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维新运动的反动

    一　反动势力的解剖

    从戊戌年（一八九八年）秋间到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的夏间，可称为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反动的事实，以所谓“戊戌政变”开幕，以义和团大闹北京收场。但是我们要认识这次反动真正的内容，非先将当时的反动势力，略为解剖一下不可。因为这种反动势力，内容并不单纯，原因也不只一端。就势力的构成来说，上自西太后，下至小百姓，都包括在内，约略分之为三：

    一、握有重权的亲贵（利用“拳匪”排外的人）；

    二、一般士大夫阶级（鼓吹“拳匪”排外的人）；

    三、失业的群众（“拳匪”）。

    这三种人，虽然同含在这种势力以内，但就他们反动的心理上或精神上来解剖，却不尽相同；有彼此一致的处所，有所谋各殊的处所；也有可原恕的处所，有全不可原恕的处所。现在请就他们反动的心理上分别叙述：

    一、民族的自尊 　大凡个人在社会里面，不愿自居于劣等的地位，一个民族在民族团体里面，也没有自愿居于劣等民族的位置的，何况中国民族几千年来常常是居于优秀地位的呢？甲午以后，一部分醒悟的人士，固然知道现在所遇的外族不是往时的外族可比，但在大多数拘于旧历史观念的人，却以为现在的碧眼赤须儿，仍不过是往时匈奴、契丹、吐蕃、回纥等的一例，虽然一时在武力上受了逼迫，终久是要受我们的圣教感化的；一般新进之士不尽力宣扬自己的圣教去“用夏变夷”，反而自“变于夷”，这是何等可耻的事。我们试看叶德辉《与皮鹿门书》的书说：

    ……近世时务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则鄙见断断不能苟同者……昨读世兄歌辞（时皮鹿门之子作《醒世歌》，有“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等句），敢以管见所及，一明其是非。……地球圆物，不能指一地以为中，但合东西南北考之，南北极不相通，则论中外，当视东西矣。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居东南之中，无中外独无东西乎。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国以人为外也。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若以国之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则春秋时周德衰矣，何以存天王之名。鲁之弱小远于吴楚，何以孔子曰我鲁，此理易明，无烦剖辨。尧、舜、禹、汤、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而下，异教之为圣教澌灭者不可殚述。即以文字论，佛法盛于六朝，而其梵夹之经典，反藉中文而后传；辽、金、元人凭陵宋室，可谓至极，今三国之书不存一字；此第圣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潜移默运，扫荡异教于不觉，何论旁行诘屈之书乎。……

    叶氏与人书还有一段说：

    ……夫强邻逼处，势力之口亦乌足凭。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驴鸣狗吠，讵曰知时。蚕食鲸吞，无非肉弱。非我族类，仇视宜然。独怪今之谈时务者，若祖若父，本中国之臣民，若子若孙，皆神明之嫡脉，而亦幸灾乐祸，人云亦云，问之此心，天良胡在。……

    我们现在看他这种解释“中国”两字的妙论，什么“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中国人是黄种，便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真是要笑脱牙齿。但这种自尊自大的口吻，确足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义和团的“坎字拳”、“乾字拳”等等，与这种“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思想渊源上也是一贯的；义和团的首领曹福田说“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敕命”，与这种“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的见解，也没有多大区别的。御史徐道焜上奏说：“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兵当尽灭。”御史陈嘉言说：“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说：“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由有知识的士大夫阶级到无知识的群众，都认中国人是天地神明特别重视的一种人，纵然受屈一时，天地神明必维持它永久尊贵的地位。这种心理，从坏的方面说，自然是愚蠢可怜之极；但从好的方面说，即所谓“民族的自尊”，却是民族立国的一种要件，愚蠢中尚有几分可以原谅。

    二、公共的积愤 　这种积愤的心理，是根于自尊而来的，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继之以德取胶州、俄索旅大等，累次受外国暴力的压迫，虽以神明华贵的民族，对于这种压迫却是无可如何；加以当时的基督教徒骄横、跋扈，动辄恃其后面的帝国主义势力，干涉中国的民政；所谓数十年的积愤，上下郁勃，无可发泄。我们试看下列两段拳乱中的故事就可以知道：

    ……联军既破京津来保定，廷雍（本直隶臬司，时升藩司，护理直督，率领拳匪仇杀西教士及言新学者）方护督，遂被执，并及保绅。各军公讯，雍云：“保绅夙从令，可释，若焚杀汝人，皆我也。”叩以何为？雍曰：“道光以还，汝曹欺我太甚，倘得势，孰不报汝，今至此斧钺由汝，问何为。”遂见杀，今地方人尚多哀之。（见酬鸣《书＜庚子国变记＞后》）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恶新学如仇。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大师兄（拳匪首领之称）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两个人的声口，已很足表示当时积愤的心理；还有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崇焘之尸以谢天下；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予议恤。他们以为中国累次屈辱，都由于郭、曾这辈人卖国，现在非把多年的积愤大大地发泄一番不可。

