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护法运动中北洋军阀的分裂与西南军阀的离合

    护法军起于国会第二次解散、复辟之变以后；但在五年袁世凯死后，国会与旧约法复活的命运已经成了问题；所以帝制战争结局，便是护法运动的开始。不过所护的法，护来护去，终无结果；所得到唯一结果，就只是把北洋军阀截成两段，所谓直系、皖系，从此永无结合的可能；到九年夏秋之交，直皖两系便以兵戎相见了。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最初是旧国民系的左翼与北洋军阀作殊死战，旧进步系则力谋再与北洋军阀结合，旧国民系的右翼，也依违于二者之间。到复辟乱作，进步系已与北洋军阀打成一片，而旧国民系的左右两翼形式上又渐行合作，产生广东军政府，于是成为南北对立之局。在南北对立的当中，北洋军阀日就分崩，进步系不久也为北洋军阀所弃；南方的旧国民系，形式上虽然未即分裂，但以右翼分子与桂系军阀相结托以压迫左翼，到北方直皖两系开战的时候，旧国民系的左右两翼也作最后的分裂了。这便是此时期内的政治趋势。

    一　袁死后新旧约法之争————护法运动的序幕

    袁世凯死，以副总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这是南方军务院成立时所早主张的，当然无问题；但是问题却发生了。南方所承认黎氏的总统资格，是民国二年十月公布的总统选举法上所规定的资格（总统缺位，副总统继任），以旧约法为基础；北政府所宣告黎氏的总统资格，是民国三年修正的总统选举法上所规定的资格，以袁氏的新约法为根据。（依《护国军纪事》，袁氏临死，仅以家属托徐世昌，并未言及继任总统事，其死实在六月五日。死后，北方要人以布置未妥，秘未发布，其时谬说纷起，有主张复辟者，有主以袁克定继任者，有主以段祺瑞继任者。徐世昌以北京秩序惟段祺瑞有维持之可能，须听段氏主张。段主依约法，以总统名义与黎，而自负政治上一切责任，遂定议。段因往黎宅，劝黎出，黎初以无力维持秩序为言，段谓“公出，北京秩序，祺瑞当一人负责”，黎始允。乃发丧，草袁氏遗命，其遗命口气严若帝王临崩之遗诏，其中有语云：“不意感疾，浸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继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于是就黎氏的总统资格上，便发生新旧约法的争议，开护法运动的序幕。不过北政府一派对于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的一点，有很难适应当时情势的处所，就是：若以袁氏新约法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为根据，则黎氏代行大总统的期限只有三天，应该在这三天之内，便要组织大总统选举会，从石室金匮里面取出前任总统所推荐的名单来，交选举会投票举定新总统。而在事实上，这个选举会在三天之内便无从发生；选举会既不能发生，则总统职权的代行，非超过法定的期限变为长期不可。于是为适应时势计，想用糊涂的方法混过去。段祺瑞于袁死公表的一天（六日），用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说：“袁大总统于本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业经遗令遵依约法第二十九条（指新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之职权。……”七日，又通电说：“本月七日上午七时，黎副总统遵依约法，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所谓接任，可以说是代行，也可说是继任，这是中华民国办文案的先生们舞文弄墨的惯技。黎元洪就任的宣誓，更糊涂得莫名其妙，誓词的前面既说：“……当依据民国元年颁布之《临时约法》接任大总统之职权……”后面复说：“……并誓于代行大总统职权之时，确守国宪……”他竟不知道他自己现在处于什么地位，（因为若依据民国元年颁布之约法而接任大总统，则修正之大总统选举法当归无效，而其所得之大总统地位则为继任，而非代行职权矣；若属代行职权，则仍以修正之大总统选举法为根据，不得依据元年颁布之约法。）因为他心理是想适用元年的约法，而他的秘书不曾把那两种大总统选举法分别清白，所以恰好对了段派的糊涂含混主意。但是南方的要人和国会议员们，绝对不容含混。国会议员得到国务院六日的通电，首先宣言，说：“袁世凯民国三年颁布之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全由袁氏一人私意妄自窜乱而成，一切增修程序既与《临时约法》所载相违背……不发生国法上之效力，民国开基之《临时约法》固至今无恙也，现在黎大总统继任，实根据民国二年十月国会所制定《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之规定，应承继本任总统袁世凯之任期至民国七年十月为止。袁世凯遗命及段祺瑞通告，所称依约法第二十九条，由副总统代理之说，系依据袁世凯三年私造之约法，万难承认。”接着岑春煊、陆荣廷等各要人相继通电，与国会议员的宣言相呼应，岑氏的电文尤明白指出若依代行大总统职权的规定，限于三日而止，以相抵难。原来段氏拥黎的主张，不过想利用他为过渡人物，以为黎氏易与，暂时借他作傀儡，把大权集于一己；若适用元年约法，则诸事皆受国会的裁制，于大权独揽的计划上大有妨碍，所以于黎氏的总统地位由代理变为继任，虽然不反对，而于恢复元年的约法，大不愿意。南方在倒袁的进行中，已认定恢复国会为切要，军务院第一号的布告即有“此次兴师，其大义在拥护国法”的话，第二号布告更明白地说：“……夫法也者，国家所恃以相维于不敝也。……我国民所为决志歼身以致讨于袁世凯者，凡以一二年来之举措，皆戕贼国民之法律观念，而斫丧国家之元气。故此次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曰，拥护国法而已，国会既为约法上最重要的机关，且为一切法律所从出，若不速图规复，则庶政将安所丽。为此通告各省国会议员诸君，迅速筹备集会程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此布告为梁启超所草，见《盾鼻集》）所以现在新旧约法的争议，实际上还含有一个国会恢复的问题。但是南方恢复国会的主张，也不过适应当时情势，若就理论上说，也有很难解释的疑问：因为被袁氏所解散的国会，从民国二年四月八日开幕起到民国五年四月八日，已满三年法定期限，众议院的议员应当解职；纵令恢复旧法统，也只应适用旧国会选举法，从新改选；以国会代表民意的原则而论，民意不是经久不变动的，也应该以依旧法改选为合理；但改选须要很久的时期，而此时民党的势力所及还不过西南数省，改选必为北洋军阀势力所操纵，所以坚持恢复旧议员资格之说。概括言之，北方的拥戴黎氏，是为政治上的方便；南方的拥护旧国会，也是为政治上的方便；新旧约法的争议表面上是护法，实际上还是政治上的势力问题。

    从六月七日到六月廿五日，约二十日间，两方面因此问题函电纷驰，莫衷一是。独立各省的首领，对于大局的解决各有单独的意见发表，大略相同，（惟蔡锷对国会问题主张照元年参议院之例，每省由旧国会议员中推五人以上十人以下，集合开会，代行国会职权，不坚持完全恢复旧国会。）最后由军务院岑副抚军长通电声明，以唐抚军长继尧蒸电所开四条为南军一致的主张，代表独立各省最后议决之案。唐氏蒸电所开四条如下：

