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

    清皇位的颠覆，由于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军阀官僚派三种势力共同的动作所致，依前章所述的事实，已经是很明了的。此后进于中华民国的初期，约七八年内，也便是这三大派势力的活动时期。这三大派势力，在根本的精神上和活动的方式上，有大相差异之点，就是革命派的行动常是激进的，主动的，不计当前利害的；军阀官僚派的行动常是固守的，被动的，对于当前的利害计较最切的；至于立宪派，其计较当前利害与军阀官僚派略同，但不如他们的固守，也不如革命派的激进，有时候处于被动，也有时候参加主动。高一涵尝评论这一派说：“这党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这是很确切的评论。因为立宪派的精神性质上是这样，所以自推倒清帝制以来，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常常是革命派和军阀官僚派对抗的斗争，而立宪派则处于因利乘便的地位。民国初期的政治，情势大略如此。此种情势在辛亥革命时已经表现，例如武昌一发难，各省咨议局立宪派的领袖如汤化龙辈，都加入革命活动；汉阳的激战表面上是革命军和清军斗争，实际上便是革命军和北洋军阀斗争的开始；在两方议和的当中，表面上是民军与清廷的争执，实际上也便是革命派与北洋军阀派暗斗的开始；并且在此暗斗开始的期中，立宪派已经不满意于革命派，采取左袒北洋军阀的方针了。从临时政府北迁，到国会第一次破毁（一九一二年春至一九一四年春初），可称为革命派（即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因为立宪派和一般苟安的国民都左袒北洋军阀，革命派一时失败。其经过的事实，分节叙述如次。

    一、政党的产生与演化

    同盟会在清帝制推倒以前，只是一种秘密的革命团体，还不能作为公开的政党。在清朝末年，形式上成为公开的政党的，只有由“国会请愿同志会”演进而成的宪友会。当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资政院成立后，该院中由各省咨议局所选出的议员（大都是“国会请愿同志会”的人物）和敕选议员臭味不同，两相对抗，于是前者便组织一个宪友会；敕选派的议员为对抗宪友会起见，也组织一个宪政实进会；还有一小派的人又组织一个辛亥俱乐部。这三个政团虽然都是站在君主立宪的范围以内，但是后面两个（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是纯粹的官僚团体，到清帝制推翻时，便全然消灭；只有那个宪友会可算是后来进步党的老祖宗。宪友会除了在资政院内俨然成为一个政党外，并且有许多院外的人物参加，在各省设有支部，如直隶的孙洪伊，湖北的汤化龙、胡瑞霖，江苏的沈恩孚、黄恩培，山西的梁善济，奉天的袁金铠，江西的谢远涵、黄为基，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刘崇佑、林长民，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等都是该会各支部的领袖。自武昌革命军起，到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几个月间，革命派的同盟会和立宪派的宪友会，都起了绝大的变化。表面上第一个变化为同盟会由秘密变为公开，而宪友会的旗帜消灭。但是最大的变化，还是两派的“化分”与“化合”。这种化分与化合的作用化来化去，一时政党林立，好似“雨后之笋”，直到第一次正式国会成立的前后，又化成革命派与立宪派对立的两个大党：前者为国民党，后者为进步党。这种化分化合的经过情形极其复杂，几令人不能辨识；但是关系颇为重要，请略为叙述于后：

    同盟会原来所标榜的主义有民族、民权、民生三大纲，而辅之以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革命方略；到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三时期的革命方略已经完全抛弃，就是对于三民主义，也渐渐地黯然失色了。因为在组织同盟会时，许多党员便只认定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汉族对于满族谋光复。清帝制一倒，许多革命党员以为目的已经达到，以前结合的原因消失，于是分化的作用便起来了。同盟会要人章炳麟，在辛亥革命以前已和孙中山有很深的隔阂，到辛亥光复事毕，便与同盟会分离，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这是由章炳麟领导的化分作用的开始。湖北方面的孙武、蓝天蔚、刘成禺等，原来也都是同盟会派的人物，现在也和张伯烈、饶汉祥等拥戴黎元洪为首领，以湖北人为中心，组织一个政团，叫作民社：这又是分化作用的一个表现。

    立宪派的宪友会在资政院时代，以君宪为目标；现在因为目标消灭，也不能不起化分作用：汤化龙、林长民等率领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个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等率领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个共和统一党；又有籍忠寅、周大烈等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个国民协进会。

