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

    1月1日

    大街上在卖新年花束。经过斯特拉斯诺伊广场时我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长长的枝条，上面粘着绿色、白色、蓝色和红色的纸花，一直粘到顶端，每个枝丫上粘一种颜色的花。我打算写一写莫斯科的“花”，不仅要写英勇的圣诞玫瑰，也要写商贩们在城里走街串巷时自豪地高高扛着的灯罩上的大蜀葵。然后再写写蛋糕上甜甜的糖萝卜。不过，也有“丰饶角”蛋糕，里面塞满了爆竹糖果或用彩纸包裹的巧克力夹心糖。里拉琴形的蛋糕。旧时青少年读物中的制作糕点甜食的师傅似乎只在莫斯科留存了下来。只有这里有形形色色的拉丝糖。严寒中，舔着糖棍能让人感到获得了补偿。还要说一说天寒地冻赋予此地人的灵感：农民的围巾上用蓝色羊毛缝制的图案就是模仿玻璃窗上的冰花而来。大街上的东西真叫人目不暇接。我发现，透过眼镜店里的那种蓝色眼镜，傍晚的天空会突然染上南方的色彩。还有宽大的雪橇，有三个隔层，摆放着花生仁、榛子和葵花籽（现在，苏联的法令禁止在公共场所嗑葵花籽）。我还看见一个小贩在卖玩具娃娃坐的小雪橇。最后，还看见那些锡制垃圾箱————不允许在马路上乱扔东西。此外，再说说商店的招牌：有个别拉丁文的字样：Café（咖啡馆）、Tailleur（裁缝铺）。每间啤酒屋的招牌上都有“Piwnaja”字样————招牌背景上部边缘的暗绿色渐渐褪成了脏兮兮的黄色。许多商店的招牌都呈直角伸到马路上。————新年的早晨，我在床上赖了很久。赖希没睡懒觉。我们说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话。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将近中午时，我们出了门。那家我们在节假日常去吃饭的地窖餐馆关着门，于是，我们就去了利物浦饭店。这一天特别冷，我很费劲地走着路。吃饭时我坐在一个很不错的角落里，右边是窗户，能看见一座落满雪的院子。现在，我已无酒不成餐了。我们点了些冷食。只可惜菜上得太快，我可真想在那间只摆了几张桌子的、安着木质护墙板的屋子里多坐一会儿啊！饭店里没有一个女人。这令我感到很惬意。在摆脱了对阿丝雅的痛苦的依赖之后，我感到了对宁静的强烈渴望，发现随处都有能满足这一渴望的源泉。当然，众所周知，首要的是吃喝。就连想象我的漫长的归程也令我感到些许的舒坦（只要不像前几天那样为家事而心烦意乱）。设想读一本侦探小说（虽然已很少再读了，但有这样的念头）；每天在疗养院玩多米诺骨牌，有时能以此消解我和阿丝雅的紧张关系。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天我们没有玩多米诺骨牌。我请赖希替我买些橙子，我要送给阿丝雅。我这么做倒并不完全是因为前一天晚上阿丝雅要我第二天给她带些橙子去————我当时甚至拒绝了她————，我是想在顶着严寒匆匆行路的过程中找个机会休息一下。可是，阿丝雅却闷闷不乐地收下了那袋橙子（我没告诉她我在袋子上写了“新年快乐”；她没看到袋子上的字）。晚上在家写作、聊天。赖希开始读我写的那本关于巴洛克的书。

    1月2日

    我的早餐很丰盛。因为午餐没指望，赖希就买了些东西。下午一点，革命剧院为新闻界上演伊列什的剧作《暗杀》。由于错误地估计了观众渴望刺激的心理，该剧被安了个副标题，叫《买支手枪吧》。如此一来，该剧本该富于悬念的结局————即一名白卫军刺客在其暗杀行动被共产党人发觉之时正企图举枪瞄准他们————从一开始就白费了。这出戏里有一幕具有恐怖剧的效果。此外，该剧有巨大的政治理论雄心，因为它要刻画小资产阶级走投无路的困境。然而，该剧缺乏原则、没有把握且无数次向观众抛媚眼的表演却并未体现出这一点。演出甚至令该剧的巨大优势————即由出现在1919年的没落、肮脏、荒芜的奥地利的集中营、咖啡馆和兵营所营造的吸引人的氛围————丧失殆尽。我从未见过如此经不起推敲的舞台空间布置：上台处和下台处一直完全不起作用。倘若一个不懂行的导演试图接手舞台的话，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迈耶霍尔德的舞台会是什么样子的了。剧场满座。甚至还能看到有人盛装出席这一场合。观众呼喊伊列什，他出来谢了幕。天气很冷。我穿着赖希的大衣，因为他考虑到面子想在剧院里显得体面一些。幕间休息时，我们结识了戈罗德茨基及其女儿。下午，在阿丝雅那里，我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政治讨论，赖希也加入了其中。那个乌克兰人和阿丝雅的同屋是一方，阿丝雅和赖希则是另一方。话题还是关于党内的反对派。不过，这场争论没有取得任何谅解，更别说取得一致意见了。根据阿丝雅和赖希的观点，反对派若从党内退出则必然意味着意识形态威望将蒙受损失，而其他人却并不明白这一点。我直到下楼同赖希一起抽烟时才知道他们争论的是什么。这场在五个人（阿丝雅同屋的一个女友也在场）中间用俄语进行的谈话把我晾在了一边，再次使我既沮丧又疲惫。要是他们继续谈下去的话，我决定离开。不过，我们回到楼上后，大家决定去玩多米诺骨牌。我和赖希搭档，对手是阿丝雅和乌克兰人。这是新年过后的星期天，由那位“好”护士负责监管，因此我们在那儿一直待到晚饭后，激烈地玩了好几局。那时，我感觉好极了，那个乌克兰人说他很喜欢我。最终离开后，我们还在一家甜品店喝了些热饮。在住所就我作为自由作家所处的位置问题————在党与职业之外————展开了长谈。赖希对我说的话是对的：我对任何当着我的面说出我所说过的话的人，都以这同样的话来回应。我也坦率地向他解释了这一点。

