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政府的颠覆与中华民国的成立

    在前面几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内部从甲午到辛亥的十七年间，已养成三大派的政治动力：一、激烈的革命派；二、温和的君宪派；三、袁世凯的实力派。这三派之中，第一派早已彰明昭著与清政府为敌；第二派想就清政府加以改良；第三派则尚无何种明了的色彩和宗旨，并且还没有现出什么派别系统的形式来，不过骨子里面，隐隐以袁世凯为中心，成为一种猎官竞权的团体。自宣统嗣位以来，第一派对于清廷的敌对行动固猛力进行，第二、三两派也因为受了清皇族的抑制，深怀不满了。及至武昌革命军起各省响应，二、三两派势力也倾向推倒清朝的一途。于是清皇位的颠覆遂不可免，而中华民国即以成立。

    一　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响应

    前几年中，革命党的发动，除徐锡麟、熊成基两次举事于安庆外，同盟会的直接行动总是拘于南部的一隅。辛亥三月广州之役发动以前，谭人凤曾向黄兴、赵声等建言：“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黄、赵问他的办法，他说：“居正、孙武等日夕为武昌谋，惟缺于资，不能设立机关，以张大其势力。湖南同志甚多，以缺于资，不能为进行之部署。诚能予金以分给于两湖同志，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响应之效必大。……”原来两湖自萍醴之役失败、日知会破坏后，又发生了一些革命团体：最先是共进会，后来又有武昌的文学社。文学社以蒋翊武等为领袖，胡瑛在武昌狱中亦阴与其事；它的会员大概都是同盟会的会员，但它的组织行动并不必由同盟会本部的命令。共进会的主脑人物，在湘为焦达峰，在鄂为孙武、居正等，它的会员大部分也是同盟会的会员，但也有不曾加入同盟会的，它们的组织行动也不必由同盟会的命令；黄兴对于共进会的成立，起初很不以为然，常与焦达峰争辩，焦亦不听。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汉方面的秘密活动，起初也不统一，得谭人凤等调和之力，渐归一致。辛亥三月广州举事前，黄兴依谭人凤的建言，已与他们联络，预备响应（因广州失败，遂未发动）。他们的革命势力以新军为柱石而辅之以会党，文学社领袖的蒋翊武便是新军中党员的重要人物。这是革命党在武汉原来的大概情形。

    同盟会的干部人员（惟中山在美洲），自广州大失败以后，赵声忧愤成病而死，黄兴、胡汉民等蛰伏香港，亦颇沮丧。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由香港返沪，恐革命党的势力将因此次失败而涣散不振，谋于长江方面为卷土重来之计，在沪组织一个“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其宣言中有云：

    ……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指七十二烈士）各有奋心，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以气郁身死（指赵声），一以事败心灰，一则晏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诸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心，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会，收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虑也……

    这个中部总会的组织，就是要把革命发动的中枢由南部移到长江流域来，而注意点尤在武汉。谭人凤是湖南革命同志中的老人物，须髯苍白，奔走不息，素为两湖的青年同志所敬仰；宋教仁本由湖北文普通学校出身，与两湖的青年同志关系，也异常密切；自中部总会成立后，谭、宋二人常秘密往来于沪汉间，与孙武、居正等筹商进行方法，于是文学社与共进会事实上成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分机关。此即章太炎所谓：“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

    此时上海方面，有革命党一个重要的言论机关，即于右任所组织的《民立报》（初名《民呼报》，为政府所封闭，改名为《民吁报》，又被封闭，乃改为《民立报》）。宋教仁以“渔父”的别名，常在该报发表光焰逼人的革命文字，鼓励民气。但宋的初意，以为革命举事尚当在数年以后；及至铁道国有问题发生，革命的风潮便不可遏止了。到七八月之交，武汉方面的同志便急欲发动，派员赴沪港等处，促干部人员来鄂指挥。黄兴在八月里与冯自由的两书，很可窥见其中消息；其第一书中有言：

    ……七月以来，蜀以全体争路，风云甚急，私电均以成都为吾党所得，然未得有确实消息。前已与执信兄商酌，电尊处转致中山先生，请设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尚未得复。今湘、鄂均有代表来沪，欲商定急进办法，因未接晤（黄兴此时尚在香港），不知其实在情形，故不能妄断。至滇之一方面，若欲急办，尽可办到，以去年已着手运动，军界、会党皆有把握，有二三万之款可发动。然此方面，难望其成功，以武器甚少，不足与外军敌也。滇为蜀应则有余，为自立则不足。……弟兴顿首，中八月初九夜。

