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维新运动的再起

    一　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个言论运动家，大概人人都知道的。他在戊戌以前《时务报》时代便已出了名，一般人便以康梁并称。但是戊戌以前的梁启超只能算作康有为的走卒，与徐勤、汪康年、麦孟华辈同在康有为的圈子里过活。他的思想议论纯粹是康的思想议论：康有为假公羊、孟子为护符，他也假公羊、孟子为护符；康有为倡保教尊孔，他也说保教尊孔。所以在戊戌以前，只能算是康有为的时代，梁启超还没有独立的位置。戊戌失败后，康的思想始终没有一点变化，梁在日本一面作报，一面习日文读新书，思想言论渐渐地脱离康的羁绊，要立起异来了；丢了公羊、孟子不讲，而讲卢梭、孟德斯鸠、伯理知理……了；不谈保教尊孔，而“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梁在日本所办的报，前后共有三个名目，从戊戌十月到辛丑叫《清议报》，壬寅以后叫《新民丛报》，庚戌以后叫《国风报》。若就他的思想议论在学术上的价值说，自然是后胜于前，但就他在中国政治社会上所发生的影响说，却是在《清议报》和壬寅、癸卯间的《新民丛报》时代。这时代的梁启超，可算是言论界的骄子；报馆虽在日本，影响及于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是非常地大。因为自戊戌政变后，国内新生的言论机关受了摧残，己庚之间，上海虽有所谓《亚东时报》、《五洲时报》、《中外大事报》等颇倡新说，但当中国晦盲否塞达于极点的时候，不为人所欢迎，旋兴旋灭；日本留学界在己庚之顷，也有所谓《译书汇报》、《国民报》、《开智录》等的发行，颇能介绍西方政治思想，但亦不能持久；独《清议报》继续至三年余，《新民丛报》的生命更长。这是影响较大的一个原因。其次，梁启超的文章魔力，也不是当时一般言论家所能及，所谓“笔端恒带情感”，最易激动读者的心弦。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这是它影响较大的又一原因。再其次，梁在这时代所发的议论，大约都是趋重打破现状的议论；除了对于光绪帝仍旧称“我皇上”、“我圣主”以外，排满、革命、破坏、暗杀都视为救时之良药。（甲辰、乙巳以后，他虽极端反对排满，但在癸卯以前，排满的民族思想常常流露于他的笔端，试通观《饮冰室文集》可知。）我们试看他壬寅年的《新民丛报》中《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所言可知，他说：

    ……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沈滞矣。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某说部尝言有宿逆旅者，夜见一妇人，摘其头置案上而梳掠之，则大惊；走至他所，见数人聚饮者，语其事，述其异，彼数人者则曰，是何足怪？吾侪皆能焉，乃各摘其头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惊。此吾所谓变骇为习之说也。不宁惟是，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驯至举天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无足以相骇，而人智之程度乃达于极点。……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然则诸君之所以向导国民者可知矣。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若更有可骇之论倍蓰于革命者出焉，则将并革命亦不暇骇，而民权更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某以为报馆之所以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这种议论，他在甲辰、乙巳以后是断不肯发出来的。）

    他的《清议报》和壬寅、癸卯间的《新民丛报》，确实是运用这种策略去作的。他的目的本不过在君主立宪，他的论议却超过了君主立宪的范围。但是一般读者（除了政府当局）却并不“骇”，不惟不“骇”，并且很欢迎。因为经过反动的大苦痛后，有志的知识界都酝酿着打破现状的潜意识在心里，有触即发，遇到那种声情激越的文字，没有不投袂而起的。这是它影响较大的又一原因。总上面所述三因，梁启超在此时期内，便握言论运动界的牛耳。后来严复骂他，说他“于道徒见一偏，而出言甚易”，又说他“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僩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又说他与康有为是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人（见《学衡》所载严几道与熊纯如书）。这种讥评，虽然未免过当，但在戊戌反动以后的五六年间，梁启超确有唤起青年群趋于打破现状的效力，是不可掩的。所以在本章叙述维新运动再起的发端，就首先将这位言论运动界的骄子，略述如前。

