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纬壹台台短书

    ○叙

    王仲任有言，彼短书之家，世俗之人也。沈休文名所著书曰《俗说》，循短书之趣也。嗣同夙愤末世之诬妄，惑于神怪杂谶，使民弗亹乎事业，坐为异邦隶役，读衡阳王子辟五行卦气诸说，慨焉慕之。独怪于《河图》、《洛书》、《太极图》等，何复津津乐道。然苟明乎五行非以统万物，八卦非以纲百名，则诸杂说非五行八卦无所牵附以苟其义者，亦且自息。尝分条讼辩，以与世俗砥砺，而仍恐自不出乎世俗，遂标曰《短书》。奄积月日，得若干件，适有报欧阳瓣姜师书，足以隐括厥旨，间有未尽，复于《报贝元征书》详焉。师以报书及拟为算学社章程，别刊《兴算学议》一卷，兹乃仅以报贝者代吾短书。夫彼之隶役我者，则必事业之有可征焉，吾独不可以反鉴乎哉？故观化学析别原质七十有奇，而五行之说，不足以立。呼天地曰乾坤，特巴比伦之方言。赫德氏因谓八卦为布算之号记。他若《尔雅》岁阳岁阴阏逢摄提格之属，亦皆巴比伦语。至于甲子纪向，始见于东方朔《十洲神异》之篇，要皆依斗柄所揭分度为十二宫定子午，而馀向胥定。月以甲子名，盖亦缘此。而岁缘岁星所躔而名，时缘日所加而名，各依全圆三百六十度为率，犹夫指南针之旋于圆盘，而甲子特方向之异名而已。然则壬遁孤虚风水生克，岂足当一辩哉？吾所欲辩，固有大于斯者。

    ○报贝元征

    元征齐年有道：李正则书称足下流寓天津，适馆厥家，德星辉聚，甚善！甚善！

    奉五月十四日书，具承操先醒之资，蕴悯乱之旨。方复图谋三反，盱衡相告，其日正则同驻，藉晓中外情事，此诚当务之急，儒者所尽心矣。嗟乎！谁为为之，不图才数月，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夫不获已而和，是也，而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骎骎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无短篱之不撤，有一纲而俱尽，直合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即何能为今之条约解矣。前寄书有未宣究，今且即答来语，一一陈之。

    来语“将讲洋务之术尚未精，必变法以图治欤？抑中国圣人之道固有未可尽弃者欤？”嗣同以为圣人之道，无可疑也。方欲少弃之而不能，何况于尽。特所谓道，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曰上曰下，明道器之相为一也。衡阳王子申其义曰：“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其道哉！君子之所不知而圣人知之，圣人之所不能而匹夫匹妇能之。人或昧于其道者，其器不成，不成非无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锺、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则谓之道，道得则谓之德，器成则谓之行，器用之广则谓之变通，器效之著则谓之事业。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辞，辞者辨器者也。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又曰：“君子之道，尽夫器而已矣。辞所以显器，而鼓天下之动，使勉于治器也。”由此观之，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丽于耳目，有视听之道；丽于心思，有仁义智信之道；丽于伦纪，有忠孝友恭之道；丽于礼乐征伐，有治国平天下之道。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乎哉？

    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惟圣人能尽之于器，故以归诸圣人。以归诸圣人，犹之可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以私诸中国，则大不可。以彼处乎数万里之海外，隔绝不相往来，初未尝互为谋而迭为教。及证以相见，则所食者谷与肉，不闻其或异也。所饮者酒与浆，不闻其或异也。所衣者布帛裘褐，所宝者金玉珠玑，不闻以冠代履，以贵贸贱也。所需之百工器用，商贾输贩，与夫体国经野，法度政令，不闻有一不备也。与中国通商互市，易器物而用之，又未尝不各相宜也。独于伦常，窃窃然疑其偏绝。夫伦常者，天道之所以生生，人道之所以存存，上下四旁亲疏远迩之所以相维相系，俾不至瓦解而土崩。无一息之或离，无一人之不然，其有节文之小异，或立法之相去甚远，要皆不妨各因其风俗，使捷于知而便于行，未有一举伦常而无之者。

    即如君臣一伦，人人知其有，不待言矣。而有所谓民主者，尤为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让之风，视中国秦以后尊君卑臣，以隔绝不通气为握固之愚计，相去奚止霄壤？于族属有姓氏之分，有谱牒之系，长幼卑尊之相次，父子兄弟之相处，未尝不熙熙然。彼惟无人不出于学，深得易子而教之义，故年至成立，艺术已就，其父母分与资财，令其自立，尤合古之士父子异宫之法，其日日问视可如故，非一离不复合，一别不更亲也。且将以小离终保其大合，以有别不至相夷于无亲，是可无中国“室无空虚，妇姑勃谿”之弊。人人不能不求自立之道，通国于以无惰民，不似中国转累父母养之忧之，使父母有“多男多惧”，及“汝曹催我老”之叹也。祖父之产，身后不悉归于子孙，犹然民主之法之推也，是永无兄弟骨肉争产之讼，与夺嫡争继之讼。嗣同所识西人，有英医士某，能孝其母，言及其母，则肫肫然有孺慕之色，三数日一寄书，言琐屑事甚备，下至日所食之蔬果，无不奉告惟谨，又不时电问安否。至其俗左男而右女，自为风气所囿，亦犹中国烧拜香之陋俗，谓止可为母烧之，父则当不起也。夫妇则自君至民，无置妾之例，又皆出于两情相愿，故伉俪笃重，无妒争之患，其子孙亦遂无嫡庶相猜忌之患。朋友则崇尚风义，讲信修睦，通财忘势，而相赴难。其学堂书院之规模，一堂师弟，恩谊分明，迥非中国书院之攘诟及近日师弟相待之薄。即与异邦人交，无不竭尽其诚，胡、越而肝胆，永无市井欺诈之习，是尤为中国衰世所绝无。至于取人之国，专尚阴谋狡险，此兵家之道，所谓“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因可施而施之，所当自反，岂得怨人哉！

