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帝制运动与反帝制运动

    当国民党势极盛的时候，进步党尽力扶助袁世凯以抑制国民党；到民二冬间，国民党被袁氏摧毁后，进步党也失去了政治活动的立足地，于是中国成为北洋军阀官僚的独舞台，进步党人渐渐地抱恨于袁氏了。但使袁氏不做帝王的幻梦，不惟北洋军阀内部不至于即时出现裂痕，就是进步党人虽然怨恨袁氏，也还不至和国民党人同走上倒袁的途径；试看袁氏方在改造约法的进行中，进步党领袖们还是将顺他，希望他藉此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以救中国。不料袁氏是要由“专制”而“帝制”，却不是为“开明”而“专制”；“专制”成，而“开明”无望，“帝制”继起，于是把平夙拥护袁氏号称稳健派的进步党领袖，也逼上倒袁的途径，北洋军阀的内部也从此出现裂痕。所以帝制运动不惟是民国的大危机，也是北洋军阀的一个盛衰关键。因为帝制失败，袁氏倒毙，北洋军阀失去了一个统率的头脑，清朝遗下旧势力的中坚，才有破毁的可能，故护国军之役与辛亥革命之役，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同等的重要。本章当以次述其经过，至袁氏死去时止。

    一　约法的改造

    袁世凯的帝制思想，究竟起于何时，颇属疑问。在辛亥革命时，他和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礼逊的谈话，曾说：“……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今若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谋恢复帝制。”又说：“……深惧民主国体，不能稳固……不若保存清室。剥夺其实权，使仅存虚名，则国家安全，方能确保。”有人根据这段话，以为这便是袁氏预谋恢复帝制的暗示。但这段谈话，仅能证明袁氏的欺骗无信，不能证明他在此时便有帝制自为思想；因为他向莫礼逊的表示，是要保存清室的皇位，却暗中与革命军勾结，以取得总统位置做推倒清室的条件。袁氏向来不轻易向人表示真意，譬如他在要实行干宪的时候，还戒饬左右说：“关于宪法上的争衡，须概持不干涉主义。”在筹安会将要发动以前，还坚决地矢言维持共和，所以在要推倒清室以前，偏说要保存清室。这是袁氏一贯的欺人术策，所以袁氏究竟在何时发动帝制的野心，是无从知道的。不过我们知道袁氏是一个贪恋最高名位、乘机窃权的人；而他窃取权位的术策起初总是务求实在，不露形迹，必等到实权完全把握在手中，然后才露出真面来。他推倒清朝，攫取总统，是用这种方法；图谋帝制，也是用这种方法。帝制运动的公开，虽然是起于民四秋间的筹安会，但他的实在基础却是在改造约法时立定了。所以我们谈袁氏的帝制运动，应该从改造约法说起。

    袁氏改造约法的两个工具，一个是前章所述的“政治会议”，一个是“约法会议”。他起初本想利用政治会议作直接改造约法的工具，后来因为政治会议的人员觉得本身的来历形式太不合资格，对于袁氏的咨询约法增修程序令，答复他说：“……宜于现在之咨询机关（即指政治会议的本身）及普通之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造法机关的名词，本由章士钊所创，民国元年，章不赞成以普通议会握制宪之权，主张于普通议会之外别设制宪机关，因立此名，现为政治会议所利用。于是袁氏再令政治会议议定所谓造法机关的组织，名曰“约法会议”；所以，约法会议就是由政治会议所产生的儿子。依照《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该会议之议员：一、由京师选举会选出四人；二、各省选举会各选出四人；三、蒙、藏、青海选举联合会选出八人；四、全国商会联合会选举会选出四人。选举人的资格：一、曾任或现任高等官吏而通达治术者；二、由举人以上出身而夙著闻望者；三、在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而精研科学者；四、有万元以上之财产而热心公益者。被选资格更严，先由政府制定一种被选人名册，凡当选为约法会议议员者以列名于政府所制定的被选人名册者为限。尤奇特的是选举人的调查，选举监督“得因便宜以现住于该选举监督驻在地方者为限”————意思就是选举区限于京师及各省的省会。所以，约法会议议员形式上说是由选举而来，实际上都是由袁政府所指派，都是袁政府的工具。故当时的新闻记者说：“政治会议者，秘书厅之所放大也；约法会议者，法制局之所放大也。”因为政治会议的要人，大概就是秘书厅的要人；约法会议的要人，大概就是法制局的要人。

    《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于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以教令公布；约法会议于二月十八日举行开会式，孙毓筠当选为议长，施愚为副议长（故意把一个变节的国民党名士孙毓筠作议长，以掩饰国人耳目）。袁氏于三月二十日提出“增修《临时约法》案”咨交约法会议，咨文中有几句最紧要的话：“……为目前建设国家计，根本法上之关系，宜有两种时期，盖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度宪法又为一时期；质言之，则施行约法为一时期，而施行宪法当别为一时期也。增修约法与施行约法既应别为一时期，则第一要义之所在，当知施行约法为国家开创时代以来之所有事，即与施行宪法为国家守成时代之所有事者截然不同。”孙中山的约法训政之期与施行宪政之期的划分，民元二年间国民党把它舍弃了，现在袁氏却拾取来应用。不过，袁氏的所谓约法之期是收揽皇帝实权之期，而宪法之期便是帝制公表之期罢了。我们试看他所提出增修《临时约法》大纲的七项：（一）外交大权应归诸总统，凡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及任用国务员与外交大使、公使，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采用总统制；（四）正式宪法应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由总统公布，正式宪法之起草权亦应归于总统及参政院；（五）关于人民公权之褫夺回复，总统应自由行之；（六）总统应有紧急命令权；（七）总统应有财政紧急处分权。关于上举的七项，我们试查一查世界的君主国，除了在君主专制时代，谁国的皇帝有这样的大权。那些约法会议的先生们好比入考的秀才，把一篇宿构的成文，誊写完卷了事。到那年五月一日，新约法由总统公布，它的内容大体以袁氏所提出的大纲为根据，把总统的权扩张到最大限度；废去责任内阁制，而采用所谓总统制。（并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因为美国的总统制，总统与立法部相抵衡，立法部不能宰制总统，总统亦不能宰制立法部。而袁氏新约法之总统制，则并立法部而亦受其宰制也。）约法会议的先生们，就“总统制”三字生出一种新意象：因为美国的总统下面，有一个国务长官（Secretary of State），日本人把它译作“国务卿”，于是就借用日本译文的“国务卿”三字，轻轻地插入新约法中，说：“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原来中国的所谓“卿”，是与天子诸侯为因缘的；这是所谓“烘云托月”的法子，预先把一个“卿”字，隐射上面的总统同于“帝”。又在新约法的第二十七条，给与总统一种颁给爵位的权，也是一种“烘云托月”的法子。（说是由顾鳌所主张，他说五等封爵，满、蒙人均有之，独汉人不能享受，非平等。张其锽反对无效，因愤而去职。）有了“卿”，有了五等封爵，皇帝安有不出现之理。