    二　新势力复活的酝酿

    梁启超在《清议报壹百册祝辞》里有几句话说：“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相搏相射，短兵紧接，面新陈嬗代之时也。”因为拳乱发生于一九〇〇年，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中国反动的旧势力发泄到最高度的时候。接着一九〇一年（《辛丑和约》成立）便是新势力复活的时期到了。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年间（从《辛丑和约》到日俄战争）可称为中国新势力复活的酝酿时期。此时期与维新运动的初步时期（甲午到戊戌），情势已大不相同。在前期内，因为中日战争把中国的弱点完全暴露，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就无限制地猖獗起来；但是中国大多数人士还只感觉外人的可恶可恨，对于清政府还不敢藐视。自经过拳乱的大祸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颇起了一点戒心，侵略的方法稍稍变了；对于清朝廷，一面压迫，却又一面加以保持扶植。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士，却把恨恶外人的心理完全移到清朝廷身上去了；越感觉外人的可怖，就越感觉清政府的无能。简言之，就是清政府的信用至此已扫地无存。这便是此时期与前时期情势不同的所在。所以在此时期内，中国必须变法已绝对不成问题，绝没有人反对，不若在戊戌以前，尚有许多怀疑的人。此时期所成为问题的，就是戊戌百日维新变法方式尚可以应付当时的潮流，餍足国人的企望否？我们试把此时期由新势力所发动的各种事端观察一下，便可以答复这个疑问。请分国内与留学界两个方面观察：

    一、国内 　当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时，拳乱方始萌芽，未几，改名为自立会，谋在长江一带起事。及至六月拳乱大作，北方的名士如严复等也避地南下至上海，唐才常便假保国救时的名义，运动在沪各省的维新志士，开会于张园，名之曰“国会”。到会的名流有容闳、严复、章炳麟、宋恕、吴葆初、张通典、荻保元、马相伯、戢元丞、文廷式、沈荩、龙泽厚等，共约数百人，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开会的时候，章炳麟当众把辫发剪去，表示对于清朝决绝的意思，颇耸动一般人的耳目。其实这种集会，参与的分子很复杂，知道唐、林的秘密的人极少，大多数的会员不过震于“国会”、“民权”等新说，乘兴来会罢了。及至八月，唐才常的自立军在汉口失败，张之洞咨请江督刘坤一查拿“国会”要人，于是与会的名流人人自危，匿居租界，不敢出头，并且有许多人逃往海外出国了，这还是庚子年的事。国内新势力的运动，因此颇受一小挫折。辛丑年一年内，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事端，但由戢元丞在上海创设了一个作新社，从事译著新书，又发行一种《大陆报》月刊，鼓吹革命（秦力山、杨廷楝、杨荫杭等皆属编著人员）。到壬寅年，上海便有所谓中国教育会的创立，发起人为章炳麟、蔡元培、黄宗仰等。恰好在这年，东京留学生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吴敬恒被逐回国，国内南洋公学也发生学生全体罢学的风潮；于是就由所谓教育会的人士章、蔡、黄及吴敬恒等主持成立了一个爱国学社，南京陆师学堂复有一部分的退学生如章士钊、何震生、穆湘瑶、胡敦复等，也来加入爱国学社的团体。由此，这个爱国学社就成为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汇集所，张园便成了革命的演说场，《苏报》便成了革命的宣传品。（《苏报》初为日本人所创，后湖南衡山人陈范，以江西知县因教案落职来上海，感激时愤，遂承办是报。陈能随时势而进步，主办是报约四年，是时由章士钊主笔，风行一时。）到癸卯年春间，便有张园反对桂抚王之春的大会（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兵平匪乱之议）；四月，便有张园的拒俄大会（俄人要求改订东三省撤兵条约）；闰五月，便有所谓“苏报案”的发生，章炳麟、邹容因此入狱，（癸卯年四五月间，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受王之春嘱托，函告苏抚恩寿，谓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苏抚立饬上海道向各国领事照会拿人。各领事业经签名许可，而工部局独不赞成。上海英文《泰晤士报》著论嘉许工部局能主持公道。吕海寰指名逮捕者为蔡元培、吴敬恒、陈范、章炳麟、黄宗仰等。西报对于此事记载甚详，因此被拿者闻之，多向工部局报告姓名、居址，工部局允予特别保护。但至闰五月初，苏抚上海道等称奉清帝谕旨，向租界交涉甚力，遂由租界当局分派中西警探多名，赴爱国学社拘拿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吴、蔡外出，仅捕拿章炳麟一人；又赴《苏报》馆捕拿陈范。陈亦外去，捕去司账员程吉甫一名。邹容闻讯自往捕房投到。蔡元培走柏林，吴敬恒走伦敦，《苏报》被封，爱国学社亦解散。）被拘三年。当此案在会审公廨审讯时，清政府所延的律师声称：“陈范住三马路二十号门牌，登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闰月初五，登论界说《康有为与觉罗氏之关系》；五月二十三，登《满人九世深仇》；五月初八，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读＜革命军＞》，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总之驱逐满人，匡辅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交通外人，能得欢心，可使中外子民轻蔑皇上；五月七日，登‘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以四万万人杀一人，能不快心’；五月初十，登特别要闻，东京留学生捏造上谕。总之，《苏报》污蔑皇上事多，不胜一一指出。中国政府饬拿章炳麟、邹容，因其大逆不道，谋为不轨。其《革命军》一书，第一章叙‘披毛戴角之满洲人，应予杀尽，可比登三十六天堂，升七十二地狱，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第二章有‘革命革命，人心不平，戴满人而为君；满人约五万人，目不识丁者系亲王大臣，唱京调者系将军都统’等语。……”观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苏报》的内容，并可知道当时国内新党的言论声势。回溯己亥年，上海爱国志士由经元善、蔡元培所领导的爱国活动，尚以光绪帝的存废问题为中心，现在竟至呼清帝为“小丑”，可想见思想变动的程度了。爱国学社解散，《苏报》被封后，蔡元培、吴敬恒等虽皆去国，章士钊、何靡施、张继、卢和生等，又于本年六月在上海组织一个《国民日日报》，声势与《苏报》相同（该报旋因内部发生问题停刊）。从癸卯到甲辰、乙巳的两三年间，上海革命的出版物，如《皇帝魂》、《苏报案纪事》、《国民日日报汇编》，章士钊的《荡虏丛书》，刘光汉的《拟书中国民族志》，陈去病的《秘史》、《陆沈丛书》，苏元瑛的《惨世界》……不下百数十种。革命的思潮，逐渐增高。甲辰年九月，便有黄兴等运用会党马福益谋在长沙发难的事（后再详述）；十月有万福华在上海行刺王之春的事。革命的思潮，渐渐地要随处表现于行动了。上面所述，是二十世纪最初五年间新势力在国内所表现的事端。