    第二书言：

    又启者鄂代表居正由沪派人来云：新军自广州之役，预备起事，其运动之进步甚速。广州之役，本请居君在鄂部经理其事，以备响应。办法以二十人为一排，以五排为一队，中设有排长、队长以管领之。平时以感情团结，互相救助，使其爱若兄弟，非他人所得间隔，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机体。现人数已得二千左右，此种人数，多系官长下士，而兵卒审其程度最高者始收之。以官长下士能发起，兵卒未有不从者，不必于平时使其习知，况其中又有最好之兵卒，为之操纵，似较粤为善。近以蜀路风潮激烈，各主动人主张急进办法，现殆有弦满欲发之势。又胡经武（即胡瑛）亦派有人来。胡虽在狱，以军界关系未断，其部下亦约千余人。去岁，弟曾通胡君，请其组织预备，以备响应，胡已扩张其范围闻进步亦速。胡君之人在居君之部下者亦有之，拟于最近发动，期两部合而为一。据此则人数已多。际此路潮鼓涌之时，尤易推广。盖鄂省军界，久受压制。以表面上观之，似无主动之资格，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而各有志尤愤外界之讥评，必欲一伸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誉之耻。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若强为遏抑，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前有陕西人，井勿幕君，在此运动，今已得有多数，势足自动，熊克武君已驰赴该处为之协助）、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发起者事半功倍。且于经济问题，尤易解决。……总之此次据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弟兴再顿，八月十四日，前函书好未发，适鄂派人来，故特补叙，又及。

    看此两书中所述，我们便知道此次武昌发难，本由武汉方面主动，临事始派人往沪港方面催促黄兴等来鄂主持。但是黄兴在香港得到他们的消息时，鄂督瑞澂也探得他们将要发难的消息了，武汉水陆各要地都加紧戒严。发难的期限本定在阴历八月十五日，因准备未完足，而所招集的主要人物又未能即到，乃延期到八月二十五日。不料在十八日午后，秘伏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党人因制造炸弹失慎，炸药爆发（孙武因此受伤），巡捕闻声齐来搜查，捕去党员二名；清吏闻警，派人向各处搜索，继于汉口英租界及武昌城内，破获党人机关三数处，捕获宪兵彭楚藩及刘汝夔、杨宏胜并女党员龙韵兰等数十余人，搜去革命旗帜、印信、文告及党员名册等件。胡瑛在狱闻信，急函通知上海方面嘱陈其美等暂勿来鄂，因此时孙武以制炸弹受伤，蒋翊武则在端方带往四川的新军内（带往四川的鄂新军为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由曾广大统率，蒋翊武原以学生入伍，适在曾广大所统之军中），亦不在鄂；居正则因接洽沪方同志，前已往沪，因此有中止发动的倾向。但清吏所搜去的党人名册中多属军人，军队中的党员恐政府按名围捕，人人自危，首由工程营左队的熊秉坤倡议即时发难，便于阴历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午后九时，纠集军中同志，猛扑楚望台，占领军械局；辎重营由城外斩关而入，会攻督署，炮队、马队亦动。鄂督瑞澂、新军统制张彪及文武大小各吏，皆仓猝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有。汉阳、汉口也随即为革命军所占领。这便是武昌起义的由来。

    此次发难的仓猝情形，和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略同，因瑞澂、张彪的庸懦无能，竟得成功。故中山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

    革命军占领武昌后，还没有一个相当的首领。因新军协统黎元洪为人谨厚，平素颇为士卒所爱服，便强迫拥戴他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军鄂军都督。黎于出任都督八日后，有一封劝诱海军提督萨镇冰的书，把他自己出任都督经过老实说了出来。书中说：

    ……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统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吾师素知洪最谨厚，何敢仓猝出此。虽任事，数日未敢轻动，盖不知究竟同志者若何，团体若何，事机若何；如轻易着手，恐至不可收拾，不能为汉族雪耻，转增危害。今已视师八日，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昔武王云：“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今则一心之人，何止三万。即就昨日陆战而论，兵丁各自为战，虽无指挥，亦各奋力突进。汉族同胞徒手助战，毁损铁轨者，指不胜屈。甚有妇孺馈送面包、茶水入阵，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奋武。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洪有鉴于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土。……

    这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经过的实录。非革命党员的黎元洪既作了革命军的都督，立宪派的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也，被推为军政府的民政部长。这便是立宪党人加入革命动作的第一件事实。

    武昌的军政府成立后，发出文告，维持秩序，驻汉的外国领事团看见革命党举动文明，知道不是庚子年拳民的排外行为，便宣告严守中立。从八月十九日举事起到九月下旬，约在一个月内外，各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除直隶、河南、山东、东三省尚受清政府的支配外，民军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各省宣告独立次序大略如下：