    中国之五伦，详于文而略于法。彼不尚文，而其法能使家庭之间不即不离，就令不无流弊，而长短适足相抵，何至如中国前跋后疐，貌合神离，强遏自然之天乐，尽失自主之权利，使古今贤圣君子于父子兄弟之间，动辄有难处之事。尊为天子，德为圣人，徒抱幽恨于无穷，而无术补不周之已缺，毋亦强密其文，而法未有以节宣之欤？

    由是论之，夫惟仁，是以相人偶；夫惟义，是以能制事；夫惟礼，是以有《周官》之制，是以有朝聘、宴飨、军宾、婚丧贺吊、岁时上冢之仪。其不祭，知其无益也。丧服各有等衰，为父母持服一年，馀以次递降，其不三年者，文不具耳。天性笃至者，乌知不有终身之戚也。彼之免冠，吾之半跪也；彼之握手，吾之长揖也；彼之画数，吾之顶戴也；彼之宝星，吾之翎枝也。吾笑彼冠服简陋，彼即诘吾之发辫何为者，无以答也。若夫智信，又人人共知共睹，不待言者。子张问十世，孔子告以百世可知。万年之久，万里之遥，各安于所习，不必相远，不必相从，自不必相非也。其不能变者，极之纵天横地，无可变也。果未有一举伦常而无之也。使彼无伦常，则不相爱，不相育，彼吞此噬，攻斗涣散，族类澌灭久矣，尚安能举国一心，孜孜图治，一旦远出中国上，如今日乎？使无伦常而犹有今日，则伦常者初无关于治乱得丧，为可有可无之赘旒，而吾圣人以伦常设教，反虚而多事矣。

    彼其教或有不晓者，要亦尊天明鬼以整齐其民耳。中国之佛、老何谓也？乡曲之牛鬼蛇神，一木一石，一藤一井，皆虔而祀之，祷而祈之，又何谓也？诋之者谓在中国有抉目刳心为诸不道，而谁目睹之耶？果尔，何以在本国不闻有是，而天道又何在？此有识所断不信。

    尝笑儒生妄意尊圣人，秘其道为中国所独有，外此皆不容窥吾之藩篱，一若圣人之道仅足行于中国者。尊圣人乎？小圣人也。盖圣人之道，莫不顺天之阴骘，率人之自然，初非有意增损于其间，强万物以所本无而涂附之也。则凡同生覆载之中，能别味、辨声、被色，顶上而踵下，抱阴而负阳，以口鼻食息，以手足持行，其形气同，其性情固不容少异。子思子曰：“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推之“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不必即尊亲，其人自由其道而莫之知也。在人言之，类聚群分，各因其厚薄以为等差，则有中外之辨，所谓分殊也。若自天视之，则固皆其子也，皆具秉彝而全畀之者也，所谓理一也。夫岂天独别予一性，别立一道，与中国悬绝，而能自理其国者哉？而又何以处乎数万里之海外，隔绝不相往来，初未尝互为谋而迭为教，及证以相见，莫不从同，同如所云云也？惟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故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而圣人之道，果为尽性至命，贯彻天人，直可弥纶罔外，放之四海而准。乃论者犹曰：“彼禽兽耳，乌足与计是非、较得失？”呜呼！安所得此大不仁之言而称之也哉！其自小而小圣人也，抑又甚矣。故中国所以不振者，士大夫徒抱虚?无当之愤激，而不察夫至极之理也。苟明此理，则彼既同乎我，我又何不可酌取乎彼？酌取乎同乎我者，是不啻自取乎我。由此而法之当变不当变，始可进言之矣。

    夫法也者，道之淆赜而蕃变者也。三代儒者，言道必兼言治法，在汉儒犹守之谊，故老、庄与申、韩同传，而《盐铁论》列于儒家。自言道者不依于法，且以法为粗迹，别求所谓精焉者，道无所寓之器，而道非道矣。至于法之与时为变也，所谓“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无他年之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也。且无则不能终无，可有尤必应亟有。然以语乎今日，又不徒可有而且无，实今无而古不必不有者也。

    忆往年共足下谈时事，疾世之薄儒也，嗣同奋起作色曰：“奈何诋儒术无用乎？今日所用，特非儒术耳。”足下便叹绝，说是知言。故夫法之当变，非谓变古法，直变去今之以非乱是、以伪乱真之法，蕲渐复于古耳。古法可考者，《六经》尚矣，而其至实之法，要莫详于《周礼》。《周礼》，周公以之致太平而宾服四夷者也。朱子谓：“《周官》如一桶水，点滴不漏，盖几经历代圣君贤相创述因革，衷诸至善，而后有此郁郁乎文之治。”嗣同尝叹周公之法而在也，谁敢正目视中国，而蒙此普天之羞辱，至率九州含生之类以殉之也哉！盖至是始识周公立法之善，而孔子、孟子皇皇周流，思以匹夫挽救周公之法之将废，终不见用，犹垂空文以教后世，万一有能复之者，所以贻万世以安，不忍于人类日趋消亡，遂有今日之奇祸也。其事至难，其心至苦，斯其计虑亦至深远矣。当时既皆不悟，至秦果尽废周公之法。是周公之法，在秦时已荡然无存，况秦以来二千馀年，日朘月削，以迄今日。虽汉、唐之法，尚远不逮，岂复有周公之法一毫哉！

