏忧在萧墙之内，何尝不动之以利害乎？孟子“一不可敌八”之说，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又何尝不计利害？虽滕文公之艰窘，不过告以强为善以听天，若使孟子不计利害，便当告滕文公兴兵伐齐、楚矣。尧、舜相授受，犹以四海困穷与十六字并传。其时任农者稷，任工者倕，任水土者禹，任山林者益，任教者契，任刑者皋陶，任礼乐者伯夷与夔，而群圣之相与咨谋，又不离乎兵刑六府、鲜食艰食、懋迁有无化居之实事，有一不当计利害者乎？又岂有薄一名一物之不足为，而别求所谓道者乎？是小民之一利一害，无日不往来于圣贤寝兴寤寐之中。若今之所谓士，则诚不计利害矣。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而又不一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夫坐而论道，三公而已。今之士，止鹜坐言不思起行，是人人为三公矣。吾孔子且下学而上达，今之士止贪上达不勤下学，是人人过孔子矣。及至生民涂炭，万众水火，夺残生于虎口，招馀魂于刀俎，则智不足以研几，勇不足以任事，惟抱无益之愤激，而哓哓以取憎。其上焉者，充其才力所至，不过发愤自经已耳，于天下大局何补于毫毛！其平日虚度光阴，益可知矣。英教士有李提摩太者，著中国失地失人失财之论，其略曰：“西北边地为俄国陆续侵占者可方六千里，此失地也，而知之者百无一人也。中国五十年前人民已四百二十兆口，以西法养民之政计之，每岁死生相抵外，百人中可多一人，然至今初无所增益也，此失人也，而知之者千无一人也。又以西法阜财之政计之，每岁五家可共生利一铤，然中国方日贫一日也，此失财也。而知之者竟无其人也。”审是，中国之士尚得谓之有学问乎？中国修铁路则云无费，然粤商伍某竟捐资数千万为美国包修铁路。中国造轮船则云无费，然闽浙巨商往往自造大轮船挂外国旗号自称洋商。此固在上者驱迫使然，而为士者犹不知商务力量之大，谈及商务，即有鄙屑之意，中国之士尚得谓之晓世事乎？舆图者，为政所必须，尤行军之首务，中国从古至今，无一详而确之图。上海刻《中外舆地图说集成》，要亦书贾射利之书，图则中国旧图，或西人至粗至略之草图，说尤芜杂，挂漏未可尽据。去年前敌获得倭兵，其身皆有地图，攻一处即有一处之图，山泽险要，桥梁道路，无一不备，下至山之斜度，川之广狭，皆有比例可寻，故抄袭埋伏，要约期会，虽一走卒能心领其意不致歧误。然西人犹自以为舆图未精，德国特结一舆地会，邀集千百人潜心考究，期以七十年之久然后出图。邹叔绩先生之孙沅颿名代钧，顷在鄂倡为舆图之学，能自译西文之图六百馀幅，招股付梓，而人咸非笑之。西人兵法有气球、飞车，最足以乱敌之耳目而多方以误之。往年镇南关缘此失事，今年澎湖又因以不守，中国宜如何讲求仿造及应付之道。偶与人言之，辄以“奇技淫巧”四字一笔抹倒。呜呼！中国之士尚得谓之有知识乎？凡此皆不计利害之过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十成死工夫，焉能办成一事？平日务当胸中雪亮，眼明手快，穷理尽性，大公无私，斟酌数千年上之沿革损益，及数千年下之利弊究竟，调剂五大洲政教之盈虚消长，而因应以为变通，使人存政举，利权尽操之自我，外洋皆将仰我鼻息以为生活，又何至有战事。即令付诸衡阳王子之《噩梦》，而万无可为之时，斯益有一息尚存之责。纵然春蚕到死，犹复捣麝成尘。古谚曰：“巧妇不能作无米之炊。”然必有米而后作炊，亦不得谓之巧妇矣。然则畏难而就简因陋，一惭之不忍而累及终身，事急又横蛮言战，曾不恤情理之安，亦岂得谓通天地人之为儒，推十合一之为士，为包罗万有，本末兼赅，体用具备之学乎？夫彼之横蛮言战及为闭关绝市之说者，其不计利害也，是教五十里之国之滕文公伐齐、楚也）。

    士生今日，亦只有隐之一法；然仕有所以仕，隐尤当有所以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使孔、孟、程、朱之传不坠于地，惟夫子与刘夫子、涂夫子自当任之。而门弟子亦宜或如仲子之治赋；或如冉子之通算术、能理财；或如端木子之通算术、经商务；或如樊子之考究农务；或如公西子之足备使才；或如宰我子之习语言；或如卜子之治文学；或如颛孙子之订仪注；或如言子之详节文。陶淑既久，必将有治学合而为一，高据德行之科，兼为邦、南面之才与器，如颜子、仲弓其人者；师弟一堂，雍雍三代，有王者作，必来取法，可不疑矣。然今之世变，与衡阳王子所处不无少异，则学必征诸实事，以期可起行而无窒碍。若徒著书立说，搬弄昌平阙里之大门面，而不可施行于今日，谓可垂空言以教后世，则前人之所垂亦既伙矣。且此后不知尚有世界否？又谁能骄语有河清之寿以俟其效耶？（黄舍人言：昔客上海，有西人到其斋头，见书籍堆案，佯为不识而问曰：“此何物也？”曰：“书也。”又问：“有何用处？”舍人不能答。乃徐笑曰：“此在我西国自皆有用处，汝中国何必要此？”哀哉此言！