    1月3日

    我们一早离开住所前往赖希的房东太太所在的工厂。那里有很多东西可看，我们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我先从“列宁角”看起。在一间刷了白色涂料的房间里，后面的墙上拉着红幕布，天花板上垂下红色的镶边，上面挂着金色的流苏。这一红色背景的左侧摆放着列宁的半身石膏塑像，像粉刷过的墙一样白。一套传动装置从旁边生产圣诞树银丝条的车间伸进这间屋子。轮子转动着，皮带穿过墙上的一个洞滑动着。墙上张贴着宣传画和著名革命家的肖像或能简要总结俄国无产阶级历史的图画。1905～1907年这一时期被绘制成了一张大明信片风格的图画，上面相互交织地展现了街垒战、牢房、铁路工人起义、冬宫前的“黑色星期天”等场景。许多宣传画都是反对酗酒的。墙报也是这一主题。按照规划，墙报每月一期，可事实上并没那么频繁。从整体上讲，墙报具有儿童彩色滑稽小报的风格：图画、文章或者诗歌以多样的方式散布其间。不过，墙报的首要任务是记录该厂的集体事务。所以，墙报中会讽刺地记录个别伤风败俗的事情，不过也会记录前一阶段所完成的教育工作，并配以统计图表。墙上张贴的其他一些画是进行卫生保健宣传的：建议用纱网抵御苍蝇，阐明喝牛奶的好处。这里总共有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三班制）。主要产品有：橡皮带、纱筒、细绳、银绦和圣诞树饰品。这样的工厂莫斯科独此一家。不过，其结构与其说是一种“垂直”管理的结果，不如说是工业专门化水平低下的证明。在这同一间屋子里，相距不过数米能看到由机械和手动操作的同一生产过程。右边，一台机器将长线绕到小纱管上；左边，一名女工的手在转动一个大木轮子。两者的过程相同。雇员大都是农妇，其中党员不多。她们不穿制服，连条工作围裙也没有，就那么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像在干家务似的。这些头上包着羊毛头巾的家庭主妇们安静地埋头工作。她们的周围是一幅幅展现机器操作的种种可怕之处的宣传画。画上有一个工人的胳膊卡进了轮辐；另一个工人的膝盖夹在两个活塞中间；还有一个因为喝醉了酒按错了开关而导致了短路。精细的圣诞树饰品的生产完全依赖于手工制作。一个明亮的车间里坐着三个妇女。其中一个将银线剪成一条条短的，从中抓起一把，再用一根从线圈上缓缓放下来的金属丝把它们扎在一起。金属丝穿过她的牙齿就像穿过一道缝隙。然后，她把一把把闪闪发光的银线拉扯成星星的形状，就交给同事，后者再往上粘一只纸蝴蝶、纸鸟或一个圣诞老人。这个车间的另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位妇女，她以类似的方式用银丝条制作十字架，一分钟做一个。我向她转着的轮子弯下腰，看她干活，她忍不住笑了。别的地方在制作银绦。这是为俄罗斯具有异域风情的边远地区制造的产品，做波斯头巾所用的银绦。（楼下生产银丝条：一名男子在用磨石加工丝线。那些金属丝被加工成其原来直径的二百分之一或三百分之一粗细，然后被镀上一层银或其他金属。接着立刻被送往顶楼高温烘干。）————后来，我走过招工大厅。中午，大厅门口摆起了食摊，卖热蛋糕和切片烤肠。从工厂出来我们去找格内丁。他看上去远没有两年前在俄罗斯大使馆我刚认识他的那个晚上那么年轻了。不过，还是很聪明，讨人喜欢。我非常谨慎地回答他的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人普遍都很敏感且格内丁尤其信奉共产主义理念，而且也是因为一种谨慎的表达方式适合于叫人相信这是个必须被认真对待的对话者。格内丁是外交部的中欧事务负责人。他的并非无足轻重的仕途生涯（他已放弃了一个更好的机会）据说与他是P的儿子不无关系。他尤其赞同我所强调的观点，即认为根本不可能将俄国的生活条件同西欧的生活条件进行详细的比较。我去彼得罗夫卡大街申请将居留期延长六周。下午，赖希想独自去阿丝雅那里。于是，我就待在家，吃了点东西，写作。七点左右，赖希回来了。我们一起去迈耶霍尔德剧院，在那里与阿丝雅碰头。对阿丝雅和赖希来讲，当晚的重头戏是赖希要按阿丝雅所愿在讨论中做演讲。结果却没有演讲成。因为，赖希不得不在其他要求参加讨论的与会者的包围下在讲台上忍受了两个多小时。在一张绿色的长桌子旁坐着卢那察尔斯基、“政治教育中央委员会”艺术处处长兼讨论会主席佩尔舍、马雅可夫斯基、安德烈·别利、列维多夫以及其他诸人。剧场第一排坐着迈耶霍尔德本人。休息时，阿丝雅离开了，我送了她一程，反正我一个人也听不懂他们的发言。当我返回时，一位反对派的发言人正言情激烈，煽动人心。然而，尽管剧场大厅里迈耶霍尔德的反对者占据了多数，此人还是没能赢得听众。而当最终迈耶霍尔德本人上台时，欢迎他的是暴风雨般的掌声。不过，不幸的是，他随后对其演说家的气质过于信赖了。话语间流露出一种令所有人反感的敌意。最后，当他质疑一位批评者之所以攻击他只是因为此人当初受雇于迈耶霍尔德剧院期间与老板有分歧时，他彻底失去了人心。他搬出卷宗当救兵，为其剧作中遭人抨击的地方做了一些客观的辩解，但已无济于事了。他还没说完，许多人就已离开了。这时，赖希也已明白没法再干涉了。不等迈耶霍尔德的话结束，他就来到我身边。迈耶霍尔德终于讲完时，掌声寥寥无几。料想接下去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了，我们没等讨论会继续就走了。

    1月4日

    我拜访柯刚的日期到了。可是，尼曼早上打电话通知我下午一点半到卡梅涅娃学院，要去参观克里姆林宫。上午，我待在家。学院里集合了大约五六个人，除我以外看起来都是英国人。接着，我们就在一位不怎么招人喜欢的先生的向导下徒步前往克里姆林宫。走得很快，我费力地跟着。最后，一队人不得不在克里姆林宫的入口处等我。围墙里面首先叫人惊讶的是政府大楼过度整洁的外表。我只能将此与模范城市摩纳哥的所有建筑————一个紧邻统治者的特权阶级的住宅区————给人的印象相比。甚至连建筑物正面粉刷的亮白色或奶黄色都很相似。不过，在摩纳哥，一切都在光与影的变幻中形成鲜明对照，而此地则到处是一片均匀的雪光，色彩从这雪地的光亮中更加平静地凸显出来。此后，当天色渐渐变暗，雪地似乎在不断地延展。在政府大楼闪亮的窗户近旁，塔楼和圆顶耸入夜空：被制服了的纪念碑，它们在胜利者的大门前站岗。在这里，车灯也射出耀眼的光束刺入黑夜。车灯的光线令克里姆林宫里宽阔的骑兵训练场上的马匹惊恐不安。行人在小汽车和不听使唤的马匹中间艰难前行。运雪的雪橇排成长龙，有个别骑马的人。一群群默不作声的乌鸦落在雪地上。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的哨兵站在耀眼的灯光中，身着扎眼的土黄色毛皮大衣。他们头顶上闪烁着指挥出入口交通的红灯。莫斯科所有的颜色在这里，俄罗斯的权力中心，汇聚成一面棱镜。红军俱乐部面朝着这片场地。离开克里姆林宫前，我们走了进去。房间里窗明几净，看起来比其他俱乐部的房间要简朴、整洁。阅览室里有许多象棋桌。由于列宁本人也下象棋，象棋就在俄国获准通行了。墙上挂着一幅木刻浮雕，是一幅轮廓简化了的欧洲地图。地图旁边安着一个手柄，转动这个手柄就会在俄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依次按时间顺序亮起一个个点，那是列宁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过，这个装置不太好使，总是有好几个地方会同时亮起。俱乐部有个借书处。我觉得一张布告很好玩，上面图文并茂地说明了有哪些方法可以使图书免遭污损。另外说一下，此次参观的向导组织得很差。我们好不容易到达克里姆林宫时已将近两点半了，随后，当我们参观完军械库后终于踏进教堂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里面什么也看不清。不过，由于教堂里的窗户又小、安装得又高，无论如何总是需要内部照明的。我们走进了两座大教堂：大天使大教堂和乌斯佩斯基大教堂。后者过去是沙皇加冕的教堂。其内部为数众多却非常局促的空间想必体现了权力的高度克制。由此而必定给那些仪式造成的紧张氛围，如今已很难想象。在教堂里，那位讨厌的参观负责人退到一旁，和蔼的老勤杂工举着蜡烛慢慢地照着一面面墙壁。尽管如此，却很难看清楚什么。那许多外表看起来似乎差不多的画像也无法给外行传递任何信息。不过，还有足够的光线能让人从外面观赏这些美丽的教堂。尤其令我记忆犹新的是雄伟的克里姆林宫里的一处回廊，那里有一个挨着一个的闪闪发光的彩色小圆顶。我相信，公主们的闺房就在那里。克里姆林宫所在的地方曾经是一片森林，其最古老的教堂就叫作“林中的救世主堂”。后来，这里教堂林立。尽管末代沙皇们为了兴建新的无关紧要的建筑拆除过教堂，剩下的教堂仍多得足以构成一座教堂迷宫。这里也有许多圣像站立在教堂的外墙上，从最高处的铁皮屋檐下像躲避风雨的鸟儿一样俯瞰着下方。他们低垂着曲颈瓶似的脑袋倾诉哀伤。可惜，这一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于参观军械库庞大的收藏了。这些壮观的收藏令人眼花缭乱，可是，当你想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克里姆林宫本身雄伟的地形和建筑时，参观这些收藏却只会令你分心。人们很容易忽视克里姆林宫之美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些开阔的广场上没有一处纪念碑。与此相反的是，在欧洲，几乎没有哪个广场没有在19世纪的进程中因为设立纪念碑而亵渎、破坏了其内在的隐秘结构。在军械库的收藏中，我特别留意到一架四轮马车，那是拉祖莫夫斯基亲王送给彼得大帝的一个女儿的礼物。马车上臃肿的、像波浪般起伏的装饰叫人即便是站在平地上也感到头晕目眩，就更别说想象它在路上颠簸的样子了。当得知这辆车是由法国海运过来的之后，这不舒服的感觉简直就到顶了。所有这些财物都是以一种没有未来的方式获得的————不仅是它们的格调，还有获得它们的方式本身都已经消亡了。它们肯定给其最后的占有者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可以想见，拥有这些财宝的感觉能令他们几乎丧失理智。不过，收藏的入口处如今却挂着一幅列宁像，就像在一个原先供奉神灵的地方由皈依了的异教徒竖起了一个十字架一样。————这一天剩余的时间基本荒废了。没能吃上饭。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已近四点。去找阿丝雅时，她却还没有从她的女裁缝那儿回来。我只看到了赖希和那位回避不了的同屋。不过，赖希等不及就走了。随后不久，阿丝雅现身了。很遗憾，后来话题转到了那本关于巴洛克的书上，她说了些寻常的看法。后来，我读了一些《单行道》里的内容。戈罗丁斯基（？）邀请我们晚上去做客。不过，就和当初在格拉诺夫斯基家一样，这次我们也错过了晚餐时间。因为，就在我们出门前，阿丝雅来找赖希说话。当我们晚了一个小时到场的时候，只遇到了戈罗丁斯基的女儿。这天晚上真拿赖希没有办法。我们长时间地到处寻找饭馆，能让我好歹吃些东西。我们走进了一家用粗糙的木板隔断的、简陋至极的“雅座”，最后，来到卢比扬卡街附近的一家并不招人喜欢的啤酒屋吃了些难吃的东西。之后，又去伊列什家待了半小时。他本人不在，他的妻子为我们煮了上等好茶。然后回家。我原本还想和赖希一起去电影院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的，可他太累了。

