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上）

    从乙巳年的秋间到辛亥的秋间（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共约六年，可称为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时期。在此时期的当中，戊申年（一九〇八年）冬初，西太后和光绪帝同时去世，清廷政治的重心完全集于皇族，去颠覆之期已不远了。为叙述的便利计，即以宣统嗣位为关键，分为上、下两章。上章述至戊申年冬初止，以后归入下章。

    一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前章所说吴樾用炸弹暗杀出洋的五大臣，是吴樾个人的行动，并非革命党有组织的行动。在光绪乙巳年（一九〇五年）以前，国内外所发见各种反政府的事端都是局部的、散漫的，没有统一团结的中心组织。正当清政府派遣五臣出洋考察宪政时，中国同盟会即于日本东京成立。从此反政府的革命势力，有了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心组织；孙中山的革命地盘基础，扩张到国内外青年知识阶级上面，不专靠华侨和会党，而中山被公认为全国革命的领导人物了。所以中山自己说：

    ……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事业，能及吾身而成也。……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立定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

    可见一九〇五年的秋间，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萌芽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预备革命的基础确立时期。同盟会的成立，算是新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关键，非在此处将它成立的经过与主义叙述一下不可。

    一、同盟会成立的经过 　从甲午创立兴中会到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间上整整经过十年。参看前几章所述，知道在此十年间的前半期，革命势力及于知识阶级很薄弱；及到后半期，革命思想渐渐地在国内和留学界酝酿得将成熟了，中山和留学界中有志人物次第发生关系了。从辛丑到癸卯（一九〇一————一九〇三年），中山留居日本横滨，中国留日学生除广东独立协会的人士以外，如钮永建、吴禄贞、程家柽、刘成禺等时往横滨，与中山谈论革命，但是也没有什么组织。癸卯年，中山到安南；甲辰，又由安南回日本，预备再往美欧，得晤廖仲恺夫妇及马君武等，表示赞成革命，中山托其在东京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乙巳年春间，中山到了欧洲了。此时中国留欧学生以湖北人为最多，在德有朱和中、王科发等，在比有贺之才、魏宸组、胡秉柯、史青等，在法有唐豸、汤芗铭等。贺之才等前由上海赴比时，遇着刘成禺由日本回沪，取游美护照，便以中山将由美赴欧告知他们，并为贺、魏、胡、史四人作一介绍书，要他们去会中山。贺等到比时，将刘成禺的介绍书邮寄伦敦英人摩根家转达中山，中山尚未离美，数月后方得中山回信，说正想来比，苦无川资。贺等即约在欧同学凑集几千法郎电汇美国，可见当时留欧学生仰慕革命英雄的心理。中山得款，即赴比京，与贺、魏、胡、史及朱和中（时由贺等约来比京）等谈论进行的方法。朱和中主张运动新军，并述吴禄贞等已向鄂省运动，颇有成绩；中山则谓须以改良会党为入手方法。经数次谈论之后，彼此意见渐接近，认为有双管齐下的必要。贺等又介绍同学十余人与中山相见，中山因提议组织革命团体，众皆赞同，惟魏宸组对于当天宣誓一层略有辩难，中山多方解释，认宣誓手续为非常重要，后来大众也无异议，便以次亲书誓词如下：

    具愿书人〇〇〇，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〇〇〇押（指印）

    主盟　孙文

    誓毕，中山与到会各人以次握手，向他们道喜说：“各位已不是清朝人了。”同时中山也写一张同样的誓词，交他们保存。此即中山所谓开第一会于比京的经过。接着中山和朱和中赴德国，由朱介绍王科发、周泽春等若干人加入；由德返英，仅孙鸿哲一人加入（吴敬恒此时已在伦敦与中山晤面，但尚未加入团体，吴的正式加入在此年冬间）；再由英赴法，加入唐豸、汤芗铭等若干人。于是比、德、英、法，都有中国革命团体的人员了；但团体的名义尚未确定，通称为“革命党”三字（到本年冬间，得东京同盟会本部来函，谓已确定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欧各团体始一律通用同盟会名义）。这便是同盟会在欧洲成立的先声。本年七月内，中山又回到日本东京了。此时留日学生的革命思潮比较有增高了一点，而湖南人尤极活动。因为湖南人在甲辰春间，已由黄兴、杨笃生等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名曰华兴会，接着便回湖南谋发难（前章已略说及），事虽未成，颇惊动一时的耳目。华兴会是同盟会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黄兴又是同盟会期内一个重要革命实行者，请将他和华兴会活动的情形略述如次：