    一、请黎大总统即日宣言国家根本法，当以国会解散以前所公布者为准。

    二、请召集以前参众院两院议员，速在天津开国会，按法补选副总统，及要求同意任命国务员，组织正式国务院。

    三、请撤退抵御护国军所派遣之北军。

    四、请下令召集军事特别会议，由各省都督或将军、各派代表在沪开会，议决一切善后军事问题。

    又附件：军务院当俟国会同意组织之国务院成立后始撤销。

    黎总统对于前面的主张，当然没有不赞成的。段派则持不能以命令变更法律之说，于二十二日通电，大略谓：三年修改之约法行之已久，今一旦以总统命令宣告废止，复用元年约法，在政府初无成见，恐启后来政府以命令变更法律之渐。经唐绍仪、梁启超、伍廷芳等联名驳复，对于以命令变更法律一点，多方解释，大约谓三年之约法并不成为法律，征诸当前事实更无可疑宣告废止，无变更法律之可言。（其电语中有谓：“如此次我大总统依法继任，政府对内、对外迭经声明所依何法？非根据元年约法规定程序所衍生之大总统选举法耶？使三年约法而为法也，一法不容两存，则被该法所废止之大总统选举法定当非法，云何能依？果尔则何不于六月九日开所谓石室金匮以别求元首？夫我大总统正位，而国内外共仰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又如我公今所长之机关为国务院，国务院者，元年约法上之机关，三年约法所未尝有也。三年约法若为法，元年约法定非法，公所长之院何由成立，今发布院令而中外共许为合法者，无他焉，以三年约法之不成为法也。揆诸法理如彼，征诸事实如此，则三年约法之非法，确成铁案。……”）但是段氏仍旧托辞抵难，到二十五日便有李鼎新宣布海军独立的事情发生。

    海军独立的运动，本起于云南首义以前。肇和军舰举事失败以后，中华革命党人对于海军的运动并未停止，不过因刘冠雄的严密防制，未易得手。袁将死时，运动已就成熟，暗中推戴李鼎新为首领，李与军务院驻沪代表唐绍仪、钮永建等已接洽就绪，将发而袁死，便中止发动了。及约法问题争执不决，李鼎新便以海军总司令名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等，集合各巨舰于吴淞口外，发表独立的宣言，谓：“……黎大总统虽已就职，北京政府仍根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宣布，又岂能取信天下餍服人心？今率海军将士于六月二十五日加入护国军，以拥保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冯国璋以淞沪为自己所辖的境地，恐怕海军于己不利，因电促段氏，速求根本解决。段氏至此，也知道非屈服南方不可了，于是到六月二十九日，便有大总统的申令如下：

    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

    又令：

    兹依《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于本年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

    于是黎氏的总统地位确为继任，不是代理了，旧国会也复活了，新旧约法的争议算已解决，附带的便只有正式国务院的组织一个问题。同日，又以总统策令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三十日，发布正式国务员的任命如次：

    外交　　　　唐绍仪

    内务　　　　许世英

    财政　　　　陈锦涛

    司法　　　　张耀曾

    教育　　　　孙洪伊

    农商　　　　张国淦

    交通　　　　汪大燮

    海军　　　　程璧光

    陆军　　　　段祺瑞兼任

    这种组织，在段氏算是表示容纳民党的人才了，但是南方极不满意，唐绍仪、孙洪伊、张耀曾都力辞不就，汪大燮、张国淦因为舆论不欢迎，也自己请辞。后来又改许世英长交通，孙洪伊长内务，范源濂长教育，谷钟秀长农商。唐绍仪则因北洋军阀暗中反对，始终未就，外交一席初由陈锦涛兼署，后改任伍廷芳。到国会开会后，都经同意通过。

    军务院的宣告撤销在七月十四日。南方各首领的原意本要等到正式国务员由国会同意后，才把军务院撤销的；若此则须等到八月一日国会开会以后。因为梁启超急于要和段祺瑞接近，在沪电促各抚军不必一定固持原议；他恐怕驻在军务院中的人士作梗，便运动唐继尧以抚军长的资格，由滇通电撤销，电尾虽由全体抚军署名，实则抚军中有事前未备知的。不过各抚军也知道此时的军务院已无存在的必要，所以也并不否认，但是心中不满于梁启超的，因此奉梁以阴谋家之号；梁派的进步党系与段派北洋军阀再行结合，与旧国民党系再行反目，便于此时见端了。

    二　国会恢复后的党派形势与政潮

    军务院撤销，国会于八月一日开会于北京，各国务员也一一通过于国会，算是第二次的南北统一完成。但是统一的期间不到一年，国会即被第二次解散。在统一的短时期内，政潮的起伏比前此更来得激烈。先就各党派的形势举其梗概，再就政潮发生的各问题以次递述：

    一、党派形势 　在倒袁期内，旧国民、进步两系的人物都站在一条战线上；袁氏一死，便到了梁启超所谓“神奸既伏，人欲横流，而进于演水帘洞、演恶虎村”的时期了。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的进步党人，一面力谋与段祺瑞合作，一面却大倡不党主义，并且在权位的分配上表示不与人争，所以在段祺瑞新组织的内阁中，该系人物仅一范源濂（孙洪伊虽为旧进步党人，现已转为急进派，与该党脱离）。但国会一开，倡不党主义的进步党人首先分组两个团体：一个宪法讨论会（以汤化龙、刘崇佑等为首领人物）；一个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林长民等为首领人物）。“讨论”与“研究”，不知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原来是一个团体的人现在却要分组两个团体，难道这就是不党主义么？后来因为他方的旧国民党人复合，有凌驾一切之势，汤、梁等自己也觉得分立太无意义，又结合起来，不“讨论”，专“研究”了。于是从前的“进步党”，现在变为“研究系”，这便是“研究系”名词的由来。

    在旧国民党的一方面，中华革命党派原来是革命的秘密团体，与普通政党不同，所以不便将名义标举出来；所谓欧事研究会的温和派，有想拥戴岑春煊为首领的，但是不易得多数人的赞同，并且这个名义也不适用，因此连名义也渐就消灭了。但在国会中战斗，非有一种结合不可，于是由张继以旧国民党领袖的资格，暗中纠合往日同志，初仅标一“张寓”，后因对方揭出“讨论”、“研究”等的旗帜来，也便挂出一块招牌，名曰“宪政商榷会”。旧国民党的急进、温和两派，形式上复合为一，不过精神上的结合比从前更薄弱了，内中约分三系：甲、“客庐”系，以张继、王正廷、吴景濂、谷钟秀、张耀曾、彭允彝、欧阳振声等为主要人物（内中复有张继、吴景濂派，王正廷派，张耀曾、谷钟秀派的小区别）；乙、“丙辰俱乐部”系，以林森、居正、田桐等为主要人物（可代表中华革命党派）；丙、“鞱园”系，以旧进步党人的孙洪伊、丁世峄、温世霖等为主要人物。内容如是复杂，所以它的议员人数虽多，战斗的阵容和精神反不及对方的研究系。研究系一经成立，便能长时间保持其形势，宪法商榷会后来复由三系裂为四派：谷钟秀、张耀曾等脱离“客庐”系而组织“政学会”为一派；商榷会改为“益友社”为一派；“丙辰俱乐部”与“鞱园”合组“民友”为一派；王正廷、褚辅成等又由“益友社”中分出，组织“政余俱乐部”为一派。请为略图如下：