    然则今日所用，不但非儒术而已，直积乱二千馀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犹谓不当变者，抑尝深思而审处上下古今一综计之乎？然以积乱二千馀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欲尽取周公之法之几经历代圣君贤相创述因革，衷诸至善，而后有此郁郁乎文之治，为两汉所可复而不复，而使一旦复于积重难返之时，则势亦有万万不能者。井田可复乎？封建可复乎？世禄可复乎？宗法可复乎？一切典章制度，声明文物，又泯然无传，非后世所能凭虚摹拟。此数者，周公藉以立法之质地也。数者不可复，其馀无所依附，自阂窒而难施。故曰：“无其器则无其道。”无珩琚而为磬折垂佩之立，人鲜不笑其戚施矣；无筵几而为席地屈足之坐，人鲜不疑其瘫痪矣。

    是故后世人主，未尝不慕古之良法美意，鳃鳃然效之。若封禅，若乐舞，若耕藉，若亲蚕，诸如此等，不一而足。效之诚是也，而终于涂饰附会，故事奉行，牛非牛，马非马，泥虚文而无实际。即儒生则古称先，研覃经术，一若三代大同，得尺寸柄遂可举而措之，及向用矣，亦终不能有如其所自期而踌躇滿志之一日。岂皆学之不至，与所从学者之不至哉？“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古法废绝，无以为因也。无以为因，则虽周、孔复作，亦必不能用今日之法，邀在昔之效明矣。贯七札者非空弮，伐大木者无徒手，无他，无其器则无其道而已。于此不忍坐视，而幡然改图，势不得不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正使西法不类于古，犹自远胜积乱二千馀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又况西法之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礼》，往往而合，盖不徒工艺一端，足补《考工》而已。斯非圣人之道中国亡之，独赖西人以存者耶？

    说者谓周衰，畴人子弟相率而西，故西人得窃中国之馀绪而精之，反以陵驾中国之上。此犹粗浅之论，未达夫性善之旨，与圣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同生于覆载之中，性无不同，即性无不善。彼即无中国之圣人，固不乏才士也。积千百年才士之思与力，其创制显庸，卒能及夫中国之圣人，非性善而能然欤？又见圣人之道，果顺天之阴骘，率人之自然，初非有意增损于其间，强万物以所本无而涂附之，故暗合而悬同欤？就令如说者之言，西法皆原于中国，则中国尤亟宜效法之，以收回吾所固有而复于古矣。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况穷变通久，如西法之为圣人之道乎？不然，且日贫日弱，长为人役，圣人之道乃终亡矣。故嗣同以为变法图治，正所以不忍尽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

    来语“数十年来士大夫争讲洋务，绝无成效，反驱天下人才尽入于顽钝贪诈”。嗣同以为足下非惟不识洋务之谓，兼不识何者为讲矣。中国数十年来，何尝有洋务哉？抑岂有一士大夫能讲者？能讲洋务，即又无今日之事。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固宜足下之云尔。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执枝叶而责根本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况枝叶尚无有能讲者。

    试先即枝叶论之，西法入中国，当以枪炮为最先，其次则轮船，皆不为不久矣。枪炮尚不能晓测量，遑论制造！今置一精枪精炮于此，足下以为可仅凭目力而浪击之乎？势必用表用算而后能命中，则试问：左右前后之炮界若何？昂度低度若何？平线若何？抛物线若何？速率若何？热度若何？远近击力若何？寒暑风雨阴晴之视差增减若何？平日自命读书才士，无一人能言者，甚则并其名与制犹不能识。有事则召募愚愿乡农，使用读书才士所不能识之器，不亦大可哀乎！去年日本闻中国购枪械，从而笑之曰：“纵得精者，其如无人解用何！终为我有而已。”后竟如其言。彼之炮兵无不精测算，枪兵亦通晓大略，胜负之数，早辨于此矣。

    轮船虽内江商轮，曾不能自驭，必聘洋工驾驶，又况海船，又况海军之且战且行。回旋不成三角，何以避碰船？炮机不极灵熟，何以御雷艇？下至风涛沙线，犹须寄耳目于洋工，就令秦越有同舟之谊，而攻战大事，何能专责一二驾驶之人？平时依违近港，虚作声威，初不意真使出战；迨迫以军法，将士环向而泣，至有宵遁者。其能与履险如夷、少成习惯之悍敌，驰逐于洪波骇浪中，而望其不覆败乎？则凡汽机之灵滞，水火之均剂，速率、马力、涨力、压力之多寡，测天以辨经纬，测地以验远近，更无论矣。