    三、生活的不安 　自五口通商以后，外国的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固有的旧式工业受了压迫，失业的人渐次增多；加以累次对内对外的用兵，因军费赔款、横征暴敛而生出来的负担加重，军事完结后，兵勇的解散，溃卒的流亡；并且自光绪即位以来二十余年间，没有一年不被天灾，或大水，或大旱，或河决，北方几省尤甚（试参看文明书局出版的《清史纪事本末·光绪入继》一篇可知）：皆足以扩大失业人民的数量。概括言之，就是民众的生活上受了压迫（即所谓经济的压迫），社会上必然生出不安的现象来。但是这种经济的压迫，上面所举三种人的第一种（握有权位的亲贵），自然是不会感觉的；就是第二种（一般士大夫阶级），感觉得也很少。第三种所谓失业的群众，本是由经济压迫所产生，对于这种压迫，自然特别感觉痛苦。但是他们只知自己的生活无所依靠，却并不知他们的生活所以失靠的真正原因。他们很笼统的思维，以为使得我们穷困都是由于中国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于洋人的欺负。修铁路，开矿山，把我们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设教堂，把我们的神祗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们一天穷困一天。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穷困，非把一切洋人驱逐出去不可，那班信洋教、讲洋学的人都是汉奸，也非一律杀掉不可。他们把一切的害恶，笼统归纳到“洋教”两个字上面。但是看见洋人的兵舰枪炮却着实利害，于是想到“封神”、“西游”在戏台上所表显的神通法力，必定是有几分可靠的；起初由少数的奸猾者借以哄骗多数，渐至彼此互相哄骗，久而久之，大家自己哄骗自己。这便是所谓群众的心理，由生活的不安演为借神力以排外。从德国夺取胶州湾后一年半间，山东一省闹出来的路、矿、教三项外交案，共达一千余件；从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夏几个月间，拳民的聚积达若干万人，都是由这种群众心理结合而成的。

    四、政争的阴谋 　自戊戌变政以来，西太后痛恨光绪帝，痛恨康梁；一般依附西太后谋得政权的人，也和西太后一样的心理。但是康梁的逃走，都是由于外国人的救护（康之脱险，由上海英领事的救护，见梁启超《记南海先生脱险事》；梁之出险，由日本大岛兵舰之保护）。后来康梁在外国倡立保皇会，外国人不惟不加以干涉，并且还予以保护，于是由恨康梁之心，而迁怒到外国人身上去了。罗惇曧的《拳变馀闻》上述说：“刚毅奉命江南查案……得梁启超《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又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又说：“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职，乃大喜。……”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也说：“义和团为邪教……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别有所在，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猝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以慑使臣，固难得志也。义和拳适起……载漪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可见，西太后和一班亲贵的反动心理，又别有所在。

    上述四种反动心理，第一、二、三是士大夫阶级和一般群众所同具的，可命之为国民的心理，第四种是政府当局独具的心理，合起来遂构成一种大大的反动势力。反动虽同，所要求的却不同。国民的心理是公的，愚而可恕；政府的心理是私的，就悖而不堪问了。

    二　反动的演进————己亥建储与庚子拳乱

    戊戌八月西太后再行临朝训政，为反动的开始。一方面排除所谓新党，除前章所记捕拿康梁，杀戮六君子，谪戍张荫桓，永禁徐致靖以外，凡与维新有关系的人，一律革黜，最著的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尚书李端棻等。一方面布置亲信刚毅、荣禄、启秀等以次入军机，实授裕禄以直隶总督。北洋各军，向由直督节制指挥，荣禄既由直督召入军机，仍旧节制北洋各军，仅以裕禄为帮办：这是西太后巩固枢府实权的办法。于是将前百日所举办的所谓新政，在一个月内，一律翻过来：

    一、命京内詹事府等饭碗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

    二、复设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河道总督各缺；

    三、停止各省书院改设学校之举；

    四、命各项考试仍用八股文、试帖、经文策问；

    五、停止经济特科；

    六、废农工商局；

    七、废官报局；

    八、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九、禁止结会；

    十、禁止报馆，严拿主笔。

    总括一句话，就是一切仍旧。在那年十二月里，有位新授湖北的巡抚曾铄，奏请变通成例，先后被人参劾，说他“擅请变法，莠言乱政”，就赏他一个“革职永不叙用”。从此没一个人敢言及“新政”两个字了。但是在西太后和亲信的后党心里，还有一个不曾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光绪帝的皇位。从戊戌秋到庚子夏，两年的反动期间，所日夜经营不能放过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八月政变以前，本已密定了天津阅兵藉行废立的计划。及政变起后，光绪帝已幽于瀛台，兵也不用阅了，光绪帝病重的谣言也散布满了，要废就可以废了。但是老于世故的西太后，知道外重内轻之势已成，虽然拿住了直督和北洋军事权，却不知南方各省督抚的意思如何，因令军机处密电南方各督抚，探询意旨。不料遇着一位不辨风色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出什么“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的十二个字来，把他们的计划顿挫了，光绪帝有名无实的皇位又暂时保住了（这是戊戌冬间的事）。