    “国务卿”三字，既被新约法嵌上，袁即于新约法公布后，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废止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政事堂的组织，以国务卿为首脑，下置左右两丞，分设五局：曰印铸、法制、铨叙（此国务院之旧）、机要、主计。机要局的权力远在各部总长之上，主计局则把财政部和审计处的职权，一并网罗而去。各部总长除例行公事外，一切须经国务卿核准。简括的说，政事堂就略同于前清的军机处，国务卿就略同于前清的军机大臣了。

    新约法上的立法机关，是采用一院制，规定名曰“立法院”，但是还规定了一个“参政院”做总统的咨询机关：在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立法院和参政院的组织法，皆须由约法会议议决。因此该会便先议决一种参政院的组织法，于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依此法，参政院的参政纯由总统委任，于六月二十日成立，以黎元洪为议长，汪大燮为副议长，梁启超亦列名其中。原来的政治会议至此取消。到六月二十九日，袁氏便以命令宣布依据新约法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而新约法上所许与的立法院，虽到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公布了一种组织法及选举法，但始终不曾实现。参政院始终为立法院的代替机关，即为洪宪帝制之创作机关，与袁氏共存亡。

    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于三年八月十八日，迎合袁氏意旨，建议修改二年十月所公布的《总统选举法》。约法会议因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通过一种修正案，次日由袁氏公布。修正选举法的要点：（一）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亦无限制；（二）凡届总统改选之年，参政院参政如“认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为现任总统连任之议决，即无须改选；（三）总统继任人应由现任总统推荐于选举会，其名额以三人为限————被推荐者之姓名，由现任总统预先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临选时始行取出，交付选举会————现任总统则当然得以继续当选。

    袁氏有了三年五月所颁布的新约法，无论在事实上、形式上已经成了中国的独裁元首；有了三年十二月所公布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至少成了终身的独裁元首；假若在推荐继任总统的人选时，他愿意把袁克定或袁克文……的名字写在嘉禾金简上————因为修正选举法上，并没有说不许推荐现任总统的亲属，并有袁家世袭独裁元首的可能，有了独裁的大权，辅弼有“卿”，可以封爵，又有世袭的可能，所缺少的就只有“皇帝”两字的称号和一顶皇冠了。假若袁氏更聪明一点，便应该从此暂时停止进行，应该自为周文王，让袁克定去作武王。无奈袁氏的忍耐能力到底不及曹孟德，要自己爬到“炉火之上”去，给蔡锷一个立功成名的机会。

    二　帝制运动的公开演进

    袁世凯爬到“炉火之上”去，大部分的原因，恐怕是袁克定催促而成的。在民国二三年之交，北京便流行一种传说：“共和不适于国情，证诸元二年椒扰之象，可以概见；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救亡。”对于这种传说便有人揣度，是由袁大公子播散的（不过无从证实）。不过恢复帝制的思想有两派：除了袁家一派，还有清室遗老的复辟派。自新约法公布后，袁既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九月袁又发布祀孔令，预备到了冬间，还要祀天；清室遗老劳乃宣、刘廷琛、宋育仁、章梫等便有些不平，想乘机实行复辟运动，首先发布劳乃宣的《正续共和解》。（劳乃宣在辛亥冬即著《共和正解》，未发布。到民三六月，又作《共和续解》，至此合印为一册，名曰《正续共和解》。全书不足万言，附有章梫所作之跋。劳自言曾交赵秉钧呈袁总统阅过。其正解大意据周代故事，谓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与和而修政，故曰共和。故共和云者，乃君主政体，非民主政体。不学之流，乃用为民主之名词耳。因历言中国不能行民主之制，是为正编。其续编乃自诩其前此有先见之明，而揣测今之总统，于皇帝初不甚尊崇，继乃异常拥戴，谓为有伊尹之志。因主张创作一种宪法，谓宜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以共和立名者，谓合于彼之《共和正解》也。名中国不名民国者，示行君主制也。然则何以不称帝国，谓帝国为日本名词也。何以不称大清而称中华，谓中华地名，而大清乃代名也。）接着便有宋育仁等联合国史馆的守旧派人员，上书呈请复辟之议（实际宋等之呈文尚未递上）。到十一月初旬，北京的复辟风说几有“满城风雨”之势。于是肃政使夏寿康等呈请查禁，袁氏批交内务部办理。旋以宋育仁（时为国史馆协修）有复辟运动的嫌疑，由步军统领逮捕，解回原籍。（宋被捕在步军统领衙门讯问时，问官讯以：“见劳乃宣所著书否？”答谓：“劳书专从个人上说，我意则欲从政体立论，作一篇文字。”主者请示于总统，总统谓不妨令其作去。宋因作一书呈上。书中大意谓非赞成劳说，乃主张春秋亲周王鲁之旨，以清室比之东周，清室灭亡，只能存其尊号，万难复辟。若大总统则等于鲁，鲁有圣人，其义当王云云。此宋以畏死之故，由复辟说而变为推戴袁氏说也。遗老之价值如此。）这是对袁家帝制运动的一个打击。因为复辟既不可行，又乌可发生新帝？但是袁家的人物到底不能忍耐。到四年春初，运动依然进行。梁启超说：“……去年（指四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可见袁克定和杨度的活动，早在筹安会公开之前。但此时的环境，于帝制运动实大不利。因为在三年七八月之交欧战爆发后，西方各列强不暇东顾，日本成了东方独霸的虎狼国，把山东的胶济一带要地占领了。到四年一月十八日，便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此时革命党人莫不看到中国所处地位的危险，恐怕袁政府受内政外交的困难，不能专心御侮，因是都通电宣言停止革命活动，主张一致对外。不料袁家的人物反以此为帝制运动的好时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却是袁公子宴客张罗帝制时。他们以为西方列强既无暇干涉中国事情，独有日本一国，与以少许的权利作交换品，便可了事。（据游晦原的《中国再造史》，袁氏曾欲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日本赞助中国帝制之条件，特外交秘密，不易证明耳。作者曾记日本某报载有当时日首相大隈重信之谈话，大旨谓：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同一之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世凯氏，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云云。此报一时未能检出，但记其大意如此。大隈氏此种谈话，实所以诱袁入彀者，性质上绝无国际上之责任。袁氏以为大隈氏既有赞助帝制之表示，大事当无不可成功之理。）此所谓“白昼攫金于市，只看见金，看不见市上的人”。到五月九日承认日本的要求后，一般国民认为奇耻大辱，而袁家的臣仆反颂扬“元首外交成功”；袁家的报纸反发布“双方交让，东亚幸福”的传单；袁家的封疆大吏，反祝电纷驰；并有请举行提灯行列，开会庆贺的。（原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所列要求条件共为五项：前四项是必须承认的，第五项是故示严重，留作让步余地的。袁氏承认日本要求时，对于第五项未予承认，日本亦未再加强迫。袁家人物便以为这是日本让步了，故颂扬“元首外交成功”。）他们为什么这般无耻，就是因为候补皇帝的声威，在中日交涉的当中未免毁损了一点，想借“外交成功”四字，修补装饰一下。到五六月之交，袁家的人物跃跃欲发了，袁氏还坚决地不承认；他对美报记者宣言：“吾之国体，既同于美，以后惟有奋力前进，以期发展真正共和之精神。”日本东京都喧传了帝制的风说，袁氏又明白宣示，谓：“第一次革命之际，清皇族中曾议以帝位让余，而余不受，胡今忽欲取之。果其取之，是欺人孤儿寡妇，不仁不义，余何忍为。且由中国历史观之，帝王数代必逢革命，子孙绝灭，贻祸无穷。即日君主立宪，亦终不能不依君主其人以为兴替。余若为皇帝，是自绝其姒续，而无益于国家，人虽至愚亦不至此。……”（见是年六月十七日东京《朝日新闻》，《甲寅》杂志引述）《朝日新闻》谓帝制由杨度、孙毓筠建议，杨、孙亦电驻日公使陆宗舆，托其在该报上更正。冯国璋得到一点消息，约梁启超入京探听内幕，袁向梁、冯也坚决地否认，且说“国人若必欲以帝位相强，余当逃往伦敦”。但是到了八月上旬，袁氏的顾问美人古德诺氏，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不适宜于共和；不到一星期，六君子便据古氏的论说发起筹安会，从此帝制运动进于公开的时期。