    嗣同尝往来各省机器局，见所谓总办，非道即府，问其得道府之由，上之挟万无一用之举业，弋科目而驯致之；否则入资财而货取之；营荐举而巧攫之。中国辨士论官，固自不出此，何怪于算学制造了不省悟，则以下诸官属之懵然昏然，又不待言。即或一二奇材异能之士杂其中，夫谁知而听之！非无格致书院、武备水师诸学堂矣，而肄业不过百数十人，又不过每月应课，支领奖饩，以图敷衍塞责。非能合天下全力，如治八股之殚精竭智，以治其业，以求御侮之方。兼无一定登进之途，使免于夤缘干禄，而谓此智愚不齐之百数十人，皆可造成人材，有是理乎？材或成矣，又谁知而辨之？于是各局不得已而用西人主其事。西人竭诚忠事与否，已不可信，见我无知无识，安坐束手，以受指挥，而听愚弄，彼亦何为不遂愚弄之乎？故枪炮厂不一，天津、上海、江宁其最久者，至用枪炮之时，无枪炮也。船厂不一，旅顺、福州其最大者，至用船之时，无船也。于是又不得已而购于外洋，外洋知中国素无试验船械之机器，莫辨良楛也，尽以其共弃而已废者，昂值售之中国。其外观犹是也，而铁质之粗疏，炼法之苟简，花线骨节之不中程度，有非机器莫辨者，固不得谛审而争论也。又况如去年危迫时，欲购稍钝之器，皆碍于公法而不可得。智利为局外之国，因乏见钱，竟不愿售。而出使大臣意在分肥，收兑委员从而索费，值愈昂而器愈劣，又累被倭船搜夺，私相授受，急何能择耶！然则中国虚掷此数十年，足下犹称为讲洋务，毋乃过于高视衮衮诸公，为之出其罪乎？儆未流之失，遂谓创始之非，又何异惩羹而吹齑，因噎而废食矣。

    且惟数十年士君子徒尚空谈，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馀力。稍知愧耻者，至不敢与办洋务人通往来。于是惟下贱无耻不恤声名之流，始甘心从事。上官明知其非类，窘于无人，不获已而用之。有细崽起为关道者矣，有从马占仕至封圻者矣，人才安得兴？洋务安得有效？足下所谓反驱天下人才尽入于顽钝贪诈。反之一字，适足见洋务本非驱人之具，无真知洋务之人，使顽钝贪诈得诡托于洋务以售其奸，反似洋务有以驱之云尔。此又不得专罪诸公，实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屑务实之过矣。有其学而不用，犹可曰不用者之罪也。自不肯为有用之学，将谁执其咎哉？某公尝叹曰：“无惑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人品非不好，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新旧小大炮数百种，新旧后膛枪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诸攻守之具，进而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更有十百于此者，无能知焉。贤之与不肖一也，少知之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而昨见王壬秋上合肥书，痛诋洋务，兼及曾、左，兼及香帅。其为合肥画计，则又劝其率铁甲船往攻日本，此诚奇计矣。然无论中国初无人解驭铁甲，即有之，而铁甲独非洋务乎？非测天无以识途，而谓当用中国之土圭乎？非测地无以记里，而谓当用中国之更香乎？不解汽机，何以行船？不熟算术，何以定炮？不习公法，不能悬旗；不通语言，不能答局外之问。凡此数者，非致力久，用心专，则不能得实用，而谓平日不当讲肄，自可取办于临事乎？且铁甲尤诸洋务之荟萃，是中国之名士，未始不知洋务之有用，特己所不知不能，恐一讲洋务，即失其所以为名士之具，不得不忍心出死力以挤之耳。试问诋洋务者，能不衣洋布、用洋物乎？与其仰彼之物以为用，使其日耗吾民之财，何如皆自造之、自用之，兼造彼所需用者抵御之，以留养民命、纾民力之脂膏耶？即如洋钱一宗，通行东南各省，西人获利无算，中国何以不早仿造？始以为资本太重耳，湖北建银元局，购置机器才数万金，是亦何难？乃至今始有广东、湖北二局。铜钱则竟坐视西人之销熔，而不为之所。

    中国举事著着落后，浸并落后之著而无之，是以陵迟至有今日。而所谓士者，方更坚持旧说，负固不服，不问此时为何时，所当为为何事。溺于考据词章，狃于湘军中国人杀中国人之百战百胜，而怙以矜夸。初不辨为某洲某国，概目之曰洋鬼。动辄夜郎自大，欲恃其一时之议论为经济，意气为志节，尽驱彼于海外以闭关绝市，竟若经数十年贤士大夫焦思极虑无以处之者，彼一横蛮即旦夕可定。见有识者讨论实学，力挽危局，又恶其形已虚而乘己短也，从而冒之、疾之、詈之以异端，訾之以邪说。然则便当拱手瞠目以待诛戮耶？愚尝谓中国有亡国之士者此也。

    又不惟士，有亡国之民焉。各省之毁教堂，打洋人，湖南之阻矿务，阻电线。以天子之尊，不能举一事。官湖南者动色相戒，噤口不敢谈洋务。加以周汉之稗士乱民煽惑之，快私志于一逞，而阴贻君父以危辱，犹施施然不知天高地厚，方自诩忠义，骄语于人曰：“吾能辟邪说、攻异端矣。”顷四川教案，牵涉多国，大不易了。保护教堂之严旨，急如星火。驯至寓湖北之洋人，每日游洪山，令由督抚衙门派兵伺候，岂复成世界！西人犹谓中国之官曾不能自约束中国之民，要此官何用？其评吾湘人，一则曰无教化之野蛮，再则曰未开智识之童呆，而中国之人尝一致思否乎？