    国会恢复后政党变化略图

    除了上述的党派以外，还有许多小游离团体，名目繁多，或附于研究系，或附于商榷会系，或为段祺瑞的御用品，游离无定也不十分重要，此处无容列举。

    上面所说的，都是国会内的党派分野；至于在国会以外，民国元二年间的重要政党大都在各省设有支部，现在则无论何党，大都没有在各省设有支部的（惟中华革命党尚有支部存在海外），这是与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个大差别。但是他们对于各省的地盘并不是不注意了，不过他们现在所注意的全集在督军、省长身上（在七月六日，已由中央命令将各省督理军务长官一律改称督军，巡按使一律改称省长，重新任命）。所以，督军、省长的分配，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帝制战争的结果，除了滇、黔、粤、桂四省以外，只有川、湘两省脱去了北洋系的宰制。（浙江本已脱去北洋系的势力，但至六年一月因内部发生变故，吕公望站不稳，段氏乘间任用杨善德督浙，浙省遂入北洋系。）段祺瑞七月初重新任命各省督军、省长，对于川、湘、粤、桂等省想用一种牵制离间手段，使他们自相猜忌，以便乘间宰制。（命陈宦督湘，陈未到任以前，由陆荣廷署任；命陆荣廷督粤，陆未到任以前，由龙济光暂署；命陈炳焜督桂，以罗佩金为桂省长。都是他的牵制政策，然皆未能成为事实。对于川省，初以蔡锷为督军兼省长，蔡因病辞职后，以罗佩金署川督，戴戡为会办军务，已有酿成连鸡之势，加以刘存厚对于客军的嫉视，段氏一面令罗督裁抑川军，一方面又挑拨刘存厚以抗罗，于是川乱遂成。对于湘省，因陈宦督湘，以事未能实现，乃命吴光新率兵驻岳州以威胁之。后复乘川乱令吴光新入川。综计段氏对于西南各省始终不出挑拨、抑制政策。）但除于川省的离间政策发生一种效果外（离间虽发生效果，终未落入北洋之手），余均未入北洋系的圈套。不过西南六省虽未落入北洋系的圈套，形势却很散漫；大概各督各图自己的好处，对于国会中的党派分野，也只以利害的同异为左右袒的标准。倒是在北洋系范围以内的各省，发生了一种团体的结合。这种结合最初发动于张勋，由倪嗣冲助成，段祺瑞的亲信人徐树铮暗中利用之。当南京会议解决后，张勋派人邀请北方各省与会的代表集会于徐州；六月九日，在徐州开会，张勋主席，提出会议纲要十项，其最注意的：（一）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之一般暴烈分子参与政权；（二）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三）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其他各项不备记）。各代表大都赞同，并主张设一固定的联合机关，公推一资望隆重之人为领袖。这便是所谓徐州会议的发端。国会开会后，段派人士徐树铮等，暗中与倪嗣冲及张勋代表万绳栻等秘密往还磋商，愿奉张勋为首领，令各省区复派代表集会于徐州。到九月二一日，便有所谓“省区联合会”出现。加入此会的，初为九省，后增至十三省（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福建，并粤省琼崖的龙济光，故有称广东亦在内者），并制定联合会章程十二条：子、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丑、本团体为防止暴乱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藉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寅、本团体为维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卯、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事经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辰、本团体公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生，应行主持争执。不及往返电商者，径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电告。巳、略。午、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为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府有非理之要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未、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制服之。申至亥均略。这种省区联合会的组织，可算是北洋军阀图势力保存的自觉；因为袁氏死了，他们自己知道失去了统一的头脑，形势日趋散漫，非有一种团体的结合，不足以抵抗民党的新势力，不过他们的团体也只有一种形式，精神上也是同床异梦的；（倪嗣冲一派是借此拥护段祺瑞，张勋是借此作复辟的基础，冯国璋[他也有代表在会]是借此谋总统的地位。）但是对于国会，却有一种威吓的势力。

    上面所说的，是在国会以外，各省武力派的形势。至于总统府和国务院，也有可注意的几点：（一）国务院是混合的，含有研究系（范源濂）和宪政商榷会的左右两系（左为孙洪伊，右为谷钟秀、张耀曾），而徐树铮以一国务院秘书长的地位，替段氏高张北洋军阀之焰；（二）总统府以丁世峄为秘书长，不满于段、徐的跋扈，常与段、徐立于对抗的地位，因此总统府倾于国会中的“商榷会”系。这是府院方面的派别形势。

    在上面所述各方的党派形势中，产生宪法问题的争议、府院的争议、督军的示威，到对德绝交案发生时，便掀起北洋军阀威压国会的大波澜来。

    二、政潮的演进 　此次大政潮的掀起，当时颇有责备民党操之过激的；其实首先向民党挑战的还是北洋军阀。段内阁的外交总长唐绍仪，起初并非绝对不肯就职，唐氏由沪北上时，北洋军人便通电反对（由张勋出名）；唐氏抵津，复假直隶绅民的名义，散发诋毁唐氏的传单。唐因此愤而辞职。这是北洋军阀向民党宣战的第一声。段阁成立后，内务总长孙洪伊在第一次阁议中，便和国务员秘书长徐树铮发生牴牾。（秘书长在内阁会议本无发言权，徐树铮竟在阁议时，对于广东李烈钧与龙济光之战争，主张电令闽、粤、湘、赣四省会剿李烈钧，孙洪伊主张去电和解，阁议皆以和解为宜，亦并未制止徐之发言。徐氏竟将会剿李氏电擅行发出，及四省覆电到院，孙因面斥徐之荒唐，徐犹强执，因此恨孙刺骨，是为孙、徐交恶之始。）段氏的专擅行为和后来所谓府院的恶感，都是由徐树铮的跋扈骄恣所酿成。孙氏站在内务总长的地位，对于各省长位置的变动当然有权；省长的配置与各党派势力的伸张，有密切关系；而徐树铮往往倚仗段氏总理的地位，专擅无忌，孙氏当然不肯放让，因此孙、徐之间势成水火，到十一月二十日，竟以总统命令将孙氏免职。（孙曾免去内务部司长祝书元等之职，祝等控孙违法，孙之免职与“免祝案”有关。）这是北洋军阀向民党挑战的第二炮。在国会里面，研究系主张拥段，可算是段氏的羽党，商榷会的右翼因为谷钟秀、张耀曾两总长的关系，也倾于维持段阁；左翼则以北洋军阀跋扈太甚，主张倒段；这是两派对于内阁的态度。关于宪法问题，两派有几个重要争点：甲、研究系主张修改草案上的两院制而采用一院制（万一必采两院制，对于上院的组织须变更）；商榷会的大多数则坚决维持草案上的两院制。乙、研究系主张省制须以普通法律定之，万不可参入宪法中，并且反对省长民选；商榷会则主张非在宪法上把省制大纲规定不可，并且主张省长民选。（其他关于国会解散、国务员信任等问题，亦有不同的主张，但不如上二事之重要。）国会开会后，从九月十五日起开始审议党草，因为省制入宪的问题，发生有名的斗殴案。事后研究系通电各省督军攻击敌党议员，（对方因研究系通电督军，亦通电全国以相抗。）因此启督军团干宪之端。到二一日，北京便发现所谓“宪法促成会”（由北洋军阀暗中主持而成）；这种促成会发现，便是北洋军阀向国会下警告的。总统府和国务院，也渐渐发生了暗潮；其原因也是段氏过信徐树铮，以国务总理负责为口实，事事不令总统府与闻其实，但令盖印画诺。原来丁世峄所以入为府秘书长，就是因为黎总统人太忠厚，恐其为北洋派所挟制，想以秘书长的地位辅黎之不足；看到徐树铮的跋扈行为，委实不能忍耐，因此遇事也就不肯随便画诺。（丁世峄后来辞秘书长职，发表辞职书，有云：“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严家炽未经阁议[财政总长亦声明未与闻]，而必以立时盖印为满意……国务总理，恒匝旬不一晤总统，惟见有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务省早经奏明日皇，而我大总统至时尚未尽知其事。内阁与章公使来往十余电报未一呈阅……”观此可见段、徐之专擅。他们所以如此专擅，就是误解责任内阁，以为责任内阁制之元首本是偶像，不知元首虽不积极负责任，对于重要国务亦有相当的权能也。）到十二月后旬，便有所谓二十二省军民长官忠告总统、总理、国会的联电（电由冯国璋领衔），电中大略说：总统宜信任总理，兼持大政，国会宜早定宪法，勿干涉行政。这个联电，便是督军团威吓总统和国会的先声。

