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革命与立宪的对抗运动（下） [1]

    一　宣统嗣位与袁世凯之被逐

    西太后是促清覆亡的一个重要人，但是维持残局的重要人也是她。因为她的阅历和手腕，远非那班少年亲贵所能及；她虽没有真正革新的志愿，尚有驾驭、操纵、应付的本领。她在世时，无论满汉的大小奴才、臣工，宗室的懿亲，无不在她的笼罩之下；汉臣工固属奉命维谨，就是极骄纵的皇族子弟也不易逞其志；纵然排汉集权，也还有种种的掩饰。所以她确是维持清朝残局的一个重要人。假若西太后死了，光绪帝不即死，清廷的颠覆固然也是不能免的，但是时间上或者也要延缓几年。因为光绪帝虽没有如何的雄才大略，他也是经过大风浪、受过大磨难的人，所谓“操心危，虑患深”，或者不至如载沣那么狭隘，那么操切；纵没有方法可以使满汉的情感融洽无间，或者也不至采用极鲁莽的皇族集权政策，加重满汉的恶感。这虽是事后推测的话，但光绪帝和西太后同时崩驾，确是政局转变的一个重要关键。

    光绪帝和西太后驾崩的月期，同在一九〇八年阴历十月（当《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的两月）。西太后确是十月二十二日因病而死的。光绪帝死的确实日子和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疑问：一说实于十月二十一日以病终，一说则谓死于西太后之手，甚至有谓袁世凯亦参与其密谋的，但终无从证确。依恽毓鼎所记，则可疑之点显然。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谓：“上体气健实。三十四年无疾病，未尝一日辍朝……归自西安，养晦不问事，寄位而已。左右阉侍，俱易以长信心腹。枯坐无聊，日盘辟一室中。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征京外名医诊治之。请脉时，上以双手仰置御案，默不发一语。别纸书病状，陈案间。或有所问，辄大怒；或指为虚损则尤怒。入诊者签云，六脉平和无病也。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恽毓鼎为起居注官之一），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跪拜计。须臾，忽传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痛。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日，尚书溥良自东陵复命，直隶提学使傅增堉陛辞，太后就上于瀛，犹召二人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暗淡。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官。二十一日始反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门增兵卫，讥出入，伺察非常，诸阉侍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午后，传宫中教养，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官，不知何日气绝矣。哭而出，奏告太后，长叹而已。以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皇后披发，群阉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门，有阉侍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侍阉踉跄回西苑。李连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阉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时礼臣持殓祭仪注入东华门，门者拒不纳，迨回部具文书来，则殓事久毕矣……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以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关系历史言，也不能不使人怀疑；尤其是袁世凯，有戊戌政变的一段故事在前，假若太后死而帝不死，他的危险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人家不能不疑及他。溥仪的嗣位、醇亲王载沣（溥仪之父，光绪帝之弟）的监国摄政，据说也是袁世凯所赞成主张的。《容庵弟子记》谓：“德宗病势日剧，孝钦后预议继统事，公（指袁氏）在枢垣，最为孝钦后所倚任。青蒲陈说，情同一家，醇亲王载沣长子常常入内廷，孝钦后密以询公，公一力赞成。……德宗晏驾，遂以宣统帝入承大统。公虑孝钦后年高，且皇族中亦颇有争竞继统者，主幼国危，无所统率，必生变乱，倡议以醇亲王载沣监国。二十二日，孝钦后遽崩，于是公与二三老臣丛容定策，匕鬯无惊……”原来袁于前此被亲贵派的排挤调任外务部兼军机大臣后，表面上兵权虽然夺去了，实际上统率北洋六镇的还是他的旧人，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管部大臣的奕劻、陆军部侍郎的荫昌，都和袁有特别的亲密关系，也极力维护他；西太后也仍旧信任他，所以他在枢府的势力还是很大；他能够参与皇位继承的重要问题，当然是意中事。他知道西太后一旦崩驾，他自己的地位是很危险的，专靠奕劻和荫昌，不足以抵抗那班少年亲贵，所以他赶急拉拢载沣，希望他念其拥戴之功，忘了前此对于其先兄之夙嫌，这也是意中事。谁知载沣早和那班少年亲贵一鼻孔出气，一点不客气，于宣统嗣位后不到一个月，就谕“命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请他到彰德养寿园去休息休息，那一点拥戴的微劳完全无效。（袁在外务部时，主张联美政策，商议中美互派大使。与奕劻商定后，乘间独对，得孝钦后允许。枢府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其轻举者，因亦乘间排挤。故《容庵弟子记》谓袁之被逐，实因派大使一案。然谓派大使一案，为袁被逐之助因则可，决非被逐之主要原因也。）据人传说，袁被逐时，亲贵中有主张把他杀了的，因为有人恐怕北洋军队反动，从中谏阻而止。（说者并谓当时曾密电征各镇意，第六镇赵国贤、第四镇吴凤陵皆答请先免本人职以免士卒有变，致负天恩，亲贵因此有所顾忌，遂不敢发。第一镇马龙标答词模棱，故终袁之世，马不甚显擢。惟相传如此，无从证实。）倘若当时果然把袁杀了，中国近二十年的政治，或者又另是一个局面；但清朝廷的颠覆，也是不能免的，因为满汉的情感既有不能调和之势，而清当局的人才又实在太缺乏了。