    穷其所以至于如此之故，即又不得不专罪诸公，处无法而当变法之时，不能出铁肩，下辣手，如张江陵毁天下书院，如国初剃发之令，以力遏此曹稗士乱民，反曲循之使不变，使士民无所适从。欲不讲洋务，而接于聪明，接于精神，接于日用饮食，何莫非洋务？既不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斯决去之而势有不能。平时所考，不过八股、试律、大卷、白折，及使之也，迥异其所考，不问其习不习，一于求全责备，事事皆使为之，卒至一事不能为。欲讲洋务，而国家初无是法，乏师承以致其精，又望望然而畏其烦苦，恐徒分治举业之日力，又不能与科目、资财、荐举者争进取。目营四海，茫无系属，遂忍而付诸不论不议。无铁路及游历之费以扩充其见闻，乃真以为可不讲洋务，而讲之即非圣人之道。似是而非，习非成是；一唱百和，同然一词。虽家置一喙，亦将深闭固拒而不信。

    日本、暹罗之变法也，先变衣冠，所以神其鼓舞之妙用，而昭其大信。一新士民观听，俾晓然共喻于法之决于一变，渐摩濡染，久久自将合为同心同德，以舍旧而新是图，进变他法，始自易于听从，乐于效用，民志于以定，谤议于以平也。日本遂以勃兴，暹罗亦不失为宇内第三等国。其不变者，则皆不祀忽诸，斩焉灭矣。故夫变衣冠，亦洋务根本之一端焉。或者以五十步笑百步而不愿变，亦可不强之，而其他当变者，固无一可缓也。夫言不当变法，亦幸生此取士用人无据之时，得匿其无所能，而冀幸于糊名之取士，资格之用人，以便身图耳。西人鄙中国之士志趣卑陋，止思作状元宰相，绝不自谋一实在本领，以济世安民。吁，异哉！此言乃出自西人之口，吾中国之取士用人何如耶？

    足下昔慨资格糊名之失，犹以为彼善于此，为公道之仅存。斯其愤时嫉俗之深心，非不知圣人之道之无存，惟恃此希疏将裂之法，聊为遮禁，而独不思变计何耶？变而乡举里选，谬采虚声，则得人爵，弃天爵，党同伐异，弊愈益滋，更出资格糊名之下。是古法果不可行于今，果不能不变为西法取士用人之依于实事。苟依于实事，即乡举里选又未尝终不可行，故以为变法即变而复于圣人之道，此物此志也。向令早数十年变科举，如西法之依于实事，舍此更无出身之阶，彼便身图者，复何所容其冀幸，而不回心易虑以治西学？迄乎今日，民志久定，谤议久平，人才久布列在位，中国久复乎圣人之道，而首出乎万国，父以是诏，兄以是勉，我辈亦必精其业于公法条约，使务、界务、商务、农务、税务、矿务、天文、舆地、测绘、航海、兵、刑、医、牧、方言、算数、制器、格致之中，各占一门，各擅一艺，以共奋于功名之正路。何至如今日一无所长，而流为废物；又何劳腾其口说，至有此等辩论？令彼时有强我辈复为八股者，有不笑之骂之，如今之笑骂洋务者乎？又令我辈不生中国而生于英、俄、法、德、美、日诸邦，见中国所谓八股，及我辈此等辩论，有不旁观而目笑者乎？然则诸公与士民，皆有不得归罪者，不早变科举故也。

    今之原祸始者，必以合肥为丛矢之的。夫日暮途穷，百政废弛，诚足恶矣。然二十年前，有绝大之名奏议，为中国生死存亡之所系，则为请以科举变西学一疏。既格不行，何从得群策群力以自辅？何从使君子自别于小人，而化四百兆无用之废物为有用？更何从有安内攘外建威销萌之一日？合肥聪明人，岂见不到此？故规模虽极宏远，布置虽极周匝，一有边警，即始终主和，亦灼见科举不变，材艺不奋，万无可战之理。此其洞睹几先，力维大局，非后生浅识所能窥观者矣。责人斯无难。我辈匡居逸豫，超然事表，但觉彼之失机后时，而当局者步步荆棘，居高地而不能行其志愿，事变万端，交秉迭赴，实有至难者。独怪其变科举之言既不用，何不以去就争之？争之不得，即奉身而退，不人己两全矣乎！俟至伊藤博文十年变法之诘，张目而不能对。嗟乎！贪位恋权之足以丧身如此，徒枉其才而已。故夫变科举，诚为旋干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或难曰：“不先正天下之人心，变犹不变也。”曰：是固根本之根本，而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有《雎》、《麟》之意，而后可行官礼之法，亦就在上位者言之，何便溥罪天下之人心乎？必谓天下人心皆不正，又何其过尊西人而自诬之甚也。西国之治平，岂皆人心正于中国乎？彼独操何术以致此，然则彼性善而我性恶乎？亦彼之法良意美，我无法而已。法良则中人以下犹可自勉，无法即中人以上难于孤存。法良则操、莽无从觊觎，无法即尧、舜终于犹病。且即欲正天下之人心，又岂空言能正之乎？极知今日之祸乱有为人心所召，彼甘心误国者，所谓不待教而诛，虽圣人不能正此已死之人心，然有后来未死之人心焉。无法又从何处正起？则亦寓于变法之中已耳。衣食足，然后礼让兴；圣人言教，必在富之之后。孟子谓：“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言王道，则以耕桑树畜为先，无所器则无其道。圣人言道，未有不依于器者。岂能遍执四百兆颠连无告之民，一一责以空言，强令正心乎？所谓垂空文以教后世，亦望后之人能举其法以行其教，而空者不空耳。若但空文而已足，则前人之垂亦既伙矣。今之于教何如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并孔子之世，不乏乱臣贼子矣；后孔子之世，不乏乱臣贼子矣。孟子距杨、墨，而异端不绝于后世；韩昌黎辟佛、老，宋儒又辟佛、老，卒与昌黎、宋儒并存。无他，孔、孟、昌黎、宋儒不幸不得位行权，以施其正人心之法，徒恃口诛笔伐，以为千里金堤而不忧横决，固不免为奸雄所窃笑。然则不变法，虽圣人不能行其教以正人心。此变学校尤为正人心之始基，根本之根本矣。学校何以变，亦犹科举依于实事而已。