    上面所述，都是五年秋冬间的情形，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内阁自孙洪伊免职后，政府初提任可澄，继提张国淦（都是从前附于进步党的官僚），皆被国会否决；于六年一月一日，乃任命范源濂兼署。（因各派皆欲取得，争持不相下，故以兼署了事。）一月五日，梁启超抵京，（梁由沪赴京，历访冯国璋、张勋，有所接洽。）外间喧传梁氏到京后，政局将有大变动，国会或竟解散，其实都是反对党神经过敏的揣测。平心而论，梁氏此时虽很与段氏接近，还是站有尽力调和的地位，不过他对于宪法主张上院的组织宜变更，省制不入宪；还有一点招忌的地方，就是他常常宣言不入政途，将从事教育事业，却常常和段氏等以声气相呼应，好像要作段政府的后台老板一样，所以反对党处处以疑忌的眼光对之。（梁氏招反对党的嫉视由军务院撤销问题起，前节已言之。）但是他并不能转移段派军阀的行动。一月九日，张勋、倪嗣冲、靳云鹏、徐树铮等又在徐州开省区联合会，谋对付总统、国会了。（冯国璋在南京开寿筵，各省因派代表祝寿，张勋等乘机邀往徐州开联合会。）到二月初旬，对德潜艇战策的抗议事件发生，（德国宣布于二月一日起以潜艇封锁海上，美德绝交，中国接到美国的通牒，亦于二月九日提出抗议。）便促起国内的大风潮来。

    对德提出抗议在二月九日，正式宣告绝交在三月十四日；到五月七日，始将对德宣战案提出于国会；十日，便有公民团包围众议院、殴辱议员的事件。由二月初到五月中的长时间，对德外交问题算是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同此时间内，在国会里面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宪法会议的二读会。（宪法二读会于一月二十六日开始至国会二次解散时尚未终了。）在宪法二读会中，研究系的主张大部分皆失败，因此痛恨已极。关于对德宣战问题，情形极复杂：由抗议到绝交的期间内，第一，黎总统、冯副总统（冯国璋于五年十月当选为副总统）及大部分的督军皆反对加入协约国（冯于二月十二日、十七日两次电政府持反对态度，各督军亦持反对态度），国务员中也有怀疑的；第二，在野名流孙中山、唐绍仪及各商民团体，也皆反对加入（中山于三月八日电政府反对，唐绍仪于三月十日电政府反对），惟梁启超则极端鼓吹加入；第三，在国会中，研究系皆从其领袖梁氏之主张，旧国民党系（即商榷会系）的丙辰俱乐部派极端反对（马君武在三月八日并提出质问书谓：梁启超干涉外交，陷中国于危险地位，请政府注意），益友社派（以张继为中坚）及政学会派则皆赞成。但在此时，赞成、反对的两方面都是在国家的利害上打算，并非牵于平时的党见，所以在三月十日国务员全体出席两院，报告外交方针，众议院即日投票表决通过（赞成者三三一票，反对者八二票），参议院亦于次日投票通过（赞成者一五八票，反对者七二票）。十日，德国驻京公使送到德政府的答复者，十四日，便正式宣布绝交。在未宣布绝交以前，段总理和黎总统发生一次大冲突：三月三日，段总理与各国务员同往总统府，提出一件训令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要求总统签印拍发，电中的大意是要他转告日本政府，“中国政府已决定对德绝交，所有中国之希望条件：一、庚子赔款，德奥方面永远撤销，协约方面缓还十年；二、现行进口税，实抽百分之五，改正货价后，实抽七分五，裁厘后抽十二分五；三、解除《辛丑条约》中国于天津周围二十里内不得驻兵，并解除各国驻兵使馆及京津铁路之约束：凡此三端，以深信日本政府对于中国友好之诚意，请求援助”云云，黎总统因为问题重大，此时尚未取得国会同意，不宜便向外国发表，所以反对将此电发出。段氏便愤然地说：“总统既以内阁所为为不合，无妨另简贤能。”午后，即辞职往天津。所谓府院的冲突至此便大爆发。后经冯国璋（冯于前月入京）往津调解，附以总统不干涉对德外交并驱逐府秘书长的条件，段氏方再返京任职（致章公使电于段返京后总统照发）。但是黎、段间的感情上，已留着一条很深的裂痕。