    阴历九月初一日湖南长沙宣告独立，以焦达峰为都督（旋因内变，焦被害，以谭延闿为都督）。

    九月初一日陕西宣告独立，以张凤翽为都督。

    九月初二日江西九江宣告独立，以马毓宝为都督（南昌亦于九月十日独立以吴介璋为都督）。

    九月初八日山西宣告独立，以阎锡山为都督。

    九月初十日云南宣告独立，以蔡锷为都督。

    九月初十日安徽江北各处亦纷纷独立。（安徽独立，经过事变独多。安庆于十八日独立，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朱旋即被逐，孙毓筠、柏文蔚相继任都督。）

    九月十三日江苏之上海宣告独立，以陈其美为都督。

    九月十四日贵州宣告独立，以杨荩诚为都督。

    九月十五日江苏之苏州宣告独立，以巡抚程德全为都督。

    同日浙江宣告独立，以汤寿潜为都督。

    九月十七日广西宣告独立，以巡抚沈秉堃为都督（旋改任陆荣廷）。

    九月十八日江苏之镇江宣告独立，以林述庆为都督。

    九月十九日福建宣告独立，以孙道仁为都督。

    同日广东宣告独立，以胡汉民为都督。

    九月廿一日海军降服民军。

    九月廿三日山东宣告独立，以孙宝琦为都督（旋即取消独立）。

    （四川本为革命之导火线，然为赵尔丰所持，至十月七日，成都始得宣告独立，以蒲殿俊为都督，赵被杀，端方亦被杀。）

    上列各省的独立，有几处最关重要的：一、长沙居武昌的后方，九江为武昌下游最近之地，此二处首先响应，使武昌无后顾之忧，得以专力对抗北来的清军；又因得长沙派来援军之助，在汉阳一带，与清军相持一月有余，至十月初七日，汉阳始为清军所得。二、陕西、山西两省离清政府的首都北京较近，此两省相继响应，使清廷不能专力对付武汉。三、南京为长江下游的重地，清督张人骏和张勋、铁良等皆顽抗民军，因苏、沪、浙等处先后响应，合力以攻南京；及汉阳被清军所得，武昌极形危险，而南京即为民军所陷落（南京陷落在十月十二日，汉阳失守后四日），民军因取得第二之安全根据地，树立临时政府。

    还有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就是各省的响应独立，虽由革命党人运动发难，而各省咨议局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革命动作。除了他们的言论指导者梁启超，尚在海外发“虚君共和制”的议论以外，国内立宪派的人物，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长（如汤化龙），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谭延闿），或任其他职务，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作敌对行动的。可见国人对于清政府的感情了。

    二　袁世凯的起用与清廷的逐步降服

    清政府接到武汉变乱消息之初，便已惊惶失措。八月二十一日，谕令瑞澂、张彪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一面命陆军大臣荫昌亲率北洋军队两镇南下。二十三日，忽下谕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除湖北原有的军队归他节制调遣外，荫昌及其他水陆各援军，袁亦得会同调遣。以总揽军符的陆军大臣，命之督师；不到三日，又命他人分任其事，可见其慌乱之极。但是袁世凯不是清廷的“社稷之臣”，不若曾国藩、李鸿章那么“麾之即去，呼之即来”的。戊申年冬间，载沣放逐他，命他回籍养疴，说他有足疾不良于行；现在要他去作湖广总督，他便以“足疾未痊”四字力辞，不肯出山。他所以不肯即出的原故，一是要泄一泄愤；二是要等事变扩大，使载沣不能收拾；三是要取得对于一己合算的条件。此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奕劻，素来和袁要好，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又久为袁的羽翼。袁的起用，由于奕劻的建议；外国人也替他吹说“非袁不能收拾”。载沣无可如何，才起用他作湖广总督，这是载沣对于袁世凯第一步的降服。徐世昌见他不出，便微服出京亲往彰德劝驾。及清廷再三催促，袁便以徐世昌和奕劻为介，提出六个重要的条件来，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其条件如下：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与于此次事变的人；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我们看他所提出的六个条件，便知道他的心理最初就是不愿意和革命军打硬仗，但是实权非揽入自己手里来不可。六个条件中的前四项，是想用以缓和革命党和一般人的心理，与他们谋妥协的。但是他的妥协政策并不是替清皇族打算，而是替自己打算。他以为：若用兵力扑灭革命军，将来革命党必积恨于他，于他有害无利；并且等到革命军扑灭了，清皇族未必还倚靠他；“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他决不愿再作这种傻子。若留着对方革命军的势力，他站在中间，处于调停的地位，一面可以见好于革命党，一面可使清皇族不得不倚靠他，所谓“养敌自重”，于他最为合算。但若不把军事实权揽到自己手里来，又恐革命军势力过于扩大，不受他的调停；就是对于清廷，也不能操纵如意，所以，虽采妥协政策，仍是少不得六条件中的五、六两项。