    黄兴初名黄轸，号庆午，或书近午，后改名兴，别号克强，湖南善化县人，湖北两湖书院高才生，且曾为梁鼎芬所赏识。但黄很仰慕谭嗣同、唐才常之为人。以官费赴日，入宏文学校习速成师范；癸卯的拒俄义勇队，黄为发起人之一。甲辰春间，便与同乡杨笃生、刘揆一等发起组织华兴会，湘籍留学生大多数加入。他们革命运动的方法，一面向国内的学界鼓吹，一面取法唐才常、林圭联络会党。因为刘揆一曾与哥老会头目马福益有关系，便与刘等回国；黄兴则邀张继等同充长沙明德学校教员（黄并曾邀吴禄贞至湘任体操教员），又在长沙小吴门设立东文讲习所，作运动的机关；刘揆一任运动会党的责任；杨笃生则驻上海，策应一切。国内外学界加入的渐次增至四五百人；因为联络秘密会党不便，又别立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哥老会员加入的近十万人，声势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他们预定趁甲辰九月西太后万寿节日，分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路起事。宋教仁本为湖北文普通学堂的学生，也在此时已随黄兴等回湘活动，担任常德方面发难的任务（因宋为常德桃源人）。不料在万寿节的十日前，事机便泄露了。湘抚严密查拿，黄兴以圣公会牧师黄吉庭及曹亚伯卫护出险，逃往上海。宋教仁因故往长沙，闻变，也逃往上海。宋到上海时，黄兴又与陈天华、张继、章士钊等十余人，因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案的嫌疑，被拘入捕房；宋即赴日，黄、陈等因得龙璋、袁海观（皆湘人）的营救释出，也避往日本。于是黄、宋等在留日学界特别露头角，组织一种杂志，名曰《二十世纪之支那》。中山的日本同志宫崎寅藏，已与黄、宋等有所接洽，向黄、宋等称道中山，说他“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七月二十四日，中山到了日本，即由程家柽约定宋教仁与中山相晤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谈论组织革命党的问题。七月三十日，便在赤坂区桧町黑龙会所成立同盟会；八月二十日发布会章，开正式成立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主持庶务，陈天华任书记，宋教仁、程家柽等任交际，谢良牧任会计，郑家彦为执法部长，汪精卫、冯自由等为议员，曹亚伯、胡毅生等为各省主盟员。加盟的人，除甘肃一省外，余十七省人皆有。中国同盟会于是正式成立。

    中国同盟会成立情形，宋教仁的日记所载最为可信，附录数节如次，以备参证：七月二十八日正午，接程润生（即程家柽）来信，称孙逸仙约余今日下午至“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晤面，务必践约。未初，余遂至该社，孙逸仙与宫崎滔天（即宫崎寅藏）已先在。余既见面，逸仙问此间同志多少如何。时陈君星台（即陈天华）亦在座，余未及答，星台乃将去岁湖南风潮事稍谈一二，及办事之方法，讫，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谓：“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二十九日……邀陈星台至黄庆午寓，商议对于孙逸仙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按即指华兴会），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予今日集议。

    三十日未初，至赤坂区桧町黑龙会，赴孙逸仙会也。既至，则已开会，到者七十余人。孙逸仙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布告开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词，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八人，讫，乃闭会。（按此为同盟会成立第一日情形，仅七十余人。）

    八月十三日午初，至富士见楼，经理开会一切事宜（欢迎孙中山之会），毕，午正至樱町，孙逸仙已至，遂嘱其早至会场。余遂复至富士见楼。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掌大喝采。次乃请孙逸仙演说。时，到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闭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由，又开门听其进，遂罢。申正，孙君演说毕，又请来宾宫崎滔天及毕永节二君演说，至酉初始散。……（此为留学界欢迎中山情形。）

    二十日……是日为□□□□会成立开会发布章程之期。会场在赤坂区灵南坂本金弥邸。午后一时，余到会。时到者约百人。二时，开会，黄庆午宣读章程共三十条。读时，会员有不然者，间有所增损。读讫，乃公举总理及职员、议员。众皆举得□□□为总理，举得□□□等八人为司法部职员，举得□□□等二十人为议员。其执行部职员，则由总理指任，当即指定□□□等八人为之，讫，总理复传授□□。末乃由黄庆午提议，谓：“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半皆已入本会，今该社社员愿将此杂志提入本会，作为机关报何如？”众皆拍掌赞成。议决，俟下次再议办法。会事既毕，乃大呼万岁而散……（此为同盟会正式成立情形，当时该会尚为秘密性质，故宋教仁的日记于会员及各职员姓名，皆作空白的□，恐有漏泄的原故。）