    发起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便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这六人当中，孙、胡、李三人是以革命元勋的资格被借重的，刘师培是以国学渊博的资格被借重的，严复是以学贯中西的资格被借重的，（据严复与熊纯如书，严之列名筹安会实被杨度强奸，严自谓虽主张君主立宪，然应戴谁为君主实为难题。严书见《学衡》杂志。）然而都不过是装点场面的配角，该会活动的中心人物要算是杨度。杨是光绪维新变法时经济特科所拔选的人才；戊戌政变后，与革命领袖的黄兴、陈天华辈很亲密；后来觉得革命党暴烈有余，成事不足，决心作君宪党，与梁启超赓同调；后来又觉得梁是西太后所痛恨的人，与他合作有害无利，乃独树一帜，以谋活动；到预备立宪时，以四品京卿的荣擢，参与宪政编查馆，在此时便与袁世凯发生很密切的关系了。袁氏被载沣放逐后，杨虽不曾同时被摈，但在那种排汉潮流的当中自然不能得志。辛亥革命事起，袁世凯出山，杨的活动机会到了；当时在北方的所谓“国事匡济会”，便是以他和汪精卫为中坚人物；清帝退位，孙、袁总统位置的授受，他和汪便是当时重要的牵线人物。杨度若真正看到中国不适宜于共和，为什么不在此时和梁启超一致，力持君宪主义，却为推翻君位的内幕人物？他的解说，是满汉情感既裂，已无弥缝的余地，非另造君统不可。但是二十世纪的新君统，是不容易创造的；杨若果有创造新君统的远识，应该如梁启超所指示的，必使“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胜，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乃当“强邻迫胁，吞声定盟之时……果未熟而摘之……孕未满而催之……”杨的见识，到底不及梁启超远了（上所引梁启超语，见梁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杨于筹安会成立后，发表他的《君宪救国论》，大意是说共和决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若立宪而行君主，仿佛袁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原故，我们想要立宪，须把世袭的皇冠和袁氏交换，单止一个总统位置是不够换取宪法的。这种理论，谁能相信？所以梁启超诘问他说：“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其实杨氏所持的理论，都是饰词；他的潜意识，就是急于接近政权。辛亥革命以来，他替袁氏出力不少，终不能与梁士诒辈并驾齐驱，分尝鼎之一脔。熊希龄组阁时，想取得一个交通总长的位置，都不能达目的；因窥得袁氏父子的隐衷，极力和袁克定要好，想替袁家制造一个世袭皇冠，庶几袁帝国第一任的内阁总理可以取得。所以筹安会的出现，可以说是袁氏借重杨氏，也可以说是杨氏借重袁氏，（天津某报所发表之《北洋军阀小史》谓：袁世凯当帝制议起时，绝无表示，凡有向袁氏说者，皆大受申斥，袁之动心，由于说客某之进言曰：“北洋诸将，从公多年，所为何事，亦惟欲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耳，公不早定计，其如诸将何？”袁聆之默然，盖已心许之矣。此所谓“说客某”者，或谓即指杨度，但今无从证实。）一个要皇冠，一个要开国的总理。谁知袁的皇冠戴不成，杨的内阁总理也终于徒托梦想。