    二、留学界 　这时候中国往海外留学的以日本为中心。在己、庚二年间，留日学生虽有所谓《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等的刊物，但是学生尚不满百人。到辛丑、壬寅的二年间，中国留日学生骤增至数千人。辛丑年的春间，广东的留日学生郑贯一、李自重、冯斯栾、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等，成立了一个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政府宣告独立。留日的粤侨也有加入的，孙中山时居横滨，极力赞助；中山和粤籍留学生发生密切关系从此始（此时汪精卫、胡汉民尚未到日本）。壬寅年，因各省留学生加多，便在东京神田的骏河台组织留学生会馆。开幕的那天，吴禄贞演说，竟把会馆比美国费府的“独立厅”。本年三月，又发起一个“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发起的宣言由章炳麟所撰，学生报名赴会的数百，拟在上野精养轩举行。驻日公使蔡钧得到此种消息，要求日政府禁止。届时，被日警干涉，赴会的留学生都愤激而散。几个月后，又发生与蔡公使冲突的事，原因是吴慕良、蔡锷想以自费入成城军校，蔡钧不肯咨送；湖北留学生监督钱恂和吴汝纶往为关说，都无效；吴敬恒便与孙揆均率同二十余人强邀吴汝纶同往使署要求，坚持至夜半不肯出署；蔡钧唤日警将他们拉出，于是留学生连日结队往使署争闹，蔡钧便嗾使日政府以妨害治安的罪名，把吴敬恒、孙揆均逮捕，押解返国；因此，留学生痛恨清廷的程度，又加高一层。到癸卯年的元旦，留学生千余人在骏河台会馆举行团拜礼，蔡公使亦到，马君武、刘成禺等演说满人吞灭中国的历史，主张推倒清廷，恢复汉族的主权，满座鼓掌。清宗室长福起而驳辩，被大众呵斥，不能成词；蔡公使亦敢怒而不敢言，仅以开除刘成禺的学籍泄愤。到本年四月，因俄人强占东三省，留学界便发起一个拒俄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举蓝天蔚为队长，报名者达千人，每日操演不懈，后被日政府禁止；众推钮永建、杨标二人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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