    上面所举，是革命立宪两派最明显的各自化分。有了化分作用，便立即又起化合作用。在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当然还是同盟会的干部人员握重权，而该会中的少年党员妄自骄功，举动暴烈，干部领袖不能节制，同盟会便为人所诟病；于是凡非同盟会的团体与由同盟会化分出来的团体，渐有互相结合以抗同盟会的趋势。章炳麟所改组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往昔预备立宪公会的领袖张謇等，以江浙人士为中心，联合而组成一个统一党，这是第一步的化合。接着统一党又与籍忠寅等的国民协进会、湖北团体的民社，联合而组成一个共和党，便是第二步的化合。此时汤化龙等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等的共和统一党，尚未十分活动；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积极与同盟会为对抗行动的，还只有化合的共和党。同盟会以民权党自命，共和党则以国权党自居；同盟会对袁世凯谋防制，共和党则拥护之；前者诋后者为御用党，后者则诋前者为暴民党。但两党议员在参议院中皆不及半数，而共和党有袁世凯的军阀官僚势力与相援接，故参议院的行动常为共和党所操纵；于是又有最重要的第三党及其他各种小党，再起后来的大化合作用。

    所谓最重要的第三党便是统一共和党。该党的重要人员有谷钟秀、张耀曾、欧阳振声、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等，他们所拥戴的总干事为蔡锷、王芝祥。这一党的人士，有从前加入过同盟会的，也有不曾加入过的，有从前与立宪派发生过关系的，也有不曾发生关系的。这一党在精神性质上，可以说是介于所谓“民权党”与“国权党”之间。它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也有二十五个议席（同盟会与共和党各四十余席），所以有举足轻重之势；并且在各省的支部也有六七所，所以是重要的第三党。

    所谓其他各小党：（一）陈锦涛、徐谦、许世英、牟琳、陈箓等以伍廷芳为会长的国民共进会；（二）温宗尧、王人文等以岑春煊、伍廷芳为名誉总理的国民公党；（三）董之云等的共和实进会；（四）张国维等的民国公会；（五）潘鸿鼎等的国民党（此非由同盟会改组之国民党）；（六）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及国民新政社等：这都是与后来的大化合有关系的。以外还有所谓自由党、社会党种种名目，都不过昙花一现便不见了。

    大化合作用，发动于同盟会干部的宋教仁。宋在当时的同盟会中，除了最高领袖孙、黄以外，算是最露头角，政治手腕极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政治热也达于最高度。民党名士章士钊感于无意味的小党林立，在《民立报》上发表“毁党造党”之说，主张国内所有各党一律毁弃，大家相互研究，弃小异，取大同，求出一个大同大异之点来，造成对立的两大党，以为实现责任内阁制度的良好基础。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恰与章说相合，他党的重要人士也有极赞成章说的，于是宋教仁首先展布他的敏捷手腕，与那个重要的第三党————统一共和党的人士相提携；原来统一共和党的重要人士多与宋为知交，感情极融洽；在民元八月，同盟会便与统一共和党及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小党合并而改组国民党：这便是国民党的大化合。

    共和党本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三党化合而成与同盟会相对抗的；同盟会既化大为国民党，共和党的情势却与相反，一方面虽然吸收了民国公会和前国民党两个小党进来，章炳麟派的统一党却依旧分了出去。不过统一党仍旧与共和党，一致对抗由同盟会化成的国民党罢了。

    前此由宪友会化分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共和统一党，本与梁启超派是气类相感的，到民元十月，梁启超回国，想在国内政治上有所活动；此时正式国会的选举将进行，汤化龙、孙洪伊等当然想在正式国会中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于是便将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合并而为民主党，加入梁启超为该党领袖，又吸收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几个小党，以扩大民主党的组成成分，这便是民主党的化合。

    因此当第一次正式国会议员选举时，竞选的党派，有最大的国民党，及与国民党相对抗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共计四党。以三个分立的小党对抗一个大党，况且此时各省的政治机关大半还是操在革命派的人手里，所以选举的结果，国民党大获胜利，其余三党皆归失败。于是三党为在国会里面对抗国民党起见，乃合并而为进步党：这便是进步党的大化合。

    民国初期政党变化图

    民国初期的政党，有几种特色，为欧美各国政党所罕见的：

    一、党员的跨党：往往一个党员，既挂名于甲党，同时又挂名于乙党，甚至并挂名于丙党的。这种跨党行为，有非出于本人的意思的，也有出于本人的意思的。前者大概为被拥戴的假领袖，在拥戴的团体，想借他作面子上的装饰品，被拥戴的碍于情面，也便以挂名于党作敷衍的应酬品；后者则直以入党为竞权牟利的工具，好比狡兔的三窟，此种党员最为可耻，但在民国初期却视为平常（到洪宪帝制推倒以后尤为特甚）。