    六条件中的第二项，还有一层更重要的作用。所谓组织责任内阁，就是要把亲贵内阁废止，要把皇族的政权削去，并且要使载沣的监国摄政王地位归于无用，这个条件一办到，非徒他个人的夙愤可以发泄，并且环顾当时的人物和内外的舆望，内阁总理大臣的椅子，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敢坐。无论革命党受妥协不受妥协，清皇位能维持不能维持，大权总是揽在他自己手里了。所以这一个条件，在他是认为有极大作用的，与平常立宪党人要求责任内阁的意思大不相同。

    但是载沣对于他的条件，起初很不愿意接受。载沣不接受，他总不出山。南下的讨伐军队都是袁的旧部，起初不大出力；荫昌往来于孝感、信阳间，将校不相习，军心不团结，迁延无功。直到九月初六日————那时湖南、陕西、九江已响应革命军，载沣更慌乱了————才下谕受袁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以冯国璋统第一军，段祺瑞统第二军，召荫昌回京。这就是表示接受他六条件中的第五项，算是载沣对袁第二步的降服。（此时南下各军将闻袁有出山之意，行将南下，始奋力与革命军搏战，数日后，夺取汉口。）但是对于其他的条件，尚无表示，袁世凯也尚未出山。恰好在授袁为钦差大臣的一天，资政院的立宪党人，提出四条的上奏案来：一、取消亲贵内阁；二、宪法须由人民代表协赞；三、赦免国事犯；四、即开国会。本案由院可决后，即行上奏。这好像是立宪党和袁世凯合演的双簧戏。清皇族对此上奏案，正在筹划应付的时候，驻在滦州的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等五六人，又打下一个“晴天霹雳”来，就是九月初八日，由张、蓝等领衔要求立宪的十二条电奏：

    一、大清皇帝万世一系。

    二、于本年内召集国会。

    三、宪法由国会起草，以皇帝之名义宣布之，但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

    四、缔结条约及媾和，由国会取决，以皇帝之名义行之。

    五、皇帝统率海陆军，但对国内用兵时，须经国会议决。

    六、不得以命令施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之事。

    七、特赦国事犯。

    八、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后，以皇帝敕任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任之，皇族不得为国务大臣。

    九、国会有修改宪法之提议权。

    十、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之预算支出。

    十一、凡增重人民之负担，须由国会议决。

    十二、宪法及国会法之制定，军人有参与权。

    这十二条的电奏，也好像是张、蓝等和资政院立宪党演的双簧戏，但是它的内幕却很复杂。原来陆军第二十镇，便是光绪末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由北洋六镇中抽调编成带去的第一混成协，于宣统元年由锡良改为第二十镇。而北洋陆军中，自袁世凯被逐后，已有几个士官生的革命党员钻入里面，如第六镇的统制吴禄贞和第二十镇协统蓝天蔚等都是。张绍曾虽也染了一点革命的气味，但是态度却不甚坚决，并且多数的下级将校大概都是袁的旧属，没有多少的新思想，也有点把握不住。此时，伏在东北方面的革命党人听说第二十镇的军队奉命南下，便极力运动张、蓝等率兵直取北京。张、蓝等因彼此意志的强弱不一致，而部下又极复杂，便采用一种渐进手段，顿兵滦州，向清廷提出最高度的立宪条件，清廷若不肯容纳，再行进攻北京。他们以为这种要求，清廷是决难承认的。岂知他们提出要求的那一天，就是山西响应独立的那一天；倘若不允他们所请，他们由滦州进逼，和山西两面夹攻，北京如在釜中；于是载沣于九月九日即行下谕取消现行内阁章程，改组内阁，命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解除党禁，放释汪精卫等，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对于张绍曾等传谕嘉奖，并下罪己之诏。（诏语有“朕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远舆论……”，都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话。）庆亲王奕劻的内阁于十一日即行解职；十二日，即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三日，资政院即将宪法的重要信条十九条议决奏上，载沣即命刊刻誊黄宣布，择期宣誓太庙（“十九信条”附录于本节之后）。这是清廷向国民第一步的降服，也就是载沣向袁世凯第三步的降服。