    对德外交的大方针既已通过国会，宣布绝交后应当不致发生大问题了。但是一部分持反对态度的人仍旧反对，在野名流赞成和反对的两派仍旧不一致。参议院议员章士钊因主张增设不管部的国务员，将在野各派的领袖一体罗致，既可调和各派的感情，又可统一对外的意见；但是不为当局所采纳，仅在国务院组织一个国际政务评议会，由总理聘请各派人士为评议员，而各派所谓第一流领袖仍不在内。梁启超于三月二十六日致函评议会，主张速向德奥宣战，地方各团体对于梁函多加反驳；冯国璋回到南京后于四月八日致电政府，仍旧反对参战（冯谓前在京赞成绝交，实为调和府院意见，对德奥宣战则不赞同）。国际政务评议会意见也不一致；在朝在野的要人，始终主张参战的，可说只有段总理和梁氏二人为最坚决。梁是想学意大利的加富尔加入克里米亚战役，藉以增高在国际上的地位；段则早与日本军阀秘密勾结（由张宗祥、陆宗舆等作引线），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里去了，他一方面未尝不想倚赖日本的赞助，改善国际地位（这是与虎谋皮），一方面还是想取得日本的金钱和军械，坚固北洋派的实力，以制服国内的反对党。梁氏固不明白段氏的真意思，就是段派的督军也多有不知道段氏的秘密，所以对于参战也有怀疑的。段因决计召集各省督军来京开军事会议，一面统一督军团体的意见，一面可以威压国会。到四月二十五日，各督军在京开会了，到会的督军七人、督统二人、省长二人、代表十六人（非北洋系的督军大抵皆只派代表），段自为主席；段氏将参战的秘密预先告知他的徒党，结果皆赞成参战表决签名。五月三日，督军团公宴议员，替段氏疏通参战案；七日，参战案提出于国会；八日，众议院开秘密会，国务员全体出席，报告参战案，表决交全体委员会审查。假使北洋军阀不用过激手段，参战案当然可以平安通过，因为国会里面对于参战案持反对态度的本只有极左翼的丙辰俱乐部一派，研究系自然赞成，政学会派和益友社派也是赞成的（政学会由谷、张主持，益友社由张继主持）。但是那些军阀的要人生恐目的不能达到，要祖述民国二年选举总统的惯技，用威迫国会的手段；到十日众议院开会时，忽有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共约三千余人，由陆军部人员指挥（傅良佐、靳云鹏到场指挥，为当时人所目见），包围众议院殴辱议员多人，并声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才解散。众议院因此愤激，停止会议。国务员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伍廷芳等相率提出辞职呈文（陈锦涛早受交通系陷害去职，许世英也因事免职了），范源濂后来也提出辞呈；于是内阁只剩了段氏一人。段氏自己也知道弄巧成拙，不能收拾，于十二日拟具辞职书，将要提出，忽被左右阻止，决计与国会硬抗，再三咨催国会速议宣战案，对于围扰国会的责任问题，置诸若有若无之间。国会的极左翼本不满于段氏，自此风潮发生，除了研究系一派以外，大多数皆主张倒段。到十八日，北洋系与日本军阀勾结的秘密，又被北京英文《京报》发露；（是日，英文《京报》载，段氏由陆宗舆、曹汝霖议借日款一万万元，由日人代行整理三兵工厂，并请日本军官练兵，日田中参谋来华，与此事有关[田氏时已到华]。该报主笔为陈友仁；次日，因此新闻，陈友仁被段政府捕去。）国会大多数更不信任段氏了；十九日，众议院开会议决：现内阁仅余段总理一人，不能行责任内阁之实，本院对于此种重大外交案件，应候内阁改组后再议（意思就是参战案是可以通过的，但段非去职不可）。督军团知道国会无可挽回，决意破毁国会；但此次事件咎不在国会，无可措辞。研究系因为关于宪法的主张失败，积愤既深，看此形势，段氏又难于维持，也决计利用督军团来改造国会；因煽动督军团，假宪法草案议决的条文不适国情为口实，呈请政府解散国会。黎总统招孟恩远、王占元入府，告以约法上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解决时局的办法惟有请段总理辞职。督军团知道黎总统已站在国会的方面，相率出京，往天津、徐州等处会议去了。到五月二十三日，黎总统以国务员伍廷芳副署的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即以伍氏代理国务总理。随即督军团宣告反叛，国会第二次解散，张勋便演出复辟的滑稽剧来。

    三　国会第二次解散、张勋复辟与段祺瑞的再起

    复辟的滑稽剧，虽然是由对德宣战案引导出来的，但是它的伏线甚远。在袁氏称帝前，由宋育仁、劳乃宣等发动一次失败后，到帝制战争正烈时，康有为又跃跃欲动了。护国军在云南发动后，对于袁氏，全国一致反对，康有为也反对。（康氏曾发表两通致袁氏的书，备极讥讽。）但康氏一面反对袁氏称帝，一面却主张复辟。梁启超将往广西时，使人告知康氏，康氏便有所表示。梁启超《从军日记》云：“两月来，南海以吾凡百专擅，蓄怒既久，今此举（往广西赞助陆荣廷独立之举）而不以告，他日责备，何以堪者？实则吾之专擅，良非得已，事事禀承南海，靡特吾精神上常感不断之痛苦，抑凡今之与我共事者，将皆舍我去矣。难言之隐莫此为甚。虽然，吾终不欲更开罪于长者……使觉顿往谒将意。南海嘉许，固在意中，然有意外者，则正色大声疾呼以主张其平昔之复辟论也。且谓吾辈若不相从，后此恐成敌国。其言甚长而厉，觉顿咋舌，唯唯而已。此等不祥之言本无价值，然正恐有利用之者，劳他日一番收拾也。”袁氏撤销帝制后，康竟公然揭举复辟的主张，发表一篇论说，题为《为国家筹安定策者》。梁启超在广西得到这种消息，也便发表一篇《辟复辟论》教训他的老师。（论文中有“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意思是说他于筹安会发生时，不敢出来为故君请命，等到护国军把帝制打倒了，却想来收渔人之利。）这是康梁两师徒以笔锋相抗的开始。梁氏又恐他的笔锋不足以制服他的老师，再由滇、黔、粤、桂四督出名，发出一道反对复辟的通电说：“国体不许变更，乃国民一致之决心，岂有不许袁贼独许他人之理。……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继尧等即视为蔑弃约法之公敌，罪状与袁贼同，讨之与袁贼等。”此电出后，复辟论才销声匿迹了。张勋此时想必早与康氏通声气，不过因为袁氏疑忌他、防备他，所以他不敢有何举动。及到冯国璋发起南京会议，他便想利用这个机会以见好袁氏，取得袁氏的信用，暗中布置复辟的基础。不幸袁氏死了，南京会议消灭了，他便勾诱南京会议的代表往徐州去，作成前节所述的省区联合会，表面是巩固北洋团体，实际只是造成复辟的根基。所以张勋复辟的伏线，实在来得很远，埋伏得很久了，只等机会一到就要爆发的。段祺瑞免职，机会便到了。