    夫人心既不可抉取以考察正否，故非借证于实事，尤无从以得其心。中国之经史性理，诵习如故，尊崇如故，抑坐定为人人应有而进观其他，不当别翘为一科而外视之也。即考据词章八股试律，亦听其自为之，不以入课程，不以差高下，皆取文理明通而已，以其可伪为也。余不可伪为，自必皆实事。皆实事，则科举之取士也有据，而乡举里选亦无计以遂其私。善夫西法学校科举之合为一也，有择官选士之意焉。有初学院、中学院、上学院，学者依次递升，其材者升于大书院，犹成均也。各守专门之学以待录用，学弗精进，或他过失，依次降之，犹郊遂也。其投考也，即由各专门院长考之，不拘人数，求考即考，一二人可也，百十人可也。不拘时日，随到随考，今日可也，明日可也。所考又皆实事，皆可实验。如考算学即面令运算，船学面令驾船，律学面令决狱，医学面令治病，汽机学面令制造，天文、测量面令运用仪器。众目昭彰，毫无假借。中式即面予证书，差其等第，以为名称，如中国举人、进士之类，其有殊尤，立即报明擢拔。考政学文学者官内部，考算学理财者官户部，考兵学者官海军陆军部，考法律者官刑部，考机器者掌机局，考测绘者掌舆图，考轮船者航江海，考矿学者司煤铁，考公法者充使臣，考农桑者列农部，考医学者入医院，考商务者为商官。余或掌教，或俟录用，或再考。每国大小公私书院学塾多至十数万区，少亦数万。学某学即读某门专书，而各门又无不兼有舆地之学。又有兵学校，凡兵均令读书。又有瞽学校，制凸字书令扪而读之。凡子女生八岁不读书，罪其父母。又有五家连坐之法，一家不读书，五家皆坐罪。故百工商贾农夫走卒，无不读书。又有女学校，故妇女无不读书。由是小儿得于母教，方七八岁时，即知地为球体，月为地之行星，地为日之行星，地自转而成昼夜，地绕日而有寒暑，地凡几洲，凡几国，某国与我亲，某国与我仇，及其广狭强弱，均已晓其大概。至于品行心术，固无法以考验，实即寓于诸学之中，坐定为人人应有，而进观其他。苟其不端，亦决无能善其事而不败露者。况有警察官吏举刺之，有上下议院评论之，又有浓赏厚罚驱其后，复何忧不得人哉？中国之考八股，于品行心术即又何涉！岂惟八股经史性理考据词章凡可伪为者，其无涉犹八股也。顾亭林悼八股之祸，谓不减于秦之坑儒。愚谓凡不依于实事，即不得为儒术，即为坑儒之坑。惟变学校变科举，因之以变官制，下以实献，上以实求，使贤才登庸而在位之人心以正。且由此进变养民卫民教民一切根本之法，而天下之人心亦以正。根本既立，枝叶乃得附之。夫何忧顽钝贪诈，夫何忧洋务之无效？

    或又难曰：“天下大局，已溃裂至此，所谓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骎骎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欲毁约又已无及，虽变法庸有济乎？”曰：是难言也。吾独惜夫前此数十年宽闲之岁月，不计此，不为此。见日本之变法而兴，可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矣。犹不思效法，反议之诋之笑之咒之。初通商之不变，尚曰不识中外情形也；庚申可变矣，庚辰可变矣，乙酉可变矣，而决不变。迄乎今日，奄奄一息，自救不遑，顾不度德，不量力，张脉偾兴，忽起而与能变法之日本战。如泰山压鸡子，如腐肉齿利剑，岂有一幸乎？初闻湘军之见敌即溃也，心虽哀之，未尝不窃喜吾湘人之骄从此可少戢矣。既而其骄如故，“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吾何暇计外洋之欺凌我、虔刘我哉？责己而已矣。《春秋》之法，责贤者备，彼甘心误国之臣，既非贤者，责又将别有所在，则事之不可为，夫亦亡国之士与民为之也。何则？今日误国之臣，即前日之士民；今日之士民不变，他日又将误国矣。虽然，吾所云变学校，变科举，凡以为士与民，化其桀骜，而登庸其贤才也。贤才登庸，正如西人所称联合力，岂有不可为之时势哉？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能有为者，固不在大，此其浅祸也。赔兵费二万万两，又议增三千万两，其祸较深。括尽中国之民财及于妇女之环珥，恐犹不足取办。不足取办，则威海之倭兵永不得撤，五十万之岁饷永不得停，子金又日孳而日重，势不得不假赀于西人。西人更因而盘剥之，重息也，质地也，抵押海关也，皆所不免，而吾益不足取办。子金之日孳日重，负西人无异于负日本，积累既久，虽割地割海关犹不能偿。统筹全局者，所以必首先从事于此。若无内国债可举，而择祸莫如轻。莫如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是犹有办法者也。至于遍地通商，免税免厘，兴创机局，制造土货，其祸之烈，直无办法！