    当张绍曾等的电奏和山西独立的消息达到北京时，北京流言四起，人心汹汹，官吏的家眷和市民纷纷避往天津，光绪帝后恐怕北京立刻要落入革命军之手，便命锡良任热河督统，预备逃往热河。此时袁世凯虽尚在彰德养寿园，南北的消息却十分灵敏（因为北京有徐世昌、赵秉钧等为他的羽翼，南边的冯国璋等都天天望他南下），听到张、蓝等的要求条件，比他自己的条件更强烈无数倍，又听到山西的消息，知道载沣的降服是一定的了，于是在九月十一日（即下谕取消亲贵内阁的第三天）由彰德南下视师。听到宫廷有避往热河的消息，又恐怕失去了一个玩弄的好工具，便立即电奏严切谏阻。袁出山时去武昌起义已二十余日，革命军已占有国境的大半。资政院于九月十八日依据新颁的宪法信条，实行选举内阁总理大臣，自然是袁世凯当选了，清廷随即依法重行任命。当袁世凯被任为内阁总理的前一天（九月十七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变，便是吴禄贞的被刺。此时吴为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后，吴曾请率所部第六镇前去平乱，清廷便对他怀疑。又张绍曾、蓝天蔚在滦州发出威逼清廷的电报时，吴往滦州与张、蓝等密谋合取北京，逼清帝退位。清廷窥破他们的密谋，一面将京奉路线的列车悉调京师，使张、蓝等的军队不得进；一面令吴率所部往攻山西革命军。吴到石家庄，令所部勿进攻，单骑赴娘子关与山西军代表相晤，议定联合进攻北京，将清军往南方的辎重扣留，而以山西已经受抚报清廷。清廷见吴的行动有异，乃阳任吴为山西巡抚，阴遣人刺杀之于石家庄。（据当时《民立报》所记，主谋刺吴者为良弼。然吴曾为排袁之一人，或谓袁恐吴不利于己，主谋刺吴者实为袁氏。但无从证实。）吴的计划若果实现，则清廷的倾覆已在俄顷之间，便无须后来的和议，袁氏逼取清政府的大权的计划也将归于水泡，后来的政治局面也将大不相同。故吴的被刺，于清廷的存亡无补，而于袁氏个人权位的关系实在很大。吴死而袁氏的计划无阻，北洋陆军中的异性分子归于消灭。袁于二十一日在孝感军次，接到授任内阁总理的谕旨，还电辞不就，清廷再三电促，便于二十三日率领卫队入京。二十六日，袁所组织的内阁宣布了。阁员的配置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外务大臣梁敦彦

    次官胡惟德

    民政大臣赵秉钧

    次官乌珍

    度支大臣严修

    次官陈锦涛

    陆军大臣王士珍

    次官田文烈

    海军大臣萨镇冰

    次官谭学衡

    学部大臣唐景崇

    次官杨度

    法部大臣沈家本

    次官梁启超

    邮传部大臣唐绍仪

    次官梁如浩

    农商部大臣张謇

    次官熙彦

    理藩大臣达寿

    次官荣勋

    这种阁员名单，在袁是表示网罗各派的人才，所以给梁启超一个法部次官。但是梁是决不肯就的（袁也知道他不肯就），其他不肯就的也有几人，结果实际的阁员，大概都是袁的党羽。袁在组织内阁以前，已取得近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并姜桂题所部悉受节制调遣的全权；军咨府的载涛也罢去了（代以荫昌，旋又代以徐世昌）。及内阁成立，清廷的实权已算是完全落入袁手。但在他上面的，还有一个虚位的摄政王，到底有点碍手碍脚；又还有一部所谓禁卫军，名义上由载沣代行大元帅统率，实际上是由载涛管辖，也有点不放心。不久，便有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之命。对于禁卫军的办法，一面由自己编练拱卫军和它对抗，一面以大义讽令载涛率领禁卫军实行出征；但是载涛是一个少年贵胄，没有一点军事的实际知识，听到此处彼处革命军的行动，早已落胆，哪有亲征的勇气；袁早看出他的弱点，故意以出征难他。结果载涛自请解除管辖禁卫军的职权，袁即调用冯国璋为禁卫军总统官（把武汉方面的任务全授段祺瑞）。不久便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北京城外，而以新编的拱卫军拱卫官城。于是清廷一切自卫的壁垒尽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被玩弄于袁世凯掌股之上，等待最后的总降服。

    （附录）宪法十九信条

    第一条　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　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　宪法改正提案之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

    第八条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　总理大臣受国会之弹劾，非解散国会即内阁总理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的解散。

    第十条　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

    第十一条　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　国际条约非经国会之议决，不得缔结；但宣战、讲和不在国会开会期内，由国会追认之。

    第十三条　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　本年度之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预算；又预算案内之规定岁出，预算案所无者，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依国会之议决。

    第十六条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　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　国会之议决事项，皇室颁布之。

    第十九条　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这种信条，除了立宪派藉以扶助袁世凯、袁世凯藉以取得组阁的全权外，对于缓和革命派心理的方面，没有发生一点效力。这种信条颁布的那天，就是黄兴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总司令誓师的那天。