    二、党议不过是空洞的招牌：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与立宪党本各有鲜明特异的旗帜；及清帝制一倒，两方的旗帜，都变得不甚鲜明；渐至小党分立，党义的异同更难识别；例如同盟会（在公开以后）、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在未化合为大党以前，各方所标举的政纲实难找出多大的差别来，请看下表：

    我们试看前表，除了同盟会的“主张男女平权”一条为当时的他党所难容许外，其他各项虽有详略的不同，绝少彼此不能容许的处所；即如同盟会所标准的“促进地方自治”，倘若在不妨碍中央应有的权力范围内，亦可为他党所容许。至于统一党，和统一共和党所标举的条款尤为相同；但在事实上，统一共和党老早便与同盟会提携，而统一党则一合于共和党，再合于进步党，而与同盟会为政敌。可见党义自为党义，政争自为政争，最初分党的真正原因与所揭举的党义没有十分的关系。后来统一党并入共和党，再并入进步党，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各方所揭举的党纲都有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彼此都采至简单的项目，至有含蓄的语句，解释起来，很有弹性，可以立异，也未尝绝对不可求同，请看下表：

    观前表，国民党弃了同盟会的“男女平权”，把同盟会的“力谋国际平等”变作“维持国际和平”，这是因为俯就被并合的他党以扩党势，所以把党纲改就温和了。但与共和党及进步党的立异处，也只有“发展地方自治”的一项；对方认此足以减杀中央统一的权力，所以要与它立异；但它也主张“促成政治统一”，又未见得与对方的“国家主义”、“强善政府”绝对不相容了。总之，当时分党的真意义，不能全从表显于外的党纲上去寻求；党员的精神上虽含有集权、分权的差别，但在国民党方面的最高党首孙中山，却不是主张分权的，并且在特定时期以内也主张集权的（原来的革命方略，在军政、训政两时期中，当然要采用集权的办法），不过绝对不主张把国家一切大权集于不可信托的枭雄一人身上；在对方的共和党及进步党方面，也未尝不赞成地方自治，但认此时居于中央的当局非有绝大的权力，不能维持统一。打开窗子说亮话，两方都只注意在袁世凯一人身上；一方防制袁世凯，一方拥护袁世凯；这便是两党对抗的真意义，党纲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招牌罢了。

    三、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中国的民众，几千年来站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范围以外，除了到最困苦的时候，对于某一方面表示消极的反对意味外，绝没有积极主动的意思表示；又因经济落后的原故，不曾产生出明显的阶级差别利益来，因此亦不能形成明显的阶级差别利益的团体。所以自有政团以来，都是没有民众作基础的政团，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和立宪党虽然都没有民众作他们的后盾，但因为清廷的恶政与满汉民族的反感，在民众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消极反对清廷的意味，所以革命党倚仗这种民众的消极反满意味成功。清廷颠覆后，所有的政党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在势都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因同盟会下层的无知党员骄纵失态，未免惹起一部分人的恶感，牵引民众消极反对的动机；又因民众厌乱偷安，颇希望有名的袁宫保给与他们一种“无为而治”的快乐；以此国民党首先处于危险的地位，国民党亡，而进步党亦不能幸存。

    上面三点，都是民国初年的政党，与欧美的政党特异的处所；但比起洪宪帝制乱后，南北混争时代的政党来却又有天渊之别了。因为民国初年的政党虽然有党员跨党、党义不着实、没有民众作基础的弱点，但尚有集权、分权的精神差别可言，尚有标举出来的党纲可见；南北混争时代的政党全然变为个人的私党，除了什么“韬园”、“静庐”、“潜社”，什么胡同十二号，什么大街二百号，什么系的名号以外，便只有金钱和官位；“党纲”两字全然听不到有人说及了。所以我们虽不满意于民国初年的政党，比起后来的狐群狗党来，不能不承认前者还有政党的意义，还有受责备的价值。至于国民党和进步党后来失败的经过情形及其原因，待至以后各节，随时再述。

    二　内阁的更迭与政党的关系

    临时政府的北迁，已算是袁世凯在暗斗开始的时候，得了胜利。此时革命党所期望在将来战斗制胜的工具，就只有《临时约法》上的责任内阁制；但是袁世凯哪能够受这种工具的制服呢！从唐绍仪内阁到赵秉钧内阁，这种约法上的工具，全成废物。所以成为废物的原故，就是因为法律制度的背后没有民众拥护的力量；民众并不知道这种法律制度是他们的生命所托，应该出力维护的。当时的党人只知道要造成责任内阁制，须造成拥护内阁的政党，不知道拥护内阁的政党，还要有民众站在它的后面去拥护它。从唐内阁到赵内阁，同盟会派的人只恨内阁不能全操入己党手中，以为还是党势太弱，极力扩张党势；非同盟会派的党人也深恐内阁完全落入同盟会派的手中，一方面极力反对政党内阁之说，一方面也极力造党与之相抗。袁世凯却只是暗笑；他早把当时的人民心理，看得极透；把所谓政党，任意玩弄；把所谓内阁制直踹在北洋军警的铁蹄下面。我们试看唐内阁的倾倒和所谓陆内阁赵内阁的改组经过，便知没有民众作后盾的政党与内阁制度，皆为无用的工具。