    到己亥年冬间，西太后和刚毅等到底忍不住了，因为康梁在海外天天倡保皇，不把这个保皇的目标更换终究是祸。荣禄比较慎重一点。有一位被西太后极敬重的老理学家徐桐，和启秀、崇绮很明了太后的意旨，于是这个问题又发动了。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说：“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崇、徐、启）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勿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防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嗣，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于二十四日（己亥十二月）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銮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换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儁为大阿哥也。……”这便是所谓“己亥建储”的由来。这次的动作，依荣禄的计划，算是很慎重了；怕刘坤一又行反对，就预先命他来京陛见，以鹿传霖署理两江总督，这就是“调虎离山”的方法（次年仍命刘回两江）。李鸿章这时候很失势，是不反对的，就命他去作两广总督；因为康梁在海外联络华侨倡保皇，华侨多粤籍，恐怕广东出甚变故，所以要李去镇压。这种布置，算是很周密了，不料上海又伏着一些什么志士经元善、蔡元培等联络绅商千余人电争；海外华侨数十万人也相继电争；大阿哥虽然立了，皇位的授受到底还要再等机会。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些反对的电报也并不十分怕，他们所不敢即行的原故，还是不明了外国人的意旨。于是使人讽令外国公使入贺；假使外国公使对于立大阿哥的事肯来道贺，便是赞成废立了。但是外国公使却置之不理，于是他们愤极了，非借重八卦教的义民不可了。

    八卦教的义和拳远源起于嘉庆时，现在不必详叙。利用它作排外工具的人，最初是李秉衡、毓贤，其次廷雍、裕禄，其次刚毅、载漪而达于西太后。李秉衡、毓贤、廷雍的行动是代表前节所谓国民心理的，刚毅、载漪、裕禄的行动是代表前节所谓政府心理的。光绪乙未，李秉衡作山东巡抚，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很奖许他们；丁酉十月，大刀会杀德教士二人（便是德据胶州湾的导源），因德人的要求，将秉衡革职。毓贤以曹州知府至藩司，是秉衡所最亲善的，到己亥二月，任山东巡抚，循秉衡的旧规，奖励大刀会；“匪”首朱红灯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的旗号，毓贤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旗，杀教民，焚教堂。因为法国公使的责问，乃召毓贤入京，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力剿，把朱红灯捕获杀了，山东的拳党就转入直隶去了。毓贤在山西尝向他的僚属说：“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李秉衡），其一我也。”这是很确切的自白。到庚子春初，“拳匪”蔓延直省，吴桥令劳乃宣严禁传习，并上书建议督署。总督裕禄以劳书示臬司廷雍及藩司廷杰。杰恶劳不先白司，廷雍则已暗与“拳匪”联为一气，因此将劳乃宣的建议置之不理。不久，裕禄也赞许了拳团；到三四月间，拳乱就蔓延直省各县了。这是廷雍和裕禄在直隶养成拳乱的初步。毓贤前由山东入京后，向端王载漪（大阿哥的父亲）、大学士刚毅等夸说义和团如何的忠勇可靠，载漪、刚毅就很欢喜地据以入告西太后（毓贤因此得授山西巡抚）。及至“拳匪”在直属各处肆行焚杀教堂教民时，西太后一面严谕拿办，一面命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途前往解散。其实并不是命他们去解散，而是命他们去察看这种“义民”的情形的。舒翘看见这些义民都是市井无赖，知道他们不足用，但是不敢违背太后的意向，就报告太后，说他们真是很可靠的义民。刚毅不惟说他们可用，并且和载漪等把这些义民引导到北京来了。这便是义和团入北京的由来。

    拳民入京后，政府应付的经过，恽毓鼎的记述最为可靠，因为他是当时参与御前四次会议的人，现在把他的记述附录在下面：

    ……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馆书记杉山于马家埠；日日杀教民，株连无辜。二十日，复纵焚正阳门西，火及城楼……其时使馆街西兵，环甲实枪，严守东西街口，如临大敌。午刻忽传旨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后至者皆跪于槛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诸臣皆面南，刚毅则出京察看未归。既跪行一叩礼，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与毓鼎相接，默谓毓鼎，适在提督董福祥许，董自任可驱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闻。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慑，不能毕其词。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入，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衰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而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奏曰：“臣等尚有书。”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办。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毓鼎复言：“风闻惊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一举足，天下动摇矣。”太后力辩无此说。四臣遂起，太后于祖谋之出，犹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上先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用仪奏办，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烈圣。等亡也，一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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