    三　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

    清廷到九月下旬所余的领土，虽只有直、鲁、豫和东三省等地，但自袁内阁成立后，已有了一个大权独揽的统合机关；革命军到九月下旬虽已取得中国领土三分之二，还没有一种统一的组织。唯一的革命领导者孙中山还在海外；黄兴于九月十三日才到武昌，就任鄂省方面的革命军总司令（此时汉口已经失去），九月下旬他正在汉阳和北军作殊死战。长江下游还有一个重要都会的南京为清廷顽守。各处反清的目的虽同，而各自为战极形散漫，于是在长江上下游的两方同时动议，组织联合机关。武昌于九月十九日由湖北都督府通电各省，请派全权委员赴鄂组织临时政府。上海本为此次革命运动最初的策源地，交通又极便利，武昌起义以来，各地的革命同志和由立宪派变化而成的革命同志，大都聚集于上海。此时武昌虽为军事的中心，而计划的中心、舆论的中心、交通的中心，实均在上海。当武昌通电请派代表赴鄂组织政府时，上海方面，已有在上海组织联合机关的成议，因为审慎当用何人名义动议方为妥当的原故，发电较武昌为迟。至九月二十一日，始得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的同意，即用苏、浙两督名义，联电沪督陈其美倡议，请各省公推代表赴沪。其电文如下：

    自武汉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论，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会议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上必经之阶段。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其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并列于下：

    一、各省旧咨议局各举代表一人；

    一、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均常驻上海；

    一、以江苏教育总会为招待所；

    一、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与议。

    提议大纲三条：

    一、公认外交代表；

    二、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

    三、对于清皇室之处置。

    此电发出的第二天，又以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尔登名义，以同样旨趣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沪，并请各省公认伍廷芳、温宗尧二人为临时外交代表。九月二十五日，便依“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的原定方法，在上海开第一次会议，议决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九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代表会对于前此武昌通电，商议处置办法，仍以上海交通便利，会所以在上海为宜，并电武昌请即派代表与会；但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各代表所推定之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到十月三日，鄂都督府代表居正、陶凤集到沪与会，表示鄂都督希望各省派全权委员赴鄂组织临时政府的意思，在沪代表会才决定同往武昌。次日，议决各省代表除赴武昌者外，各省仍留一人在沪；赴武昌者，会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为通信机关，以联络声势为务。于是各省代表陆续赴鄂。但等到各代表到鄂时，汉阳已为清军夺去，武昌全城正陷于龟山炮火的威吓之下；乃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代表会的会场，于十月初十日开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十二日，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又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十三日，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即行宣布，到会签名的代表计有湘、鄂、桂、苏、浙、闽、皖、直、鲁、豫十省（《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全文附录于本节之末）。十四日，代表会得到南京克复的消息，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代表定于七日内齐集南京，俟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后，便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但是因为前此将各省代表分为赴鄂、留沪的两组，又因鄂方失去汉阳，下游克复南京，便生出几个小小的波澜来了。留沪的代表团以为武昌力在危急之中，赴鄂的代表会未必能达到组织临时政府的目的，而临时政府又不可不从速组织，因即于十四日，在沪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即行选举大元帅、副元帅，黄兴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十五日，又议决大元帅职权，即以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鄂方各代表得信，认为不合法，表示反对，并用黎大都督名义电沪请取消。这是第一个小波澜。至十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各代表都到了南京，决定于二十六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忽于二十五日，因浙代表陈毅由鄂续到，报告袁世凯所派议和代表唐绍仪到汉时，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便决议缓举大总统（欲维持十二日在汉所决之议留大总统之位以待世凯），而承认沪方代表所举之大元帅、副元帅，并议决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追加一条：“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这是第二个小波澜。我们在这两个小波澜里面，已可看出当时参与活动的人物心理几点：一、特别重视大总统的位置；二、十分迷信袁世凯。但是还有继续而起的第三个小波澜发生，就是挟战胜余威的苏浙军人中，有声言不愿隶于汉阳败将之下的，而属意大都督黎元洪，于是在二十六日，又有大元帅、副元帅倒置之议；恰好黄兴也来电力辞大元帅之职，并推黎元洪为大元帅，于是在二十七日即推黎为大元帅，黄为副元帅，黎驻武昌，由副元帅代行其职务；后得黎来电承受，并委副元帅代行职权，黄兴坚辞不受。党人中有愤代表会易置大元帅、副元帅如弈棋，过于儿戏的，因此到十一月初旬，临时政府的组织还如在五里雾中。我们在这些小波澜里面，又可看出当时革命军方面心理几个弱点：一、军人的骄慢。原来革命的成败功罪应该为整个的；军事上有胜有败，不能执一时的形迹以为断定。南京克复固属有功，汉阳的失败未必即为败将一人的过误；以湘军少数的军队，杂以新募未经训练之兵，主将又不相习，对抗北洋多数精锐的军队相持约近一月；若令当时苏浙军队当之，也未见得一定能操胜算。乃据一时成败之迹蔑视多年尽力革命的元戎为败将，适已暴露革命军人骄慢不羁的弱点。二、政客的倚势苟且无定见。袁世凯还是清廷的重臣，一闻其有赞成共和之意，便不惜修改自己已定的组织法，而承认自己认为不合法的选举；及闻苏浙军人有异议，又把自己已承认的选举加以变更，纯以一时的特别势力为取舍，可见革命精神的薄弱。幸而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到沪，才把大元帅、副元帅问题搁置不谈，决定于十一月初十日，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内定孙中山为大总统。届期到会代表，计有奉、直、鲁、晋、陕、苏、皖、赣、闽、浙、粤、桂、湘、鄂、川、滇十七省，每省为一票。中山得十六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三日，为阳历一月一日，代表会即议决中华民国纪元，改用阳历，派人赴沪，欢迎孙总统于民国纪元日在南京就职。