    一、唐内阁的倾倒 　当提出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时，革命党与袁世凯两方面，都认唐为最适当的理想人物。唐在南下议和时，早已同情于革命党，到清帝退位后，并已加入同盟会；所以在革命党方面极愿意拥戴他作总理。在袁世凯方面，认定他是自己的私党，必能和赵秉钧一样可以指挥如意，因为二人的关系最深，断不至有互相龃龉的情事。（袁、唐之相识始于朝鲜，当袁在朝鲜总理营务时，维新党人朴泳孝等设宴于邮局，诱杀闵泳翊，袁世凯率队往邮局弹压，至税务司穆德麟宅，欲入，见一人持枪当门，意气凛然，不许入，袁麾兵稍退，询其名，乃知为局员唐绍仪，时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袁告以故乃许入，自此袁甚器重唐。是为袁、唐相知之始。袁在小站练兵时，徐世昌为总理营务处，唐绍仪副之。及袁为山东巡抚时，唐以道员随往山东，办理外交，又派唐总司商务局事。袁调任直督时，特保在东抚任内出力人员，称唐“才识卓越，谙练外交，请记名简放”，旋又奏调随行；到任后，即奏请以唐署津海关道。袁在直督任内，赵秉钧为袁办巡警，唐则袁之外交重要人物；至光绪三十年，唐以津海关道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补，往西藏查办事件，袁又奏留，未准，自此唐在外交界渐露头角。及袁以外务部尚书兼任军机大臣，袁、唐关系尤密。故袁认唐为己所卵翼而成之人才，与赵秉钧无异，必能听其指挥。）但是唐的头脑比较清新，不若其他的北洋官僚，只知有私党，不知有公责；虽然与袁关系很深，要他作袁个人的走狗，袁就认错了他了。他虽然也不是同盟会的元老党员，但他既居在内阁总理负责任的地位，要他放弃责任以内的权力，也是决不肯的。因此在唐的个人人格上，已含有与袁不能相容的成分。加以阁员的分配，新旧杂糅（内务、陆、海三部为袁党，财部为共和党，农林、司法、教育、工商四部为同盟会），意见又不一致；内务总长赵秉钧，从未到过国务会议的席上（问其不出席之理由，则曰：“会议时关系本部之事物至少，而现在维持秩序之事诸关重要，故以不赴为便。”见《远生遗著》）。唐内阁成立后，第一个难问题是财政；财政之所以难，就是除了向外国借款，便无财政可言。而财政总长熊希龄对于借款意见，便与唐不相合；当时帝国主义的银行团（初为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在清末组织的，后又加入日、俄两国，为六国银团）想垄断中国借款，藉此致中国财政的死命；唐欲冲破银行团的罗网，向比国银行交涉小借款，触犯了英美等四国帝国主义的大怒，熊原不主张比国小借款，见四国银行团发怒，越加恐慌，因此问题，唐、熊之间时起龃龉；熊欲以辞职拆唐内阁的台，以至在国务会议席上，牵惹熊、蔡（元培）的口角，又引起了章炳麟的移书向内阁谩骂，唐内阁已有不安之势。加以总统府与总理的暗斗，到直督问题发生，唐就不能不走了。