    段祺瑞于免职的那天，发出一道含有教唆意味的通电说：“本日总统府秘书传出大总统命令，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免去本职，外交总长伍廷芳着暂行代理国务总理，此令；又令陆军次长张士钰代理部务，此令；又特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此令等因：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特此布告。国务总理段祺瑞漾印。”这个电报，无异于教导督军团起兵反抗。黎总统于免段后，提出李经羲任国务总理，两院通过（二十五日提出，二十六日通过），并拟任王士珍任陆军总长，王并通电允接受。（王在参陆办公处，劝导各现役军官，谓“北洋系”三字非美名，宜忘派别，卫国家。）到二十九日，倪嗣冲首先通电宣告脱离中央关系；相继宣告独立的有奉督张作霖、鲁督张怀芝、闽督李厚基、豫督赵倜、浙督杨善德、陕督陈树藩、直督曹锟，共计八省。但是张勋（时为皖督，倪嗣冲时为皖省长）却没有宣告独立的通电，而用十三省省区联合会的名义，电请黎总统退职，这是他举动不同的处所。还有长江流域的三督冯国璋、李纯、王占元，也不曾和他们共同行动。黎总统此次为何敢于下令免段，大概有下面几种原因：一、他以为段派的督军未必敢公然作乱；二、直、皖两系的名称此刻虽然尚未成立，但是直系的军官已有与段氏不合作的暗示，（孙洪伊为直隶人，孙在京时常与直籍军官以同乡感情相款洽，暗中即有联直制皖的意味，所以直皖分派的根基即伏于此，但尚未显明耳。）以为段派督军纵敢作乱，直隶派的军人必能牵制之；三、王士珍是北洋派的前辈，与段祺瑞资格相等，纵然直隶派的军人不能制伏段派，王士珍必能指挥之。谁知王士珍竟没有一点力量，直派的督军除了长江三督不曾加入独立外，曹锟也公然宣告独立了。倪嗣冲于宣告独立后，便在蚌埠扣留车辆（倪以省长驻蚌，张勋则驻徐州），与奉、鲁、豫有共同进兵北京之势。他们称兵的理由，就是：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据国会，勾通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兵力驱逐之。黎总统电请徐世昌从中调和，徐谓国会若不解散，调和无从着手；黎又电请梁启超来京调处，梁以“退处海滨，与世暂绝”答复之；汤化龙则辞去众议院议长之职，研究系的议员都相率不出席，使国会开不成会，并有许多提出辞职书的；李经羲的总理虽经国会通过，被督军团阻止，不敢就任；黎总统至此，完全没有办法。到六月二日，李盛铎由徐到京，向黎传达张勋的话，说：“总统若令我入京，愿任调停。”黎氏固知道张勋不是段派的真正同志，他又是省区联合会的领袖，他果肯出来调停必能有效，于是想倚张以自保，即令李盛铎赴徐往迎。此时段派的军人群集于天津，想在天津组织政府，举徐世昌为大元帅，并与研究系的要人联络，要他们加入。徐世昌不赞成，并且外国人也有不许他们在天津设立机关的表示，因此他们内部颇有龃龉。值张勋率兵由徐入京经过天津的时候，他们便利用张勋作刽子手，怂恿他入京开刀。张氏虽然主张解散国会，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复辟；段派表示允可。（张勋微电有云：“芝老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勋到京后，复派代表来商，芝老仍谓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张氏仍逗留天津不即进京，不过他的军队已陆续到了北京了，因电令黎总统从速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调停之责。黎氏起初坚不肯从，因为以解散国会向黎氏建议的，四面包围，黎氏便不能自主了。但是解散命令却没有人肯副署，伍廷芳固然未肯，新任的总理李经羲也不肯（李氏一面想作总理，促黎速下解散国会令，一面却以尚未就总理之职为理由，拒绝副署）；张勋在津大发威风，说：“这种命令，要副署何用，只管从速发布。”到六月十三日，竟用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的名义副署，发布国会解散令。这是国会第二次解散的经过。次日，张勋偕李经羲到京；到二十八日，康有为也剃去胡须，秘密到了北京，住在张勋的私宅里，于是复辟的活剧要开幕了。

    张勋于六月十四日到北京，七月一日才宣告复辟，因为布置也要些时间，所以有此半个月的犹豫时期。在此半月内，李经羲作了一番总理的好梦，国会解散后，各叛督果然相继取消独立，并且有向中央谢兵谏之罪的。李经羲以为可以安然作国务总理了。但是各叛督因为李氏从前不肯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多通电反对李氏组阁；李氏倚靠张勋的势力，以为有了辫帅保护，反对也不大要紧；到二十四日，正式就国务总理之职，并要求王士珍任陆军总长。张勋对于李氏组阁的问题也不干涉，一面添招新军，一面进谒清废帝，和清室遗老秘密协商。随派梁鼎芬、王士珍、江朝宗等向黎元洪说明复辟的必要，请其奉还大政。黎元洪此时才知张辫帅调停的用意，虽然拒绝其请，但已引虎入室，不能抵抗了。到七月一日，张氏便假冯国璋、陆荣廷等的名义，奏请准许黎元洪奉还大政，拥溥仪而出，宣告复辟。同日颁下许多上谕，改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封黎元洪为一等公爵，任命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各省督军皆改为巡抚，位置大概仍旧，徐世昌、王士珍也有任用（徐为弼德院院长，王为参谋部大臣），独有段祺瑞全无位置。康有为虽想作张勋的后台老板，他的意见，张勋竟不能容纳，白白他作了许多的古文诏旨，一篇也没有采用；（康氏所拟的诏旨，有《复辟登极诏》、《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诏》、《召集国会诏》、《保护各教诏》、《免拜跪诏》、《免避讳诏》、《合新旧诏》、《亲贵不许干政诏》。其第一篇登极诏首先辩明满族也是黄帝的后裔，意在融和种族情感，其他各诏都是发挥他维新的意旨，但是一篇皆未采用，直到复辟失败后逃匿外国公使馆，日本公使求他的墨宝，他便用楷书把他所拟的诏稿写了，送给日本公使，后由时报馆记者探知抄出，登在《时报》上。）他要免拜跪礼，张勋是喜欢磕响头的，就此一点，便不相容，只得叫苦连天；不到几日，便宣言要剃度出家去了。黎元洪乘间逃入日本公使馆，秘派丁槐南下，将大小印信送交副总统冯国璋，谋匡复。各省督军及各要人得到复辟的消息，一律通电声罪致讨，竟没有一个人援助张勋。北洋派的军队，因为皆在北京附近，所以易于进攻；张绍曾、冯玉祥、曹锟、李长泰等首先发动；段祺瑞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于七月五日亲往马厂誓师，设总司令部于天津。得冯玉祥、李长泰等的奋战，于十二日进逼北京，张勋逃往荷兰公使馆，以外的主要人物一律逃匿，段祺瑞于十四日到北京。综计复辟的时间，还不满半个月，就宣告闭幕了。

    张勋所有的辫子军队，大约不过两万人内外，还有一大部分留在徐州（复辟战争中哗变溃散），为何敢于行此大事？可见他原先与段派军阀早有默契。谁知是一场大骗局：黎元洪受直籍军人的骗而免段氏（替冯国璋造成取得总统位置的机会）；张勋受段派军人的骗而实行复辟（替段氏造成恢复政权的机会）。张氏的受骗，和黎氏的受骗是一样的，所以张氏当段派声罪致讨时，通电反驳他们，说：“……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戴冲人，辄即反对复辟，或实行攻战，或电文诮骂。……若谓拥护共和，何以必摧残国会……如以王公之位，未获宠封……故不甘于为丛驱爵，而为逐鹿中原，则并不为大局绸缪，纯为利权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若必激浪扬沙，翻云覆雨，深恐九州鼎沸，无以奠宁。……”失败后又通电说：“……已获巨罪，人庆大勋，恨当世无直道，怨民国鲜公刑。”其弦外之音，很可表示落入圈套的愤恨情感。