    至此，临时政府的主脑问题算是解决，但是还有一个修改组织法的小波澜。当《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时，有许多人很不满足，或以为遗漏“人权”，或以为不应该将行政各部死板板地规定在有宪法性质的根本法内；解释者则以为这是一种临时政府组织法，有效期间很短，第二十条规定六个月以内召集国民会议，届时当另定完全的宪法。但是因为人才与地位分配的问题，一把总统椅子，五把部长椅子（组织法原案无副总统，行政部只有五部），实在不敷分配；而组织法又是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教仁平素是主张用法国式的内阁制的，因此宋教仁主张修改最力。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宋教仁曾宴请各代表，演说必须修改的理由历二小时，但是赞成的很少。及到孙总统就任的前一日，特派黄兴赴南京向各代表陈说必须修改的理由，时已午后九时，即由滇代表吕志伊、鄂代表居正、湘代表宋教仁提出修正案：

    一、原第一条临时大总统之下加副总统。改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二、原第五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并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各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三、原第十七条全删，行政各部改为国务各员，另拟第十七条为：“国务各员执行政务，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副署之。”

    其他尚有拟改的几点，不十分重要。前列三项中，第一、二两项已于当晚议决，惟第三项因时间太晚，拟延至次日始议。修改案的要点：一、增设副总统；二、把固定的行政部的五部，变为活动不定的国务各员；三、将总统制变为国务员负责的内阁制，此一点实为争执的焦点。此时有宋教仁想作内阁总理的谣传，因误会宋教仁主张修改组织大纲纯是替自己打算，于是一种政客的嫉妒的心理便充分暴露了，攻击宋教仁不遗余力。元年元日，孙总统就职，代表会停会一日；至初二日，苏、皖、浙、桂、闽五省代表对于前日已经议决的修正案忽又提出异议，说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应该在夜间议定，应作为无效。其实，当时的代表会开会并没有一定的时间，只要有十省以上的代表到会，议决事项便有效；前日的决议已备此条件，推翻实为不合；因复提出修正案的修正案，经议决如次：

    一、原第一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皆由各省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

    二、原第五条改为：“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但制定官制官规及任命国务各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其他尚有几点，无关宏旨。此修正案的要点，就是只承认增加副总统和国务员的椅子，而不许责任内阁制出现；换言之，就是要打击宋教仁。以反对个人的精神，来定政府机关的组织，这是当时代表会极不健全的心理。组织大纲修正后，次日（即初三日），即选举副总统，黎元洪当选。孙总统即于是日提出国务员名单求同意，原以宋教仁为内务总长，因修改组织法时，招代表会之忌反对之，乃改以程德全长内务（原定程长交通），汤寿潜长交通（原定汤长教育），另提蔡元培长教育（蔡原无名），全部国务员共九人，如下：

    陆军总长黄兴

    海军总长黄钟英

    外交总长王宠惠

    司法总长伍廷芳

    财政总长陈锦涛

    内务总长程德全

    教育总长蔡元培

    实业总长张謇

    交通总长汤寿潜

    于是中华民国第一次的临时政府，算是在南京完全成立了。但是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此种临时政府的组织，是否与同盟会原来的革命方略和精神相符。同盟会原定的革命方略是“为纲有四，其序有三”：

    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羁绊，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缉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每县以三年为限……始解军法，布约法。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行之。……