    筹安会本定八月二一日开成立大会，后来恐怕开会时被人捣乱，于十九日发布启事，说：“本会与各界接洽之事甚忙，故不待大会，先告成立，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长，严、刘、李、胡皆为理事。”其通告会员书中，略谓：“本会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孰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随即以该会名义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请派代表到京，并寄与古德诺论文、入会愿书及投票纸，请各员书明赞否，并代募会员。此时袁氏的声调，渐渐变了；有问以对于筹安会的行动应否干涉的，他答说：“此项言论，耳闻已熟。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帝王非所愿，总统非所恋。研究此义者，作何主张，予固无嫌疑之可虑。惟予与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戚族，其欲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亦为人情所应有。予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之嫌疑而强加干涉乎？”又说：“如不任令学者自由研究，则一部分主张颇力，恐以武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气。”及各省电询政府意见，则答以“该会为积学之士所以研究国体者，苟不扰乱治安，政府未便干涉”。肃政使以全体名义呈请取消筹安会，袁但饬令内务部：“对于该会以后言论行动，为之酌定范围。……”于是大家明白筹安会的来由了。以后有人向肃政厅、检察厅或内务部禀请封禁筹安会或提起公诉的，都无批答的下文；筹安会所，和杨、孙的私宅，并且有握枪的军警替他们守门。各省文武官员对于该会的函电，因此无不赞成，纷纷派代表入京。到九月中，该会通告会员，附以表决票一纸，说：“本会原拟候各代表到齐，定期开会。现因入会者将近万人，会场难觅，不得已用投票议决之法，请于表决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本会即据票数多少以为议决标准。”所以筹安会，号称以研究学理是非、讨论事实利害为范围，实际上并不曾开过一次会。所谓“研究”，所谓“讨论”，都是他们自己骗自己的话。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后的第一幕。

    筹安会的初意，欲俟该会各省代表到齐，会议决定后，便呈请实行。但该会不是法定机关，没有呈请实行的资格。于是改变方针，由该会各省的代表以公民资格，请愿于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由该院呈请实行。但参政院在九月一日便要开会了，而该会各省的代表未能立即到京。于是不等各省代表到齐，便运用各省旅京人士，分头组织各种名目的公民请愿团。所有请愿书，一律由筹安会代为起草，以便参政院开院时呈进。这是不待第一幕完功，便预备第二幕的开演。到九月一日参政院开院后，投递请愿书的便陆续不断，如雪片飞来。六日，该院开谈话会，袁氏派杨士琦到院宣言，大旨说：“改革国体，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认为不合事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之民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他的意思，是怕参政院径行议决呈请实行，要他们经过“诉诸民意”的手续。参政院中有人说依照立法院职权，不能收受此种国体请愿事件。讨论结果，于九月二十日议决：“请政府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为根本上之改决；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新约法曾规定民国宪法，应由参政院推定起草员十人起草，经参政院审定后，由国民会议复决；故约法会议曾经议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于四年三月十二日公布；六月，参政院且已举定宪法起草员十人，梁启超亦宪法起草员之一，旋因帝制之议发生，宪法起草之议无形消灭。此所谓“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者，欲依三月十二日所公布之《国民会议组织法》而行事也。又恐依此组织法进行尚太麻烦，故又以“另筹妥善办法”为言，其意盖重在后者。）议决后，连同请愿书八十三件，咨送政府。这是参政院第一次的建议。袁氏于二十五日咨复，采用提前召集国民会议办法。但帝制派的急色儿，总觉得国民会议的手续太繁重，于是有由梁士诒主使所组织的“请愿联合会”，把以前成立的请愿团体并新组的请愿团体一齐联合起来，再向参议院请愿，说该院前次的议决不应该并列两种办法，使政府难以应付；且国民会议是决定宪法的机关，不能代决国体问题，应请该院立即议定召集征求民意机关的办法。参政院接到此项请愿，于九月二十八日开会讨论，参政梁士诒、孙毓筠等主张依请愿团的办法，即由该院议决一种《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于十月二日咨请政府公布施行。这是参议院第二次的建议。袁氏即于十月八日将此项组织法公布。此为公开运动后的第二幕。

    依《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代表的选举，以前此《国民会议组织法》上的初选当选人及其他单选选举人为基础，可免去繁重的手续；但是选民散居各地，召集必须时日，又须经过通知答复各项手续，方可诣省报到，故国民代表的选举决不是一个月工夫所能办竣的。但自十月八日组织法公布后，到十月二十五日便开始选举了；十月二十八日以后，便继续国体投票了；不到一个月工夫，各省区决定君宪的已有十八处；在原定十一月二十日前，国体投票，全国各区一律告竣；结果一九九三票完全主张君宪，无一票反对的；办理的神速和成绩的优良真是骇人；袁氏的“神威”，真是要超过法国两个拿破仑了（拿破仑第一的帝制投票，赞成者三五七二三二九票，尚有反对者二五六九票；拿破仑第三的帝制投票，赞成者七八三九〇〇〇票，亦有反对者二五三〇〇〇票）。又组织法中，对于国民代表大会仅予以决定国体之权，推戴元首，是决定采用君主国体以后的事，各省国民代表大会竟在国体投票时，连皇帝都推戴定了；各省推戴书的字句，都是用“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的四十五字，竟没有一书一字的不同，真是神妙不可思议。国民代表大会于国体投票推定皇帝时，又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向袁世凯恭上推戴书。参政院得到这种荣耀的委托，于十二月十一日举行开会，即于是日草定一篇颂扬功德的总推戴书，联同各处来的推戴书，一并呈上；袁氏在当天即咨复该院，表示推让，该院于当天又呈上第二次的推戴书，袁于十二日咨复承认帝位了。这是公开后的第三幕。

    经过这三幕的活动，便只要筹备改元登极的典礼了————实际上大典筹备处在九月中已成立，不过没有公布罢了。从八月中发动，到十一月便投票决定，通共不过三个月工夫，经过这许多的曲折事情，其进行的神速真是令人叹服。我们要知道所以如此神速的内幕，请看后列的秘密文电（后列文电，都是袁的党羽向各省机关所发的）：

    一、段芝贵等十人八月十三日发出电云：“现拟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稿底电闻，请将尊名并贵省绅商列入。”

    二、九月二十六日，孙毓筠发出电云：“现拟另筹征求民意办法，由各省将军、巡按使、都统就在省各县绅民中，每县择定一人，召集临时公民大会。”

    三、九月二十七日，筹安会代表团发出电云：“各县投票人，事实上虽系军民长官指定，而形式上仍须用‘各县推举’字样，以昭郑重。一面指定各县投票人，一面即将各县投票人姓名分饬各县知事，补具详文正式推举，但须倒填日月耳。”

    四、九月二十九日，朱启钤等发出电云：“现正拟另组公民大会，即在各省会地点开会表决，以期速定大计，惟组织方法，虽由参政院议定，而组织之精神，则在各监督长官有以操纵之而利用之。此项公民每县拟公推一人，能于在省各机关中挑选此项人员，必不至于误会意旨。”