    1月5日

    莫斯科是所有大城市中最安静的，下雪天更是如此。马路乐团里的主打乐器————汽车喇叭在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演奏者。小汽车很少。与其他中心城市相比，这里的报纸也很少，基本上只有一份马路小报和唯一的一张每天下午三点左右面世的晚报。此地小贩的吆喝声也很轻。大部分的街头买卖是非法的，因此不想引人注意。小贩们很少吆喝着向路人兜售，而是以低沉的声音————如果算不上是耳语的话————与人交谈，不免有些许叫花子般乞求的语气。只有一种人能在此地的大街上喧闹地行走，就是那些背着背囊收买破烂的小贩。他们那悲戚的叫喊声每周一次或数次响彻莫斯科的大街小巷。这些街道有一个独特之处：俄罗斯的乡村在其中玩着捉迷藏的游戏。要是你走进任意一道大门————它们往往由铁栅栏锁着，不过，我从未看到过有哪道大门是锁着的————，你就站在了一个广阔的居民区的入口，其面积之广、规模之大叫人以为这城里的空间似乎是不要钱的。一个农庄或一处村落就这么展现在你眼前。地面高低不平，孩子们坐着雪橇，铲着雪。堆放木材、器具或煤炭的仓库填满了角角落落。四周栽着树。简易的木楼梯或额外搭建的屋棚使得那些临街的、外表显得十分城市化的房屋的侧面或背面具有俄罗斯农家宅院的面貌。由此，街道便增添了一道乡村风光。————莫斯科处处看上去都不怎么像这座城市本身，倒是更像郊外。湿软的土地、木板售货棚、一批批运输的原材料、被赶去屠宰的牲畜、破落的小酒馆等等，在最为中心的城区都能看得到。这天，当我走在苏哈列夫斯卡娅大街上时，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想去看著名的苏哈列夫公园。这里有一百多个售货亭，就像一次盛大的博览会的后续。我从离教堂（尼古拉耶夫斯基大教堂）最近的废铁收购区走了进去。教堂那一个个蓝色的圆顶高高地隆起在市场上空。在这里，人们就把商品摆放在雪地上。你能发现旧锁、米尺、手工艺工具、厨房用具、电气材料等等。这里也能当场维修东西。我看见有人在凑着火焊接。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可坐，大家都站着，不是在闲谈就是在交易。市场一直延伸至苏哈列夫斯卡娅大街。当我走过那许许多多的铺位和那些由售货棚连成的大道时，我明白了，此处的这种市场与博览会的布局也决定了莫斯科街道的大部分面貌。街上有钟表区和服装区，有电气材料和机械贸易中心，然后就又是一条条街，街上一家商店也找不到。在这里的市场上，能发现商品的建筑学功能：布块和布匹成了壁柱和圆柱；鞋子、毡靴被系着鞋带成排地挂在售货台上方，成了售货棚的屋顶；大大的手风琴形成了一堵堵声墙，有点儿像会唱歌的门农石像。我在此处的玩具摊位区终于找到了我要的铜茶炊，可以用它装饰圣诞树。我第一次在莫斯科看到卖圣像的摊位。它们大都按传统的方法镀了一层银，上面印着和圣母玛利亚长袍上一样的褶子。只有头和手的部位是彩色的。还能看到放着圣约瑟夫（？）脑袋的小玻璃盒，脑袋上装饰着亮闪闪的纸花。然后是那些花，一大束一大束的，摆在露天。它们在雪地上熠熠生辉，远比花布或生肉光彩鲜亮。可是，由于这类商品从属于纸品和画像贸易，所以，卖圣像的铺子必须挨着卖纸品的摊位，结果就遭到了列宁像的夹击包围，就像被宪兵逮住的囚犯一样。这里也有圣诞玫瑰。它们没有单独的确定的摊位，一会儿出现在食品区，一会儿又出现在织制品或餐具摊位中间。然而，它们却比其他任何东西————生肉也好，花布或闪亮的碗碟也罢————都更有光彩。到了临近苏哈列夫斯卡娅大街处，市场就缩小成一条窄道，介于围墙之间。那里站着些孩子，他们在卖生活用品，诸如小餐具、手帕和毛巾之类。我看见有两个孩子站在墙边唱歌。自从在那不勒斯看到过以来，我在这里还是第一次碰上卖变魔术道具的人。他的面前有个小瓶，瓶里坐着一只大布猴。真不明白那猴子是怎么进去的。事实上，只要把那个人卖的一个小小的布头动物塞进瓶子，瓶里的水就会把它泡大。一个那不勒斯人卖的就是类似的花束。我继续走了一段，穿过了萨多瓦娅大街，将近十二点半便坐车去见巴塞基。他讲了很多，有些话颇具教益，不过，他总是不断地重复，并且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消息，这只能说明他渴望获得认可。话又说回来，这人很热情，他给我提供了信息，借给我德语杂志，还给我安排了一位女秘书，这些对我很有帮助。————下午，我没有急着去阿丝雅那里。赖希想和她单独谈谈，要我五点半再去。最近一段时间，我几乎无法再对阿丝雅说些什么。首先是因为她的身体又变得很虚弱。她发着烧。不过，这原本也许更能使她安静地交谈，要不是她身边除了有个谨慎的赖希外还有个咋咋呼呼的同屋的话。此人是个大嗓门，说起话来眉飞色舞，爱指手画脚，而且还懂不少德语，这就让我所剩无几的精力消耗殆尽。在我俩难得单独相处的几分钟里，阿丝雅有一次问我是否会再来俄国。我告诉她，要是不学会点俄语就不会再来；其次，这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钱、我的身体状况、她的来信。而至于书信的话，她支吾其词地说————不过我知道，她几乎一向都是支吾其词的————，还要取决于她的健康状况。我走了，之后又送去了她要我买的橙子和哈尔瓦，交给了疗养院楼下的护士。晚上，赖希要用我的房间和他的翻译一起工作。我犹豫不决是否独自去看塔伊洛夫的《昼与夜》。我去看了《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在阿尔巴特广场电影院）。不过，好多内容没看明白。

    1月6日

    我在前一天下午给朵拉发了份电报祝贺生日。后来，我还走了整整一条米亚西茨卡娅大街，一直走到“红门”，接着走进由那里通往四处的宽阔的横街之一。天色已暗，一路上我发现了莫斯科的庭院风光。我来莫斯科有一个月了。这一天过得真是乏味，几乎没什么可记。早上在那家我挺喜欢的、也许将来也难以忘怀的小甜食店喝咖啡时，赖希给我讲解了那张我在前一天晚上买来的电影节目单。后来，我去巴塞基那里口授了些东西叫秘书打字。他有一位漂亮迷人的打字员供我差遣。这女子活儿干得很出色，不过，一小时得付她三个卢布。我还不知道是否能撑得下去。口授完后，巴塞基陪我去了“赫尔岑之家”。我们三个人一起吃了饭。饭后，赖希马上就到阿丝雅那儿去了。我还得在巴塞基那里留一会儿，并和他约好了第二天晚上一起去看《风暴》。最后，他还一路陪我直到疗养院。楼上气死沉沉。大家都朝我不小心带上楼去的德文杂志扑了过来。最后，阿丝雅说想去裁缝那里，赖希说要陪她去。我在门口对阿丝雅说了声“再见”就闷闷不乐地回去了。我希望晚上能见到阿丝雅走进我的住处，却没有如愿。