    来语所云“各国援利益均沾之说，从而效尤，小民岂堪其苦？”嗣同所云：“直合四百兆人民身家性命而亡之，此约不毁，圣人无能为矣。”然毁之自当有其道也。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馀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则情愿少取值，浼二国居间胁日本、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再加赔费，亦无不可，而仍愿少取值，请归二国保护十年。二国第毁约与保护，即少出值，尤必乐从。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止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使不吾扰耳。似今浙江之舟山、天津之铁路，竟由英、德派兵保护，则断断不可。即十年内与他国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助。然得宇内二大国之一言，亦断不至与他国有事。且英、俄互相猜忌，倚中国为障隔，中国转因而居重。新疆、西藏壤地密邻，二国又将彼此相谋，自固其圉，更无暇犯中国。即令欲犯中国，而经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之区，如农务、矿务、商务、铁路之属，必十年之后始少有条理，是尤为缓兵之策。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而二国出值，又不必皆见银，凡铁甲船、快船、碰船、雷艇、水雷、精枪、快炮、商船、火车，造铁路之钢条木板，及应用诸机器，皆许作抵。凡此于日本于英于俄无不准情酌理，两剂其平，所谓絜矩之道也。

    于是迁都中原，与天下更始，发愤为雄，决去壅蔽。且无中外之见，何有满、汉之分？则凡一官两缺，凡专称旗缺，一律裁止；则凡宗禄驻防，凡旗丁名粮，一律裁止。广兴学校，无一乡一村不有学校，而群才奋。大开议院，有一官邑即有议院，而民气通。慎科举，无一定之额数，无常限之日期，程其艺事，端其趋向，繁其汇目，精其较量，而一人不求其备。改官制，无内外之重轻，无文武之区别，专其职业，少其层累，迁其勋阶，增其禄糈，而终身不易其官。选士人治里闾，以复乡官之旧；练乡兵隶守令，以代力役之征。凡府史皆用律学之士人，既有升转之望，而书吏之盘踞空。凡胥徒即用在役之乡兵，既有践更之期，而差班之蟊贼去。讥阙失有警察之官，禁暴修闾之遗制也；正粮土有测绘之官，封人、均人之职掌也。分海军、陆军为二部，将则必出于武学堂。创办之始，募西贡、新加坡、新旧金山之华民以练海军。无事则令运载货物，出洋贸易，既可挽救商务，又得熟习航海。陆军则守兵仿寓农而隶守令，战兵募选锋而立将帅，枪兵可尚勇力，炮兵兼通算学，工兵则备筑垒、浚濠、炮堤、地营、修造器具诸工作。其练之也，守兵令站炮台，较准头，布阵势，习步伐。战兵于数者之外，益以征调代操练。今日往某处，已而易一处，已而又易一处，日日如临大敌。彼出此归，不使游惰。尽开中国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源。兼以兵法部勒矿夫，有事则处处皆兵。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以速征调，以便转饷，以隆商务，以兴矿产，以广游历，以通漕运，以宏赈济。商务则设商部，集商会，立商总，开公司，招民股，兴保险，建官银行，而必以学商务者为之官。精求工艺制造，如磁器丝茶之属，与中外所共需者。下至烂布可造纸，莱菔可熬糖，骆驼牛羊鸡鸭之毳可为毡为褐。工与商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改订刑律，使中西合一，简而易晓，因以扫除繁冗之簿书。清理庶狱，分别轻系重系，使操作如白粲鬼薪之罚。岁始豫算，岁终决算，丝毫皆用之于民，而不私于府库，以明会计之无欺。出口免税，入口重税，涓滴皆操之自我，而不授于外洋，以杜漏卮之有渐。食盐与诸土货，则一征于出产之地，而不问所之。税坐贾而不税行商，以归简易而塞弊窦。尤须研覃税务之学，缕晰中外税则，查验章程，始可夺回税务司包办海关之权。讲求植物学，以裨农政，以丰材木。讲求动物学，以蕃马政，以溥畜牧。兴女学以课妇职，兴废疾学以无坐食。蚕织用机器，可去蚕瘟，而成功多以速。耕不必用机器，而引水用机器，可省筒车之费与手车脚车之劳。续电线，创邮便局以理邮政。汲自来水、然电气煤气灯以利民用。街道修，则疠疫之源塞；医院多，则医治之术工。造公共之花园，以为养生却病之方。七日一休沐，以合文武弛张之政。博通各国语言文字，以翻译西书西报，以周知四国之为，以造就使才；而四出游历，以长见识，以充学问，以觇人国之得失兴衰。各国之长并取之，各国之弊立去之。各国之船械无一不能造，各国之器用无一不愈精。谨权量，审法度，一道德，同风俗，法立而教自存焉矣。