    （此种方略，是同盟会成立后在丙午、丁未间所定的。）

    假使革命党守定这种方略的精神，当时方在与清军相持的当中，和议虽已进行，尚不知结果到底如何，应该以组织极端强有力的军政府为目的，还谈不到通常宪法上的总统制和内阁制问题。但是当时革命党人，除了中山，已把原定的革命方略丢在九霄云外去了。中山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呜呼，是岂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见《孙文学说》）我们看了这段文字，便知道中山在接受临时总统的时候，已知道一般人的见解和他自己相去太远，便预备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以待将来继续奋斗。原来当时一般普通人的心理就只积恨于清廷，以为把清帝打倒了，大家就安乐了。代表会是代表知识阶级的，分子已极复杂，立宪派和革命派混在一起，他们的心理自然比普通一般人要更进一步，除了推翻清皇位以外，还热心希望共和宪政的实现。在立宪派的代表，本没有看见过同盟会所定的革命方略；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也不曾把往日所定的革命方略放在心里。中山说：“当同盟会成立之初，则有会员疑革命方略之难行者，谓清朝伪立宪，许人民以预备九年，今吾党之方略，定以军政三年，训政六年，岂不与清朝九年相等耶？吾等望治甚急，故投身革命，若于革命成功以后，犹须九年始得宪政之治，未免太久也。……”可见在制定革命方略时，一般党员便只把它当作一种具文，来敷衍自己的领袖，全没有实行的意思。所以到临时政府组织的问题发生时，一般代表，就只注重在通常宪政制度的问题上，全没有想及由专制达到共和立宪，中间有如许艰难困苦的过程。总括一句，当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和议的成功；已注定清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作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所以在南北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手里去了。

    （附录）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全文

    第一条　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各省代表举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此为修正文，原案为：“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下略同]。”）

    第二条　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权。

    第三条　临时大总统有统率海陆军之权。

    第四条　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第五条　临时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兼任免文武职员。但制定官制官规，暨任命国务各员及外交专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此为修正文，原案为：“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任用各部长及派遣外交专使之权。”）

    第六条　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

    第七条　临时副总统于大总统因故去职时升任。但于大总统有故障不能视事时，得受大总统之委任代行其职权。（此条修正时加入，原案无。）

    第八条　参议院以各省都督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此原第七条）

    第九条　参议员每省以三人为限，其选派方法由各省都督府自定之。（此原第八条）第十条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此原第九条）

    第十一条　参议院之职权如下：

    一 议决第四条及第六条事件；

    二 承诺第五条事件；

    三 议决临时政府之预算；

    四 检查临时政府之出纳；

    五 议决全国统一之税法、币制，及发行公债事件；

    六 议决暂行法律；

    七 议决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

    八 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此原第十条）

    第十二条　参议院会议时，以到会参议员过半数之所决为准。但关于第四条事件，非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同意不得决议。（此原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　参议院议决事件，由议长具报，经临时大总统盖印发交行政各部执行之。（此原第十二条）

    第十四条　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决议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令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照前条办理。（此原第十三条）

    第十五条　参议院议长由参议员用记名投票法互选之，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此原第十四条）

    第十六条　参议院办事规则由参议院定之。（此原第十五条）

    第十七条　参议院未成立以前，暂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会代行其职权；但表决权每省以一票为限。（此原第十六条。此条之设，似与前十条相冲突，然因此时代表会中，各省所派代表人数不等，故设此条为救济办法。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省即行改派参议员，依第九条每省三人，此条遂归无效。）

    第十八条　行政各部设部长一人为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办理各部事务。（此为修正文，原有第十七条云：“行政各部如下：一外交部；二内务部；三财政部；四军务部；五交通部。”又继以第十八条云：“各部设部长一人，总理本部事务。”后以两条并为一条如前文。）

    第十九条　各部所属职员之编制及其权限由部长规定，经临时大总统批准施行。

    第二十条　临时政府成立后六个月以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其召集方法由参议院议决之。

    第二十一条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施行期限以中华民国宪法成立之日为止，各省代表签名。

    四　和议的经过与清帝退位

    袁世凯最初便采用与民军妥协政策，清廷又接受了他的条件，他已握有清室的生死全权，而民军方面又早已默许他为将来的总统；和议的成功，仿佛是容易的事。但是从和议的发端到清帝退位，却经过许多困难波折。所以有许多困难波折的原因，就是袁世凯与民军方面，根本精神上有一个大相差异之点：在民军方面，虽然早已默许袁为将来共和政府的总统，但是共和政府的基础是要立在民权两字上面；袁世凯虽然没有把清皇室放在心里，但是他心里所希望的共和是总统大权的共和，除了取得总统的地位以外，还要把共和政府的一切大权揽入总统手中，要作一个与皇帝相似的总统。因此，民军所希望的和议结果，是由清帝将一切大权交还国民；而袁世凯所希望的，是由清帝将一切大权转让于他个人。有此根本相歧之点，所以和议的经过就很难了。从和议发端到清帝退位，经过的情形大约可分作两段：民国纪元日以前为唐伍交涉，民国纪元日到二月十二日为清帝退位的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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