亦所谓无其器则无其道也。不力治今之器，而徒言古之道，终何益矣。若西人之于书，则诚哉其有用矣。故十三经、廿四史、《通鉴》及有宋儒先之书，各国久即译出。各国又皆有专译中书之馆，期将中书经、史、子、集，下逮小说、新闻纸概行翻译，以备采择。彼既有其器矣，故道乃得附之。观其设施，至于家给人足，道不拾遗之盛，视唐、虞、三代固品节不及其详明，而其效率与唐、虞、三代无异。虽西国亦断无终古不衰弱之理，而中西互为消长，如挹如注，中国不自强盛，斯西国亦终无衰弱之理。然中国言治于今日，又实易于前人，则以格致诸理，西人均已发明，吾第取而用之，其大经大法，吾又得亲炙目验于西人而效法之也。夫华夏夷狄者，内外之词也，居乎内，即不得不谓外此者之为夷。苟平心论之，实我夷而彼犹不失为夏。中国尝笑西人冠服简陋，西人即诘我之发辫有何用处，亦无以答也。无怪西人谓中国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至目为不痛不痒顽钝无耻之国。彼在位而误国者不足责，奈何读书明理之人，曾不知变计以雪此谤耶？凡此诸言，迂儒闻之必将骇怪唾骂，特恐反客为主之时，再去思量此言亦既晚矣）。

    闻佩豹言，夫子去年在鄂曾发变法之论，伏望先小试于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聪颖子弟肄业其中。此日之衔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算学为中国所本有（中国特好虚妄，谈算即推河图、洛书为加减乘除之本。不知随举二数皆可加减、可乘除，何必河、洛。夫河、洛诚不知为何物也，要与《先天图》与爻辰、卦气、纳甲、纳音与风角、壬遁、堪舆、星命、卜相之属，同为虚妄而已矣。必如西人将此等虚妄一扫而空之，方能臻于平实。谈算者又喜言黄锺为万事之根本，此大可笑，黄锺一律管而已，何得为万事之根本？即以造度量权衡而论，十二律吕谁不可借为度量权衡，何必黄锺？况累黍之法实迂谬而不可行，万不能取准。是以从古至今，九州十八省，无有齐一不差之度量权衡，则亦创法者之未尽善，虽虞舜不能强同之矣。惟西人分地面之天度为若干分，以其一为度，度定则算立方容积以为量，即以其重为权衡，一有差数，夫人可运算而知之，以故各国齐一，通都大邑穷乡僻处均无差失。中国测量家多用西尺，沿海民间交易尤习用西人之度量权衡，则以彼准而我不准也。天地之机缄一发而不可遏，将尽泄其灵奇以牖民于聪明之域，其间自有不期变而自变者，此类是也。算术古有九章之说，强割粟布、方田、商功、均输诸名目，实非出于自然，疑《周礼》保氏九数之说久即失传，汉儒割裂算数以补之。故先郑时已多出夕桀重差，明不止于九。至宋秦九韶知九章不足信而别立九章名目，所分乃益无理，是不如西人点线面体之说足以包举一切。推此则凡中国五谷、六谷、百谷、三江、九江、五湖、九河之说，要不过随举一数以为名，如九夷、八蛮之类，原可不必拘泥。经生家琐琐分辨，卒不能衷于一是，亦止觉玩时愒日而不切于事理矣），格致之理，杂见于古子书中（乍见之以为奇，其实至平至实，人人能知能行，且已知已行，习焉不察，日用之而不知耳），谅亦不能以奇技淫巧见阻。而尤要者，除购读译出诸西书外，宜广阅各种新闻纸，如《申报》、《沪报》、《汉报》、《万国公报》之属，公置数分，凡谕旨、告示、奏疏与各省时事、外国政事与论说之可见施行者，与中外之民情嗜好，均令生徒分类摘抄。其专治商务者，物价低昂、银钱贵贱与出进口货之畅滞多寡，应令列为年月比较简明表（西人政事莫不列为表，夫家登耗，百官进退，外国兴衰及交涉事件，出产增减，年谷丰歉，百物价值，用度奢俭，岁入多寡，兵额损益，船械精粗，工艺良楛，各种学问高下，医院治病得失，庶狱人数及罪名皆分等第为比较表，或变为方图，为圆图，尤一目了然。一国大小之事如数掌纹，故能以简御繁，操之有要。贾生言：“王道极之，至纤至悉无不到”，此之谓也。太史公曰：“吾观周谱，旁行斜上”，盖即中国治经作史之法）。治天算者，各国各省极寒极热之度分异同与其星气之变，均应抄录。治医学者，各处风土所宜与其瘟疫札疠与药材产销之地与其价，均应抄录。自能长人学业，益人神智（林文忠督粤时，广翻西国新闻纸，故能洞悉其情，而应其变。今日切要之事无过此者。况乡间无所闻见，必须借此为耳目。中国人之大病，莫过于不好游历，又并此而无之，终身聋盲矣。即不设此馆，城乡亦应公置数分，轮流递阅）。又严立课程，循名责实，每人止占一门，而皆从算学入手。每日工课，尽可从多，不使暇逸。七日一休沐，以节其劳，而畅其机（此西国通例也，极合文武弛张之道，事如可行，其详细章程另拟呈）。兼读中国书时，得文之以礼乐。如夫子就近教导，品行心术自不至违背。来谕所云：“守先待后，皆有分任之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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