    二、同盟会的主义 　同盟会的主义，自然是中山的三民主义。但中山三民主义的胚胎已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当中山组织兴中会时，他的脑识中还只有民族、民权的两个观念；从丙申到戊戌年（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他在欧洲住了两三年，思想就起了变化了；他说：“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特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可见三民主义的胚胎实在丙申到戊戌的两三年间。但上面所记是中山后来回忆的话，实际上不过在这两三年间，中山的脑海里面已构成了这么一种观念，似尚未曾向人发表出来。到一九〇五年，在欧洲的比京举行第一次结党式，才在誓词上揭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来。这十六个字，便是三民主义最初表现的雏形。及至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时，所采的誓词与前次在欧洲所采用的完全无异。当讨论会名及誓词时，有主张用“对满同盟会”的；中山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始采用“中国同盟会”。次提议以上记十六字为誓词，又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四字不赞成，要求取消，后经中山加以详细的辩难解释，始由大多数通过。可见同盟会的会员，在该会最初成立时，便有许多人是专为狭义的民族主义————排满主义————而来入会的，对于民权、民生两主义，尚未能有确实的信仰。这便是清皇位所以容易颠覆的原因，也便是同盟会组织不健全的原因。

    同盟会成立后，中山在本会的机关报《民报》第一期上面，揭布一篇发刊词，中间一大段附录如下：

    ……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洲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辉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成绩，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涉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观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以文字发表三民主义最初的一次。后在《民报》的周年纪念会，中山对于三民主义又有一篇很长的演说（兹不备录）；《民报》的作者对于民生问题也有讨论。但是一般同盟会员的心理，大多数还是只注重在民族、民权的两问题上————尤其是民族问题。这是观感不同的原故。

    二　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激战

    同盟会正式成立的那天，本已决定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该党机关报，八月二十七日商妥移交。不料到第二天，因该杂志揭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触怒日本政府，被日本政府禁止发行，将所印就的杂志全行没收，并派警吏向该社追求办事的人员。九月中，经党内干部数次会议，决定不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原名，改用《民报》两字，表示与前者无关；并且因为将在日本发行的原故，此后务求避去排外的言论，以免招日人的嫌忌。到十月二十日，《民报》第一号出版了。

    革命党在兴中会时代，已在香港创办了一个《中国报》（从己亥到癸卯），与保皇党的《岭海报》（在广州）、《商报》（在香港）对抗；在檀香山创办了一个《民生日报》（创于甲辰年），与该地保皇党的《新中国报》对抗；在旧金山创办了一个《大同报》（创于甲辰年），与该地保皇党的《文兴报》对抗：这都是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已开革命党与立宪党笔战的端绪。但这些笔战，及于内地青年知识阶级的影响还是很薄弱（除《中国报》在广东附近对广东方面有些影响外，余则对于内地很少影响）。及同盟会发行《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抗，从此革命论与立宪论的战争，日趋激烈。梁启超遇着不能克复的敌人，他在言论界所占“独执牛耳”的地位，渐被革命党推翻了。

    《民报》先后主纂的重要人员为汪精卫、陈天华（即著《中国革命史论》的思黄，时或署名过庭）、胡汉民、章炳麟等。陈天华于该报出版后不到一月，因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生尚多不知自检，愤激投海而死。章炳麟于《民报》出版时，尚在沪狱，到丙午年六月底拘狱期满，才由同盟会派员迎赴东京，主持《民报》编纂事务，在第六号的《民报》上才有署名太炎的文字。太炎在当时的社会中，无论新旧方面，都早已著名。（章为俞曲园弟子，丙申年曾为《时务报》编纂员，此时章尝叩梁启超以康有为之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戊戌春间，以夏曾佑、钱恂之推荐，被张之洞聘入幕府。张之洞著《劝学篇》方脱稿，上篇教忠，下篇论工艺等事，以示章，章于上篇不置一词，谓下篇尚合时势，张不悦。时梁鼎芬为两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闻康祖诒欲作皇帝，信否？”章答谓：“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梁大骇，因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乃使人讽其离鄂。这便是章太炎与旧社会关系的历史。）汪精卫、胡汉民两人，被国内多数青年知识界的认识，即自《民报》的发行始。精卫在《民报》第一号第一篇《民族的国民》文内，便向梁启超宣战，从此双方的阵容旗鼓一天一天的严厉，每期的《民报》与《新民丛报》都有对敌的长篇文字。《民报》出版至第二十四号，日本政府受了清政府的运动，把它封禁了。汪精卫于宣统元年，以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为总发行所的名义，继续出版，其实仍在日本印刷，但仅出两期而止。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来也停了版，于庚戌年又改出《国风报》，但革命党早已入于实行时期，言论上的战斗，反在休止的状态中。