    唐任总理以后对于袁的行动，处处不肯放松，袁第一次向参议院发布的宣言书稿，即经唐绍仪改纂后发表（见《远生遗著》）；有时总统府发下的公事，唐以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甚至在总统府与袁面争不屈；总统府的侍从武官看见唐到，每每私相议论，说：“今日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但是袁起初也能容忍。到了直督问题发生，袁认为是自己的生死问题，就绝对不肯容忍了。先是参议院在南京议决接收北方统治权案，有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咨议局改为省议会，都督由省议会公举的规定；直隶的民党，运动直省议会已公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此时的王芝祥是附于革命党的要人，举他作直督，就是因为袁世凯既不肯南下，想用革命派的直督去监视他。唐绍仪方在南京组阁，也赞成此议，因以王芝祥督直电袁。未报可，而直省的民党坚持不肯让步。唐入北京后，又以王督直之说请于袁，袁当面许可，唐因此电王来京，并以王督直之说报告直省绅民。但是王芝祥一到北京，所谓直隶的五路军界忽发出反对王芝祥的通电，袁便以军界反对为口实，委王赴南京去遣散军队，唐总理对于王的委状拒绝副署，说政府不宜以军队反对的原故失信于人民；袁则谓除令王督直外，诸事皆可听总理之命，竟以不曾副署的委状交王，唐于次日（即六月十六日）即提出辞国务总理之呈，不告而去。这是袁世凯作临时总统后第一次使用北洋军阀的武力抵抗约法上的钳制（所谓责任内阁制），巩固自己的根本地盘，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管什么副署不副署，责任不责任呢！实际上，《临时约法》此时已经等于废纸，而那些反对同盟会派的参议员和新闻记者，不知此事关系的重要，因为平素不满意于唐的原故，对于唐的辞职出走，反加以嬉笑讽刺；就是同盟会的议员也只以王芝祥督直的目的不能达到为恨，对于副署的责任问题，好像也并未十分注意，何况一般的人民知道什么共和约法、什么内阁的去留呢？此种问题，莫说在英法，就是在天皇大权的日本，假使天皇发下一道没有首相副署的敕任令来，日本的议会和新闻界要发生一种什么喧嚣的状况？是不是“违宪”、“违宪”的声浪，要震动全国？但在中国当时，不过把它当一个通常的内阁崩坏的问题罢了。除了对于继任的内阁人选，钩心斗角去经营，对于违宪的问题，竟好像“熟视无睹”。可怜他们，还在那里“是丹非素”的争政党内阁呢！

    二、陆内阁组织的波折 　唐绍仪辞职出走后，同盟会的四阁员也联袂辞职，熊希龄、施肇基也不能安于其位，依愿免官。于是同盟会派的人以为混合内阁不能维持阁议的一致，倡政党内阁之说；共和党知道本党尚无组阁的希望，又恐怕内阁竟被同盟会夺了去，便主张超然内阁的主义。这种超然主义之说恰合袁世凯的脾胃，因在当时的“买办外交家”里面选出一位“驯顺如羊”的陆徵祥来，充国务总理之任。当陆被提出于参议院求同意时，同盟会的议员极端反对，共和党则极端赞成；统一共和党的议员（此时尚未与同盟会合并）虽赞成政党内阁之说，以为各党现势都没有单独组阁的希望，因此便与共和党员对于陆徵祥皆投同意票；到六月二十九日，陆竟被任命为国务总理了。但至提出其他六国务员时（唐内阁瓦解时，内务、海陆军、外交四部国务员皆未辞职，故仅补提六国务员），便惹起一个大波澜来。原来陆徵祥久居外国，外国话说得流畅，应酬交际圆满周到，外国人极喜欢中国这种外交家，所以称赞他；袁世凯从前在清外务部尚书任内，奏保外交人员，陆便为被保的四人之一，说他“通达时务，虑事精详，上年在海牙举行第二次保和会派为专使，凡于国体有关事项，据理力争，曾不少诎，尤能洞察列强情势，剀切敷陈，确有见地”（其实在海牙保和会所争得的，就不过是依罗马字母的次序排列国家的名次），于是国内的人士公然把陆徵祥看作一个大外交家。同盟会起初反对他作国务总理，不过是严守党义，尚不知道他是一个全然无用的人；及到七月十八日，陆承袁意向参议院提出六国务员（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教育孙毓筠，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堃，交通胡惟德）求同意，并亲自到院宣布政见，说出什么开菜单作生日鄙俗不堪的话来，无一语及于政务，于是连曾经投过同意票的统一共和党员，也皱着眉头叫苦。因此多数议员对于所提出的六国务员一律否决，以为不信任的表示。恰好于十九日以后，日俄同盟与英国在西藏自由行动的宣言在各报上露布，外交形势上起了一种大震撼；于是袁世凯的好题目到了，又把他夹袋中的法宝（北洋军阀的武力）拿出来了。