    复辟的活剧闭了幕，段派和研究系的得意时期到了。段祺瑞在七月五日誓师讨逆的时候，曾发出一道通电，说：“本日由国务院参议，赍到本月二日大总统令：‘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此令’等因，时危势迫，义不敢辞，祺瑞遵即就职。”到七月六日又有一道总统的命令，其文如下：“国务总理李经羲呈请辞职，李经羲准免国务总理本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此令。”下面有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范源濂的副署。反段派因有怀疑段氏的取得总理，是由于段氏和研究系的作伪而来的。不然，何以有两道重复的命令呢？但当时各报上确曾揭载一道黎总统致冯副总统的冬电：“……元洪不德……既不能执行职权，民国势将中断，我公同受国民重托，应请依照约法……代行大总统职权。自前交通梗绝，印绶赍送，深虞艰阻，现己任命段芝泉为国务总理，并令暂行摄护，设法转呈。……”然则段氏二日发表的任命令并非伪造，不过此令中所谓“交通梗绝，印绶赍送，深虞艰阻……并令暂行摄护，设法转呈”，彷佛是把总统印信令人送交段氏设法转呈的，丁槐为何又将印信携带南下呢？（后来段氏令卢永祥逮捕丁槐，羁押军署。）因此反段派对于黎氏致冯的冬电，都疑它是由段派窜改或伪造的。所以段氏虽然在事实上取得了国务总理，这个国务总理的来由实在是一个疑问，至今还不能查出它的内幕。现在对于它的真实内幕也不必深考，不过就段氏自己的立场和他在前次免职时发出的漾电而言，颇有点不好意思，免职时说：“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因为那道命令是伍廷芳副署的；现在任职的命令是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范源濂副署的，也不曾经总理副署，为何便发生效力呢？只好说是因为“时危势迫”，从权接收罢了。北京未收复前，冯国璋于七日在南京宣告就代理大总统职，电请各要人赴宁组织政府；段氏也在这一天商请将政府移设天津，次日，便在天津设国务院临时办事处。十四日，段氏到了北京；十五日，便赴国务院视事。研究系的要人还在复辟未宣告时早与段派联合一气，段氏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已入段氏幕府；汤化龙则和张国淦、叶恭绰、张志潭附随段氏，同段入京。到十七日，段氏发表阁员如下：

    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

    外交汪大燮　　　　内务汤化龙　　　　财政梁启超

    司法林长民　　　　农商张国淦　　　　教育范源濂

    交通曹汝霖　　　　海军刘冠雄

    可算是段派军阀，与研究系、新交通系的联合内阁。黎元洪于段氏到京后，因段氏的劝诱，由外国公使馆区域回居私宅，通电宣告此后不再与闻政事，推冯副总统继任大总统，（黎在私宅遇刺，欲避居天津，段氏恐其南下，藉口保护，不许离京，后得汤化龙担保无他，始允其离京。）冯氏因为不愿将南京的地盘授诸他人，想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基本势力，免得后来孤立受段派的压迫，蹈黎氏的覆辙；所以一面谦让，请黎复职，一面暗中与中央接洽苏督的后继人选；直到接洽已妥，才于八月一日到京任职。（冯到京后数日，即发表调赣督李纯督苏、陈光远督赣，与鄂督王占元联结为一，成为直系基本势力。）于是北洋军阀的两首领，研究系的诸领袖各得其所，要施展他们的救国大计了。不过还有许多失所的人，不许他们的救国大计安流平行的进展，又将奈何呢？

    四　南北分裂————护法战争的开始

    段氏新政府成立后，当前最切要的问题，一个是对外的参战问题，一个是对内的国会改造问题。国会改造的问题，本是因为急于要参战才引出来的；但是现在参战问题的重要却把它放在第二位去了。因为段氏的私意，本是假对外以制内的，对外则“宣而不战”，对内则“战而不宣”，成为当时奇妙的话柄。（段阁成立后，至八月十四日始正式对德奥宣战，而动员派兵入湘则在七月后旬，时湘中尚无乱事。）段内阁成立的那天，便由研究系要人献策，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孙中山因此率领海军往广东，组织军政府，树立护法的旗帜，从此成为南北对立之局。

    研究系要人梁启超、汤化龙等主张改造国会的理由是：“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亡，今国家新造，应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在北洋军阀方面，旧国会是他们的眼中钉，既已把它拔去了，断不容它再行存在，对于上述改造的方法当然赞成。不过在理论上很难说得过去：第一，要问他们国务员的地位是何从取得的？冯国璋的大总统位置又何从取得？若说中华民国已为张勋灭亡，现在的民国是他们新造的，他们应该赤裸裸的宣告现在的政府是新造的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的任命，便不必借重黎总统的命令和范总长的副署；冯氏的取得大总统，也不必借重旧约法上继任的规定。一方面对于自己地位的取得，既要缘饰法理，借重旧约法；一方面又说民国已亡，现在是新造的国家，是所谓“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第二，张勋复辟的期间通共不满半个月，洪宪称帝的期间超过复辟的期间数倍（国会的毁坏，在袁氏专政的期间内则更长），若说复辟期内民国已经灭亡，则在洪宪期内是不是灭亡的第一次？第一次灭亡恢复之后，为何不照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偏要恢复已经满了法定期限的旧国会？若说前此恢复旧国会，是因为袁氏的解散国会不合法，黎氏的解散国会又岂合法么？这是纯就他们所持的理论而言。其实这种理论的站不住脚，他们也并不是不知道；他们认定旧国会分子太坏，非加以改造不可，而改造又无别法，所以借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作掩护的工具。平心而论，当时的国会也很有可以指摘的处所：开会的期间将近一年，专闹意气，对于现成的宪法草案，二读尚不能告竣，并且尚有一部分未经过审议的程序，这是一般国人所不满的。但这不单是哪一派议员的责任，研究系的议员也应该共同负责。极左派的议员，对于研究系合理的主张不能容纳，固未免有过当之处，研究系勾通军阀以威胁本身所托命的机关，藉以制服敌党，尤为越出政治常轨的举动。总之，旧国会分子的不良虽属事实，而改造的方法实在太不合理。当时颇有采调停主义的人，说旧国会既已两次试验失败，而法统又不宜破毁，最好是依照现行的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重新改选，诉之于选民，若召集临时参议院则太无根据。但是此说非徒左派的人士不能承认，便是研究系也绝对不肯赞同；他们以为旧国会之坏就是坏于组织法，在宪法会议里面，两方所争持不肯放让的国会组织问题，为最重要问题之一；现在旧国会既已解散，还不趁此根本改造，则前此煽动督军团的干涉为无意义。故在研究系召集临时参议院的主张，是因为要贯彻改造国会的目的，与煽动督军团干宪的目的前后是一致的，谁知这个问题是一具不能开的死锁。后来国会虽然被他们在北方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踞；安福系的骄横恶劣，竟超过他们所目为暴徒的无数倍；而南方又始终不承认他们的改造，遂演成长时期的纷争惨剧。

    南方的领袖及西南各督，对于国会拥护的表示，本来很早。在督军团干宪时，孙中山、岑春煊、唐绍仪等，便电请黎总统“维持约法，以固民国基础”；滇督唐继尧也有“继尧庸愚，惟知效忠民国，如有破坏国会，危及元首者，义不共戴”的电文。及倪嗣冲等相率宣告独立，南方各要人又纷纷声讨。（李烈钧、张开儒则在粤电请出兵，惟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则电冯副总统领衔通电解纷。）国会解散令下，粤桂两督便通电暂行自主，说：“国会非法解散，所有私意改造不依法定手续成立之政府，万不能承认。”复辟乱起，西南各方纷请出师讨贼，段祺瑞因为要独冒再造民国的功劳，又恐西南各省出兵北向，危及自己的地盘，一面委倪嗣冲、段芝贵等许多有名无实的讨贼司令，一面又通电西南各省，制止他们出兵，说“大局即可解决，各省军队不得擅离原驻地点”，于是更挑起西南各省的愤恨猜忌心。唐继尧对于段氏此电便不承认，约西南各省合力反抗。复辟乱平，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等再三电问冯代总统，对于国会问题如何解决；陆氏并且密电冯氏说：“若不速定国会问题，则荣廷对于西南各省无法调停。”然则陆氏并不是不想调停的。及召集临时参议院之说出，西南各省一致反对，南北分立之局便难于避免了。