    《民报》与《新民丛报》激战的论点，自然是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所谓“三民主义”的全部，但使当时一般读者最感觉兴味的，还是在关于民族、民权两问题的文字。两报内容的全部，现在还可于各种文集中探得其一二例如下表：

    上表所列，都是两报针锋相对的论文，其他尚有许多重要篇目不必尽举。至于两方面理论的价值如何，现在无庸评判；读者若欲参详，可取两方面的文字对看。但就当时多数青年的心理言，《民报》的势力确是在《新民丛报》之上，所以发生如此的效果，大概不外下列几个原因：

    一、就文字上说：梁启超的笔端固然“常带感情”，对方汪精卫的笔端却也常为感情所充满；梁若拉出什么“西儒”，什么法理学家、政治学家来作护符，汪也可以拉出同等的护符来；梁若要掉中国书袋，章炳麟的中国书袋比他的还要充实而有光辉。这是在文字上的势力两方可以相角。

    二、就青年的心理说：大概青年是喜欢极端新的，喜欢突破现状，反对保守的。《民报》议论在当时恰与此种心理相合，《新民丛报》到了乙巳以后，则与此相反。

    三、就两方的议论思想上说：《民报》固守三民主义，前后颇能一贯；《新民丛报》则以前鼓吹破坏，现在反对破坏，因时代而改观。在梁启超以为“报馆所以指导国民者应操此术”，但读者却认这是反复无常，前后矛盾，纵有价值，也不知他的真价值到底在前后的哪一端，因此便减少了读者的信仰。所以有人评论他的思想议论，说它“譬如玻璃碎片，积叠成堆，其色或红或白，不能断定其全体为某种颜色；其形或方或圆，不能断定其全体为某种形状”。他自己也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他说是奉王阳明的良知主义：“吾今日良知所见在此，则依吾今日良知以行；明日良知又有开悟，则依吾明日良知以行；鄙人知服膺此义而已。”不知道“良知”这种物事是最没有标准的物事，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既专凭良知，则多数青年的良知决不能与他的良知一致；或者前日与他一致，今日又不与他一致了，今日与他一致，明日又不与他一致了；因为他的良知可以变更，多数人的良知也是可以变更的。讨论国家政治改革的根本方针，凭着这种“良知”主义没有不失败的。

    四、就两方所指陈的事象说：梁启超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部必至自生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但这些事实在当时是未表现出来的事实，一般人看不见的；而《民报》所描写清政府的坏象、改革的敷衍、立宪的虚伪、排汉的险恶，都是当时确凿的事实，人人看见的；不惟革命党人以此向政府进攻，就是梁自己也常持此以攻击政府。青年的恒性，大抵是只看见现在的不好，对于将来的不好，一则未必看得定，二则相信将来的不好自有将来的救济的方法，断不肯因为将来的不好，就把现在的不好容忍过去了。

    以上面所举的几个原因，立宪论的声势便不如革命论的浩大。但是梁的议论，在他主张立宪的方面虽然减杀了效力，在革命的方面，有时反发生一种反宣传的功用，例如说：

    ……革命党所持之主义，吾所极不表同情者也。谓其主义可以亡中国也。虽然，吾未尝不哀其志，彼迷信革命之人，固国中多血多泪之男子，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者也。多血多泪，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之人，斯亦国家之元气，而国之所以立于天地也。其曷为迷信此可以亡国之主义，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谁，政府也。以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万一于不亡。此彼等之理想也。其愚可悯，其遇可悲也。使彼等而诚有罪也，则现政府当科首罪，而彼等仅当科从罪。……乃政府全不自省，而惟以淫杀为事，甚且借此为贡媚宦达之捷径，舞文罗织，作瓜蔓钞，捉影捕风，缇骑四出，又极之于其所往，要求外国以破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公例。如最近长江一带叠次之党狱，与夫要求上海领事引渡其党员，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其党首，类此之事，日有所闻。嘻！是亦不可以已乎……（见《现政府与革命党》）