    当载沣监国和袁世凯被逐的消息，传布国内时，一般人对于载沣的观察和政局的推测，有两方面的心理：

    一、立宪派的心理 　他们以为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弟弟，必能继续先兄的志愿，切实进行革新事业；见他毅然放逐袁世凯，以为他是一个果断而有毅力的人；又以为他既逐袁，必能将从前和袁不对的维新名士，因戊戌政变而获罪的，一体开复起用；宪政的施行，将有莫大的希望；康梁等在海外，抱这种希望尤切。谁知载沣到底不过是光绪帝的弟弟，而不是光绪帝；他的逐袁，别有他逐袁的动机（排斥汉人的权臣），对于维新志士所希望的，非等到武汉的大炮轰击后，得不到一点消息。恽毓鼎说：“监国醇亲王以河间东平之亲，居明堂负扆之重，窃谓继志述事，为先帝吐气，此其时矣。苒荏二年，东海逋臣（指康梁等人），交章荐之而不召（此时康梁运动开复，朝中亦有为康梁求开复的）；西市沉冤（指戊戌六君子），遗孤言之而不雪。毓鼎知其无意于先帝矣。”这便是代表立宪派由希望而失望的话。

    二、革命派的心理 　他们并不希望载沣真能立宪或开复保皇党人，但是看见袁世凯被逐，也以为载沣或者是能“继志述事”的，或者要起用康梁，加重革命前途的障碍。对于这一点观察，也是和立宪派一样的错误。但是革命党别有一部分人，从前尝希望督抚革命的，欧洲留学生的革命党并且曾有上书袁世凯劝他革命的，现在见袁被逐，又别有一种捉摸不着、忧喜无端的心理：忧者以为袁氏或果有不别于清廷的图谋，被满人看破，现在把他去了，失却一种绝大的革命的势力；喜者以为袁一被逐，北洋军队对于清廷必生出一种强烈的反感，这是促起军队革命的好消息。这种心理，不能说是全对，但于后来的事实，却有几分相似的影响，我们看辛亥年北洋军队的行动可知。

    总之，载沣监国和袁世凯被逐，在当时成了一般人构成希望和想象的一个大问题，也确是与清政府的生死有重要关系。我们且看载沣的措施，果然何如。

    二　皇族集权与立宪运动的大失望

    载沣当国时，对于立宪的筹备，表面上仿佛也很热心。在戊申年的十一月，即定谕旨由军机大臣署名之制，这是仿照立宪国由国务总理副署负责的意思。到宣统己酉元年二月，又特下一道谕旨，宣示决行立宪的意思；十月，各省咨议局一律成立了；十二月，又颁布厅州县自治章程及法院编制法；庚戌年九月，资政院也成立开院了，各省城及口埠又成立了审判厅；十月，又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在这两年之内，并且还有一个陕甘总督升允因为奏阻宪政而开缺（在己酉五月），甘肃布政使毛庆蕃因为玩误宪政的筹备而革职的，可见他对于筹备宪政的认真。但是他的热心立宪与立宪党人的热心立宪，根本精神全不相同：立宪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有实权的议会和一个对议会负责任的内阁，他们以为这是救中国唯一的途径；载沣只感觉皇室和满人地位的危险，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宰制，无以自存，希望一纸宪法可以遮蔽汉人的耳目，保住皇族的大权。他以这种精神来筹备宪政，所以对于宪政的热心，还远不如谋皇族集权的热心。

    载沣皇族集权的计划，第一着就是揽握兵权。他在辛丑年曾被派为头等专使，往德国谢罪（谢德国公使因拳乱被戕之罪）。他看见德国的皇室那么有威势，曾请教于威廉·亨利；亨利教他以揽握兵权、整顿武备为第一要着。他早把亨利的话牢记在心里；无奈西太后在世时，因为自己是光绪帝的亲兄弟，要避一避嫌疑，不能行其所志，现在得到监国摄政王的地位，就立即实行亨利的教训：