首先由北京军警特别联合会，以参议院不顾国家危急的口实，通电各省，痛骂参议院；并用公函半恐吓、半规劝的直达参议院；接着又用被收买的南方军人邓玉麟（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阎鸿飞等联合的名义，通函痛骂参议院。到二十三日，袁世凯又另外选出国务员六人（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工商蒋作宾，交通朱启钤），交参议院求同意。二十四日，又发生几件怪事：有署名军界公启，宣布参议院吴景濂、谷钟秀、殷汝骊等罪状，并牵及谷等主张王芝祥督直事；又有一道匿名的传单，说有取得谷、吴二人之头者赏洋一万元；又有署名“健公十人团”者封送一百零三封信，分配各议员，说若再不牺牲党见，将以炸弹从事；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用电话通告参议院某某，叫他们注意，军警要对不住他们了。二十五日午前，共和党的参议员刘成禺在参议院嚷着要投票，吴景濂（议长）依多数的主张延期；军警会议公所也于是日午前开特别会议，有主张用兵力解散参议院的。午后，由姜桂题、马金叙（直隶提督）、陆建章（执法处总办）、段芝贵等，假安庆会馆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要人，说是联络感情；陆建章在宴会席上演说，极力否认军警有干涉的行为；有一位《北京时报》的总理陈绍唐，却挺身出来替军警卖气力，在席间痛骂参议院，说：“明日再不将六国务员通过，当宣布议员的死刑。”最可惊吓的还是从前的革命党要人、这时候的统一党领袖章炳麟也替袁世凯的军警打边鼓，拉扯张绍曾、孙毓筠、王赓联名电达黎元洪，请他主张许大总统便宜行事。电文云：“武昌黎副总统鉴，借款不成，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藉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陆总长名单，以众妒而反对……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曰议员，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是时议员已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任责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佥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候。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国家，暂合高权，总己以听。此盖众心所同，而未敢冒死以争者也。某等轻材绵力，人微言轻，以公首信大义勋业格天，一言之重，逾于九鼎，为此冒死直陈，不避斧钺，敢请昌言建议，并与各都督协商，速振纪纲，以救灭亡，不胜惶悚迫切之至。”袁世凯乐得暗中“笑不可抑”。到二十六日，参议院将二次提出的六国务员举行投票，除了工商总长蒋作宾一人外，余皆通过（工商总长后以刘揆一充任），于是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不是通过国务员的目的达到，是他第二次“用军阀武力来试验所谓议会势力的目的达到。自此所谓中华民国已明明白白形成了一个中华军警共和国”。为什么呢？所谓政党领袖，所谓新闻记者，都有愿意作军警的留声机器，附和他们向参议院作示威运动的；而竟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民团体，对于参议院此次行动有一种公判的表示。平心而论，参议院否决六国务员的举动诚属幼稚，好比小孩得了一具铅刀，随处乱砍，不管有效无效，有害无害；但若谓当时六国务员通过，便于借款和外交上有若何的好影响，否决便生出若何的恶影响，却未必然，因为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趁火打劫的方针并不因此而改变。我所谓他们的幼稚病，就是他们当时所把握的武器明明成了一具铅刀，还不知道是铅刀，拿去向凶恶的猛兽示威；约法成为无用的具文，在不经副署的王芝祥委状上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他们可以承认总统下委状不须国务员副署，还要坚持国务员任命的同意权，与小孩的滥试铅刀何异？但是他们仍不心服，到二十七日晚，便有弹劾陆总理失职案的提出，陆徵祥从此称病入医院，不理政务，连续请假至再至三，以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