    五、十月七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出电云：“国民代表大会推戴电中，须有‘荣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字样；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电，须用各省国民大会名义。至商军政各界推戴电签名者，愈多愈妙，将来宣诏登极时，国民代表大会及商军政各界庆贺书，亦请预拟备用。”

    六、十月十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发出电云：“国民会议议员，各县之初选当选人，实为产出国民代表之机枢，允宜特别注意。各县初选监督，当能体会入微，善为运用。尽可于未举行初选之前，先将有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行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滞碍难通处，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

    七、十月十一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出电云：“每县初选当选人来省报到，必须设招待员，或派员疏通意见，再由监督官以谈话、宴饮为名，召之至署，将君宪要旨及中国大势并将拟定充选之人名示之，须用种种方法，总以必达目的为止。”

    八、十月十五日，国民事务局发出电云：“国体改革，果能于形式上办到丝毫无憾，自足为久安长治之基，凡关于法律上之形式，除确有障碍者外，务必表示郑重。”

    九、十月二十六日，朱启钤等十人发出电云：“国体投票开票后，当即行推戴，无须再用投票手续，即由公等演说应推戴袁世凯为大皇帝；如赞成，应起立；表决后，即将拟定之国民推戴书，交请各代表署名。事毕，再由公等演说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国民代表名义，委托代行立法院为总代表，即将预拟之国民代表致代行立法院电稿，交请各代表赞成。至推戴书文内必须叙入字样，已将漾电奉达，此四十五字，万勿更改。”

    十、十月二十九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发出电云：“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十一、十月十一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发出电云：“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

    十二、十月二十一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又发出电云：“此项电文无论如何缜密，终涉迹象，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遗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万望赶速缜密办理。”

    这些文电，都是后来独立的省区将原电纸摄影在报上发表的，没有一字的伪造（当时所发表者尚不止此，梁启超曾将此类电文综合，作了一篇《袁世凯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见《盾鼻集》）。我们看了这些电文，就知道当时运动成功神速的由来了。梁启超说得最妙：“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数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所谓帝制运动的活剧的真相，完全是如此。

    三　反帝制各派的联合战线与外交形势

    袁党的傀儡戏，扮演得如此圆满，在他们的心目中，以为决没有人能够拆他们的台的。他们看定了：全国的老百姓，是希望有一个真命天子出现的；从前立宪派的人物，纵不肯帮忙，是决不会积极作反对行动，也没有积极反对的力量的；从前的革命党人，虽然一定是要捣乱，但已经完全失去了根据地，也没有这种实力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布满了全国各要地，其间纵或有十二人不大热心于此道，但也决不会有反对的行为的，“人亦孰不欲富贵”，重重地封赏他们，没有不欢天喜地的。如此，还有问题吗？但是事实全不如他们所料；民国四年的中国情势，全不如民国二年的情形了。此时反袁的势力，可分为消极、积极的两大派，两大派之中又可分为数小派，以次略述如下：

    一、一般的人民 　中国的普通人民，向来不问政治，但是到了他们感觉痛苦的时候，消极的反对意味，有时也很有效力；辛亥革命时对于清，癸丑讨袁时对于国民党，我们已经看见过了。袁党以为现在的所谓“民心”，还是和民国元年、二年一样。不知在民国二年时，并不是“民心”对于袁氏有如何特别的好感，不过是误认革命党喜欢闹乱子，希望把这班乱党除去，他们方可安居乐业的意思。现在又要行帝制，必定又要招惹革命党来作乱，所以他们就惶恐的不安起来了。假使袁政府在赶走革命党以后，果然有若何的德政在民，或者还有几分拥戴的心理；但是自从癸丑赶走革命党以后，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官吏的削刮，北洋驻防军队的野蛮，比以前的革命党还利害；当时国内的报纸虽然不敢揭载，但是事实是不能掩盖的。（当时有伍孑余致《甲寅》记者一封通讯，可以窥其大概，节录如下：“……仆归家乡数月，默察地方吏治，见州县之官，十九为前清声名狼藉之污吏，而报馆不敢据事直书，地方公正士绅惧言及公事，彼可诬为乱党以钳其口，则不能不采明哲保身之义，以故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吏治之坏……即顽固党亦惊为前清所未有，而存时日曷丧之想。……今姑举其有妨学务者言之：仆归家乡旬日，即见十一二岁之小学生因被革命之嫌疑为警察掳之以去者，凡十余人焉。夫十一二岁之童子，安知革命为何事？则因学校之国文教科书中有‘武昌革命’一节，于是小学生徒知当世有所谓黎元洪者，又知数年前有武昌革命之事，故课余归家，三五相从，时谈武昌革命之事。警察闻有‘革命’二字，不论其讲他种革命或武昌革命，辄掳之以去。彼岂必欲枪毙此等十一二岁之童子，特既已掳去，其父兄不能不以金来赎耳。故为父兄者，多不敢轻令其子弟入学校读书……故两年来之学务一落千丈。……又自去岁以来，政府发行公债两次，皆由县知事强迫地方殷户每人必认购若干，然使出钱而即给以票，则他日还偿与否不可知，而目前有票以与之交换，则亦稍足以慰其心，而实际则不尔尔。县知事告殷户曰，尔先以钱来，我始知尔所认购者为不虚，然后待我详文巡按使，由巡按使详文北京，以请公债票焉，候其到县，则以发给尔也。然以我国交通不发达，由县达省至京，动须半月或数月，合往来之日计之，三四月或七八月者比比皆是。而县知事之更易无常，当其未更易时，有往问者，则曰票尚未到；及新官莅任，有再往问者，则谓前任官不知如何办理，吾见公债簿中固无汝名也。仆固未敢谓全国办理公债之手续如此，惟据仆所目击，其出钱而不得票者殆居十之六七焉。故人民谓前清之昭信股票，虽不偿还，尚有票焉可以供捐纳虚职之用，今则并票而无之。故公债云者，特人民出钱以偿官府之债耳，略举一二，人民之憔悴于虐政，已可概见。……”）在这种暴力压迫的下面，自然没有拥戴的心理；既不拥戴，还有惹起革命乱子的恐慌，由恐慌而厌恶愤恨，那种消极反对的意味，就表现出来了。