    戊申十二月 　另编禁卫军，由摄政王亲统，派载涛（即载沣之弟）、毓朗（亦皇族人）、铁良为专司训练大臣。

    己酉正月 　派肃亲王善耆、振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筹备海军（铁良开去禁卫军大臣差使）。

    己酉五月 　监国摄政王暂行代理大元帅，并先行专设军谘处，以毓朗管理，寻又添派载涛管理。命载洵（载沣之弟）、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

    己酉七月 　遣载洵、萨镇冰巡视沿江、沿海各省武备，旋又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

    庚戌六月 　命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充参预政务大臣，又往日本考察海军。

    庚戌八月 　命近畿陆军均归陆军部管辖，裁撤近畿督练公所。

    庚戌十一月 　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

    辛亥四月 　设立军谘府，以载涛、毓朗为军谘大臣（军谘府比于日本的参谋部）。

    辛亥闰六月 　永平秋操，派载涛代临，总监两军。

    这都是以皇族揽握兵权的事实。三个兄弟，一个以监国摄政王代行大元帅亲统禁卫军，一个办海军，一个作参谋总长，总揽一切军务，皇族的基本大权可算巩固了。他们以为这是依照《钦定宪法大纲》“君上有统帅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而行的，日德的立宪君主也有如此的大权，谁敢说不是？臣民当然也莫敢说不是。可惜他们贤昆仲，没有威廉·亨利那么大的本事！

    此时，国内各省的立宪派得了法定的集合机关————就是各省的咨议局与北京资政院————比前更好活动。立宪论的指导者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尽力作宪政实施的指导文字，对于国会、内阁、官制、财政各方面的问题，切实发挥；其最重要的：《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会与义务》、《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责任内阁与政治家》、《责任内阁释义》、《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等篇。

    这些文字，对于立宪党在国内的活动很有影响（原文太多，此处不备录）。在己酉年的十一月（咨议局成立后约一月），江苏咨议局的议长张謇，便以“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语，通电各省咨议局；复派人游说各省。不久便有苏、浙、皖、赣、湘、鄂、闽、粤、桂、豫、鲁、直、晋、奉、黑、吉十六省的咨议局，各派代表三人集于上海，组织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约定须俟国会正式成立始行解散。十二月，各代表相约同往北京，于次年庚戌正月在北京齐集，一面由孙洪伊领衔，以请愿书托由都察院代奏，一面历访各王公大臣，请求赞助；旋奉谕旨拒绝。这是宣统朝第一次请愿。到四月，各省咨议局的代表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侨商，各举代表，组织“国会请愿代表团”，举孙洪伊等十人为职员，一面留代表驻京办理请愿事务，一面派员向各处演说鼓吹，结果，同时递请愿书托都察院代奏的共十起；旋复奉旨不准。这是宣统朝第二次的大请愿。到九月，中央的资政院也成立于北京了；代表请愿团又向资政院上书，请提议设立责任内阁，即开国会；又上书摄政王，遍求各当道大员援助。资政院多数的议员，是与各省咨议局一致的，就议决上请。此时各省督抚中，或受咨议局的要求，或被似是而非的中央集权政策所苦，（以前各督抚独揽一省的大权，贤能者尚可有为。现在因为清政府想削减督抚的实权，处处加以牵制。是年四月，督办盐政大臣载泽因与督抚争权，大起冲突。旋皆奉旨申饬。）也希望中央有一个正当的责任内阁出现，因此也联电军机处，主张内阁国会，从速同时设立。于是在十月初，下诏准将立宪筹备期限缩短，于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在国会未开以前，先将官制厘订，设立内阁。这是第三次的请愿；因为资政院和各督抚的帮助，算是得了一个缩短筹备期间的小结果。请愿同志会中的“预备立宪公会派”，以为有了相当结果，不再进行，但是其他各派，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等，还守着速开国会之议与公会派分离，在北京活动，谋为第四次的请愿；东三省又来了许多请愿代表。到十一月，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将东三省代表解回原籍；并命各督抚开导弹压，如有违抗，查拿严办；十二月，将天津的温世霖发戍新疆，因为他在天津组织四次请愿的原故。于是请愿国会的风浪就息止了。但是北京的资政院和各省的咨议局，没有方面可以解散，还是不断的向政府捣乱。资政院开院后，屡有书质问军机大臣的责任，军机处公然以不负责任覆之。于是在十一月里，资政院便具奏，弹劾军机大臣（时张之洞已于去年逝世，军机的首班为奕劻），说责任不明，难资辅弼，请别组责任内阁。奉谕旨：“朕维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但是这道上谕仍由军机大臣署名。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一文，就是为这类谕旨而作的。到辛亥年的三月，载沣果然履行先年十月所许，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了；其组织及人员的分配如下：