    这是他对于清政府痛恨极了的话，不知不觉替革命党张目；既说“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万一于不亡”，则革命是出于万不得已的了。他又尝说：

    ……夫鄙人之为此言，诚非有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心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即自变其说，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常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其奈此二者决不能相容，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之共和，不完全之共和则必至于亡国，故两者比较，吾宁含垢忍辱，而必不愿为亡祖国之人也。……（见《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这是他劝人不要排满的话，但是不知不觉承认了种族情感是人人所具，不能消灭的，而所谓“共和必至亡国”，却未必能证实，无异作戒淫小说的人，结果是“警一而劝百”，只有反面的效力，得不到正面的效力。他又尝说：

    ……以今日论之，号称第二政府之天津，坐镇其间者满人耶？而北京政府诸人，不几于皆为其傀儡耶？（此暗指直督袁世凯，并且这几句话便是袁世凯的致命伤。）两江、两湖、两广之重镇，主之者汉人耶？满人耶？乃至满洲之本土东三省，今抚而治之者汉人耶？满人耶？平心论之，谓今之政权在满人掌握，而汉人不得与闻，决非衷于事实也。……

    这是说你们不要排满，现在的政权还是在我们汉人手里。但是革命党看这些握政权的督抚都不过是满人的奴隶，而满人对于这些督抚正在疑忌交集，得此指点，越觉得非将他们所握的权柄设法削去不可，于是越发不肯将政权公诸汉人了；排满的效力不曾减杀，排汉的心理反越加坚强了。诸如此类的议论，《新民丛报》中不胜枚举，所以他天天反对排满革命，鼓吹立宪，革命党固不信他，就是满洲人也不信他。革命的思潮越涨越高，满洲人排汉的事实也越进越显，他的反宣传功用却是不少。总之，当时横梗在朝野两方面心里唯一的重要问题，莫过于满汉问题；这个问题，已不是笔墨口舌所能解决。所以陈天华的《绝命书》中说：

    ……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观于鄙人所著各书自明。去岁以来，亦渴望满洲变法，融和种界，以御外侮。然至今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实；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则彼进，岂能望彼消释嫌疑，而甘心愿与我共事乎？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见《民报》第二号）

    这是他看到当时满汉问题的真相的话。我们试看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期中所表现的排汉事实，便相信他的话是很不错的了。

    三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表示及满汉的暗斗

    自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后，清廷内外的大吏，时有奏请立宪的。到光绪丙午年（一九〇六年）夏间，五大臣从海外“走马看花”的考察回国，也相率呈请立宪，于是由御前会议决定，于本年七月十三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从本年七月到戊申年（一九〇八年）八月，其预备事项的大端，所举者如下：

    一、丙午七月，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并命端方等派员来京参议，又派奕劻、瞿鸿璣等总司核定。

    二、丙午九月，宣布厘定内官制。

    改前设之督办政务处为会议政务处。

    三、丁未七月，改考察政治馆（乙巳年十月，因出洋考察政治而设立者）为宪政编查馆。归并会议政务处于内阁。

    四、丁未八月，再派达寿使日，汪大燮使英，于式枚使德，考察宪政（因为日、英、德都是君主立宪国，所以再派人去考察）。

    又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预备设立资政院事）。

    又命各省筹备设立咨议局，并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

    又命各省设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

    五、戊申六月，颁行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

    六、戊申八月，奕劻等奏呈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纲，并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奏谕颁发，依限举办，于第九年筹备完竣。

    上所举的，都是这三年内所预备的大事。但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精神怎么样呢？可以分三个方面说：甲、西太后的精神不外“迁延”两字。她在戊申年年纪已七十四了，只要在她未死以前保住大权不旁落就够了。她自己预想等到九年以后，她未必尚在人间，到那时候随你们如何的立宪，她也不管了。当考察宪政大臣经过法国时，法国的报纸便批评说：“清太后之欲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也。”（见留欧学生上袁世凯《论革命书》）可谓看破了她的魂胆。乙、清贵族的精神，不外“排汉的中央集权”。他们知道立宪的潮流是不可遏止的了，但是看见督抚势力如此之大，汉人的政治能力和人数又超过满人很远，倘若真正立宪，满人将全被汉人所宰制。于是只有假立宪之名，行中央集权之实；又假中央集权之名以行排汉之实。丙、汉大臣官僚的精神，真正效忠于皇家的虽未尝没有，但是极少数；其大多数却也是想藉立宪的机会，打破满人政治的优越势力，免除满人的凌压；他们相信梁启超的话：“国民政治上行自由竞争，其政治能力高度之民族，必能占政治上势力。汉人政治能力优于满人，故诚能得正当之立宪政治，则满汉两族，孰占优势，不成问题也。”这三种精神，完全不相同；西太后与清贵族，虽不相同，尚相接近；至于第三种则与第二种完全相反。以如此相反的精神，当然没有施行真正宪政的可能。其结果，一面表示预备立宪，一面在朝廷上就表现着满汉相排的活剧来了。但是汉大臣官僚，此时无论如何，是斗不过清贵族的，我们试看下面所述的几项事实可知。