    二、清室遗老的复辟运动派 　在筹安会发生以前，劳乃宣、宋育仁辈，方才受了袁党的打击。假使袁氏真真维持共和到底，他们也没有话说。乃宋育仁被捕解回原籍后，不过半年，袁氏便自谋称帝，复辟派岂能甘心。现在劳、宋辈虽然没有反对的力量，还有一个赫赫大名的康有为和一个握有兵符的张勋，方在那里等机会，此刻虽不敢彰明昭著地提出复辟之议来，若有人要打倒袁世凯，他们也有相当的消极援助的力量。

    三、北洋派的自身 　袁世凯的生命全在北洋系，北洋系的生命也全在袁世凯。不过生命虽然是互相依托的，心理上却各含有可以分裂的细胞种子。袁是统率北洋文武的总首领，段祺瑞、冯国璋是武的两大柱石，徐世昌是文的柱石。徐的心理：若在共和的名义之下，替袁氏作一辈子的国务卿是很高兴的；若要他向袁氏称臣，并且将来还要向他的儿子称臣，到底面子上难过；并且在共和的名义之下，他的名字也有被写在嘉禾金简藏之石室金匮的希望；袁若称帝，纵然把他的名字列为“嵩山四友”之一，不要称臣，但是作国务卿的希望就没有了，还论总统呢！所以他就是消极反对的一个。段、冯的心理：若论地位、资格，称臣原无不可，不过都认为时机太早，且封爵世袭虽属可贵，总不如一国元首位置的尊荣，所以取得封爵的欲望，还不如取得承继总统的欲望的强。而袁氏必欲称帝，这是两方面可以分裂的细胞种子。自癸丑战胜革命党以后，进步党也失势，北洋系的内部，官僚派和武力派已有不和的现象；梁士诒与段祺瑞，常起暗斗；袁克定更忌刻段氏，恐其“怏怏非少主臣”。袁、段关系虽亲密，因有梁氏和袁大公子浸润其间，便渐渐的不圆满了。袁、段间的裂痕，最初恐怕是起于袁氏设置海陆军统率办事处；以前的军事大权全操于陆军部，段氏为陆军总长，行动如意；自三年设置海陆军统率处，把陆军部的权移去了一部分，段虽没有表示不满，但心中已感不快。不久袁又藉口北洋军队已呈暮气，另组模范团于北京，选各师旅的优秀将校为心腹，以别于北洋旧军队，越使段氏灰心。（袁之设统率处，练模范团，与载沣之皇族总揽军权政策完全相同。）后来因为浸润段氏的人，集矢于徐树铮（时已为段之亲信人），袁示意于段，段愤然曰：“此极易办，公先免我可矣。”从此袁、段间的裂痕便大暴露。到筹安会将要发生时，段便辞去陆军总长，而赴山西。（段在山西，相传某公子曾进食置毒药，赍者以告，又传见有刺客，但其事暧昧，真伪难知，惟可料非袁世凯所为。见《北洋军阀小史》。）筹安会成立后，竟令准免职，而代以王士珍（王城府甚深，帝制初动议时，依违无所可否）。冯在四年六月入京，向袁探听意思，袁不肯说真话，已知道袁不相信自己，及段免职，冯更“兔死狐悲”；袁氏想利用周夫人从中斡旋，但也无效，冯一以消极对付。北洋军人的两大柱石既皆趋于消极，于是其余的军界要人，除了段芝贵特别起劲（段芝贵为当时所称“十三太保”之一）外，都失了拥袁的诚意，不过无人起而反对罢了；对于袁克定，尤十分的不快。（洪宪尚未成，而袁克定之骄矜已不可遏。一日克定传令将赴北范阅兵，师长某遣派团长以下迎接，克定至，不见师长，拂袖立去。又李纯自江西驰书克定称仁兄，克定掷还之。其骄大抵类是，然无敢明示反对者。滇师既起，北师入川，袁遣慰劳员至出征之各师旅，各携袁影相及宣传员十二人随往，各师旅皆搭彩棚，宣传员先向袁影相叩首，然后讲演，军官等私议，仿佛开追悼会者然，其鄙视之情可见。见《北洋军阀小史》。）袁氏误信某政客的话，谓“北洋诸将惟欲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以为只要有了封爵，无不可以驱使，谁知后来可以听驱使的仅得一部分，其余的一部分不惟不受驱使，还有走反对方向的危险呢！

    上面三项，都可归于消极的反帝制派。袁氏既已得不到这一派人的援助，积极反对派的力量就更强了，试看积极反对的各派。

    四、中华革命党 　自癸丑讨袁之役失败后，国民党的首领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其他在军队中有位置的重要党员都被放逐，国民党随即被袁氏压迫解散。孙中山知道袁氏的帝制运动早晚要实现的，就是袁氏不称帝，北洋军阀的恶势力也非打倒不可，于是纠合旧同志谋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于民国三年在日本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依党章，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见总章第二条]；进行的次序仍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总章第四条]；入党手续极严，党员均须严格服从。总理操组织本部之全权。本部成立后，随即派遣党员入国内各省，秘密组织支部，海外各处亦有支部的组织。）党既以“革命”立名，党的精神自然以打破现状为职志，无论袁氏称帝与否，总须将北洋军阀的恶势力扫除，才算达到目的。帝制运动，既已发生，该党当然是积极反帝制运动的急先锋。