    一、内阁总理大臣，以军机大臣奕劻任之；

    二、内阁协理大臣二员，以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任之；

    三、外务大臣，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任之；

    四、民政大臣，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任之；

    五、度支大臣，以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任之；

    六、学部大臣，以学部尚书唐景崇任之；

    七、陆军大臣，以陆军部尚书荫昌任之；

    八、海军大臣，以郡王衔贝勒载洵任之；

    九、法部大臣，以法部尚书绍昌任之；

    十、农工商大臣，以农工商部尚书溥伦任之；

    十一、邮传大臣，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任之；

    十二、理藩大臣，以理藩部尚书寿耆任之。

    以上十三员均为国务大臣，裁撤旧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旧内阁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仍序次于翰林院），这便是所谓新内阁。一个总理大臣之下，又设两个协理大臣，是沿袭旧内阁协办大学士的制度而来的。最使立宪党人失望的，就是十三个大臣之中，汉人仅得四个，满人得了八个，而八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五个，蒙古旗人一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这就是皇族集权的大暴露。从此大家都明了载沣是怀着什么一种精神来立宪了。假使那些皇族确是人才，犹有可说，实际上都是一些骄纵无度、不知世务的糊涂虫。恽毓鼎说：“先是诸皇子读书之所，曰上书房，选翰林官教之。光绪中叶，师傅阙不补，书房遂无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即令备拱卫扈从之役，轻裘翠羽，日趋跄于乾清景运间，暇则臂鹰驰马以为乐。……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常语余曰：‘王室其遂微矣！’请其故，则曰：‘吾立朝廷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但是载沣觉得只有他兄弟叔侄是靠得住的人才，尤其是奕劻，是皇族中有功的老前辈，除了他再无有可当国务总理大臣之任的，所以随你们言官如何参劾，资政院如何捣乱，非把他作国务总理不可。（奕劻贪污不堪，与其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时人比之严嵩父子。在光绪朝，曾为御史赵启霖所劾。宣统二年庚戌，御史江春霖又两次抗疏参劾，疏中有言：“方今国会未开，谕旨又禁言官毛举细故，臣虑言路诸臣，小者谓不必言，大者又不敢言，习为容默……颁布宪政，期以八年，恐未至八年而天下事已败坏不可收拾。”奉谕旨责谓：“亲贵重臣，不应任意诋诬，江春霖着回原衙门行走。”旋经御史赵炳麟等奏请收回成命，不允，于是全台愤激，由给事中忠廉领衔，公上“言路无所遵循，请明降谕旨”一疏，亦不省；时赵启霖方在四川提学使任，闻之，再抗疏严劾奕劻，亦不省，启霖遂乞骸骨告归，许之。是为满清末年御史团体最有声响之举动。从此他们亦皆失望。）但是奕劻的新内阁发布后，那些立宪党人还想要捣乱，在辛亥年六月，又以咨议局联合会的名义，请都察院代奏，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奉旨斥以“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涉”。于是，热心国会内阁的立宪党人大失所望了。

    三　革命运动的苦境

    在武昌起义前最近三年内，革命党活动见于表面的事项，比较宣统前三年为少，因为所处的境遇比较前三年更苦。其所以更苦的原因，就是清政府防范更密，而伪立宪的招牌又足以摇动一部分愚昧薄弱的国民心理，直到皇族内阁出现，大家才有几分觉悟。梁启超在《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政府诸公》的文中说：“数年前革命之说遍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夫一诏则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则民气不期靖而自靖也。及乎以诸公当预备立宪之冲，而前此一线之希望，复永断绝于诸公之手；故前此约以九年开国会而民安之，今兹约以九年而民哗之者，非民之靖于昔而嚣于今也，希望既绝于彼乃不得不转而向于此也。”可见，伪立宪的招牌对于国民心理的影响。革命党知道这种伪立宪的呼声，足以阻碍他们的前进，所以虽在处境极困难的当中，还是拼命奋斗，以图振兴愚昧薄弱的国民精神。从宣统继立到武昌起义前，计有下列诸役：

    一、戊申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发难于安庆；

    二、庚戌正月初，广州新军变乱；

    三、庚戌二月，汪精卫、黄复生等谋刺载沣；

    四、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役。

    （此外还有温生才刺杀孚琦，是三月二十九日广州发难的先声；林冠慈、陈敬岳谋刺李准是广州起事失败的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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