    1月7日

    在俄国，国家资本主义保留了通货膨胀时期的许多特征。首先是国内事务缺乏法律保障。新经济政策一方面已获官方批准；另一方面却只有在涉及国家利益时才被许可。任何新经济政策的奉行者都可能随时成为财政政策转变，甚至仅仅是一场暂时、正式的民众集会的牺牲品。然而，一些人的手里还是聚集了————从俄国人的立场来看：巨额的————财富。我听说有人缴纳三十多万卢布的税。这些公民是英勇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对立面，是英勇的新经济政策主义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全然不依赖于自身的禀赋，就踏上了这一轨道。要知道，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特征恰恰是国家在国内贸易领域的先期投资仅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必需品。这就为新经济政策奉行者的运作开创了极为有利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时期的另一特征是配给证。多种商品只有凭配给证才能在国营商店购买，因此，就出现了排队的现象。货币是固定的，不过，就这种配给证以及许多商店橱窗里的价目牌的形式来看，纸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人们对待穿着的毫不在意的态度也只有在通货膨胀时期才为西欧人所熟悉。不过，对待着装的无所谓的习俗已开始动摇。一度是统治阶级的制服几乎将成为生存竞争中弱者的标志。在剧院里，第一批盛装羞怯地冒出头来，就像数周大雨过后诺亚方舟上的鸽子。然而，人们的外表中还是有许多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成分：西欧式的帽子、软帽或礼帽似乎全都消失了。到处都是俄罗斯毛皮帽或运动帽。姑娘们也常戴这样的帽子，有不同的式样，很合适，却也很挑逗（有突出的大帽檐）。在公共场所，人们普遍都不脱帽子，打招呼变得较为随意。在着装的其他方面，已经体现出东方服装的多样性。毛皮短袄、丝绒上装和皮夹克，城市的时髦和乡村的服饰错综相间，男男女女皆是如此。和其他大城市一样，不时能看到有人（妇女们）还穿着农家的民族服装。————这天上午我在屋里待了很长时间。后来去见学院院长柯刚。我对他的无足轻重并不感到惊讶；旁人已使我对此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在卡梅涅娃学院的办公室拿了戏票。在没完没了的等待中，我翻阅了一本关于俄国革命宣传画的著作，里面有许多精美的图片，一部分是彩色的。我发现，这些图片当中————里面的许多宣传画都很有效果————没有什么是不能相当随意地用一种局部尚不明显的资产阶级工艺美术的风格元素来解释的。在“赫尔岑之家”我没有遇见赖希。在阿丝雅那里，起初只有我一个人。她很疲倦，也许只是假装如此，为了避免和我说话。后来，赖希出现了。我走了，要去约巴塞基晚上一起去看戏。由于打电话找不到他，我只得去一趟。整个下午一直头疼。后来，我和巴塞基，还有他的女朋友————一个轻歌剧演员，一起去看《风暴》。这位女友显得很拘谨，身体也不太舒服，一看完戏就回家了。《风暴》一剧讲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围绕着乡村的一次伤寒疫情而展开的故事。巴塞基翻译得很投入，戏也演得比平时好，这一晚我收获颇多。这出戏————就像俄国戏剧一贯的那样（赖希语）————缺少情节。在我看来，此剧只具有一部好的编年史的信息价值，而非戏剧价值。将近十二点，我和巴塞基在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克鲁佐克”俱乐部吃饭。由于这天（根据旧历）是圣诞节的头一天，俱乐部里并不怎么热闹。饭菜很棒；伏特加里掺入了一种草药香精，酒成了黄色，更容易下咽了。谈了谈为俄国报纸写一篇关于法国艺术与文化的报道的计划。

    1月8日

    上午换了钱，之后口授、打字。一篇关于迈耶霍尔德剧院的那场争论的报告也许写得还不错，而要为《日记》所写的记述莫斯科的文章就写不下去了。早晨和赖希起了争执，原因是我（有点儿欠考虑）带着巴塞基去了“赫尔岑之家”。一次新的教训：在此地务必谨慎，这很重要。谨慎是政治渗入生活的显而易见的表征之一。在公使馆口授打字时没有看到巴塞基，我很高兴，他还没起床。为了不必去“赫尔岑之家”，我买了鱼子酱和火腿在家吃。大约下午四点半我到阿丝雅那里时，赖希还没去。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来。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去阿丝雅那里的路上心脏病又犯了。阿丝雅身体不佳，无暇他顾，对赖希的迟到并不十分在意。她又发烧了。那位叫人简直无法忍受的同屋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房里，后来她自己还有客来访。不过，她始终表现得很友好————要是她不总在阿丝雅身边出没就好了。我给阿丝雅读了为《日记》而写的提纲，她做了些很中肯的评论。交谈的最后甚至还流露出了些许亲切之感。然后，我们就在房间里玩起了多米诺骨牌。赖希来了，就四个人玩。晚上赖希有个会。将近七点，我和他一起在我们常去的那家甜品店喝咖啡，然后我回了住所。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需要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规划一个稳固的工作框架。翻译显然是不可能作为这样的框架的。我的立场再度成了构建这一框架的先决条件。阻挠我加入德国共产党的，纯粹是外在的顾虑。现在也许正是入党的良机，一旦错过可能就有危险。正因为入党对我而言或许只是一个插曲，一再推延并不妥当。那些依然存在的外在的顾虑迫使我自问，是否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实用而经济地做一个左翼局外人，以确保我有可能继续在迄今为止的工作领域内进行广泛的创作。只是，这一创作是否能够毫无裂痕地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恰是问题所在。就算是那样的话，这一“框架”还必须由外部条件，比如说一个编辑的职位，加以支撑。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即将来临的时期与以往时期的区别在于，情爱之事对我的影响将越来越小。我对赖希和阿丝雅之间关系的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对此有了清楚的认识。我注意到，面对阿丝雅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她的那些叫我心烦意乱的行为方式，赖希总是，或装得很坚定，很少受其影响的样子。而他装得也够多的了。这都是因为他在此地为其工作所找到的“框架”的缘故。工作为他开创了各种现实的人际关系，除此之外，他还是这里的统治阶级的一员。整个统治权力的这一新结构着实令此地的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这里的生活自我封闭却充满事件，贫穷却同时充满了如克朗代克淘金生活般的前景。从早到晚都在挖掘权势。与此地个人在一个月内所要面对的无数情况相比，一个知识界的西欧式存在的整个组合推理显得绝对贫乏。当然，可能的后果是某种程度的迷醉状态，以至于根本无法想象没有会议、委员会、辩论、决议和表决（所有这一切都是战争或至少是权力意志的伎俩）的生活。然而，（……）文献[1]，完全无条件地迫使人表明立场并向人提出问题，究竟是想要在充满敌意且暴露无遗的、不舒适且透风漏雨的观众席上忍耐着，还是无论如何都要在闹哄哄的舞台上把他的角色演下去。

    * * *

    [1] 原文此处内容不详。

    1月9日

    进一步考虑：入党否？重大的好处：稳固的职位，一个即便只是可能的席位。有组织、有保障地与人接触。反之则是：身为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度里的共产党员，意味着必须完全放弃个人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把组织自己的生活这一任务交付给了党。而在无产阶级遭受压迫的地方，就必须不计一切迟早可能产生的后果投身到受压迫的阶级中去。先锋位置————要是在这个位置上没有那些其做派每每向人表明这一位置之可疑之处的同人的话————具有诱惑。在党内：巨大的好处是能将自己的思想好似投射到一个规定的立场。不过，至于是否被准许做局外人最终取决于一个问题，即在不成为资产阶级，同时又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能否凭借自身有据可依的、实实在在的利用价值而置身局外。是否能为我今后的工作，尤其是具有形式和形而上学基础的学术工作，做出具体的解释呢？我的工作形式中有哪些“革命的东西”？其中究竟是否存在“革命的东西”？我非法地混迹于资产阶级作家中间是否有意义？避开某些“唯物主义”的极端是否对我的工作大有裨益？或者，我是否必须在党内寻求应对极端之道？此番思想斗争关乎所有我迄今所做的专业工作中的保留之处。这场斗争必须随着入党————至少是试验性的————而结束，倘若在这一狭窄的基础上我的工作不能追随我的信念，不能使我安身立命的话。只要我人在旅途，自然就无法考虑入党的事。————这天是周日。上午进行了翻译。中午在波尔沙亚·德米特洛夫卡大街的一家小餐馆用餐。下午在阿丝雅处，她感觉很糟。晚上独自在房里翻译。