    而中国有屡去而不能去之弊二，不能不变而去之，曰漕务，曰河务。八省漕米，岁数百万石，由河运则费银四十两而致一石；后改海运，费仍十七八两，而河运亦不废。嗣同不解所谓，叹为可已不已，尝共足下言之。足下谓惟正之供何当废绝，嗣同亦无以决。后见李次青布政条奏，果谓《禹贡》帟秸粟米不出五百里外，《周礼》九贡九赋亦专指王畿而言。汉高帝转关东粟以给中都，不过数十万石，唐初漕运不过二十万石。宋都汴，去江、淮不远，劳费尚轻。元行海运，初止四万石。迨明成祖得国不正，挟众北迁，虑南人不喜食麦，乃漕南米以赡北都，开运河数千里，引黄河以济运，劳民伤财，几竭天下之全力。然则今之漕务，特始于明成祖之枉道干誉，遂相沿不改。仓廪陈红，不知何用。宜将河运、海运均罢去，酌量都城每岁用米之数，另由铁路随时转运，馀以贮各府州县，或由铁路运往各缺米之地。且有铁路，则民间之销售易，征收可尽改折色，俟缺米时，然后采买，尤为简便。古人耕九馀三与谨盖藏诸法，皆为人少又无铁路之时言之。今者生齿日繁，数十倍于古，所食之谷，自不甚有馀。即有馀，亦自知盖藏。岂虑货弃于地者，惟苦无铁路以流通耳。有铁路，则不在此即在彼，因其虚而趋填之，断无天下皆荒之理。即可有天下相通之事，初不必恃有馀之留与盖藏之谨。凡官仓、社仓之繁难悉可省矣。往年山西、河南旱灾连岁，赤地方数千里，富室拥重金，转死沟壑，有司疾视，莫可奈何，正坐运道艰远耳。使有铁路，何至穷窘若此？

    治河古无良策，殷商五迁，半因河决。然则言齐桓湮九河，中国始有河患者，虚也。西人治河，亦止筑堤一法，但善审形势，又多筑相距数里之遥堤，至三四重。两堤之间筑横堤，使两堤相属，中成方罫。平时皆可栽种，偶溃一处，水仍束于一方罫中，进溃一处，又束于一方罫中，不至浩荡横流，使人无从施工，无地取土。嗣同因悟井田之法，亦必四面有堤，中如方罫，始成一井。堤上可行，所谓径也畛也。井愈多则堤愈高愈厚，所谓涂也道也路也。而畎遂沟浍洫者，即各依于本堤。盖堤四旁八达，皆有口门，可以宣泄由己，水大堤圮，亦止一井被淹，馀可无害。故八蜡中有防，可知堤者，井井皆有，为农家最切要之事。不然，一有水灾，沟洫畎浍，反足导水入灌。后儒遂以井田为不解之积疑，至战国时，毁井田为阡陌，殆恶堤之占地，因锄而去之，疆界乱而水患亦剧矣。今西人殆以井田之法治河，所亟宜效法者也。而治水之要，则曰不与水争地。湖湘垸圩，日筑日多，故洞庭、江、汉之泛溢年甚一年。曾奉严旨禁革，卒不能止。亦由人满土稀，无可垦辟之地。昔行陕、甘道中，见山东、河南被水灾，黎民挈妻子负农器而西迈，流离饥困，心窃哀之。停车慰问，云：“将迁耕旷土。”问素愿乎？曰：“苦资斧不足自达耳。故乡一片汪洋，岂复堪恋？”于时陕、甘大吏颇有周之者。西北土满，胡不遂迁濒河濒江湖常被水之民于彼，使水得所容受，以杀堵激之怒耶？然此非铁路无以致之。故铁路之有益农务，尤在无形，诚根本之一端矣。

    中国又有屡兴而不能兴之利二，不能不变而兴之，曰铸钱，曰钞票。金银铜三品，皆所应铸，而铜钱至今日尤坏极矣。重则私销，轻则盗铸，抑亦古今之通弊。惟有就出铜各矿，用机器铸极纯之铜，极精之花幕，而又少轻之钱，则私销无利，而盗铸不能。然钱中有孔，即不啻多出一边，尤宜力求细致机器。造物圆体易工，方形难好。故广东机铸之铜钱，方孔中不甚光净，无以杜刮取铜屑之弊。当改造圆孔，而孔内边外，皆作极细之平行纵线，略如银元之式。至妙之法，又莫如无孔铜钱。无孔积至千，不便提携，势不能不用银元。银元又无孔，势不能不用钞票。故西国钱皆无孔，亦其畅行钞票之微权矣。钞法又银钱兼权者也。国家不行钞，致令票号钱铺坐盗御世之大柄，而持轻重于其间，事之倒置，无逾此者。钱铺更易倒闭，甚至故设骗局，穷民受害无涯。然而犹通钱铺之票者，当世钱实不多，乡间尤窘，不得不赖此几张纸以为转输耳。言者辄引咸丰朝钞事为戒，不知特行之未久，又未免失信，所以难行。若许民纳赋完税皆可用钞，又订造外国精纸精板，自以中国之印印之，令票号钱铺即领用官钞，而严禁其出私票，随设官银行，视国家入银若干，始出钞若干，止求便民，毫无营利之心，原非持空纸以诓民，亦岂有不能行者？况官银行为商务先著，银行既设，商民存款交易必以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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