    三陆内阁变为赵内阁 　自唐内阁瓦解后，事实上国务院已成了总统府的秘书厅，所有的国务员都惟总统之命是从，国务总理的有无本已无关紧要，不过形式上还是非有这么一个装饰品不可。到九月二十四日，乃以代理国务总理的内务总长赵秉钧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其他国务员一概仍旧，于是陆内阁变为赵内阁了。在否决六国务员的风潮平息后，同盟会已与他党化合为国民党；陆内阁变为赵内阁乃是国民党向北洋军阀停止进攻的表示，不惟停止进攻，并且希望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同化：这是忠厚老实的黄兴一种妄想，孙中山和宋教仁都不以为然。中山在临时政府北迁后，本想把政权尽让于袁世凯，而同党人不赞成，陈其美与黄兴的书中说：“……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当时革命党果采用中山的方针，不和袁斗，专事下层培养民众的工作，确是一个好办法。无奈政治欲最旺的宋教仁辈决不肯从；黄兴却也无可无不可，他把自己南京留守的职务呈请撤销，把所部的革命军队激以大义，不给费解散（因借款为帝国主义的银行团所压迫，遂发愤而为此举），以表示拥护中央的诚意（后来的新旧军阀再不能有此举动）。陆内阁的风潮发生以来，袁世凯屡次电邀孙、黄往北京调和党见，孙、黄因于八九月顷相继入京，袁世凯待以殊礼，又发布所谓八大政纲，说是与孙、黄、黎四人协定的。此时国民党已化合成立，党义主张新旧势力合作，所以孙、黄也极力与袁交欢。不过所谓新旧合作的精神，在国民党中孙与宋与黄各不相同。中山仍主张把政权让给袁氏，己则率其党员尽力于社会的培养开化，所谓二十万里的铁道政策，人家说他是放大炮（“孙大炮”之名由此始），在他是真实的主张：故中山的新旧合作是朝野合作。宋教仁的理想却不同，他是政党内阁主义的急先锋，尝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始能发挥责任内阁制度的精神，但不必出于己党。故他的新旧合作是总统与政党内阁的合作。黄兴的理想则太老实可怜了，他以为北洋军阀官僚的人士————世界上一切人士————都是和他自己一样的忠厚老实，只要列名于本党，便变成了本党的真实党员，因此逢人便劝加入国民党；他曾劝过杨度，又劝过范源濂，又劝过民主党的全部领袖（在民主党未合并为进步党以前），都不生效。一天，袁世凯向黄表示，想任沈秉堃（沈是国民党挂名的参议）为国务总理，承继陆内阁，但其余阁员仍旧。黄以商之同党，同党人因为沈虽挂名本党，与本党关系太薄弱，而其他阁员又不改组，不愿披这种政党内阁的空名，不若如袁之愿，让赵秉钧由代理变为实任。黄以此告袁，袁因提出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向参议院求同意，此时参议院国民党已有三分之二的议席（因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之故），共和党当然更不立异，所以安然通过。到九月二十四日，陆内阁便变为赵内阁了。这就是国民党向北洋军阀停止进攻的由来。但是赵内阁还不是国民党的内阁；因为忠厚老实的黄兴要用“化男为女”的玄想去化旧为新，便乘势遍说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并劝袁世凯也来作国民党的领袖，说要如此，政府方有后援，政局才能安定：这确是黄兴忠厚老实的见解。袁世凯虽未加入，所有的国务员除了周学熙、范源濂二人及陆、海军两部长外，个个都填写了入国民党的愿书，名义上赵内阁变成国民党内阁了。当时讥讽国民党的新闻，说这不是“政党内阁”，实是“内阁政党”。但在黄兴的意思是想藉此图政局的安定。故他的新旧合作是最老实的新旧合作，是希望北洋军阀官僚与国民党同化的合作。当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同盟会的急进分子舍不得“同盟会”三个字的名字；与中山精神相近的人，则嫌把同盟会的精神主义软化了，也老不愿意；温和派“为淘汰流品及融合新旧起见，不能不有此著，若如今日（此指当时的今日言）往往以三数人牵及全体，后来者又显分畛域，颇有附骥之嫌”（此魏宸组主张合并改组的演说词语，见《远生遗著》卷二），故坚持改组采取温和态度，以避当时反对党的指摘；中山既取暂时雌伏主义，无心立即与袁宣战，对于改组的方针，故也取放任的态度。改组时的情形既如此，所以到改组后，国民党虽然说是成立了，依然有上述孙、黄、宋三种不同的所谓“新旧合作精神”。国民党的弱点便伏在此处，宋教仁的生命也便丧在此处，因为他的“新旧合作”只肯把正式总统让给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而内阁必操诸代表新势力的政党。到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战胜后，轰动一时的“宋案”因以发生。