    1月10日

    早晨和赖希起了争执，极不痛快。争执的起因是他又提到了我此前的建议，把我写的关于迈耶霍尔德剧院的那场争论的报告读给他听。我现在已经没这想法了，却还是极不情愿地给他读了。经过了此前几次关于给《文学世界》所写的几篇报告所做的交谈之后，我知道这次谈话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于是，我读得飞快。可是，我坐在那把迎着光的椅子上，坐姿实在太难看了，仅凭这一点我就已预知结果会如何。赖希克制着，极力保持镇定地听着。我读完后，他只说了几句话。他说话的语气刹那间就引发了争吵。我们越吵越不可收拾，争吵的内容已和争吵的真正起因无关。就在我们唇枪舌剑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阿丝雅来了。她很快又走了。她在的时候，我沉默寡言埋头翻译。我怀着极其糟糕的心情离开了，要去巴塞基那里口授几封信和一篇文章。那位女秘书虽然很有贵妇的派头，我却很喜欢她。我听说她打算重返柏林，就把我的名片给了她。我不想中午和赖希碰面，就买了些东西回房里吃。去看阿丝雅的路上我喝了咖啡，后来从她那儿回来时，我又去喝了咖啡。阿丝雅感觉很糟，很快就累了，我就让她独自待着，好睡觉。不过，我们还是有那么几分钟在房里单独相处的时间（或者是她显得好像我俩是单独相处的样子）。那时她说，要是我再来莫斯科并且她已康复的话，我就用不着这么孤单地东走西逛了。不过，要是她在这里无法康复，她就去柏林，到那时我得在我房里给她一个角落，挡一道屏风，她要让德国医生给她看病。晚上我独自在家。赖希来得很晚，还讲了些事情。然而，因为早上的那场冲突，我已明确了这一点：在莫斯科期间我不打算在任何事情上再依赖赖希了，要是没有他我的莫斯科之行不能有所收获的话，离开此地就成了唯一的明智之举。

    1月11日

    阿丝雅又需要注射了。这天她要去诊所。前一天我们约好，她来接我，我再陪她坐雪橇去那里。可是，她直到将近十二点才来。她已经在疗养院打了针。打过针后，她有点儿亢奋。我俩单独在楼道里时（我要打电话，她也要打），她突然心血来潮，像当初那般任性地紧搂着我的胳膊。赖希在房里站着岗，看样子没打算离开。就算阿丝雅这次是上午到我房里来的，也是徒劳。我再拖延几分钟离开也无济于事。她没有说要和我一起走。于是，我就让赖希和她单独待在一起。我去了彼得罗夫卡大街（却还拿不到我的护照），然后去了美术文化博物馆。这桩小小的突发事件使我最终决定打道回府，毕竟归期也日益临近了。博物馆里可看的东西少之又少。后来我听说，拉廖诺夫、冈察洛娃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他们的东西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看起来和挂在三个展厅里的其他大多数东西也差不多，完全受同时期的巴黎和柏林绘画的影响，模仿得毫无技巧。中午，我去文化处为巴塞基、他的女友和我自己取马拉亚剧院的戏票，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不过，由于没能同时打电话通知剧院，到了晚上，我们的票作废了。巴塞基来了，没带女友。我原本想和他去看电影，可他要吃饭，我就陪他去了萨沃伊饭店。这家饭店要比莫斯科大饭店朴素得多。同巴塞基在一起很无聊。除了谈他的私事，别的他一概不谈。就算是谈了，也明显看得出他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消息灵通，又是多么善于向他人提供信息。他不断翻阅着《红旗》。之后，我坐他的车陪了他一程，直接回了住处。还翻译了点东西。————这天上午，我（在彼得罗夫卡大街）买了第一个漆盒。这些天，我走在街上只留意一样东西（这样的事在我身上经常发生）：这回是漆盒。短暂的狂热。我要买三个，只是还没完全考虑好后来又买来的两个到底要送给谁。那天我买到的漆盒上有两个姑娘坐在茶炊旁。盒子很漂亮，只是上面哪儿也找不到纯黑色，而纯黑色往往是这样的漆盒上最漂亮的部分。

    1月12日

    这天，我在库斯塔尼博物馆买了一个更大一点的盒子，盒盖的黑色底子上画着一个卖香烟的女贩。女贩旁边是一棵瘦弱的小树，树旁有个男孩。画的是冬景，因为地上有积雪。虽然另一个画着两个姑娘的漆盒也能令人联想到雪天的气息，因为她们坐在其间的小屋有扇窗户，窗户里似乎凝结着蓝色的霜气，但是，这也未必。新买的这个盒子要贵许多。我在一大堆的漆盒里选中了它。很多盒子都不好看，都是依葫芦画瓢地仿制了旧日大师的杰作。镀金的盒子似乎特别贵（或许也是模仿了旧作），我却不喜欢。那个大一点的漆盒上的画面题材可算是很新的，至少那个女贩的围裙上有“莫斯科农产品加工机构联合会”的字样。我知道，我曾经在巴黎圣·奥诺雷街的一家高档商店的橱窗里见到过这样的盒子并在那里伫立良久。当时，我抵住了诱惑没有买，我想，我得从阿丝雅那里得到一个————或者，也许只买莫斯科产的。我对漆盒的热衷要归因于布洛赫和埃尔泽在因特拉肯的寓所里的一个类似的漆盒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由此可以估量，黑漆底子上的这些图画会给孩子留下多么难以磨灭的印象。不过，布洛赫那个盒子上的画面我已不记得了。————同一天，我发现了一些我寻觅已久的、特别漂亮的明信片，那是些沙皇时代的、卖不出去的旧货，大都是彩色的卡纸画，还有西伯利亚风光（我要用其中一张去迷惑一下恩斯特）等等。那是在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一家店里，由于店主会说德语，我就用不着像平常在此地买东西时那么费力了，可以从容不迫地挑选商品。顺便说一下，这天我很早就起床离开了屋子。因为十点钟左右阿丝雅来了。她发现赖希还躺在床上。她待了半个小时，给我们画了些演员的漫画，并模仿了那位创作了卡巴莱歌曲《旧金山》的歌手。她很可能经常听此人唱这首歌。在卡普里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首歌了，她在那儿会时不时地唱一下。起初我希望上午能陪她，然后和她去咖啡馆坐一坐。可是，时间太晚了。我和她一起离开，把她送上了车，又一个人走了。阿丝雅早晨的到访对整个一天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当然，我刚到特列恰科夫美术馆的时候还是有点儿不开心的。我最喜欢的两个展厅居然关闭了。不过，其他展厅给我带来了令人愉快的惊喜：我还从未像在这座博物馆里那样在陌生的藏品中穿行；身心完全放松，像孩子般着了迷地观赏着那一幅幅画面所讲述的内容。要知道，这座博物馆里有一半是俄罗斯风俗画，创办人大约从1830年（？）起开始购买、收藏，几乎只关注同时代的作品。后来，其收藏范围一直扩展到了1900年前后。由于馆中最早的作品————圣像除外————看起来是出自18世纪下半叶的，因此，这座博物馆总体上展现了19世纪俄罗斯绘画艺术的历史。这正是风俗画和风景画盛行的时期。由眼前所见我得出一个观点，在欧洲各民族中，要数俄罗斯人将风俗画发展到了极致。墙壁上布满了讲故事的图画以及对各个社会阶层生活场景的描绘，使得这个美术馆俨如一部巨大的连环画册。这里的参观者也确实要比其他所有我所见过的博物馆多得多。看他们在展室里穿梭，或成群结队————有时围在导游身边————或单独站立，就能发现他们是多么无拘无束，全然没有在西方的博物馆难得能看到的那些无产者的可怜巴巴的拘谨。这也使人意识到：其一，这里的无产阶级已开始真正占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财富；其二，正是这样的收藏最使无产阶级感到熟悉和亲切。他们在其中能找到自身历史的素材：“贫穷的女家庭教师来到有钱的商人家”“警察突袭阴谋分子”。而类似的场景完全是以资产阶级绘画艺术的精神加以体现的这一事实，非但无损于作品，而且使得无产阶级更容易接近它们。由此可见，并不是只有通过观赏“杰作”才能促进艺术教育（正如普鲁斯特有时能很好地让人明白的那样）。孩子或受教育的无产者所认同的杰作完全有别于收藏家，这是不无道理的。这样的图画对无产者而言，虽短暂却具有团结的意义；他们评价艺术品的最严格的标准就是，用当下的艺术去反抗作用于其自身、其所在的阶级及其工作的权力。在最初参观的一个展厅里，我在两幅谢德林的画作前久久伫立。一幅画的是索伦托，另一幅是描绘同一地区风景的油画。两幅画都展现了卡普里那难以言表的面貌，这景致于我而言将永远与阿丝雅联系在一起。我想为她写行字，只是忘了带笔。参观伊始我便沉迷于画作的题材，这也决定了我之后参观的宗旨。我看到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精美的肖像画。一道楼梯通往楼下一层，那里有许多韦列夏金的作品。不过，我对此不感兴趣。————我非常愉快地走出了博物馆。其实，我也是以同样的心情走进博物馆的，这主要是因为车站旁的那座砖红色教堂的缘故。天气很冷，但也许还没有那天我第一次在这里茫然地寻找这座博物馆时那么冷。当时，我离它仅两步之遥，却没有发现它。这一天最后还在阿丝雅那里度过了愉快的片刻时光。七点不到赖希离开，阿丝雅送他下楼，待了很久。当她终于回到房里时，我尽管还是独自待着，但留给我俩的时间却只有几分钟了。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知道突然之间，我可以很亲切地凝视着阿丝雅，感觉到她为我所吸引。我给她讲了一会儿白天做的事情。可是，我得走了。我把手伸给她，她用双手握住了它。她很想和我继续聊下去，我对她说，如果我们能约定在我那儿见面，我就不去看我正打算去看的那场塔伊洛夫剧院的演出了。可是，最终她不确定医生是否允许她离开。我们说定了，在接下来的某天晚上阿丝雅将会来看望我。塔伊洛夫剧院上演的是《昼与夜》，改编自雷可克的一部轻歌剧。我与那位约好见面的美国人碰了头。可是，他的女译员没给我翻译几句话，她只顾着给他翻译了。剧情有些复杂，我也就只能欣赏一下美丽的芭蕾舞场景了。