    一、官制的厘订 　当载泽、端方等出洋回国复命，召对的时候，极言立宪规模宜效法日本，并论官制改革的切要，谓：“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这是很冠冕堂皇的话，并且很切于事实。于是御前会议的结果，决定四大方针：甲、十年或十年以后始施行立宪政治（这是很合于西太后的心理）；乙、大体效法日本；丙、废现制之督抚，各省新设之督抚其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回于中央政府；丁、中央政府组织略与日本现制相等。这本是最初所采的方针，但至实行会议时便生出种种的轧轹来了。载泽、荣庆、铁良等自然想依固定的方针，削减督抚之权，但是袁世凯（也是参与官制会议的大臣）第一个就不愿意；奕劻是莫名其妙的人，平夙颇与袁相亲善；因为此问题太大，就把地方官制放在后面，先议中央官制。（当时中国报纸有载称“地方官制，朝廷之意欲裁抑督抚之权限，然会议大臣袁世凯，以此事与己有切肤之利害，筹议至不易易”的话。日本报亦有言：“官制改革之结果，将与袁世凯权利冲突，袁或骤进以用权于中央，或蝉蜕以自保。”）但是议及中央官制，也发生许多饭碗的轧轹问题，于是有“五不议”之说：子、军机处事不议；丑、内务府事不议；寅、八旗事不议；卯、翰林院事不议；辰、太监事不议。这五个不议便是避免轧轹的方法。到阴历九月二十日厘定官制的上谕发布了，其文如下：

    前经降旨宣示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厘定官制，特派载泽等公同编纂悉心妥订，并派庆亲王奕劻等总司核定，候旨遵行。兹据该大臣等将所编原案详核定拟，一并缮单具奏。披揽之余，权衡裁择，用特明白宣谕。仰维列圣成宪昭垂，良宪美意，设官分职，莫不因时制宜。今昔形情既有不同，自应变通尽利。其要旨惟在专责成，清积弊，求实事，去浮文，期于厘百工而熙庶绩。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人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改变。内阁与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均着照旧。巡警为民政之一端，着改为民政部；户部着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礼部着以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部仍旧。兵部着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着改为法部，责任司法。大理寺着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着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着名为邮传部。理藩院着改为理藩部。除外务部堂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都察院纠察行政缺失，伸理冤滞，着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着改为给事中，与御史各缺均暂如旧。其应行增设者，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着以次设立。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毋庸更改。原拟各部院等衙门职掌事宜及员司各缺，仍着各该堂官自行核议，悉心妥筹，会同军机大臣，奏明办理。

    这种新官制发布后，一班希望立宪的大为失望。《上海时报》评论说：“此次之改革，不过换几个名目，淘汰几个无势力之大老而已，绝无他影响。……”日本的报纸，尤议讽百出，东京《朝日新闻》说：“此等内阁组织，真各国所无有。军机处与各部自为别个之机关，以视各国内阁制，内阁大臣，入则参划国家之机务，出则总辖各部之行政，不可并论也。固知各国之官制，各有其历史，清国政府内部亦有外间所不可想象之情形，然此次新发表之官制，不免声大而实小矣。”他如此类的议评尚多，不必悉举。其最可令人注意的，尤在新授各官的配置：

    （一）军机处：奕劻、世续、瞿鸿璣。

    （二）各部：一、外务部管部大臣奕劻，尚书瞿鸿璣；二、度支部尚书溥颋；三、礼部尚书溥良；四、陆军部尚书铁良；五、法部尚书戴鸿慈；六、邮传部尚书张百熙；七、理藩部尚书寿耆；八、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九、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十、学部尚书荣庆；十一、吏部尚书鹿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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