    五、国民党的温和派 　国民党被破坏后，温和派的党员有散在海外的，有留在国内的。其散在日本的一部分，当中华革命党组织时，中山也想罗致他们；他们也知道中国尚须革命，但是他们对于中山的办法有点怀疑；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华革命党总章的十一、十二两条，（十一条云：“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后进党者，名曰普通党员。”十二条云：“革命时期之内[指颁布宪法以前]，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享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期内不能有公民资格。）在中山定这两条的意思，是要保障革命党员在将来不受假革命派的排斥，如民国元、二年的现象；质言之，就是在特定时期以内，采革命党一党专政主义。但是温和派的人士，觉得革命党不应该有阶级的分别；并且他们以为民元同盟会所以被人疾视的原故，就是因为同盟会的人士太专擅，不能容纳别党的意见，致被别党人以“革命元勋”四字相揶揄，“革命元勋”四字几成为“反恭维”的话柄；现在彰明昭著把这类字面列在党章上作为一种阶级的特权，太与普通社会心理相违反。还有一件事为他们所不喜欢的，就是党员入党时要加盖指印。因此这一派人士，就站在中华革命党以外，不肯加入，连黄兴也不肯加入。不久黄兴往美国去了，留在日本的也没有什么党的组织。及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交涉案发生，这一派留居日本的人士恐怕袁氏一面要对外，一面要防备革命党，中国将陷于不利，于是有停止革命行动一致对外的通电发出；列名的有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章士钊等二十八人（一说黄兴亦列名其中，一说无黄名，因为原电一时不能查出，故列名的人不能全行录出）；他们发出此电后，觉得中国的问题正多，须有一种联络同志的方法，于是便有所谓“欧事研究会”的组织（此时欧战正在进行）。组织的初意并没有拥戴何人为首领作为政党的意思，不过藉此联络同志，随时随事可以互相商榷，而这个“欧事研究会”的名义又不至为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藉此联络，互通声气。但是其中有一位抱政治野心的（李根源），渐渐想借此为将来政治活动的基础，隐隐有拥岑春煊为首领的意思。（岑春煊本与革命党无关系，癸丑讨袁之役，章士钊欲假岑以抗袁，因往说岑。岑夙负戆直名，与袁世凯不合，岑为章说所动，允出任讨袁之事。章又介绍李根源于岑，岑大喜。然岑出而讨袁军已败。李、岑偕往图粤，粤亦不可为。岑因避居南洋，常与李、章等通声气。此岑春煊加入讨袁之经过，亦即岑、李发生关系之经过。）有人说“欧事研究会”是黄兴所创造，特以与中华革命党立异的，实不合于事实（黄兴不赞成中华革命党章是有之，别立一机关以与中山对抗，实在没有此事）。及帝制运动发生，“欧事研究会”的活动渐渐及于国内，和国内国民党的温和派筹谋反帝制的组织行动，于是“欧事研究会”隐隐成为反帝制的一种势力。国内国民党的温和派，在国会将被破毁前，已有一部分与进步党的一部分携手，及帝制问题发生，两派的关系更亲密了。（试看当时两派出版物的言论，如国民派的《正谊杂志》、进步派的《中华杂志》、欧事研究会派的《甲寅》，后来两派合办的《新中华》，都有互相呼应、渐趋一致的倾向。）

    六、进步党派 　进步党本是君宪党的化身；但自清室颠覆后，颇知道已经推入溷厕的偶像，不能再令人崇拜，若要创造一种新偶像，不是仓猝间所能成功的，故在此时恢复帝制，他们决不赞成。加以他们受了袁氏的玩弄，大部分和国民党人同样的变为政治上失业者；就是没有失业的，也不过是站在北洋官僚派的门下，分些残羹冷饭罢了，所以他们此时反袁的心理，已和国民党没有两样。并且他们也知道帝制问题一经发生，现状是决不能再维持下去的了；他们不加入反袁运动，国民党的人士也是要动的；倘若国民党单独行动竟告成功，岂不和辛亥革命后一样，他们又要受排斥。（试看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云：“……第一，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休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斫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使长此无破坏，犹可言也，此人[指袁]则既耄矣，路易十五所谓朕死之后，洪水其来，鼎沸之局，既无可逃，所争者早暮已耳。第二，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指滇黔]，而人方日惎诇于其旁[指国民党]。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指国民党]。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幸免于此，而为独夫戮力，杯酒释兵之事，数月后，行且立见，儽然共为一匹夫，以坐待到割，噬脐何及？……”）所以筹安会发生不久，梁启超就毅然决然倡反对，发表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文未发表前，袁氏已闻知，派人贿梁二十万元，令勿发表，梁不受，继又派人以恐吓手段对梁，梁亦不屈，稿成后，并先以稿示袁，袁无如何。见梁著《国体战争躬历谈》。）梁自民元归国后，从没有发表过反袁的议论；此文一出，颇振动各方的耳目，大家知道进步党的领首人物，也是立在反帝制的一方面了。

    进步党人加入反帝制的方面，对于反帝制的运动，发生很大影响：甲、进步党的领袖，与北洋派的文武要人夙通声气，可以摇动北洋派拥袁的础石，纵不能使北洋派人物积极地反袁，至少可使那消极反袁的（如冯、段、徐等）益趋于消极。乙、进步党的领袖，夙以稳健两字博得惰性国民的同情；现在转为积极反袁的活动，使多数惰性的国民，也知道反袁不是革命党的无故捣乱了。丙、进步党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与官僚复辟派人发生关系，在新势力方面，又可以与国民党的温和派联为一气；而国民党的温和派自然与激进派（中华革命党）可以联络的，因此进步党人与激进派的国民党人也一时成了朋友。于是各种消极、积极的反帝制势力，不知不觉地形成一条不自然的联合战线。