    1月13日

    这一天除了晚上都荒废了。另外，天气开始变得非常寒冷：平均气温约（零下）二十六度（列氏温标）。我快冻得不行了。连手套也帮不上忙，上面有窟窿。上午起初还挺顺利：就在我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我找到了彼得罗夫卡大街的那家旅行社，打听到了火车票价。然后，我想坐9路公交车去玩具博物馆。可是，车子在阿尔巴特广场附近出了故障，我（错误地）以为车子会在那里停很久，就下了车。之前坐车经过时我满怀渴望地观望着阿尔巴茨卡娅集市，我最初是在那里见识了莫斯科美丽的圣诞市场售货亭。这一次，好运以另一种方式眷顾了我。前一天晚上，我疲惫不堪、精疲力竭，希望能在赖希之前赶回住所，谁知他已经到了。到这个时候还不能独自待着，这让我很不开心。（自从那次因那篇关于迈耶霍尔德的文章而引发的争吵以来，我常常见到赖希就生气。）我立刻去拿台灯，想把它放到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去。我曾这么做过多次。那个临时的电线插头的接触又不灵了，我于是不耐烦地趴在桌上，试图修复电路，姿势非常别扭。我捣鼓了很久，结果短路了。————在这家旅馆甭想叫人来修理什么东西。靠天花板上射下来的灯光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头几天遇到的问题再一次很现实地摆在了面前。我躺在床上时，想起了“蜡烛”一词。不过，这也很难办到。请赖希帮忙去买点东西是越来越办不到了，他自己就有许多事情要做，况且心情很糟糕。剩下的唯一可能是自己动身去买，尽管只掌握一个俄文单词。可是，就连这一个单词我也得先听阿丝雅说才记得起来。正因如此，当我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一个售货亭的货摊上有蜡烛并能简单地用手一指了之时，这真是一桩幸运的事。不过，这一天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冷得要命。想去“新闻之家”看版画展：关门。圣像博物馆也关着门。这下我明白了：这天是旧历的除夕。由于圣像博物馆较远，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而且我也冷得走不动了，就坐上了一架雪橇。我都已经走下雪橇了，才发现博物馆的门是关着的。在这种仅仅因为语言上的无能而不得不做些傻事的情况下，越发能体会到由此所造成的精力与时间的巨大的损失。我发现反方向有电车可坐，没有我以为的那么远，就坐车回去了。————我比赖希先到“赫尔岑之家”。他来时，对我说了这么一句问候的话：“您不走运。”原来，他去了《百科全书》编辑部，把我撰写的“歌德”词条交了过去。正巧，拉德克来了，看到了桌上的书稿就把它拿了起来。他一脸怀疑地问这是谁写的。“每一页上，‘阶级斗争’这个词都出现了十次之多。”赖希向他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并且表示不用这一词汇就无法阐明歌德的影响，因为歌德所处的年代正是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拉德克说：“问题在于这个词应该出现在准确的地方。”由此看来，这一词条被采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在于，这家出版公司的可怜的领导们太没主见，只要哪个权威说了句哪怕是非常蹩脚的玩笑话，他们就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对这件事赖希比我还不痛快。我直到下午和阿丝雅谈起此事时才感到不开心。因为，她一上来就说，拉德克的话肯定有对的地方，我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不知道这里的人会怎样进行抨击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当即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她的话只说明了她的胆小，说明她会不惜一切代价见风使舵。赖希到后不久，我就离开了房间。因为我知道，他会讲这桩事的，我不想让他当着我的面讲。这天晚上，我希望阿丝雅能来看我。因为我离开时在门口这么说过一句，尽管赖希在场。我去买了东西，应有尽有：鱼子酱、蛋糕、糖果，也给达佳买了些，赖希次日要去看她。然后，我就坐在房里，吃晚饭，写作。八点过后不久，我已不再指望阿丝雅会来。许久以来，我都没有如此这般地期待她的到来。（当然，就具体情况而言，也根本不可能盼望她来。）正当我开始为她把这份期待画成一幅画时，有人来敲门。是阿丝雅，她第一句话就说有人不让她到这里来。起初我以为是我住的这家旅馆的人不让她来。因为这儿新来了一个戴毛帽的苏联大兵，此人也许会管得很严。不过，阿丝雅指的是伊万·彼得洛维奇。这一晚，或者说这一短暂的时刻，已被全方位地缩减得所剩无多了，我得与时间作战。无论如何，第一回合我获胜了。我飞快地把脑袋里的那幅画画了出来。我把画解释给阿丝雅听时，她把额头紧紧地贴在我的额头上。然后，我朗读了“歌德”词条。这也很顺利，她喜欢这篇文章，甚至觉得我写得格外清楚、客观。我和她谈起“歌德”这一话题真正令我感兴趣的地方：像歌德这么一个完全在妥协中生存的人，究竟是如何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的？对此，我的回答是，类似的情形在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身上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本质区别。人们不能刻板地将这两场运动中的“不忠”或“妥协”的观念等同起来。我也提到了卢卡奇的观点，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归根结底只适用于工人运动史本身。可是，阿丝雅很快就累了。于是，为了碰碰运气，我不得已拿出了《莫斯科日记》，目光落到哪里就给她读哪里的文字。可是，这么做的效果并不好。我正好遇到了分析共产主义教育的那一段。“简直是一派胡言”，阿丝雅说。她很不满意地说我根本不了解俄国。我当然没有反驳。这时，她自己说了起来。她说的话很重要，但说话令她情绪激动。她说起自己一开始也是一点儿都不懂得俄国，刚到俄国的最初几个星期就想重返欧洲，并认为在俄国一切都结束了，反对派绝对有理。渐渐地她才看明白这里的情形：革命工作向技术工作的转化。如今，已使每位共产党员都明白了这一点：此刻的革命工作不是斗争，不是内战，而是电气化、运河开凿、工厂建设。这回，我倒是自己也提到了谢尔巴尔特，因为他，我在这里可没少受阿丝雅和赖希的气。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强调技术工作的革命特征。（我为没有在那次访谈中说出这么精辟的话而感到遗憾。）我使出浑身解数使阿丝雅在我这里多待了几分钟。随后她走了，没让我送她。有时，她要是觉得和我很亲近，也不让我送。我留在房里。自始至终，那两支蜡烛就立在桌上。自从那次短路以来，它们每晚都在我房里亮着。后来，当赖希来时，我已睡下。