    三“宋案”及大借款的风潮

    自赵秉钧的“内阁政党”的内阁出现后，国民党在参议院里面和袁世凯的斗争，已告停止。因为此时正式国会组织法及两院议员选举法已经制定公布，临时参议院的议员，大家都忙着预备国会选举的运动去了；所以在民元冬间到二年春初，北京没有什么大可注意的政潮，而在各省的选举竞争，闹得烟雾迷天。国民党挟革命成功的余威，加以合并初成，吸收了无数的投机政客，因此选举揭晓后，国民党独占优势。不过当时的议员，所谓“脚跟无线如蓬转”，好比孙猴子身上的毫毛，有七十二变之神，除了一部分中坚党员以外，大都是挂名几个党的。当选举初揭晓时，国民党号称得众议院议员三百六七十人；共和党号称得众议院议员二百五十余人；统一党又号称得一百数十人；民主党又号称得一百余人；但是法定的众议员通共只有五百余人，现在合计却有七百余人，可见跨党的不少。下面所列的表，比较可靠：

    观上表可知国民党议席之多，就是除了跨党的不计外，还可以压倒其余三党。但是国民党的失败也就在此。宋教仁拼命造党，满拟造成有力的政党，和袁世凯及其他敌党作宪政轨道以内的竞争。及国民党选举战胜，便以组织政党内阁的候补者自居，由湘而鄂而皖而宁而沪，到处演说，对于时政的得失，尽意发挥；但他仍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以袁世凯为宜，不过内阁非以在国会占有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不可。在他以为这种宣传，是先进立宪国政治家应取的态度；但是北洋军阀官僚，绝对不愿意在宪政轨道以内行动；就是和他们有历史渊源的唐绍仪尚被他们排斥，何况他们所目为暴民首领的宋教仁呢！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午后十时，宋教仁拟乘沪宁车北上，在沪宁车站被刺，至二十二日逝世。二十三日、二十四等日，捕获行凶犯武士英（即吴铭福）及谋杀犯应夔丞（即应桂馨），并在应宅搜得谋杀证据多种，乃知谋杀犯中尚有国务院秘书的洪述祖和“内阁政党”的内阁总理赵秉钧，并且与袁总统有关系。于是举国人心震动。当此案发生时，袁总统曾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四月二十六日，程德全、应德闳电呈袁总统，并通全国，将此案证据宣布；其文附录如下：

    ……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身故一案，经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及法租界会审公堂分别豫审，暗杀明确。于本月（四月）十六、十七两日，先后将凶犯武士英、应桂馨解交前来。又于十八日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呈送在应犯家由英法总巡等搜获之凶器五响手枪一枝，内有枪弹两个，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另由公共租界捕房总巡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函电之证据五包。并据上海检察厅长陈英将法捕房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簿籍证据一大木箱，手皮包一个，送交汇检。当经分别接收，将凶犯严密看管后，又将前于三月二十九日在电报沪局查阅洪、应两犯最近往来电底，调取校译。连日由德全、德闳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等在驻沪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查手续。德全、德闳均为地方长官，按照公堂法律，本有执行检查事务之职；加以三月二十二日奉大总统令，自应将此案证据逐细检查，以期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所有关系本案紧要各证据公同盖印，并拍印照片。除将一切证据妥慎保存外，兹特撮要报告。查应犯往来电报，多用“应”、“川”两密码本。……

    本年一月十四日，赵总理致应犯函，“密码送请检接，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等语，外附密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字样。

    应犯于一月二十六日寄赵总理“应”密“径”电，有“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详”等语。

    二月一日，应犯寄赵总理“应”密“东”电，有“宪法起草，以文字鼓吹，金钱联络，主张两纲：一除总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国会。此外何海鸣、戴天仇（即今之戴传贤，当时号急进党人）等已另筹对待”等语（可见破毁国会，在国会未成立前已为该党所主张）。

    二月二日，应犯寄程经世转赵总理应密“冬”电，有“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等语。

    又查洪述祖来沪，有张绍曾介绍一函。洪应往来函件甚多，紧要各件撮如下：

    二月一日，洪述祖致应犯函，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等语。

    二月二日，洪致应犯函，有“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等语。（此电即为示意暗杀之发端。所谓“紧要文章”，所谓“激烈举动”，即指暗杀事，“说必有”之“说”者，决非洪自说，亦非赵说，其说者果为何人？可按语气得之。）

    二月四日，洪致应犯函，有“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弟以后用‘川’密与兄”等语。（其实所谓宋骗案、所谓提票式都是乌有之事，应犯初欲假此以骗袁世凯之金钱者。）

    二月八日，洪致应犯函，有“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等语。

    二十一日，洪致应犯函，有“宋件到手，即来索款”等语。

    二月二十二日，洪致应犯函，有“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固智（赵秉钧别号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指宋骗案等），为数不可过三十万”等语。

    应犯致洪述祖川密蒸电，有“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等语。

    三月十三日，应犯致洪函，有“民立记遁初（宋教仁别号）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等语。

    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应犯“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语。

    三月十四日，应犯致洪述祖“应”密“寒”电，有“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等语。

    三月十七日，洪述祖致应犯“应”密“铣”电，有“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等语。

    三月十八日，又致应犯“川”密“寒”电，有“应即照办”等语。

    三月十九日，又致应犯电，有“事速照行”一语。

    三月二十日半夜两点钟，即宋前总长被害之日，应犯致洪述祖“川”密“号”电，有“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

    三月二十一日，又致洪“川”密“个”电，有“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等语。

    三月二十三日，洪述祖致应犯函，有“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等语。此函系快信，于应犯被捕后，始由邮局递到，津局曾电沪局退回，当时沪局已将此送交涉员署转送到德全处。

    又查应犯家内证据中有赵总理致洪述祖数函，当系洪述祖将原函寄交应犯者。内赵总理致洪函，有“应君领纸，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定方行”等语。（这就是要洪作袁、应之间的关键，不必经过赵的意思。）又查应自造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誊写本共四十二通，均候分寄各处报馆，已贴邮票，尚未发表，即国务院宥日据以通电各省之件。（国务院于“宋案”发生后，三月二十六日曾通电各省，谓“据应夔丞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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