    孙中山在复辟乱平之后，率海军南下以前，曾有一通忠告段祺瑞的严正电文如下：

    民国不幸，伪清僭据，足下以马厂誓师，恢复共和，重奠京邑，此盖强虏自亡之会，而亦足下兴复之机。伏念共和帝制，迭相乘除，已历三次。所以起灭无常者，实由是非不定，刑赏无章耳。夫洪宪佐命之臣，宣统复辟之辅，其为帝制罪犯一也。去年洪宪祸首，隐诛未伏；佐命者既得从宽，则复辟者当然无忌。徐州、彰德二次会议（张勋发起徐州会议后，与会各省曾在彰德会议一次），正是足下初任首揆之时，拱手处中，不能锄治，而复奖以勋权，启其骄悍，是以伏戎偏国以有今日。而民间清议，亦谓民国之祸叛督实为先驱。要求宣战之不已，以至殴击议员；殴击议员之不已，以至解散国会；解散国会之不已，以至复建伪清。本为一人保固权位，以召滔天之灾；足下奖成此患，岂得不为追究。文于数月前，曾献忠告，不蒙采纳。至黄陂不得已而下免职令，犹不悛改，悻悻以引起祸乱，不负责任为词。今日因败为胜，功过相抵，天日鉴临，人心共谅。乃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果出黄陂手谕与否，亦未可知。足下当以义师首领自居，岂得以国务总理为号。以免职兴戎，而以复职自贵，狐埋狐搰，皆在一人，岂所谓为国忘身者乎？张勋以愎戾之资，悌然复辟，所统辫兵，素无训练，其势本易与耳；张绍曾等倡谋讨逆，近畿将领不少靖献之人，器械完利，士马精强，扑灭殷顽，易如反掌；徐州余寇，复何足云；而足下必任段芝贵为东路总司令，倪嗣冲为三省总司令。段本洪宪元凶，倪则叛督首领，一蒙驱使，得冒天功以为己利，沮忠正倡义之气，开叛人狡诈之端，岂同明之熊文灿耶？乃又抑止诸军，不容兴师致讨，欲以易成之绩，交与倡乱之人，偏私狭隘，毋乃过甚。丙辰近鉴，贻祸相同，此又足下所宜省者也。文愿足下，上畏民岩，下思补过，作良将以伸正气，讨群叛以塞乱源，诛洪宪佐命以示至公，戮伪主溥仪以惩负约，保国赎愆，孰善于此。若以小腆易败，据为大功，因势乘便，援引帝党，擅据鼎钟，分布爪牙，则西晋八王之相驱除，唐末朱李之相征讨，载在史册，曲直无分。正恐功业易隳，祸败踵至，凡我国民亦不能为辅助矣。以足下天性强毅，本非狐媚之人，甚愿尽忠以告，是非利害，在足下自审之耳。

    这篇电文，是可算段氏的当头棒。但是段氏早已横了心，哪里把它放在眼里。中山也知道他不能听从，及闻召集临时参议院之说，便率领海军南下广东，作护法的倡导。

    海军和革命党是早有渊源的。前次国会的恢复，由于海军独立所促成；此次国会解决后，海军总长程璧光便辞职南下以待形势的发展。中山于七月二十日乘“海琛”军舰抵粤，粤省长朱庆澜及督军陈炳焜开会欢迎。中山宣示招集舰队来粤，以粤为海军根据地，然后请国会议员来粤集会，并请黎总统南下，在粤组织政府。粤省议员及朱省长皆赞成，陈炳焜颇有点不愿意，但前既与桂督宣言两广自主，此时也不便反对。程璧光于二十二日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由吴淞率领全舰队赴粤，并发表护法的宣言（与程、林同行者有唐绍仪、汪兆铭、章太炎等要人）。这便是护法军正式的开幕。

    海军舰队于八月五日，驶入黄埔。国会议员因粤省政府及省议会皆致电欢迎，也在七月下旬陆续赴粤；至八月中，到粤的人数也有了一百五十余人。八月十八日，中山招集各议会在黄埔公宴，即于是日开谈话会，决定在粤开非常会议，次日发表宣言。至二十五日，国会开非常会议，讨论组织政府事；三十日，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依大纲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原欲黎总统南下，因黎不愿再出，故设大元帅）；九月三日，选举孙中山任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中山于九月十日就大元帅职，并于是日依组织大纲选举各部长（依大纲应设六部），交由大元帅任命。其部长名单如下：

    财政唐绍仪

    外交伍廷芳

    内务孙洪伊

    陆军张开儒

    海军程璧光

    交通胡汉民

    南方的军政府，至此便告成立。但是有一点应该注意的，军政府形式上虽然成立了，实际上诸事皆为陆荣廷、陈炳焜等所把持，全不能有所发展，故各部长也多未实行就职任事。因为陆、陈等的声言护法，不过是“项庄舞剑”的意思。假使段祺瑞应付得宜，不是怀着那么狭隘的北洋思想，陆、陈等老早投入他的樊笼里去了；如此，恐怕形式上的军政府都不能在广东立足。陆荣廷在六年三月里曾往北京，与中央政府有所接洽；接洽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两广的势力范围。其注意之点有二：一、以粤督授诸陈炳焜，桂督授诸谭浩明（时陈为桂督，陆为粤督，谭尚无位置），己则别以他项名目，居陈、谭两人之上；二、湘省由湘人治理，两广决不侵犯，但中央对于湘督不可轻易更动。这就是与北洋军阀划定势力范围的意思。（因为湘省是两广的门户，湘督谭延闿是陆荣廷所最佩服而又相信的，谭、陆之间早有默契，彼此皆欲联结以自固。）当时段祺瑞对于陆氏的希望，大约已经表示容纳，所以陆氏出京后，在四月十日便发表陆为两广巡阅使，陈为粤督，谭为桂督。国会解散后，两广宣告暂行自主，一方是因为李烈钧、张开儒在粤慷慨激昂的要出兵北伐，不能不敷衍民党的面子；一方便是向北洋派示威，意思就是北洋派若侵入湖南，两广决不容许。假若段祺瑞在复辟乱定后，不派兵入湘，不更换湘督，陆荣廷必不轻易容许军政府在广东实现。乃段氏误认陆、陈等的示威举动，以为他们真是和民党一致的，于七月后旬即令驻扎保定的一师动员克期赴湘；到八月六日，便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段氏更换湘督时，梁启超初不赞成，就是恐怕惹起陆氏的疑虑。但段派军人想得湘督位置的人很多，段氏亦欲由湘以征服两广，故梁氏的反对无效。起初所拟的湘督并不是傅良佐，因梁氏的进言，才提出傅良佐来，因为傅是湘人，仍与湘人治湘的约束相符，但傅虽为湘人，实为北洋军阀之徒党也。）陆氏因为段既违反从前的默契，侵入湖南，两广受了威吓，不能不为自卫之计，于是容许军政府出现，并为积极援湘的准备。及湘省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在湘南宣告独立，桂军实行援湘，护法的战争逐以开始。（故南方的护法军政府虽由国会问题引出，而实际的护法战争则由北洋军阀夺取湘督而来。）

    五　护法战争中北方冯、段的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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