    1月14日

    这一天以及随后一天都叫人不痛快。时钟已指向“离别”。天越来越冷（最低温度持续在零下二十多度[1]），剩下的任务越来越难完成。此外，赖希近来病情发作，症状越来越明显（我还不清楚他得了什么病），能为我办的事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天，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坐车去看望达佳。我利用上午的时间参观了位于卡兰切夫斯卡娅广场的三座火车站：库尔斯克火车站、十月火车站（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由这儿始发）及雅罗斯拉夫斯基火车站（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由这儿始发）。火车站的餐厅里摆满了棕榈树，走出餐厅能看到一个粉刷成蓝色的候车室，感觉像在动物园的羚羊屋里。我在那里边喝茶边考虑离开的事。我的眼前有一个漂亮的红袋子，里面装着极好的克里米亚香烟，是我在火车站前的一个售货亭买的。后来，我又搞到了一些新玩具。奥霍特尼街上站着个卖木头玩具的商贩。我注意到，在此地的街头交易中有些商品是成批成批出现的。比如说，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孩子玩的烙着图案的木头斧子，同样的东西我在随后的某一天又在其他地方看到了满满的一篮筐。我买了一个很好玩的木头缝纫机模型，上面的“针”只要转一转手柄就会动起来。我还买了一个站在八音盒上的不倒翁纸偶，是一个我在博物馆所看到过的某种玩具的简易样本。之后，我冷得受不了了，就踉踉跄跄地进了一家咖啡馆。这地方看起来很有特色：小小的室内有几件竹制家具；饭菜通过墙上的一个可关闭的小孔由厨房推进餐厅；一张大大的柜台上摆放着光泽鲜亮的开胃小菜：肉片、黄瓜、鱼。还有一个陈列柜，就像在法国和意大利餐馆一样。那些令我垂涎欲滴的菜肴我一道也叫不上名字，只喝了一杯咖啡暖暖身子。然后，我走出咖啡馆，到“上贸易行”去找那家我到莫斯科的头几天发现的、橱窗里摆着泥人的商店。泥人还在橱窗里。走过连接革命广场和红场的通道时，我更加仔细地搜寻着小贩的身影，想发现一些此前未曾留意的东西：有卖女人内衣的、卖领带和围巾的、卖衣架的。————最后，将近两点，浑身疲惫的我终于到了“赫尔岑之家”，可那儿要到两点半左右才有饭吃。饭后，我坐车回去，把一包玩具放下。大约四点半我到了疗养院。我正沿着室内楼梯往上走时，遇见了阿丝雅，她正要出门去裁缝那里。路上，我告诉她刚从赖希那儿————我刚回到旅馆房间他就来了————听说的关于达佳的情况。听起来不错。我们就这么并肩走着，阿丝雅突然问我是否可以给她些钱。可是，就在前一天我还和赖希商量向他借一百五十马克的盘缠。于是，我就对阿丝雅说我没钱，我不知道她要钱派什么用。她回答说，问我要钱是永远要不到的，然后就责备起我来，说什么在里加原本应该由我为她租房子的等等。那天，我非常疲倦，而这番由她极不讲技巧地发起的谈话更令我极为恼火。原来，她需要钱租一套房子，她已打听好有套房子现正待租。我想换个话题，可她却拉住我，紧紧抓着我，以前从未这样。她还在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最后，我火冒三丈地说道，她欺骗了我，因为她在信里答应马上把我在柏林垫付的钱还给我，而迄今为止她和赖希对此只字不提。我的话令她非常震惊。我越说越激烈，继续发起进攻，最后，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离开了，沿着马路疾走而去。我没有跟着她，而是转了个弯回去了。————晚上，我和格内丁约好了见面。他会来接我去他家。他虽然来了，但我们待在了我的房里。他请我原谅没有把我带到家里去，因为他的妻子要参加考试，她没有时间。我们的谈话持续到将近十一点，大约三个小时。我先说自己很沮丧，很生气，对俄国的了解比预期的要少。随后，我们一致认为，只有和许多的人交谈才能了解情况。在我走之前，他还费心为我牵线搭桥。比如，他和我约好第三天的中午————那是个星期天————去无产阶级文化剧院。不过，我到那里时，没找到他，只好又回来了。他还答应邀请我去看一场俱乐部演出，而演出日期却还没有定。计划中的节目单还包括一些可以说是实验性的新仪式表演，如命名仪式、结婚仪式等。在此，我要补充一下，我之前曾听赖希说过共产主义等级社会里为孩子取名的事。从孩子会指列宁画像开始，他们的名字就叫“十月”。那天晚上，我还知道了一个奇特的单词，叫“曾经的人们”，指的是那些被革命罢免了的、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市民阶层。格内丁还提到了持续不断的组织变化，认为这还将延续数年。每个星期都会产生组织上的变动，人们在努力寻找最佳方法。我们还谈论了私人生活被缩减这一话题。根本就没有时间过私人生活。格内丁讲，他一个星期里除了见那些和他有工作往来的人以及妻儿外，就再也见不到别的人。至于留给星期天的交往，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即便你只是三个星期没有和熟人联系，你也完全可以确信将会长期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原因是在此期间他们早已叫新朋替代了旧友。后来，我陪格内丁去车站，路上我们还谈了出关事宜。

    * * *

    [1] 列氏温标。————编者注

    1月15日

    白去了一趟玩具博物馆。博物馆关着门，尽管导游手册上说周六是开放的。早晨，《文学世界》————经黑塞尔之手————终于到了，我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恨不得每天都要给柏林发电报让他们给我寄来。阿丝雅不理解我的《挂历》一作，赖希看来也不是特别喜欢它。上午我又到处乱逛，又一次徒劳地试图去看版画展，冻得半死，最后好不容易才进了史楚金画廊。画廊的创办人和他兄弟都是纺织业大亨、千万富翁。两人都是艺术赞助商。一个创建了历史博物馆，并捐赠了部分馆藏；另一个则创办了这座杰出的法国新艺术美术馆。我浑身冰冷地爬着楼梯，看到上面楼梯间里有著名的马蒂斯壁画，赤裸的人物和谐地分布于饱满的红色背景之上，那么温暖，闪耀着光芒，就像俄罗斯圣像给人的感觉一样。马蒂斯、高更和毕加索是这位收藏家的挚爱。一个展厅的墙上挤满了二十九幅高更的油画。（我再一次获得了这样的体验————倘若在这庞大的收藏中的走马观花能允许我这么说的话————高更的画作令我感到充满了敌意，其中的所有仇恨都冲着我而来，这是非犹太人对犹太人所怀有的那种感觉。）————估计除了这里以外就没有别的地方能让人这么时间跨度很大地————从其二十来岁的早期作品到1914年的创作————追寻毕加索的创作历程了。他肯定常常数月之久————比如在其“黄色时期”————只为史楚金作画。毕加索的画挂满了三间相连的小陈列室。第一间里是他的早期作品，在这些早期的画作中有两幅特别引人注目：一个装扮得像小丑似的男子右手握着一个酒杯状的东西；另一幅画名为“喝苦艾酒的女人”。然后是1911年前后的“立体主义时期”，正是蒙巴纳斯日渐兴盛的时期。最后是“黄色时期”，其中有《友谊》一作及相关研究资料。不远处，德兰的作品占据了一个房间。除了其一贯风格的、非常精美的画作外，我还看到了一幅令人尤为诧异的作品《星期六》。这一色调阴沉的大幅画作描绘了一群穿着佛兰德服装的妇女，她们围聚桌旁，忙于家务。人物形象及表现手法强烈地令人联想到梅姆林。除了展示卢梭画作的小室外，其他展厅里的光线都很明亮。窗户都是一整块大玻璃，朝着街道或屋外的庭院。在这里，我第一次对凡·东根或勒·富科尼埃这样的画家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玛丽·罗兰珊的一件小幅画作上画着一位女子的头像和她的一只伸入画面的手，手中绽放着一朵鲜花。这一作品的生理学结构令我想起了闵希豪森（唐克马尔·冯·闵希豪森），使我清楚地意识到他当年对罗兰珊的喜爱。中午从尼曼那里获悉我的访谈已发表。于是，我带上《莫斯科晚报》和《文学世界》去见阿丝雅。可是，下午的情况却不好。赖希很晚才到。阿丝雅为我翻译了那篇访谈。在此期间，我认识到————不是说这篇访谈的发表会像赖希所估计的那样“有危险”，而是————这篇访谈的结尾太弱，倒不是因为其中提到了谢尔巴尔特，而是因为提得不够明确、不够精准。可惜这个弱点显现了出来，而访谈开头论及意大利艺术的部分还不错。我认为，总体而言，访谈的发表还是有价值的。阿丝雅起初还读得津津有味，可是对结尾部分却非常生气，这是无可厚非的。访谈被放在了醒目的位置，这是最好的。因为前一天吵架的缘故，我在路上给阿丝雅买了蛋糕。她收下了。后来，她说道，昨天，在我俩分手之后，她再也不想知道我的任何事情了，认为我俩将永远（或很长时间）不再见面。可是，到了晚上，她的心情变了，她自己也感到奇怪，她发现无论如何也没法再生我的气了。她继续说道，要是发生了什么事，她最后从来都不问自己，是否是她伤害了我。可惜，尽管说了这些话，我们后来还是吵了起来，究竟为了什么，我已不记得了。