    上面所说，是国内反袁的情形，至于外交上的形势，也和民国二三年大不相同。癸丑赣宁之役，袁氏所以战胜民党的，全在帝国主义者的大借款。而当时帝国主义团中握东方外交上牛耳的英国，尤特别袒助袁氏；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袁氏的顾问莫礼逊（原为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想利用袁氏作英帝国的工具，所以特别和袁氏要好，袁氏特别得了他们的助力。欧战发生后，外交形势大变，西方的帝国主义团都卷入战争的漩涡，不暇顾及东方，日本成了东方的霸主。假使中国发生变乱，日本乘机取利，英俄诸国既不能制止日本，又不敢得罪日本，眼睁睁望着日本把中国的利益囊括而去，英俄等无可如何。所以当帝制问题发生时，英俄等国皆表示反对态度；而日本当局非正式的言论和报纸上的论调却不反对，并且表示一种“举欣欣然有喜色”的样子。及帝制运动的进行到了不能中止的时候，日本便首先发难，提出警告来了。英、法、意、俄也不能不附和日本，相继提出警告。警告的形式虽同，警告的精神，则日本与英、俄等国各别。英俄等国此时唯一的希望，在中国勿发生变乱；帝制能停止进行固好，不能停止，则务使反对派不能有为，故一面顺着日本提出警告，一面暗中尽力帮助袁氏，妨碍反对派的行动。日本当局，初分两派：一为外务省派，一为陆军省派；前者主倒袁，后者主助袁。（此据吉野作造《第三革命后之支那》所言。一说陆军省派主倒袁，外务省派主助袁，未知孰是。但起初两派意见不同则为事实。）所以分为两派的原因，就是起初对于袁派和反袁派的力量观察，未能十分明了。倘若袁氏称帝竟能成功，则助袁为有利于日本；若终不成功，则助袁徒增长中国国民之恶感。故当最初提出警告时，日政府的方针并未十分决定，所决定的就只有对于帝制的进行必须加以干涉；干涉的用意，一方面是向袁氏埋伏榨取权利的伏线，一方面是博取反袁派的好感，以待时机的进展。及见反帝制势力蔓延日广，便又提出第二次的警告（第一次警告在十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英、法、意、俄仍旧不能不附和。此时袁氏才明白他所恃为外援的英使朱尔典和莫礼逊，都没有制止日本干涉的能力了，于是决心向日本送礼。派周自齐赴日本补贺日皇加冕之议，虽在五年一月初旬才公表，但双方的接洽定议实在四年十二月后期。不料个中秘密临时败露，惹起英俄等国的嫉妒，英俄等才放弃暗中助袁的行动。日本因秘密漏泄，恐增长中国国民的反感，而帝制成功的希望很少，又日益明白，于是几决计倒袁，对于已经答应接待的送礼特使周自齐于临行时宣告挡驾。袁氏卖国的外交于是全然失败，帝制的成功遂以无望。（关于派遣周自齐赴日补贺日皇加冕事，张一麐的《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中有一段记载可供参考，兹特附录于此：“……初，政事堂参议伍朝枢往谒某使，某使甚不赞成[不赞成帝制也]，其说帖余亲见之。其后某使忽觐见，蔡庭斡任传译，是日问答笔记，无一词反对，与伍君前件如出两人。盖某使已闻某要人言，日本业已赞成，某国如不然，恐在中国商务，某国必受损。于是阳为赞成，而阴调中日间之秘事。以电与上海某国领事，谓此次中国特派周某为大使，而日将以亲王之礼相待，其中必有原因，如能查得实据者，则使馆预备数十万之外交秘密费，专办此事。某领事乃访寓沪之某巨公，托其设法。某巨公曰：可。适是时袁氏有同姓子在沪，其人固随其父出入，而习知公府路径，凡内外尉及女使婢媪，然自幼稔之者也。得某巨公之巨额费用，入京访内差句某，某之母为袁氏旧媪，司内室晒扫虎子之役，他人所不能入，独媪能之。某乃因其母配一钥匙，伺项城去，开其密室中之屉，取而致之某国使馆，遗工照入摄影，而以原物返其故所，绝无人知。其使乃以所摄转与某使，某使电致纽约报略宣布之。此报章传至日本，大隈首相乃召华使面斥之曰：余固知汝中国人不能共事，此事先与尔约，除我与尔及项城外，不许第四人知，今何如矣。华使逢彼之怒，而不知所由，至今茫然也。未几而日政府致电外部：敝国因有未便，贵国大使可勿来云云。是时，熊君希龄以湘西赈事来京，谒某要人，问帝政可能否？某曰：专使不去，殆绝望矣。阅者诸君，不记句克明被捕之事耶[即盗公文书者]。未几而顾问某国人某君日唱帝制不成之语。是帝制之失败，亦某使为之也。……”按张一麐曾宦于袁氏，袁氏之取消帝制令，由张起草。张自言：自筹安会初设至帝制取消，逐日有日记，因中多牵涉当代人物，故不宣布，此处所记，于国名、人名亦多以某字代之，然读者当能默揣而得之也。）

    四　护国军的崛起与帝制的撤销

    站在反帝制联合战线上的急先锋，当然要算中华革命党。但自癸丑讨袁失败以来，旧革命党在国内的根据地盘完全丧失，军队中的基本势力完全破坏，中华革命党活动的困难，却比辛亥革命以前更甚。因为在辛亥以前，长江以南各省的军队都是革命党的工具；现在，除了滇、黔、粤、桂四省以外，差不多各省都是北洋军队的驻防地；而粤省的龙济光和他所部的军队，又已为袁氏的爵位金钱所制服，成了袁氏的死党；桂省的陆荣廷虽然还没有纳入袁氏的彀中，因受了龙氏的牵制，也是不易发动的。此时可以利用作为发难的地点，就只有滇、黔二省。而滇、黔二省向为进步党人的地盘。（辛亥革命时，蔡锷被举为云南都督。蔡命唐继尧率滇军入黔，唐旋以滇军驻贵阳，黔遂纳入滇之势力范围。元二年间，蔡锷虽被统一共和党拥戴为总干事，曾与国民党发生关系，然蔡为梁启超之弟子，梁、蔡关系极密，故蔡实为进步党人之保护者。滇、黔二省，久为进步党人之活动场所。癸丑讨袁之役，李烈钧曾电蔡请同时发难，蔡以时机未至，不为动。旋蔡自知为袁所忌，乃调唐继尧返滇，以滇督与之，而自请离滇。然蔡在滇之潜势力则依然保存，进步党人亦依然倚黔滇为活动之窟穴。）要想运用滇黔发难，进行无阻，非中华革命党人所能办到；就是旧国民党温和派的人士，也未必能运用圆满，除非蔡锷出马，方有发动的可能。因为蔡是滇黔势力的首脑，又是进步党人的保护者，而中华革命党人在该两省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反帝制联合战线上的急先锋，虽为中华革命党，而联合战线的重心，全在领导护国军的蔡锷。

    护国军未起以前，上海方面有郑汝成（上海镇守使）被刺（十一月十日）和肇和军舰被袭取（十二月五日）的事件，这是急先锋的中华革命党人所为。（主之者为陈其美。陈在日本东京与中山议定，原想在广东举事。及归国过沪，各同志多以上海方面的海陆军已有相当的联络，只要把郑汝成去了，便可乘机占领上海。陈其美亦以为然。但是郑汝成一被刺，袁即派杨善德为淞沪护军使，防范极密，肇和军舰虽被袭取，并占领电报局等数官署，但终不能抵抗袁军之大队，占领上海的计划归于水泡。此后中华革命党最显著的活动，在南为广东方面由朱执信等领导，在北为山东方面由居正领导，都是在护国军崛起云南以后，颇能牵制袁家军力，给予护国军莫大的助力。）此时袁世凯还不曾正式承受帝位，护国军也还在酝酿之中。到袁氏将要登极的前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袁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拟于一月一日登极），护国军在云南发动了。

    关于护国军在云南发动的经过，梁启超说：“……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锷）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余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君者当时甫辞贵州巡按使之职，后此随蔡君转战四川……者也。（戴为贵州人，唐继尧督黔时曾为都督府参赞，历任黔中观察使、民政长、巡按使等职，属于进步党。）戴君以去年（四年）十月到京（与王伯群同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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