    1月15日（续）

    总之，我给阿丝雅看过报纸和杂志之后，我们又谈起了我此行的缺憾。随后，当话题再次转为当初我在柏林对她的照料时，阿丝雅又指责起我来，这时，我失去了自制，绝望地冲出了房间。不过，在过道里我就冷静了下来————更准确地说，我觉得没有离开的力量，就又走了回去，说道：“我想在这里再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后来，我们甚至又慢慢地恢复了交谈。当赖希到时，我俩尽管都很疲惫，却很平静。在此之后，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再也不这样争吵了。赖希说他感觉不舒服。事实上，他的下巴不断抽筋，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了。他已无法咀嚼。牙龈浮肿了，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溃疡。尽管如此，他说，晚上他还得去德国俱乐部，因为，他被任命为“瓦普”的德国小组与伏尔加流域德国人莫斯科文化代表团之间的协调人。后来，我俩单独在疗养院大厅的时候，赖希告诉我他还发着烧。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明确地对他说，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去俱乐部了。于是，他让我去替他回绝。那幢房子并不远，可是，在刺骨的寒风中我几乎无法前行。最后，我没有找到它。我精疲力竭地返回，一直待在屋里。

    1月16日

    我已定于21日，星期五，离境。日期的临近使得每天的时间都很紧张。有许多事情需要一件紧接着一件去完成。星期天我计划做两件事：不仅要在一点左右去无产阶级文化剧院见格内丁，而且之前还要去美术和圣像（奥斯特罗乌霍夫）博物馆。先做的一桩事最后办成了，后一桩没办成。又是很冷的天气，电车的窗玻璃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什么也看不清。起初，我坐过了站，离该下车的站老远。然后就再坐回去。在博物馆里我很走运，遇到了一个说德语的管理员，他领着我在馆中参观。下面的一个楼层展示的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绘画，我最后在那里只待了几分钟时间。我一开始就去楼上参观圣像收藏是明智的。在这幢矮房子的第二层，圣像被安放在一个个美观、明亮的房间里。藏品的主人还健在。革命没有给他的博物馆带来什么变化，尽管被没收了财产，（但）他仍然是馆长。这位奥斯特罗乌霍夫是个画家，从四十年前开始收购藏品。他曾是个千万富翁，周游过世界，最后打算转而收藏早期的俄罗斯木雕，正值其时却爆发了战争。他的藏品中最古老的一件是一幅画在木板上的拜占庭时期的圣徒蜡像，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大部分画作产生于十五六世纪。我在导游的指点下了解了斯特罗加诺夫画派和诺夫哥罗德画派之间的主要区别，还听到了一些关于圣像的讲解。我第一次留意到，在这些圣像上经常出现死神在十字架脚下被战胜的寓言。黑色的背景上（像是泥泞的水坑里的倒影）画着一个骷髅。几天后，我又在历史博物馆的圣像馆藏中见识了另一些独特的圣像。那是些刑具的静物画，刑具摆放在圣坛周围；圣坛上，在一块鲜亮的粉色画布上，化作鸽子的圣灵正在漫步。还有两个可怕的假面人，头顶光环，站在基督身旁：显然是和基督一起被钉上十字架，进了天堂的强盗。另一个经常出现的画面————三位天使在用餐，其前景总是屠宰羔羊的场景，很小，同时却像徽章似的醒目————我不甚理解。令我完全无法理解的当然是那些传奇绘画的题材。我从冰冷的楼上回到楼下时，壁炉里已生起了火，很少的几位工作人员围坐在那里打发周日上午的时间。我真想留下来，却不得不冒着严寒而去。从电报局————我是在那儿下的车————到无产阶级文化剧院这最后一程真叫可怕。然后，我就在剧院大厅站了一个小时，而我的等待完全白费了。几天以后我听说，格内丁之前就在那同一个地方等着我。简直无法解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要说我，当时是筋疲力尽，又不善于记住别人的长相，他穿着大衣戴着帽子，我没有认出他来倒也可以想象，而他竟然也和我一样，这听起来就令人难以置信了。当时，我就坐车回去了，原本打算去那家我们在周日经常光顾的地窖餐馆吃饭，却坐过了站，最后感到非常疲惫，宁可放弃吃午饭也不愿意再步行前往了。不过后来，我在凯旋广场鼓足了勇气，推开了一家我不认识的餐馆的门。店家看起来很好客，我要的饭菜也不错，只是那味道和我们周日常吃的那种就没法比了。在去阿丝雅那里前，我有较长的时间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刚进她房间，她就对我说赖希病了，我并不感到意外。前一天晚上他就没有去我那里，而是住在阿丝雅的疗养院同伴的家里。他正卧病在床，阿丝雅和玛尼娅过了没多久就去看他了。我和她们在疗养院的门口分手。这时，阿丝雅问我晚上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我说，“在家里待着。”她没有回答。我去找巴塞基。他不在，留了张条请我等他。这正合我意，我坐在沙发椅上，背对着近旁的炉火，叫人给我上了茶，翻阅着德语杂志。过了一个小时，他来了。不过，他让我整晚都留下。我思来想去，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还有一位客人要来，我很想知道这一晚会是什么情形；另一方面，巴塞基正打算给我提供一些关于俄国电影的有用的信息。最后，我还期待着一顿晚餐。（这一期待后来落空了。）想让人转告阿丝雅我待在巴塞基家，电话却打不通，疗养院里没人接电话。最后，打发了一个人去报信，我担心此人去迟了，其实我并不知道阿丝雅是否愿意去我那里。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是打算要去的。不过，她总算及时收到了信。信上写道：“亲爱的阿丝雅，今晚我在巴塞基家。明天四点我去你那里。瓦尔特。”一开始我把“晚上”和“在”（abendsbei）这两个词写在一块儿了，随后又在当中画了一道斜杠把它们分开。结果，阿丝雅一开始还以为我写的是“今晚我有空”（abendsfrei）。————后来，来了一位克罗内克尔博士，此人是此地一家大型俄罗斯与奥地利合资公司的奥地利代表。我从巴塞基那里听说，此人是社会民主党人士。不过，他显得很聪明，游历过不少地方，说话实事求是。我们聊到了毒气战，我的观点给他俩留下了印象。

    1月17日

    前一天拜访巴塞基的最重要的收获是，我请他帮我办离境手续，他答应了。为此，他让我周一（16日[1]）早点儿去接他。我到了，他还在床上。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可真难。十二点一刻，我们才终于站在了凯旋广场上，而我十一点钟就到他那里了。之前，我在那家常去的小甜品店喝了咖啡，吃了一块蛋糕。这么做是对的，因为这天要办很多事，没工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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